<![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谢勇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必须向罗永浩致敬]]>  

CTO钱晨去职之后,即将在八月份发布的T3,几乎是罗永浩手机事业最后一个机会了。

 

几年前,听说出现了一个叫罗辑思维的脱口秀节目,有趣有料三观正,主持人是个姓罗的胖子。看了节目后才知道,这个同样姓罗的胖子,叫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振宇接过了罗永浩的枪,在互联网上扮演美国脱口秀明星,玩创业,玩社群,搞电商,一直到今天,搞投资搞金融,风生水起。

 

而几乎同时,正牌网红、天才脱口秀演员罗永浩,开始做他认为更牛事情:生产手机。于是就有了属于罗永浩的那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风格海报:圣洁之光投进一个应该属于理工男的操作间,两张风格符合画风的工作台,以及墙上密密挂着各式工具。图纸摊开,使用的器具放在一旁。围裙被机油弄脏了,垂在地板上。而胖胖的罗永浩,就坐在椅子上用小锤在小心敲着什么东西——莫非,锤子手机就是他用锤子这样一点点敲出来的?

 

一个英语教师做手机。这是一件怎么看都不靠谱的事情。甚至,在他创业5年之后,民众看法也并没能改变多少。难道罗永浩不是把一次次产品发布会变成他的秀场?即便那

个高峰时刻,罗永浩看起来——虽然发布会上的种种憧憬和许诺最终纷纷被打脸,还因为与红口白牙说出的承诺不符,最终被粉丝提起诉讼,最终公堂相见。

 

新机发布之前,负责产品的合伙人离开,几乎是在宣布,与锤子手机此前的每一个版本一样,T3会是一件艰难的作品。艰难如同在接受采访时候,罗永浩承认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犯过四个错误。他说:“我看了一下四年前我们的合影,发现不光是我,他们也变老了一些,我也挺难过的。他们如果不是跟着我,可能老的没有这么快,因为科技行业是非常累的。我们那儿有非常多的文青,如果不做科技产业,而从事文化产业的话,他们可能老得不会这么快。“”

 

坦率说,必须指出,老罗的言论非常正确。如果他玩得不是科技行业,而是走网红路线,玩文艺学术+电商,完全会比今天这样一个二流企业家的境遇要好。

 

罗永浩和罗振宇除了姓氏和体型,岁数也差不多,老罗73,罗胖74,他,他们都做成了估值十亿级别的企业,在今天,两罗的差异也特别明显:因为过劳肥,罗永浩更胖更黑面色憔悴,而另一个以胖子自居的罗振宇,其实已经接近健身减肥成功,越来越像今天创投圈里面的成功人士:自律、健康、因为顺势而为踏上风口而总是那么轻盈。举手投足间,从胜利走向胜利。

 

放着一流网红路不走,却硬着头皮做二流企业家,这样的罗永浩,实在拧巴。也许今天罗永浩看上去比罗振宇大十岁,胖一圈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创业选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因为跨界而必须支付的学习和时间成本,以及不作不死的工匠精神导致错过国产手机红利期。四次大错误,每一次不顺利,其实在罗永浩决定做手机的那一瞬间就被决定了。借用VC习惯的话说,现在还做手机这样的实业,根本就不在风口。

 

今天的风口在哪?我认识的一位九零后美少女看得透彻:“很多人看不上咪蒙,就内容来看,满屏吐槽还逻辑不通,读下来除了满脑子咆哮啥都不剩……但不能否认读起来的时候很爽啊,这契合的是大众的减压追求,跟看爆米花电影、欣赏维密天使是一个性质的。零食第一要求是好吃,谁管它有没有营养。”在经济增长乏力、未来不明的时代,真正的风口只能是娱乐至死,只能是全民娱乐,网红、直播。

 

大势如此,罗永浩本来可以搞得风声水起,因为所有这些,他几乎都已经玩过,并有了足够的资源积累。唯一的缺憾恐怕在于,这条通往成功之路,未必符合他关于牛逼和成功的想法:“站着把钱挣了“,而且,他是要在所有人面前,包括粉丝面前,都要站着。

 

不惜放弃了在相声、脱口秀方面的禀赋,以及一贯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快意恩仇。一个真正拧巴的,死磕自己的人,在所有的道路面前,往往会选择最远,最艰难那条。甚至赌上自己的未来。他不愿走捷径,甚至不愿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资源完成就近的最可能实现的成功。这样的人注定只会在滑稽笑料和牛逼英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老罗的归宿也只能二者取其一,并无第三选项。

 

 

所谓彪悍人生,是要吃尽苦头的。在刚结束的奇点峰会上,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说,在罗永浩、张向东、徐沪生的故事里,你会看到这些四十岁上下,有着自己对社会的理解,也还没有被平凡击倒,依旧怀揣任性的所谓“少数派“”,正在依托一个大时代,用一些精致但有力量的事情揭开中国商业的一种新可能性。而罗永浩任性而拼命压榨自己,要完成一个背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业。即便他的手机最后失败,我依然要向挑战自己原生人格的老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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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万科不可避免走向平庸]]> 距离宝能2015711日开始举牌万科,已经过去一年,这场关于“全球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商”、同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样板公司的控制权争夺,已至终局。

高西庆谈万科之争时候说:不要像过去那样最终靠规则外力量解决。但是几乎注定,这次,依然还会依靠规则之外的力量,走向结局。

另一位企业家史玉柱洋洋洒洒写下长微博,描述了他眼中的“皆大欢喜”的宝万之争结局:稳住管理层、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战略咨询费。两个大股东、管理层、独董组成新的董事会。万科保留合伙人制度,并尽最大可能保持现企业文化、经营机制和经营风格。董事长、总裁由合伙人集体商议推荐,董事会考核批准。

 

而如果博弈各方不肯妥协,史玉柱判断,管理团队集体出走,万科伤筋动骨,最终将走向“平庸而多输结局“”。事实上,目前已有部分万科高职级人士另作他谋:今年6月,万科原高级副总裁、首席人力资源官陈玮离职。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万科股权局势不明朗,一些层级较高的老万科人与管理者,正陆续以不同名义离开万科。外界虽还能在公司名录里看见他们的名字,但实际上,他们中已有部分以退休名义离开,或以不再分管万科重要业务的名义从万科核心业务逐渐撤离。

 

聪明人不会做傻事,商业的智慧在于妥协。没人会愚蠢到接受各方皆输的状况。如果把这场公司控制权之争视为一盘棋局,那现在已至终局:亮出实力,阐明厉害之后,大势面前,结局了然。看看新华社对于王、姚两人采访,语气都已缓和,王石强调,万科团队应当摒弃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在多元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共赢的方案往前走。而在更换万科管理层的霸道总裁方案被否决之后,姚振华则表述“我们将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从大局出发,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从万科长远发展出发,以最大的诚意与各相关方进行坦诚沟通,尽快平息纷争”。

 

休兵议和,已成共识。最终,这个个史玉柱眼中多赢结局,定会到来。还有,王石离开万科,也近乎定局。

 

有媒体归纳:今天宝万故事,早已是明面上的公司控制权之争,也不是什么规则情怀、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之争,甚至也不仅是中国改革中绊倒无数英雄的所有制的问题、更与田王恋情无关。紧要之处是所有这些层面加起来的,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国市场经济文明发展路径的问题。而万科这个企业,则“荣幸”地扮演了这样重要角色。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进步,在关键处总是要落在关键少数人身上,今天的王石、姚振华、傅育宁,都成了书写历史的关键角色。回顾中国改革进程中,其实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关键样本:年广久、大邱庄、红塔集团、科龙……这些关键角色,为中国市场经济塑形,落下了关键笔墨。而事件中万科的表现与其归宿,无论最后结局是“多赢”,或者“多输”,可以确定的是,都是一个太“中国”的故事了。

从大历史角度看,万科在今天中国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其市场经济理想的鼓吹者,是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而且更牛的是,作为房地产企业,把价值观转化成好生意。早在十几年前,《万科周刊》就以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犀利的文风,在中国企业界甚至在知识分子圈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一干财经媒体成长起来之前,万科周刊则是中国最好的财经媒体之一。而万科周刊论坛,则是早年最好的财经BBS之一。这上面聚拢了一群自认为能够改变中国的精英人群。这份媒体塑造了万科文化、并为王石确定了他万科精神教父的地位,而同时,也让万科在前互联网时代,拥有了互联网公司的某种基因:社群、粉丝营销、生活方式——乃至价值理念。

 

如王石自己描述,快捷且颇具冲击力的经济改革让人们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令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机会选择物质丰裕、享有个人尊严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中国企业家如同一个战略群体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借助体制转型向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靠拢时,我们的企业家们也正逐步成长为影响这个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这段话,有着一种青春期般的自信和张扬。这是说这段的企业家和认同这个理念的民众,迎来了他们的黄金年代,也终将告别自己的青葱岁月。

 

周其仁先生写过一篇《可惜了,科龙》,他说,自己不想再写一篇《可惜了,万科》。目前看来,周先生的这篇文章一定要写,而且,在未来,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写下去。中国式市场经济和其中英雄们的故事,还将不断写下去,但王石时代的万科,以及那种张扬自私的市场经济崇拜和青春期文化,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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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游客“爆买日本”的真问题]]> “赢了,中国的各位,你们也高兴了,去日本桥多买点东西,高高兴兴地带回去吧。”中国超级联赛第三名广州富力队在客场战胜日本三冠王大阪钢巴之后,有日本球迷如此在论坛上留言。而各种吐槽调侃中,不乏“中华联赛崛起,J联赛已成夕阳联赛”的哀叹。

    搜了一下资料,原来日本球迷说的日本桥很不简单。现在的日本桥于1911年完工,这一年正好是明治44年,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日本桥是日本步入强国的象征性建筑,桥头的青铜麒麟张开的翅膀,象征着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腾飞。

    日本桥一带,除了大型百货店以外,还分布着许多从江户时代承传下来的百年老店。不知道是否真有中国球迷在看完比赛之后,来到日本桥购物,并带着双重的喜悦离开。但在这个春节假期,足足45万中国游客赴日本购物,狂掷了千亿日元。从智能马桶盖电饭煲,到300元一公斤的大米,似乎能够买到、能够搬得动的日常用品,都成了中国游客购买的目标。由于购物欲望强烈,花钱毫不手软,日本媒体将之称为“爆买”——这个词实在贴切。而由于日本个人消费持续萎靡不足,富士电视台甚至声称,未来抓不住中国游客,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千里送君马桶盖。考虑到“抵制日货”的情形尚不遥远,国人一下子迸发出的日货热情,实在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而看凤凰网的在线调查,57%的网民表示,“爆买日本”其实是全球化时代正常的旅游购物,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表示出于爱国心和对于本土品牌的信任,会坚持买国货者,仅仅只有34%。似乎在瞬间,中国从一个民族主义涌动的地方,变成了全球化的拥趸和动力源,中国民众心态也从狭隘敏感变得开放自信。

    变化当然不可能真的在“瞬间”发生。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崛起和日本增长无力,也已经是既成事实,日本领先亚洲的现实已被打破,美国欧洲以及各个邻国谈及亚洲未来,首先提及中国而不再是日本。中日问题专家朱建荣援引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3月发表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4年度报告》称,2013年亚洲37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排名表里,日本下降至第23位。1990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1/8,2000年为日本的1/4,而到了2010年,取代了日本从1968年以来长达42年为世界第二的地位,2014年底,按照美元汇率计算,中国GDP又成为日本的两倍。也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水涨船高,在财团介入下,中国职业足球才能大手笔购买外援,实力让其他国家球迷各种羡慕嫉妒恨。

    而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之后,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技术研究、开发能力获得大幅度提高。不但贸易结构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就是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方面,经过几十年追赶,也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日本,比如宇航技术、电子产业和信息产业等。而学习自日本的高铁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日本。

    在日常生活用品领域,从中国进口的农副产品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已经有评论家惊呼日本即将成为中国农产品的殖民地——“Made in China”全面打入日本服装、食品、电器、工具等市场。而据朱先生描述,与以前最为不同的是,一般老百姓过去总抱怨中国的产品质量低劣,现在很少听到这类说法了。也许,在国人兴高采烈一头大汗搬运回国的日货中,依然有不少是Made in China。

    中国真的造不出好智能马桶盖,造不出好电饭煲,生产不出最优质大米吗?坦率说,我不是把匠人精神挂在嘴边的“情怀党”,但了解过日本水俣病、“痛痛病”等重金属污染事件之后,也不难发现,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制造业升级等等,都是后发国家在高速发展中遭遇相似的成长之痛。

    那么,跳出“中国制造业和日本制造业哪家强”“中国制造需不需要生产智能马桶”等伪问题,“爆买日本”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很明显,是传统经济结构中被忽视压抑的中产消费欲望,与现实中国制造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匹配。这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与中国消费转型升级未能同速同步的问题,也是中国从温饱型社会转型为小康社会(中产社会)必然遭遇的问题。

    中国内需不振的假象在日本荡然无存,接下来,就看中国制造如何追赶中国消费了。但实际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信徒,不会看不到面对市场时候,中国制造表现出的强大成长性——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最后放弃了三星、索尼手机,入手了华为或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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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人类失去联想,世界还是那样]]> “联想要酷但不装酷。”在与十位互联网活跃人士进行了闭门会议之后,曾经的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在一封回信中,终于用很联想的方式表达了结论。传统中国式圆融周全中,在自己划定的圈子里往外跨出半步。
这是个过分正确的结论,面面俱到、无懈可击。非常符合国人钟情的“中”的精神。但无论如何,柳传志毕竟看到了这个正在变“酷”的时代。反应更激烈的是专注“空调”的董明珠,在刚刚结束的某企业家年会上,这位作风凌厉的女性企业家声称,雷军应该去和华为打赌,去像她一样,在手机领域做到第一,仿佛忘了,其实正是她自己,主动把赌注从一元变成十亿,让一场半真半假的玩笑,硬生生成为两个时代的对决。
冲动总被自我遏制
无论是西山会议,还是让董明珠频频失态,雷军都成功展示了他的存在。无论喜不喜欢,他仿佛就成为空气中的一种气息,逼着柳传志们去思考,去表态,去选择。当然,不同的企业领袖们,做出不同的抉择。最终,柳传志的态度是,等一下,慢慢看。而董明珠则直接开火,将小米称为“骗子”。
雷军真的很像骗子,没有生产线,没有工人,没有那些被联想们视为珍宝的“专利”,甚至他都懒得开会。可以对比的,是联想严格的会议制度。对比联想和格力,小米没有一件东西能说是做到了极致,而是各种二流产品的“贴牌”。所以面对小米和美的合作,董明珠对自己的产品更加自豪:“你们今天在座没有选择格力空调,回去一定要换。你们回家用,如果你换了格力空调,你电费一年不节约两千块钱你找我,我给你换货,因为我代言做了广告,我说话算话。”
但是,如果问,“小米+美的”vs“联想+摩托罗拉”,哪种联合更让人兴奋?不同的企业家,恐怕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则在说明这位答案提供者,是生活在哪一个时代。在10月30日完成的,从谷歌那里收购摩托罗拉这笔大涨中国人士气的生意中,联想最得意的成果,是买了摩托罗拉3500名员工和超过2000项专利资产,以及摩托罗拉移动品牌和商标组合和欧美市场。这些东西,在联想看来价值29亿美元。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闪烁着的联想式智慧:29亿当中,大概15亿是三年之后才需要支付,另外1.4%当中,有半发股票给谷歌,总之,“付款方式对联想特别有利”。
这种小智慧很容易让人们回忆起联想失败的FM365项目。即便失败,“不但没有亏钱,反而赚回了一些本儿”
让联想没有承受真实损失的FM365项目,是14年前联想为其天禧电脑用户提供定制服务而进行的互联网尝试,当时的联想,想用“用最红的人,做最红的广告,1年烧1亿钞票,3年做成中国最红的网站”。FM365与AOL合资,采用“上网接入”方式,提供内容增值服务。用户按月付费得到一个账号,利用该账号从专用的客户端上网,客户端中集成了AOL提供的所有服务:新闻、娱乐、教育、财经、视频,搜索、邮件、聊天室、及时通讯、新闻组等等。在当事员工眼中,“这个模式到现在看都似乎天衣无缝,在那个时候自然更是无可非议的。”。
但最终,尝试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习惯从硬件思考问题的联想,互联网战略遭遇挫折。类似的事件还有,在刘强东还在中关村站柜台的时候、,联想就收购了卓越,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试水者这一,可是,在2004年,联想为了筹资买下IBM弃若敝履的PC业务,把方兴未艾的卓越网卖给了亚马逊。还有,2000年8月前后,联想已把眼光投射到移动互联网,时为联想高级副总裁杨元庆声称公司在积极申请手机生产牌照。他说:“联想对单纯的手机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可移动上网的手机,还有可移动上网的掌上电脑。”但联想的移动互联网先机,也在他们将手机业务卖出去又回购的折腾中丧失,他们今天勉力追赶的iPhone,其雏形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比联想的移动互联网战略晚了近5年。
2000年,被联想选中成FM365代言人的谢霆锋帅得逆天,在这一年里,谢霆锋除了到联想上了一天班,还公开了与王菲的恋情。14年后,两个人再次走在一起,而联想,也又一次面临互联网的冲动和“硬”与“软”的纠结。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还是那样
无论是联想还是格力,今天的数字都足够炫目漂亮、足以让他们不必对小米的存在过分紧张。比如,截至2014年9月30日,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联想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及平板电脑的总销量创新高达3560万台,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份额近20%,提前完成此前设定的两年目标。此外,随着对IBMX86服务器业务和摩托罗拉移动并购的完成,联想已跃居全球第三大和中国第一大服务器厂商,以及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就在11月中旬,联想董事会业绩发布会,联想第三季度业绩特别突出,净利润又创新高,市场占有率也大幅度扩大。
而从联想系投资布局来看,联想控股的君联资本和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与联想集团的乐基金联合投资项目——乐逗游戏今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实现了大约70-80倍的回报;而联想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今年9月战略投资的神州租车也正式在港挂牌,11月24日,公司市值超过300亿港元。此外,联想控股在现代农业、消费与现代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热门领域也早已展开布局。
再看格力,成立23年,年营业额突破1200亿,空调行业绝对的龙头老大。2014年天猫电器城的“双11”预售开始后不到半个月内,格力就预售1.5匹空调7737套、1匹空调 5329套。这场预售活动共吸引各大空调品牌11个型号参与,仅格力2个型号的预售量占比就接近60%。
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刺激到了柳传志们。西山会议缘起与一篇荒诞不经的文章《联想破产了》。这篇文章分析了显赫一时的巨人联想何以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而且言之凿凿称,柳传志哭了。
柳传志为何对一篇文章认真,为什么几句联想不够酷,会让他觉得需要用一封低调谦和的亲笔信进行回应?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柳传志还算其他人,都清楚,无论是格力还是联想,都不在风口上。联想的业务和未来均正在失去想象力,今天的联想,其内核也已经没有太多激情。当时间进入2014年,我们发现,人类失去联想,世界还是那样。无论是格力还是联想,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即便他们在按照自己的蓝图,按部就班的耕耘着。
事实上,联想传统PC市场份额尽管早已居全球市场首位,但从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整个传统PC销量已多个季度下滑;而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领域,以黑马姿态杀入的小米正在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手机行业,如果不是算上摩托罗拉移动的市场份额,联想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小米超越。关键是,这一切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
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最近几年,联想手机业绩背后,运营商这一渠道功不可没。据媒体报道,联想手机近70%的市场份额来自运营商定制机。按照国资委的要求,三大运营三年削减400亿元营销成本,定制机首当其冲。一旦运营商定制机补贴消失,联想的市场份额会急速下滑。为此,联想此前曾调整手机销售渠道,在全国划分为100个销售网格,力推渠道下沉。此次向互联网转型,也是迫于运营商渠道流失的被动防守。
科幻小说《三体》中,作家刘慈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迎接数百年以后的外星袭击,人类不断扩充组织防御力量,最终组建了一直自认为足够强大的太空舰队。可最后,这只军队迎来的,仅仅是一个水滴状的太空探测器。这个强互作用力材料(SIM)所制成的宇宙探测器,因为其形状相似所以被人类称之为水滴,会反射几乎100%的电磁波,表面绝对光滑,处于绝对零度,完全由被强相互作用力紧密锁死的质子与中子构成,无坚不摧,在末日之战中,仅一个水滴就摧毁了人类太空武装力量全部的2000艘战舰,并封锁了太阳的电波放大能力。
雷军和小米,会是这颗水滴吗?或者用更通俗的比喻,在欧洲人见到黑天鹅之前,一直以为天鹅是白色的,直到在澳洲,他们看到了第一只黑天鹅。一切围绕白天鹅建构起来的知识价值体系瞬间崩塌,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有黑天鹅的时代——无论是否情愿。
雷军是一只黑天鹅吗?
黑天鹅出现,世界变软
无论雷军是不是真的黑天鹅,我们都已经进入了黑天鹅时代。这个时代里,工业化的坚硬世界,在经历了互联网变平作用之后,移动互联的揉捏下,已经变软了。变软的标志,就是原子与比特的结合。如西山会议上面,一直研究产业变革的胡泳所言,“硬件越来越不是硬件了,硬件里面有大量的软件,甚至这个软件会取代硬件的功能。你会发现,他们做硬件的时候用的是做软件的思维。比如说摩托罗拉,如果用两年研究一款手机,手机到是出来了,两年以后消费者需求完全变了,他如果不把软件快速迭代,跟用户紧密结合,甚至说产品还有bug的时候就把它推出来,如果不这么做,硬件没有前途。它不仅里面有软件,并且把软件的创新方式应用到硬件的生产上。”
联想似乎并不在这个变软的世界里里。董明珠也不在,她喜欢坚硬生活。所以,她会非常看重这样的数字对比:1007亿对300亿,7万员工对4000余人,3万家终端门店对0门店,她会津津乐道格力空调省多少电,还会讲述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候收获的趣闻:格力空调因为太安静,导致走得时候会忘记关掉。她将之视为对格力的赞扬。
可雷军会告诉她,这样的格力空调,并没有真正尊重用户。为什么不能让客户回到家里,在手机上提醒他空调没有关闭,甚至出差在外也可以通过APP关闭空调呢?
在胡泳看来,“产业互联网的黄金时代马上就到来了,最大的土壤就在于,怎么让原子变化的速度赶上比特变化的速度,这里面是有金矿的。如果抓住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把自己从一个非指数级增长的空间,弄到指数级增长的空间。”
无论是联想还是格力,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指数级空间,因为这个空间需要柔软的生存者,在这个空间里,用户模式大于工程模式。小米真正的竞争力不是什么粉丝营销方式,而是洞悉了用互联网基因重新做消费的变革,如有评论总结:小米的盈利模式最最重要的就是轻资产,它没有工厂,所以它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它没有渠道,没有零售店,它可以采用互联网的电商直销模式,这样的话没有渠道成本,没有店面成本,没有销售成本,直接让利用户;小米把注意力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上。以移动终端为中心,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小米电视、小米盒子,小米汽车。从手机到客厅到汽车到公共空间。小米总是在场。
或许,在雷军眼中的联想和格力,如同三维世界中的人看待两维人物,越努力,距离真正的未来就越遥远。在这个意义上,董明珠说得也对,雷军根本就不应该瞄准格力,因为在未来,这些两维世界的建设者们,都不过是三维世界的原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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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为爱金条的证监会诗人一叹]]>




虽然有些“政治不正确”,可观察落马证监会官员李量,还是着实令人多了份叹息,


在作家陈祖芬的眼睛里,李量“娃娃脸,红扑扑的,杨柳青年画似的,抹着阳光。”看新闻照片,就会发现陈祖芬此言不虚,这位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喜欢古诗词,曾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叱咤风云,曾经主管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门和创业板发行的学者型官员,与我们习惯的面相凝重,满脸写满“官”字的官员不同,多了些书卷气和青春气,也多了几分感性。


而且,作为学者型官员,李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和专业所长:他参与创业版发行法规规则制定的作,而正是创业板,为不少中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创新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创新,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可以说,作为官员,李量在自己岗位上,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当然,这是他该做的。
除了该做的,李量还做了不少不该做的。创业板开闸之后,在拟上市公司高管眼中,位未必高,权却极重。阳光的,喜欢诗歌的李量自然是如日中天。这自然不会是敬仰他的才华——在中国,拥有一张娃娃脸的古诗词爱好者多了去了,就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几位。如日中天是因为李量掌握创业版审核发行的权力。也就说说,想上市,就得请他高抬贵手,点头首肯。而为了让李量点头一笑,当然不妨多花些心思和金钱。


这自然就放大了他的另外一种业余爱好。除了古诗词,李量还喜好黄金。而且在这一方面,李量依然坚持拥有自己特殊的品位:据媒体披露,李量尤其喜欢中国黄金的制式金条。坦率言,这在我看来也是李量诗人气质的一种表现。熟悉经济发展现实的人都清楚,今天的黄金早已经不再拥有货币属性,而仅仅是一种贵重金属,而且存在贬值的风险。如果仅仅是出于贪财心态,有专业学术背景的李量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更有效率,更隐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应该把自己的智商,拉平到满世界买金的中国大妈一种水准。


在中国证券市场二十周年的时候,李量曾经专门写诗纪念。因为情感炙热,甚至被诗友以为是一首情诗。李量真的热爱自己的证券事业,当然,他同时也热爱着诗歌、黄金和财富。


喜爱财富、诗歌,这些其实都算是普遍而真实,甚至可称美好的人性,但是,制度设计失灵,缺乏监管的审判制度而非国际通行的的注册制度,让政府的手长长伸到市场里面,这些都使李量的这些人性,在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里面,不断滋长各种欲望,最终将自己的人生推向悲剧一面。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从审批走向注册制。注册制强调市场化自由投融资,要求监管机构回归监管本原,而投资价值判断方面,让市场说话,即便企业通过注册登记,市场不认可,发行也可能失败。如果中国证券市场真能走到这一步,李量式的悲剧,也许真可能避免,他还能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为中国的进步尽一份力,他也还能继续写下这样的诗句:自由是草原的梦想,谁在放牧一望无际的向往。青青的牧草喂养生命的悠闲,截取天地的哪一段都是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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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乐视创新三重门:颠覆者不作不死]]>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乐视网,股票代码:300104)及债券(债券简称:12乐视01,债券代码:112085;债券简称:12乐视02,债券代码:112099)已于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目前,该重大事项涉及部分问题仍在进一步的洽谈与商讨。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为防止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将于12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悬念留在了最后一刻,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不知道,导致乐视停牌的重大事项究竟是什么。是回归中国大陆的贾跃亭最终脱敏?是早期发展中,与汇金立方那一抹灰色最后被抹去,是振奋人心的see计划让乐视的股民和支持者们欣欣然张望又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方向?

也许会是好消息。新京报报道了尚处秘密状态的乐视see计划:今年夏天,北汽和乐视都入股了美国高科技纯电动汽车设计公司Atieva。美媒报道,在Tesla成功之后,Tesla的创始董事谢家鹏博士带领一批专家创建了Atieva公司,Atieva公司的技术团队,主要来自欧美汽车集团和硅谷科技公司。今年4月,北汽董事长徐和谊曾提出“汽车企业未来可能会成为互联网企业的贴牌制造商”的观点,甚至点名“乐视”,表示愿意“代工生产乐视汽车”。

据悉,贾跃亭在美国曾和徐和谊密会,初步达成了合作汽车的意向。

与互联网世界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同,物联网世界不会仅有一家独大。所以,即便不是特斯拉而是Atieva,也不妨碍乐视又一次成为激进的变革者。在从互联网转型到物联网的过程中,在比特与原子相结合的智能制造中,乐视又一次走在了时代前面。只是这一次,他不需要用再承担激进变革者的风险和成本。

随着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关于“新经济”的探讨热度再次飙升。在不少专家看来,新经济最需要的是更宽的融资渠道、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更宽松的管制。简而言之,新经济需要比过去更好的推力。

乐视等颠覆式创新样本的命运,给我们理解中国新经济在当下的生存空间以及合适正确的助推力,提供着或正或负的样本。

跳出这次乐视危机,这起在2014年底吸引着人们眼球的事件,其展示的意义自然不仅在于乐视公司本身:一次激进的变革如何最后折戟沉沙,灰色助推力带来的变革可能性究竟是在腐蚀社会、还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种变革,目标正确,手段充满争议,如此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状态,是否说明了中国当下互联网企业发展中的伦理困境?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乐视以及乐视版创新的三重门。

颠覆者“不做不死”

与其他互联网电视运营商不同,乐视从来就表现出激进的颠覆姿态。贾跃亭要打造的,是“平台+内容+应用+终端”生态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就是再造一个互联网版的广电系统,而且具有封闭性。可以说,目前所有搞互联网电视的企业,都没有乐视这般肆无忌惮。

打造这种模式有多难?不妨从几个反例进行说明。实际上,当电视变得聪明起来,并非仅仅只有乐视等互联网企业能看到的趋势,据财经杂志报道,早年TCL董事长李东生就向相关领导请示大力发展智能电视,当时领导还做过批复。2010年前后除TCL之外,创维等彩电厂家均有意构建自己的内容生态圈来发展智能电视,海信甚至启动了电视APP大赛。但随着2011年相关政府机构发布《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 “181号文”),要求对互联网电视上的视频进行严格管制,所有互联网电视上的内容都必须由具备内容牌照的企业运营,并且必须交由具有集成播控牌照的企业分发播放。该令一出,彩电厂家的自建视频内容都在当年停止运营,转向与牌照方合作的方式。多数踩线的活跃互联网企业,在广电总局多次重申该禁令之后,亦将内容交由牌照方运营。

与这些稍作尝试就识趣放弃的电视厂商不同,乐视要做的,却是硬件软件内容全方位颠覆。乐视并非在每个点上都做到最好,但是一旦整个生态链条完成,占得先机的乐视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客厅的主宰者。

市场给予了这一思路认可:2010年8月12日,贾跃亭创办的乐视网在中国创业版上市,成为中国视频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当年乐视网营业收入2.38亿元,净利润7009万元。但顶着三网融合第一股的光环和产业“颠覆者”的创新形象,乐视网市值一路走高,2014年初一度冲到了410亿元人民币,成为创业板市值最高的公司,贾跃亭也跃升创业板首富。在市场最乐观时,民族证券、中金公司等预测乐视网未来市值将超过千亿级。 

但是所有乐观预期都建立在这一一个前提上,乐视版颠覆式创新,最终可以让相关方面高抬贵手,让贾跃亭的思路在现实中一步步落地。

现实并没有想象那么美好,7月,有关“相关管理部门告知7家集成服务牌照方不能再与乐视网合作”的传言四处传播,乐视方向监管部门直接了解的结果是,乐视与央视在互联网机顶盒合作中存在违规并要求整改,在整改期间除央视以外的其他牌照方暂停与乐视合作,待整改完成并验收后其他牌照方再继续与乐视网进行正常合作。一家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表示,“这次矛头指向乐视网,我们觉得政策方面的风险很难规避。乐视必须要设法过这一关。”

随后的事件表明,乐视这一关,难过。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乐视版颠覆创新,几乎与中国所有的颠覆创新一样,是注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很简单,颠覆式创新指向的是成熟行业。而中国社会中,一个成熟的行业,在面临被消解的时刻,都不仅仅是经济事件,而更是社会问题。

为什么中国式互联网产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发展的时候,社会的关注视野集中在制造、金融、能源领域。布局十五年以后,这些宏图壮志,一方面与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属性相关,同样重要的,则是这些企业无法直接进入“当下”。

在揭示乐视的特殊背景之后,人们似乎能够焕然大悟乐视能够难得抱有颠覆式创新的原因所在。因为具有特殊背景,乐视表现出了其他企业不具备的抗压性。不过,这种背景本身并不可靠, 潜权力与明制度夹杂资本,多方博弈的结果,很可能将创新者本身被颠覆掉。

不谈理想,且去PE

乐视被认为是通关高手。单单做一个视频网站,就需要过牌照观、资金观和行业资源观,而申请牌照,就要过工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等多个部门的关口。处在。在本次危机之前,乐视能够在隐形大网中桀骜不驯般前进,是否存在背后推手,自然令人遐想。

事实上换个角度,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也许最适合完成中国客厅革命这一历史使命的,并不是目光长远,却永远在游移的贾跃亭,而是那位神秘的王成。是哪个已经失败的体制内的天天在线项目。

媒体已经完整梳理了神秘富商王诚的成长故事,了解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似乎能够理解王诚与贾跃亭能够结交相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双方的故乡:平陆与垣曲仅仅相距两百公里,也不仅仅在于财富共同增长的可能性,在精神层面存在想通相知,让王诚能够在贾跃亭那里,看到实现自己夭折理想的可能。

在出版与2005年7月的《通信文化浪潮》中,王诚这样写道,我国通信文化产业迎来了千载不遇的发展机会,他还引用了一名法国记者的话,“在因特网时代,只要谁买下文化,谁就可以控制时代。”

王诚的理想,就是将天天在线打造成一个电视化、娱乐化、家庭化、精品化的“网络电视”。 在2005年——而不是2010年,王诚就已经考虑互联网电视的产业化。这也是为什么,贾跃亭会说,当年乐视网的融资困难的时候,而汇金立方是唯一能够看懂乐视模式的公司。

试想一下,如果是天天在线而不是乐视在推动中国客厅革命,一切都将顺利起来。作为中国网通集团旗下子公司,作为网通进行体制创新,与IDG、软银等投资公司共同打造的一家电信增值和互联网增值服务企业。天天在线几乎拥有一切令今天的相关企业眼红的资质和拍照。天天在线被赋予了中国网通打造宽带网络和视频信息平台的重任,拥有深厚的官方背景和包括“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在内的25项资质,是中国互联网类企业中资质最为齐全的公司之一。其领航者王诚懂业务,有眼光,并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而且,还拥有在中国社会“你懂的”的那种特殊背景。

但是,几乎一切条件都具备的天天在线,依然逃不脱体制内创新者的坠落轨迹。由于其身上的国有企业色彩与资本推动的互联网视频发展轨迹不断产生冲突,最终到2011年4月,天天在线在工商局注销。而此时,视频网站购买热门电视剧集的费用已经涨至每集30-80万元。

根据现有的材料,依然无法判断天天在线的失败,与王诚转型到汇金立方,从三网融合的变革先锋转型成金融投资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贾跃亭还是王诚,最终都没有完成中国客厅的这场变革。而对于王诚这样的似乎具备一切条件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颠覆式创新,想要有所作为,依然如西西弗斯般。要想破局,仅仅依靠技术提供的可能,甚至创业者的勇气能力,都是不够的。

如何看待贾跃亭和乐视的故事?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或者,贾跃亭被视为一个喜欢忽悠,结交权贵,从一个画饼走向另外一个画饼,并在画饼中不断扩大自己财富的赌徒——还记得媒体如何写他喜欢的股权质押手法吗?而另一边,贾跃亭则被认为是互联网驱动的新经济之典型,一个没有背景的山西县城机关里的网管,一个思想活跃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商业奇才,在技术变革带来的变革浪潮面前,脱离体制迅速抓住时机,他代表着未来中国客厅变革的方向。

与简单明确价值判断相比,现实总显得过分复杂。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巨大市场,一场多数人都需要的变革,一个明明会实现多方共赢,社会进步的生意,如果想要进入,想要抓住机实现理想,除了野心与能力面前,更需要却明暗之间潜行。在政治伦理,商业伦理还是社会伦理交织的夹缝中,乐视和乐视式创新,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可以想象,如果能渡过此关,乐视会像其他企业一样,告别颠覆式创新,回到“边缘生长”的“正确道路”上,手机、互联网汽车等其他,怎么都行,但是,别碰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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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双十一:物欲杀死情欲]]> “零时零分,某小区的几十栋高层仍是灯火通明,家家亮着灯。那是一种寂静的明亮,没有电视和音响的嘈杂,只有女人手中鼠标嗒嗒嗒的响声。小区传达室的王大爷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思索良久,又点上一根烟,最终坚定地关掉了小区总电闸。那一晚他为小区男业主们挽回了上亿元的财产损失。那一天,是公元2014年11月11日。”

这是今年“双十一”前流传在微信圈里的段子。即便不是女权主义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存在着歧视意味:在这个本身就蕴含着“性”意味的节日中,中国女性正在遭遇着污名化风险。她们被视为物欲高涨的人群,在这个夜晚,这些贪婪且经济不独立、控制欲旺盛,企图拥有房子、车子、被各种商品拥挤起来的生活的女人们,脸色绯红目光炯炯,面朝屏幕物欲盎然。而“双十一”,则是她们这一真实面目显露的时刻。

燥物时代的商业机密

实际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网购用户中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网购人均金额也高于女性,买得比女性更加频繁的男性用户比例更高。

调查结果与网民感受不符,也和今年9月24日,马云在出席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时曾经透露的“商业机密”相左。按照马云的说法,“阿里巴巴70%的买家是女性”。但我个人还是宁愿相信数据研究。不仅因为在事实和数据面前,直觉常常犯错,而是现实经历告诉我,在这样一个燥物社会中,对商品的追逐和渴望,是超越地区和性别的。比如,作为一名较少网购的男性,在几天时间密集大量浏览电商网站造成的后果是,我不仅开始把浏览二手车电商作为一项娱乐方式,还在认真考虑,是否用商家推荐的以旧换旧方式,凑些钱换辆好车体验下?

没有人会怀疑在2014年,在这个普遍恋物的时代,“双十一”与中国网商会创造出新的天文数字,跨上新的台阶。即便阿里过分小气,不让其他电商使用“双十一”概念,可商业文明一旦被培育起来,就不会仅属于一个商家。作为旁观者,我们不得不佩服阿里培育商业文明的眼光和能力。在2009年前,11月11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光棍节,也不过是网络屌丝自嘲式的玩笑。当其时淘宝商城,也就是未来的天猫筹办举办促销活动的时候,选择11月11日实在有点冒险:因为光棍节刚好处于传统零售业十一黄金周和圣诞促销季中间。但这时天气变化,正是人们添置冬装的时候,“当时选‘双十一’概念,想试一试,看网上的促销活动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窗口”。

不仅是得屌丝者得天下

在今天,论证阿里“双十一”的成功,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消费与屌丝文化之间的关联。更准确说法是,中国电商是随着屌丝一起逆袭而成长的。“光棍”这一概念隐含的性匮乏与消费背后的商品匮乏,通过移情的心理机制,在通过打折狂欢的方式,实现了节日化效果。从这个层面看,双十一实在是太精妙的一次镶嵌式组合。

“双十一”的成功并非因为中国庞大屌丝群体的存在,而在于屌丝群体正在走出屌丝而不自知。或者说,太多中产内心里依然跳跃着一颗屌丝的心。这也是为什么一定是天猫完成了“双十一”的奇迹而不是淘宝的原因:阿里感觉到了这一群体走出草根,渴望有品质生活的变化。这也是“双十一”成为全民狂欢式节日的秘密。用折扣方式强调匮乏以刺激物欲。

匮乏意味着渴望获得,意味着面向未来的蓬勃购买力。“双十一”之所以能够从网络屌丝一句自嘲式粗鄙玩笑,经过六年时间,成为电商时代商业文明的成功范例。当然与中国社会庞大的屌丝阶层相关,但更准确的说法,则应该与屌丝阶层漫漫逆袭之路相关。

事实上,不仅是得屌丝者得天下这么简单。秘密在于,中国所谓的屌丝,是拥有真金白银的,是事实上不断变得富有,但心灵并没有得到相应发育的奇怪生物。以第三世界国家标准看,中国屌丝们已拥有不菲的财富,但由于不协调的城市化,由于高企的房价,由于人民币在国内市场购买力始终没有摆脱扭曲失衡状态,人们事实上的收入增长被严重无视。压抑的购买力需要一次喷发的奇迹,用购买摆脱孤独,则是消费最好的借口。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仍然顽强地展示着匮乏感。这种匮乏几乎是全方位的,属于各个基层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奇妙之处在于,各个阶层,无论是贵族富豪还是中产屌丝,都没有拥有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生活品质,错位与挫败感,富足与匮乏感奇妙混杂,如同“双十一”最终与单身屌丝青年无关,成为中产阶层购物时刻。

“双十一”终将成为日常

阿里判断和塑造商业文明的能力已经不需要质疑或者赞誉,不过,电商今天应该问的问题恐怕是,这种狂欢真的会成为常态吗?“双十一”爆发式增长,会一年年持续下去吗?如果终结,它会何时总结,以怎样的方式总结?以及,这个彰显物欲的节日,对于它所在的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变化已经开始了,常识是狂欢终会过去,告别飞速增长,迎来新常态的人们迟早要面对建设日常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以物为乐的电商狂欢,在哲学上恰恰是反物的。工业化能满足生存匮乏,却掩盖了“物”本身。即便是符号化消费的奢侈品,也无法与廉价商品区别开。不妨举个现实的例子。我们无法从电商买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设计师马可亲手缝的裙子。那些用数月完成的服饰可以说是超级奢侈品。它们属于社会最精英最有权势的阶层。可生活方式不就是如此变化吗?从精英向大众,或快或慢传导。

对于“双十一”的消解已经开始。回到文章开头的段子。那一幕中第二个不真实之处在于,因为预订方式和菜鸟的出现,“双十一”那24小时的“尖峰时刻”变得并不重要了。一切早已准备好,大数据了解需求,物流提前预备、“双十一”正在变成例行的演出。如同春节的品质慢慢融入日常生活一样,“双十一”也最终将成为日常一部分。而未来,当被寄予厚望的随互联网长大的“85后”成为中国社会最具消费能力的中坚。电商和互联网生存的日常化最终完成,当身心协调,符号隐去,“物”品呈现之后,我们该如何建设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变局中,包括阿里在内的各色人等,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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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马云和我们一起告别购物为乐的时代]]>

 

自从阿里控股文化中国,马云要拍电影就不再是新闻了。所以,当他来到著名的拉古娜海滩,展现他关于阿里电影事业未来的想法时,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应该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会生产出什么样子的电影?

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建立在以下背景上:中国电影市场正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它每年都在获得惊的增长规模,在今年,中国票房盈利将首次达到50亿美元。而在执政党提供的宏伟蓝图中,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值得注意的背景还有:马云这位商业明星和民族英雄,互联网布道者来到好莱坞寻找机会的时候,领导人习近平,刚刚指明了这个国家文化艺术应该走的方向:去低俗化、为人民服务。

曾经被封为中国文化市场奇才的郭敬明和赵本山,处境一下子变得微妙。郭敬明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拜金主义色彩,而赵本山,则成为低俗的代表,虽然他的文化产品受到众多底层民众欢迎,但这些人,算是“人民”吗?

这些背景让马云的电影愿景变得格外引人关注。在拉古娜海滩,马云宣布,他不会想着阿里电影事业很快成功赚钱,但是他希望十年之后,他的电影能够帮助中国人解决精神上的麻烦。“电影是最好的解决良药。”

这算是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文艺观念的有力呼应吗?无法否认、中国电影市场存在明显的畸形特征:反智、浅薄价值观、浮华空洞、蹩脚的故事。就在马云表达出对于中国电影质量不满意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电影评论家戴锦华也在文章里面对2014年的中国电影表达出强烈不满,在她看来,在这一年,高涨票房的另外真实一面、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坍塌”。戴锦华制造这一状况的,甚至包括中国电影观众。那些“成功的”电影,包括《心花弄放》《后会无期》《亲爱的》《小时代》,都是纯感官,无价值的。

我们能够看到,包括在中国观众问题上,马云与戴锦华的观点存在想通性,寻找中国电影的希望,一定要面向未来。即便在中国,付出不菲的金钱进入电影院里的那些人,连”电影观众“都算不上,但在未来、“中国将会有两亿中产阶级,他们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马云)

BAT(百度、阿里、腾讯)进入中国封闭的电影行业之后,互联网改造电影产业的各种可能就被充分畅想着。投资方式、故事选择、观看方式、票房预测等等。这些领域中,各种创新都在进行。但这些革新都并没有能够指向电影的内容和品质。坦率说,在我看来、无论是腾讯严重依靠产品经理提供的服务精神,还是百度的工程师文化,都不会太多指向电影品质和价值观。他们可能可以改变中国电影很多方面,但是未必能够提升中国电影的美学趣味。

阿里不同。因为马云不是技术狂人,成为首富之后,他似乎更加不爱钱了。而且,他钟爱电影。他从惠特尼·休斯顿在《保镖》中的表演,学到了演讲的方法。他从《教父》和《阿甘正传》中获得了思想资源。他自己则是两部经典纪录片的主角。而在他与ebay的关键战役中,是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给了他植入广告的机会。他所痴迷的武侠文化,则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母体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家一直强调价值观的公司,并且总是试图指向未来。还有、别忘了马云的信念是,一个公司要长远发展,必须为社会解决问题。甚至我们可以引申为,一个公司能够取得的成就,与她为社会解决的问题成正比——当然,这里所谈论的公司,必须刨除中国式市场经济中太多特色。

所以,未来马云和阿里在电影领域要做的事情,肯定不会满足于用商业系统生态运行一个传统的文化产业。“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规模的公司,你必须要去思考未来。一些阿里巴巴像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与身体和精神健康相关的。他并没有详细阐述精神健康的问题,但是他提到了目前的环境状况。”“中国富有的速度非常快,我门担心当人们有了更多的钱的时候,却没有更为最深刻的思想。”

当马云说他在思考电影能不能给人以教育意义的时候,别以为他在开玩笑。马云说的没错,淘宝拥有精神属性、它还是一个”娱乐“产品。今天中国电影的种种问题,都算是这个以购物为乐时代的精神表征,那么,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要正视未来是:终有一天,中国社会将告别拜物为乐,那个时候,阿里会提供什么产品,并且以此,实现自己的成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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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谁在“刮灭”蓝翔?]]> 自从副校长带队跨省“打扫卫生”引发群体斗殴事件被媒体曝光,经历过一个多月的密集报道之后,“神”一般存在的蓝翔技校,迎来了危机时刻:教学水平、广告策略、学生管理模式等等负面新闻缠身、咨询、报名人数下降90%。而学校灵魂、全国人大代表荣兰祥则陷入超生、拥有多个身份证的丑闻中。这些丑闻,在过去可以想办法抹去、摆平,但在风声鹤唳,一切从严的当下,事情接踵而至,件件致命,难怪荣兰祥会坦承,这一次,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而这家学校,面临的命运似乎“不是刮台风,而是刮灭风”。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伴随着7、8十年代出生,看电视长大的北方儿童一起成长,并且在互联网世界中反复成为再创作题材,引爆网络狂欢的民间职业培训学校,是否真的将在这次“不做不死”般的危机中成为历史?

事实上,一所民办职校,且以短训速成为主要模式、即便具有所谓象征意义,其命运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也未必有多么重要。所以,当我们谈论蓝翔技校的时候,实际上要关注的,也不仅是在自爆家丑之后,曾经一起创业的荣兰祥夫妇那农民富豪阶层不足为外人知的生活潜状态,而更应该是这个声名赫赫,甚至有些名不副实得冠以什么帝国名头的职业教育企业,在这个时代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它生长所依赖的,究竟是怎样的土壤

目前被全面质疑的蓝翔技校,是否是说明这背后的一切,是否都已经到了变革时刻?


(小标)蓝翔抓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农民的机遇,她没辜负这时代

如腾讯今日话题做出的定性:蓝翔是个好段子。这个段子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来自河南的底层农民在改革开放给予机遇面前,做出一番事业,改变别人也改变自己命运的励志故事,同时,也看到这位草莽英雄在命运变革以后,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惯性,在新媒体环境下,自杀般引爆事件。一步步失控后,同时把自己和事业推向危机时刻的故事。

当然应该问问面对超生,面对三个身份证,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有关部门到底有没有猫腻。不过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们怕也都清楚,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在中国式政商关系中不断成长,并且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拥有这些“便利”者,绝不会只是荣兰祥一个。甚至可以判断,这是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关键是,跨省打架、多生孩子,三妻四妾等等,这些事件反映出的荣兰祥的品味、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具有太浓重的中国农耕文明色彩,或者更直白些,这样的故事,太前现代、太农民也太草莽了。

蓝翔的成长,同样具有这样的草莽色彩。比如被媒体挖掘出的当年在济南车站暴力争夺生源的故事。针对蒙昧农家子弟教育培训市场,在一开始注定会出现丛林规则。这是市场经济从产生到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这样的历史故事,在今天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是因为围观者已经比较彻底完成了城市化现代化,而忘了来路如何。
不过,在拥有数亿财富之后,荣兰祥自己还用底层中国传统社会的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只能感叹,他身上的农民气息,实在是太浓重了,在今天,这种农民气质和智慧,又实在太不合时宜。

作为学校灵魂,荣兰祥的农民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特性,也属于蓝翔技校,是蓝翔的精神特征。除了因扮演过毛泽东而似乎天然具有在中下层中国民众公信力的唐国强之外,蓝翔技校的招牌是老板荣兰祥本人。这位来自河南商丘的农民,本身就是生源百分之八十为农家子弟的蓝翔技校的活广告:出身底层而又资质平庸,不能通过高考等等方式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们,你们想在城乡隔离的中国成为成功阶层的一分子吗?那就到蓝翔技校来吧。

市场需求、就业压力,政府扶持,这三者被认为是支持蓝翔职业培训模式的三大支柱。但除了这三大支柱,蓝翔技校之成功,更在于把握了一个历史大潮,那就是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城镇化大潮,特别是21世纪以后,中国内部城市化与外向型中国制造进入全球生产体系带来的就业机会。

中国内部城市化让挖掘机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呃指数之一,而外向型的中国制造,由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制造业以高资金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技术、低人力成本为特征、长期进行的是低附加值生产,对于技术工人的技能要求并不高。需要的,是低工资,勤劳,听话的低端产业工人。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对于蓝翔的教学水平,从来不缺乏诟病,但在诟病声中,蓝翔步步做大。因为对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而言,技能并不重要,听话、军事化管理,可以长久从事重复性低技能劳动,这才是对与最大多数中国产业工人的需求。甚至我们对比同一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之前的量进入珠三角、长三角的所谓农民工,在缺乏技能培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找到工作岗位,那么已经进行了技能培训的蓝翔技校学生 ,岂不更受欢迎?。三十年,四十万人,蓝翔之所以完成这一奇迹,是能够完成这一大量而低技能低收入需求。


也正是这一需求,在仅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民改变命运,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并改变命运的机会。荣兰祥和他的学生们一如路遥平凡世界里的角色,一如余华活着里的角色,一切以找到”工作“,离开土地,活下去,完成命运的转换为最终目标。这也难怪,“就业是检验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曾是蓝翔技校的宣传口号,甚至,这一内在母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延续并获得变形:2013年8月“济南百余农民凭电焊手艺拿澳洲绿卡”的报道,其中济南孝里镇农民就是从蓝翔毕业的。而2014年5月,20个烹饪、工程机械专业的蓝翔毕业生被上海某建筑施工企业聘用,前往乌干达,其年薪据称达到20万元人民币。

 

(小标)骨子里,蓝翔并没有工业精神,也没有工匠精神


不过,这种以生存、就业为基本价值的培训方式,这种以就业为惟一导向的教育模式,是注定没法培养出真正出色的高级技能人才的。因为蓝翔模式,具有太强烈的农耕文明色彩、其骨子里面,却缺乏适合工业化社会、特别是制造业升级换代,走向高端所呼唤的工业精神乃至工匠精神。

前不久,据称为蓝翔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蓝翔的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和清华北大的有什么区别”被疯狂转发。最后证实,前半句为荣兰祥所言,后半部分为网友杜撰,但其背后隐藏的含义非常明显。那就是,对比用脑的人才,蓝翔人更有实际操作能力,更注重技能。但是,要注意,即便是荣兰祥自己强调的认真学习技能,“学习一定要安心,学厨师的就做好饭菜,学汽车修理的就要修好汽车,学美容美发的就要化好妆剪好头发……”其指向的,依然是就业和谋生:”职业学校跟清华北大等高校没有可比性,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才,但教育的目的是一样的,高工资体面就业甚至成功创业。”学什么依然是为了“谋生”,而非对技术本身的执着和敬畏、尊重乃至迷恋。


借用一段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释:工业精神:是人们对工业产品赋予的积极态度,是一国工业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在企业层面则体现为对市场和产品本身的尊重,是设计和制造人员附着在产品上的情感和能量,以及对产品创新和制造过程精益求精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是制造者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价值而获得的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与立足于农耕社会以生存为惟一目标的活着精神,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工匠精神,则是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工业精神升华版。可以说,工匠精神是更强调创造的工业精神。


可以预见,即便蓝翔挺过此劫,在未来,她也将遇到危机、这一危机包括三方面,一、中国城市化搞一段落,土地城市化让位与人的城市化,挖掘机指数增长空间已经极其有限。二,制造业升级又于蓝领工人提出新的要求。三、人口红利结束、计划生育政策效应造成新生代青年人士减少,就业并不成为太大问题,到城市落脚也变得简单而不那么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结果已经凸显,挖掘机早已不再是蓝翔的热门专业,招生人数也大大压缩。真正对其构成致命危机的则是后面两点。特别是面对新型工业化带来的教育模式和就业变化,蓝翔已经很难跟上这趟列车了。


所谓新型工业化,也称工业化4.0”,是相对于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的“工业1.0”、20世纪初电气化的“工业2.0”、20世纪70年代信息化的“工业3.0”而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化4.0被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制造业升级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美国的“再工业化”风潮、德国的“工业4.0”和“互联工厂”战略以及日韩等国制造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一历史潮流下,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生产方法,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手段,实现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新型工业化带来对于劳动力的新需求,同时需要针对劳动力的新的培训方式。按照就业趋势估计,未来十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可能迎来黄金期。在长三角、辽宁等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将形成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从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仍是一个较大的缺口,在今后重点发展的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和智能制造装备等领域,装备制造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将进一步提升。但这块市场,蓝翔有心想吃,也未必能吃到。

而就新培训方式而论,一些地方尝试的现代学徒制,已经开始试点成型并推广。现代学徒制是将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与自然形态的学徒制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起源于联邦德国的职业培训,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广泛推行,其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强大功能和效率为世人瞩目,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战略。我国目前已进入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阶段,相关育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被认为对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促进青年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然,正像李毅中最近所说,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多2.0,3.0时代的课程要补。但是无可讳言的是,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将是颠覆性的,而在职业教育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异逐渐被填平的今天,未来还有多少空间给蓝翔继续他的教育模式和草莽故事,都难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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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55吋平板:总有种力量让你没法泪流满面]]>

想象一下一款55英寸的平板电脑出现在你卧室或者客厅中的样子,除非房间够大,否则除了电视墙,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摆放这个大家伙?

但是且慢,55寸的平板,或者 我们干脆让它更大些,难道不是可以再做很多事情吗?比如,把照片放得足够大,又或者,无限制精准再现一幅艺术作品,再或者,干脆让它自己成为一堵美丽的墙,可以实时呈现风景,成为你的秘密花园。又或者,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等等最终完善,这个足够大的的平板,具有三D成像功能,能够成为你客厅里的虚拟管家或者虚拟主妇,辅以技术成熟的感官传导生成设备,成为你的“HER”。无论是汤唯还是全智贤,只需要付一点点版权费用,她们就会从云端进入你的客厅。

当然,这需要两个前提,一,你是单身宅男,二,你已经富有到拥有一个客厅。

得承认这一系列美好设想肇始于一个并非让人愉快的现实。据媒体报道,某家国内电视厂商正在准备推出55英寸的平板电脑,“凡是消费者的手机、PAD终端可以看的视频内容全部可以投射到这个大平板上观看。”这样“不靠谱发明”,其意义在于规避相关部门关于互联网电视的监管政策。也就是说,发明这款超级大的平板电脑,其原初目的,只是逃避“电视”这个语词。在这块很大的屏幕面前,相关部门以及行业“保卫电视”的悲壮感,一瞬间消失。而另一方面,语词(电视,或者平板)与物的关系,也获得了某种奇妙而清晰的呈现。

哲学家福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词与物》,在这本书里,福柯提到,“语言在古典时代的存在,既是最高的,又并不引人注目”。古典论述(discours)的基本任务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语言不再直接与所命名的物相似,但“仍以另一种形式成为启示的场所并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表达的空间中” 。语言与世界形成了某种类推关系,而不再是指称关系。

这段话太哲学太抽象,不妨沿着他的思路曲解式阐释下我们的遭遇的这个现实:当一个电视被强行赋予平板之名,起初我们会以为不过是表现出某种扭曲的规则,凸显出部分现实,但是,这种曲解意味着新的关系产生,毕竟,新的语词带来的新可能,也会在新的规则中,给予物以新的属性。比如这块即将出现的拥有很大很大的屏幕的平板,虽然我们总是会想象,其配置和硬件构造与现行的互联网电视并不会有多大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名字,平板电脑的身份决定了其不会像互联网电视终端(盒子和电视)一样被广电总局监管。但是,如果我们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平板”上,一块超大的平板,它能够做什么?想象空间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比如我们在文章一开始进行的种种可能性设想。

事实上,机遇总是在失控中(out of control)出现的,未来本来就孕育在混沌中。这是凯文•凯利的信条。这位未来学家之所以拥有如此多中国互联网大佬拥趸,享受着在母国难以想象的声望和地位,也许,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那些想法实在太适合这个急切需要创新,但是环境又非常特殊的地方了。在这个地方,技术带来的种种顺理成章的可能性,常常因为异常坚硬的现实,特别需要kk强调 “无中生有”力量。在他的九律里面,专门强调了所谓“持久的不均衡状态”。对于中国式互联网创新而言,不均衡几乎可以被视为常态:既然道路常常不通,既然对于财富如此渴望,面对那扇坚固而随时会出现的门,中国企业家们的反应则常常是,从门下面挖个洞,钻过去。事实上,除了超大平板这个“洞”,还有投影电视搭载互联网势力进军客厅、多屏互动(基于DLNA、闪联、Miracast等协议,通过WIFI网络连接不同终端进行多媒体内容传输、播放等操作)等等可行性。这些都意味着新的生态圈以及未来庞大市场的可能性,自然,在未来,同样面临新的政策风险。

时刻准备着挖个洞钻过去,才是中国式创新的秘密。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捞不着泪流满面?面对让历史倒退的感叹,千万别沮丧,面向未来的中国企业家们也没时间沮丧抒情,他们也不会关心这个55寸的大家伙究竟该叫什么,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在监管面前,再挖一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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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马云会成为红顶商人吗?]]>     用价值观“赚钱”,通过改造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来成就自己。这才是马云和阿里巴巴故事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中国社会一直到现在还算不上熟悉的商业文明价值观。别忘了,在中国语境里,很久以来,价值观指向的是仅仅是政治层面,是一连串严肃拘谨强有力的口号,这也是为什么,当马云用一连串这种话语体系的词汇描述未来,形容梦想的时候,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骗子。
    从央视当年的纪录片《书生马云》中,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先知在对蒙昧大多数布道时必然遭遇的尴尬。同样的状况甚至发生在马云向“十八罗汉”讲演的历史时刻。即便大家都做凝重沉思状,可是,眼神中依然存在这疑惑: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忽悠的男人,究竟想做什么?
    但不管怎样,15年前杭州一处普通民宅里面,50万元人民币,18个人起步的阿里,最后将自己的名字与一连串伟大的公司一起闪耀:苹果、微软、Facebook、以及更传统的埃克森美孚、GE、沃尔玛,如有评论所言,这是个“代表了现代商业文明演进最高境界”的俱乐部。
    理论家们可以从马云身上同时找到一连串的西方商业文明范式中的“正确”与“不正确”,一面是市场经济、规则、开放、互联网,另一面,则是马云身上的东方文化烙印、民族主义色彩,以及由于思想驳杂,导致在公共议题上的屡屡“失言”。马云一开始就和政府生意,到现在还是如此,从不避讳和政府谈恋爱,甚至就在上市之前,还因为他的股权结构、因为特定股东的特殊背景,以及特殊的合伙人制度,而遭到诟病批评。
    还有,在美国上市之后,面对异样的游戏规则,阿里的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会被放大。并有可能酝酿成未来的风险,比如假货导致诉讼风险,、比如关联交易。这些在未来都有可能让阿里翻船。但是,商人必须面对真实世界,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迅速增长的中产人群,决定了企业家要有所作为,必须植根在这块土地上,与其一起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部分接受这个市场里面有特色的政商关系,成为圈层中的一员。这是个需要双赢的故事,而要实现双赢,中国式智慧与世界规则缺一不可。
    马云英语教师的身份仿佛是阿里故事的隐喻,两种语言,两种价值观,明规则与潜规则,马云需要寻找微妙的平衡。他与李一、王林的交往并不被知识精英阶层认可,但是,正是这种看起来层次不高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却实践着民间创新制造社会繁荣的理论。接受规则,并且在博弈中改变规则,马云和阿里,就这样成为中国式市场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写照。
    虽然马云一再强调,鉴于他的求学履历,既然他可以成功,大多数人都可以成功。正如上市庆祝宴会上他所言“说实话,我们没想到会走到今天,也没准备走到今天,可能也不应该是我们走到今天。”可实际上,到了今天,几乎所有地球人都要承认,他就是个天才般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商人。当然,他也可能犯错,阿里巴巴的命运,同样存在着像雅虎、网景等等传奇一样,划出漂亮弧线以后迅速坠落的可能性。但是,那又如何?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土壤的特殊性,马云的成功,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尤其显得珍贵。
    这就是马云和阿里的意义,即便在它前面,还有中移动和中石油,可人们都知道,作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两种纬度,究竟谁,更应该代表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未来。如果马云和阿里巴巴真能给中国打开这样一扇门,走出一条被世界真正认可的中国商业发展之路,如果最后马云始终没成为所谓“红顶商人”,无论他结局如何,都可以用伟大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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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走出晋商兴衰轮回]]> 在这个闷热的夏季,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9月初举办的国际晋商大会,与天气形成对比的是气氛之“冷清”、缺席者陡增:组委会主任白云不见了,本应该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很多领导不见了,还有,本来作为杰出晋商代表的那些企业家们,邢利斌、贾延亮、袁玉珠、张新明等,也已经不见了。而那些可以参加,有分量够资格参加的本地晋商们,对此“盛会”唯恐避之不及,怕“去了就回不来”。

意气风发的是郭台铭,这位祖籍山西晋城的台湾商人,在如此低迷诡异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表示,今年鸿海在山西新增投资金额将超过50亿元。2014年,富士康在山西的产值一定会超过600亿元。据《山西日报》报道,大会致辞后,王儒林走到前排,与郭台铭等握手交谈。郭台铭在山西的生意与煤没有太多关联,富士康晋城产区主要生产工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精密模具,而太原产区主要是高端手机零部件。也许在王儒林乃至其前任袁纯清看来,郭台铭才应该是晋商未来的代表。

在袁纯清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用“资源诅咒”的概念形容山西,他将山西称为“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认为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制约了发展空间,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

更要命的是依附煤炭资源形成的“山头”文化。袁纯清提出,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一定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则更加可怕。遗憾的是,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使一些干部眼中只有煤炭,开口闭口都是煤炭,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形成了(确切地讲是异化为)以煤炭为依赖的“发展生态”和“资源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有些话,袁纯清一定看清楚了但没有说出来。比如,依附煤炭资源,山西形成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和路径依赖,更是建立在“黑金经济”上扭曲的政商模式和商业文化,形成了灰色的社会氛围,而在这个氛围下,山西部分官员与企业家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官员倒下,就牵连到一群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被抓,就关涉众多官员。利益交错,关系盘根错节。即便有人会腹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却始终无碍官商互惠互利模式的持续运转,无碍做成的一笔笔勾兑生意。

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晋商与“煤老板”几画等号,中国社会不断因为这一群体的暴富与恶俗而皱眉,我们看到了财富,却很难看到晋商身上杰出的企业家基因和创业冲动。资源诅咒,成就财富,却也杀死晋商。

实际上,只要愿意寻找,总会发现这些黑金罪人身上,有一些东西闪烁着异样光泽。比如已经不再是舆论关注焦点的山西商人丁书苗,当反金陵十三钗式欲望想象逐渐淡去,人们终于会注意到被称为“傻娘”的她—曾在改革开放的田野上,挨家挨户收鸡蛋,去做些小买卖,点滴积累着财富。居于她灵魂深处的,是晋商传统中对财富极度渴望,以及获取财富的种种“优秀”品质—勤劳,耐心,嗅觉灵敏,判断力出众,当然,还有对于中国官场的高超领悟力和彻底臣服。

还有这次山西反腐风暴核心人物之一,因7000万嫁女而闻名的邢利斌,1990年,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开始“创业”,回吕梁的中阳县承包小铁厂。同年,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煤矿,正式进入煤炭行业。据报道,邢利斌介入煤炭生意之初,资金匮乏,就从中阳、柳林等地村民手中集资购买煤矿。邢利斌言而有信,到期就足额支付了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当地的老百姓都愿意借钱给他。邢利斌出具的集资借款白条,在当地一度成了可以流通的硬通货。

邢利斌有着超常的胆量和嗅觉,他精准把握住了煤炭价格暴涨前夜的有利时机。长达近10年持续走高的煤炭市场,保证了其一手打造的联盛集团在高杠杆模式下的扩张,链条仍不断裂。可以说,“邢利斌们”就是一个商业奇才,他们的商业才能,对比郭台铭,又差在哪里?

差距不在商业才能,却在其他。邢利斌、丁书苗们的短板,在于缺乏“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在于不去坚守企业家商人的独立地位,在于看不到“官商交往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

但这些能完全归咎于这群晋商吗?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中国经济场中,权力从来都没有缺席。所谓依附资源,归根结底是依附对原材料、土地、贷款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有着予取予夺的权力。与权力共舞获得成功,同时产生了无数牺牲品。当这些晋商们成为白手套的代名词,企业家精神内核和专业的商战能力,也就蜕变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是梁启超在1912年自海外归来时在北京发表的言论。晋商作为中国第一商帮,对于中国商业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一以贯之的“以义制利”的理念,以股份制为核心,包括职业经理人、身股制等一系列先进企业制度,并凭借这些,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商业做到极致。

问题在于,这些沉淀在血液中的能力与冲动,却无力挣脱官商关系的各色枷锁。只要在这块土壤中扎根,其长出的枝叶,结出的果实,其实都已经注定是什么样子。甚至,比起前辈,今天的晋商更加依附权力,每一次山西省重塑煤炭生产格局,对他们而言都是机会,他们只要能够把权力伺候好,就意味着财富继续膨胀。而对这个国家,则意味着各种荒诞而土气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继续弥漫,企业家们距离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越来越远。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指出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却无法拷贝。根本改变“煤文化”特质,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要走出魔咒,不仅仅是山西经济转型要求解的问题,更需要的,则是重构社会机制以及经济运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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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请向闾丘露薇道歉]]> 在沸沸扬扬的“孩子香港街头小便,大陆夫妻与港人发生激烈冲突”舆论事件中,媒体人闾丘露薇意外成为关注焦点。她转发的一段视频以及与此相配的文字,遭遇到众多大陆网民近乎疯狂的质疑和批判。坦率说,不少言论,已经堪比事件原本的焦点,香港街头那滩已经消失了的排泄物了。

 

闾丘露薇女士转发视频时候所配发的文字主要是这两段微博,被认为是“严重伤害”了大陆网民的感情。而对闾丘露薇以及其转发视频的指责,概括起来是如下几点:“1、你隐瞒了父母主动带小孩去厕所排队很久直到小孩终于憋不住。2、你隐瞒了小孩尿尿时母亲专门用纸尿布接住。3、你隐瞒了母亲还把纸尿布装入口袋提着。4、你隐瞒了港人拉扯斥喝且拍了小女孩私处后父母才夺记忆卡。”。

 

可实际上,这两段文字,并无太多倾向性,作为对事件过程的简单归纳,即便真的存在那些网友列举的事实,也不能推翻或者证伪闾丘露薇的陈述,而更需要指出的,则是这些所谓细节中,既有当时孩童父母未经证实的自我陈述,(排对很久知道小孩憋不住)也有围观网民同样未被证实的想象性认知(因为拍摄了幼童私处父母才去夺记忆卡)。甚至,随着事件渐渐清晰,连是大便还是小便,有没有采取措施,甚至当事孩童是男是女等等关键信息,都存在反转可能。

 

当然,闾丘露薇的转述也存在瑕疵,“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来自未经证实的当事人表述,应该注明为转述,而非直接的事实陈述。至于第二段的评论性文字:“不要在公开场合暴露孩子身体是做父母常识,找不到厕所,找个角落避一避。帮孩子换内衣都应该去厕所,或者角落,不要当着陌生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如果真的厕所和人口比太低,要求政府多建公厕。另外在香港,再有道理,动手一定违法,要维权,比如要删除照片,主动报警,电话999。”,在我看来,根本不应该引起什么争议。这难道不是身为母亲的作者,对于大陆父母遇到此类情况应该如何应对的提醒?而且,这些意见,都还是大陆媒体一直所倡导的所谓“理性”“建设性”的。

 

可恰恰是这两段还算冷静的描述以及理性建设性的意见,激起了愤怒。审视起来,会发现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对于众多网民而言,为什么这些尚未确认的事件细节显得如此重要?

 

按照学者桑斯坦的说法,人际传播的规律是“先有立场,再有传播”,甚至,我们可以将之表述为,“立场即真相”。在本次冲突事件中,貌似大家都在讨论“真相”问题,在指责媒体人如何隐瞒真相,但事实是,除了闾丘露薇等等少数人,更多人并没有关注到事实(fact)与真相(truth)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大部分网民是用自己的想象和价值观描绘出了所谓的真相(truth)。

 

于是我们不难明白,那些未必真实的细节,对于大部分中国网民有多么重要。这是他们想象事件所必须的材料。而这些细节,恰恰又非常符合他们对于自己和其他大陆民众在香港处境的情感性认知:大陆游客努力按照异域规则行事,却由于种种限度和边界总会出错,并且,港人无视陆客这种变化和努力,依旧报以鄙视和羞辱。当这种情绪化认知又伴随了孩子的哭泣,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刺激拥有表达权力和能力的大陆中产网民和舆论领袖们吗?

 

脱离开情绪认知,回归理性认知是困难的。坦率说,那段不算长的视频,我是分了好几次,花了很长时间才艰难看完。“艰难”为很难抵抗自发的代入感。我第一次到香港,落脚的地方就是事发地西洋菜街,当我手里提着重重的两箱奶粉,和携带一个超大的行李箱,里面同样是给孩子买的安全的进口奶粉奶粉朋友一起走过街头,分明感受到某种异样的眼光,甚至因为陌生而心怀恐惧。这是个和大陆文化完全不同的场域,从语言到规则,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以及,那种隐隐表达出的歧视和敌意。即便理性告之,这是个法治与文明之地,依然无法抹去这种陌生感和恐惧。所以,观看视频的时候,我忍不住一次次设想,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会怎么处理。也许可以预期,我会采取比当事夫妇更激烈的方式对待拍摄者和围观者。

 

但是,等看完视频,等看到更完整的报道,等控制住情绪关注到事实,就不难发现,在原来以为的已经“穷尽可能”的边界之外,为人父母者依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并没有真的很好的负责任的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些事情包括,了解下香港的法规和习俗,给孩子带上纸尿片,当紧急时候,克服心中的恐惧向周围人求助。同样的,不妨学会尝试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培养对于法治的信任,起码,当对方拍摄了自己孩子的隐私部位的时候,有礼貌而且明确要求对方删去照片,并及时报警求助。起码要知道香港报警电话是简单的999。

 

事实上,不管在哪个地方,一些基本的文明尺度要保持。比如,不当众暴露孩子的隐私部位,在孩子在场的时候,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以防事态失控给孩子造成心理伤害。而尤为不可接受的是,在冲突时候不能将孩子脱离自己的保护范围,甚至推给对方。坦率说,我至今不理解当事父母在视频中这般举动的背后心理动因是什么。除非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内心里

把孩子当作一种“负担”而非爱的对象。

 

当然,也要承认,当事另一方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善意,无论是当时记者还是其他当事人,同样表现出了的情绪特征。我们都清楚,这种情绪背后,则是一个宏大叙事层面的疏离和对抗。是不同社会场域之间的陌生乃至仇视。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情绪积累已经到了足够的程度,触发它,仅仅需要一次孩童的排泄,或者其他稻草。

 

也就是在这个角度,我认为,必须要给闾丘露薇喝彩,在注定不能离开,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不断进行并且加速的状态下,对话是必须的,而对话的前提,一个事保持交流的心态,另一个则是撇除情绪,还原事实,而这两条,闾丘露薇都做得足够好。而且,当她的围脖被谩骂充斥的时候,她依旧保持了足够的专业冷静和风度。没有这样的媒体人和这样的姿态,不但交流无法想象,可预见的结果只能是更情绪化,更原教旨化。

 

在对立气氛下,任何坚持理性与对话立场的声音都是可贵的。那些被情绪冲昏头脑的大陆网民,应该向这位专业媒体人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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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男人有多丑陋?]]> 这段时间,一篇标题为《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的文章,激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讨论。坦率说,读完文章,我不认为这是篇准备在公共领域严肃探讨问题、并且可以做到基本逻辑自洽之作。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各种对于中国男性——当然,主要是对文艺圈、作家圈和大众学术圈的不满,这与礼赞优雅得体的西方汉学家并行进行,语锋过处,杀伤无数。

不过,除去情绪,除去全称判断带来的逻辑伤痕,除去对于西方男性的非理性礼赞——非理性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这句:“其实,仪态万方的西方学者很多,上文提到的安克强,据说来中国的高校开讲座的时候,百来的人报告厅里,无论男女,都在流口水。”好吧,我怀疑究竟谁告诉作者流口水的事情,作者有多少判断力确认这种消息可以写进文章里?

除去这些,我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吐糟,还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中的问题:普遍存在的丑陋与粗鄙化,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漠视,乃至反审美倾向下对“丑陋”的推崇。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属于那些特定年龄特定阶层的中国男性,也同样属于同一社会体中的女性。

看看正襟危坐的官员们,看看体制内生存造就出的乌泱乌泱的拥有谄媚面孔和鄙俗灵魂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看看在广场上随着红歌和最炫民族风翩翩起舞的中国老人们。看看教育制度下塑造出的一拨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说谎者,欺骗者。这些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伤痕累累的人们,都呈现出某种反审美特征。撇开很多一厢情愿的礼赞,文章作者对于某些中国男性的刻画还是到位的。更关键地方在于,这种丑陋是全方位的丑陋,既关系身体,也关系精神。

不妨将中国男人的丑陋问题放置在美学语境下思考。事实上,美学认为更应该关心艺术与精神,而非美容和健身。而如果进入审美文化研究层面,则对于资本主义的审美趣味更是颇多批判:消费时代通过传媒表达出审美意识形态,塑造出的美丽原型依然尤其阶级属性。那些“帅气”男人往往不是底层而是精英。也许,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为啥不如西方精英阶层那么帅?

如此不难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反美学基因。那就是,整个社会并没有真正拥有包括身体之美在内的日常生活。原因可以追溯到前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生活的抗拒和对于革命的推崇,以及连同传统文化一起解构掉的生活趣味。而在告别革命的改革开放时代,趣味与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依然是稀缺品。

其实,不论人种,一个人,无论长相如何,拥有营养充足充分发育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以及自由生长的灵魂和人之为人的起码尊严,都是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前提,也是建良善的正常生活必须的前提。但这些,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是稀缺品。所以,现实的问题是,即便中国富有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努力健身,去美容院,买贵的衣服,所有这些都做到了,他们会看起来帅些吗?我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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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用子女投票:中国中产教育观]]> 广州,一位天才少女诗人终于离开了沉默枯燥、被各种竞赛奥数和规训压抑充斥的中国应试教育体制,开始为留学做准备,随着新的教育与成长之路打开,这个家庭里原本焦虑的母亲,看似隐匿淡定的父亲以及只能用诗歌对抗体制和压抑的少女自己,都恢复了“正常”。

这是中国某家知名严肃政经媒体在2014年这个春天给我们讲述的故事。而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一则报道:一位中学生不堪忍受中国教育体制以及其他歧视的压力而跳楼自杀。

两个故事都在这家媒体的固有频道上,照例指向中国式应试教育、阐发对于体制“受害者”同情和悲悯。不过,两则报道中,关于这位天才诗人少女的相关报道却引发极大争议。新闻当事人被证明是该报某资深编辑之女,是否存在公器私用,为自己亲人沽名钓誉之嫌》而另一方面,报道文中揭示出的少女父母的教育方式表现出的口是心非,进退失据,更让不少读者不解乃至鄙夷。

不论报道是否真的违背新闻伦理,也不管报道本身存在着的细节缺失,信息源单一,失衡报道等等技术瑕疵,在我们看来,这篇报道以及其激起的争论,依然可以勾勒出当下中国智识中产阶层教育子女,以及其真实教育理念和真实的价值观、世界观。

而面对当下教育体制主体,连同市场经济社会开发塑造多元多元空间之间形成的的紧张,这种进展在一步步加速着中国中产阶层的衰老、焦虑。

诗歌:“反抗方式”还是“生存方式”?

南周报道以《扼杀一个小诗人》为题目,着力最多的自然是对于朱夏妮诗歌才华的刻画。那些词句是否算是诗,或者究竟算不算好诗见仁见智,考虑到已经有足够多的文艺界人士、诗人、学者用自己的专业水准为朱夏妮备书,我们不妨将诗歌水准问题搁置下来,回到最核心的教育与成长问题上。“成为诗人”,成为“天才少女诗人”,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成长道路?

实际上,这条道路我们并不陌生,通过文学改变命运,通过成为诗人获得接近理想中的生活,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事。在汉民族文化场域中,《诗经》代表着文明,代表着文化,而无论是楚辞还是唐诗宋词,诗歌都是一种特殊的咒语。而在中国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语言革命的重要部分就是诗歌革命,白话诗取代古体诗被认为对于中国文化演进产生极端重要的影响。

在朱夏妮父亲成长的那个年代,诗歌依然是具有某种特权的。不管是那些军旅诗人,还是作为叛逆新生代的朦胧诗以及其前身白洋淀诗人群,都是一个时代的中心。说甚至,当年的青年,今天的领导人都可以随手列举出一系列俄罗斯法国的文学名著,而诗歌,则是文学中文学,艺术中的艺术,更加高贵冷艳。

文学,特别是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的某种神奇咒语,多少乡间子弟,下里巴人,通过写作或获得这种咒语,离开土地,获得了他所追求的幸福人生?那个年代关于文学的故事有其模板。比如一位编剧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事:“我出身贫寒,十六岁才第一次到县城。我生长的地方是中国最穷苦的山区,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文学是我通往新生活的桥梁。因为文学,我的命运得以改变———从乡村进入城市,从中学教师成为刊物编辑、专业作家。 而在我之前,我看到或知道有很多人,也正是通过文学而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命运。他们因为在地区的刊物发表了一篇以上的小说、诗歌或散文而调到了县里。又因为在省级的刊物发表了一篇以上的作品而调到地区。后来又因为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调到了省城,甚至进入京城。在他们连续几级的跳跃中,文学始终是他们人生的踏板。他们的成功模式或奋斗事迹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有意思的是,当金钱财富取代诗歌文学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魔咒,文学和诗歌的魔力依然没有完全消散。除了在中国乡村依然有打工诗人存在,在围观者看来,作为事件的朱夏妮,更直接的前因是那些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而改变人生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们,以及同样具有可比性的还有出身湖北的青年作家蒋方舟。特别要指出的是,蒋方舟的母亲和朱夏妮的父亲一样,都是经历过上世纪八零年代的文学风潮,也都是文艺圈内人。

我们无法判断,“成为天才少女诗人”是朱夏妮自己的选择,还是其父母无奈之下对其进行的精心人生规划和媒体包装。不过可以肯定,这条道路与朱夏妮父母为其塑造的生活背景存在关联。布迪厄将资本类型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作为代际传承,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动用这三种资本为下一代创造未来。如果放掉伦理方面的争议,对于朱夏妮这样对于一个在文化艺术界拥有足够资源的家庭,继承家学,在父母打造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正常而理性的选择。随着甚至在强调个人奋斗的其他地方,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最近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批判,美国富豪中已经越来越少是白手起家了。

当然,随着诗歌文学在整个社会的边缘化,随着中国青年人拥有更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和多种技能,用诗歌和文学改变命运的方式,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这也可能是朱夏妮无法复制蒋方舟等人道路的原因。

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三种资本的聚合,而对比曾经的蒋方舟,夏妮的生存环境要好的多,她的家庭起码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拥有住房,而且还能够承受母亲辞去工作的压力。如果按照报道所言的规划走下去,留学海外读中学以及大学,或者在广州上个国际学校的高中,未来再去美国欧洲,都将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据笔者所知,在广州读国际学校,一个月最少要万元人民币。

中产阶层教育观:自然生长,就是什么都要!

谈到教育,中国中产阶层对于子女期待多用“自然生长”的说法,在南方周末报道中,也不断提到这一点。不过人们往往忽略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该如何实现这种“自然生长”?

让孩子亲近自然是必须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生长的全部。甚至仅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所谓自然生长吗,就是在现实中子女人性的全面发展,并最终找到其人生前行的内源性力量和独特性。

实际上,除了诗歌神童那一部分,朱夏妮走的是无数城市中产阶层子女相类似的生活。除去功课,她还学习小提琴,跑步打篮球。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所谓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种散养型的自我发育,现实的状况是,是相对于此前只注重成绩的传统时期,今天中国的中产父母要的更多。

首先,正像有研究指出的,因为教育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重要经历,也是其成功的基石。不少中国中产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就业市场中尝到了甜头,从而得以步入中产阶级。很自然,接受教育已成为中产阶级构成及延续的重要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数据显示,四分之三的中国中产家庭希望孩子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而另外,除了足够好的,足够高的教育程度,他们还希望拥有更多。希望拥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

又可以拿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白岩松做例子了,有媒体报道过白岩松的教子经历,称白岩松在儿子中考前说"你要是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我跟你急,你要是考了第一,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该报道称,白岩松并不希望儿子只知道读书、考试,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有理由和自信这么做。他对儿子的教育很成功,他儿子成绩不差、兴趣广泛,很阳光。在父母言传身教下,他也不用担心儿子会走邪路、歪路。何况,只要儿子品性良好、健康快乐,哪怕读书成绩不好,他大概也犯不着为此过于烦恼。但是在另一方面,白岩松并不否认高考制度,认为:"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本人出生于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在他童年时期就去世了,如果不是考上大学,他的人生肯定全然不同。白岩松是高考制度的一个批评者,但不是一个简单反对者。这体现在对儿子的教育方面,他只是不想儿子"考得太好"。而作为父亲,他也能够从思想和行动上给儿子提供更多的选择与自由。

给孩子更多自由,发掘孩子存在的潜能是中产阶层的普遍属性,比如,有学者研究指出,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中层阶级的双亲强调有自制力、有好奇心以及体谅他人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自制能力和移情性的理解能力。尤其在着重强调快活、好奇心和体贴父母上,中层阶级模式朝着人(儿童和其他人)的内部动力取向。

在中国大陆的中心城市里,周末早上,常常看到中产阶层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穿梭于各种培训班之间。这些培训班自然有奥数等等适应应试教育的种类,同时还有与考试无关的很多种类:轮滑,绘画,跆拳道,篮球,游泳,快板,写作甚至是乐高玩具——在发现自己丧失了玩耍能力之后,家长已经开始注意到要教给下一代玩的能力了。而即便是上奥数班,有位中产阶层的家长依然强调这是他儿子真实的兴趣。

除了好成绩,还需要好的音乐审美素养,好的健全人格的培育,以及关注孩子的身体素质等等。也就是说,所谓自由快乐,健康成长,意味着除了单纯的好成绩,还要涉及到孩子更广泛的层面,付出的精力和金钱,乃至情感,要比非中产阶层,无论是富豪阶层还是其下的阶层,都要多得多。

事实上,无论是朱夏妮甚至是韩寒,他们的成长道路都将越来越被质疑:当写作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家庭普遍具有的基本技能,所谓偏才的特长,究竟还能不能算作“才能”,都需要重新审视了。所谓,朱夏妮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越来越像个笑话。

当然,同样是追求孩子自由成长,白岩松和朱又可又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这源于大陆存在的现实逻辑:父母越强大,子女越自由,子女拥有选择的空间与父母社会地位拥有财富是成正比关系,而同时,特别是对于中国中产阶层,财富权力指数与对中国高考制度的依附程度却成反比关系。

作为知名人士,国民面孔建鸡汤型符号,白岩松能否被认为是中国中产的代表是要打上问号,而相比较而言,朱夏妮及其父母与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之间的纠缠暧昧则更加鲜明。

事实上,中国中产教育观念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什么都想要,却无法真正自由。每一点点自由都需要用金钱和精力时间投入去堆砌,而且稍有不慎,就后悔莫及,别忘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报社,政府机构等单位供职的工薪中产,根本没有试错的胆量和机会。

在教育问题上,中国中产是“清晰的反对者”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整体性存在和价值观问题始终存在疑问: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保守性以及中国中产与体制的特殊暧昧关系,中国中产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妥协的,顺从的乃至犬儒的。

过,当遭遇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时候,中国中产这些分裂的,零散的乃至相互对抗的价值观,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用脚投票一样真实,甚至,由于用脚投票需要更高的门槛和更合适的机会,“用子女投票”则更能表现出中国中产家庭真实一面。

南方周末朱夏妮报道被诟病,除了新闻伦理争议之外,还在于其父母对于所谓传统应试教育首鼠两端的态度。但在我看来,首先,对比韩寒那种毅然决然离开传统道路另辟蹊径的故事,这种纠结扭捏才更具有普遍性和样本意义。其次作为一种“教育资本”,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满正在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共识,并且使原本面目模糊的中国中产阶层逐渐清晰。

与一般认知中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作为收益方对体制较为认同的看法不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异质阶层,比如在学界针对各阶层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中,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们发现,中产阶级对于政治社会现状,尤其对于猖獗的官僚腐败,显得更为不满。相对于其它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对政府业绩的信心更低。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顶层富豪随时移民的能力,其对中国未来的预期以及安全感是更低的。这种不安全感和不适感又集中投射到孩子教育身上。

“教育制度万恶”几乎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中产阶层的共识,对于中国式教育的批判已经差不多可以把中国从幼儿园大学博士各个环节淹没了,而最终像朱夏妮一样离开大陆,到大洋彼岸过“自由而安全”的生活,也可以视为中国中产某种意义上的用脚投票、虽然在中国大陆,由于中产阶级庞大而多样化,无法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进行变革,但是在消极意义上的投票,正在影响着这个社会。

作为中产阶层的一员,朱夏妮的父亲拥有清晰的价值判断。他的微博客上有这样一条:美国著名评论家迈克尔.安提说,“中国的富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年轻人仅仅靠学历和勤奋很难获得一个好职位。腐败和关系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以前中国人还相信凭借勤奋可以使人生活的更好,现在他们的中国梦已经被终结了。”

这位“美国著名评论家”,实在只是一个笑话,不过这种情绪渲染却自有其支撑,如媒体评论所言,“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另外考虑到朱父所在的媒体行业,其薪资在近十年十年里几乎没有明显变化,甚至面临下滑风险,这种恐慌感和不信任感几乎是必然的。

在知乎上,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中国中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孩子出国以后不再回来? 答案也很明确,作为父母,希望孩子过上自由而安全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中国大陆很难找到。除此,中国中产阶层对待自己孩子的深深焦虑还在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依旧要学习刘胡兰戴上据说是鲜血染成的红领巾,这种穿越的故事,对于中国中产父母而言,始终是太残酷了。

但是,逃离是需要成本的,孩子的自由是需要财富支撑的。可惜南周没有写出朱夏妮的这条自由之路,究竟需要多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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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看不懂的“太阳花”]]> 几天前,有朋友转发微博如下

“成大零贰社社长,邱庭筠,19岁。穿着短裤夹脚拖,和240名台南公民一起搭夜车北上,声援反服贸行动。20日上午9点,在「318占领立院议场行动」记者会中,有记者问她:「怎么穿夹脚拖?是很赶吗?」她一脸酷样反问:「难不成参加社会运动,还要精心打扮,然后给你们媒体拍吗?”我在这条围脖后面有些不知深浅跟了条评论:“红卫兵范儿”,不料,却引来另外师友的愤怒:哪里像红卫兵?双方有什么可比性?

之所以说“红卫兵范儿”,是有些调侃。这位女生穿脚拖,不打扮,在媒体面前不注意“形象”的做法,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一群不爱红装爱武装,为了各种理念口号残酷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青年女性。较真说,口号理念各有真伪,甚至必须区别善恶。但是,如果抽离出理论,不纠结在“理想”,起码在这一审美层面上,在质疑资本主义式美丽,质疑新闻媒体真实性乃至质疑资本主义本身上面,这一瞬间,让我想到当年同样是热血的青年。

革命严肃,不得调侃。我这个旁观者的心态始终是不应该。当然,除了价值观必须检讨,事实在证明我错了,在随后的各种消息中,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立法院里面的革命小将还专设学生化妆室,可洗头,补妆,还要抽空回家洗澡”,“FB上讨论的最热烈的主题是林飞帆穿的那件绿外套,经肉搜是无印良品的,盛惠35百台币……”

虽然化妆间是洗手间的别称,虽然“无印良品”看起来也算不上贵,但我希望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如此,还好,都还正常,革命没有脱离日常生活的那一面。而日常生活,则意味着不走向纯粹的狂热。

其实,关于“红卫兵”,即便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几个自由主义标杆性人物都是曾经的“红卫兵”思想家。而杨小凯更是明确提出,很多批评北京政府的人,都没有能够跳出共产党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他们理解当年的历史,包括造反派和暴力等等,都是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解,关于红卫兵的话题,也才有了近乎被刺激式的反应。

从分裂到更分裂

随后,我发现,自己的几个字调侃式评价不过是一场思想价值观大碰撞的小水滴。本次台湾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本已分裂的中国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裂变对峙的催化剂。争议在从各个层面展开:从台湾的未来到服贸对于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程序是否争议到究竟有无政党操控。甚至,同样被视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和鄢烈山先生各自发表了意见相左文章,而鄢作品中更是能够很明显体会到一种情绪:用“智障人士”这样的文字形容德高望众的余英时先生,无论如何,是难以让人们接受的。可究竟是什么刺激到了鄢烈山先生?

台湾知名网友中年格瓦拉如此表达自己的疑惑:不久前的大陆知识界对待台湾洪仲丘案声音一致,为什么却不能理解本次的学运?难道就是因为这一次学生冲进了立法院?

中年兄的问题慢慢靠近问题实质。这一次台湾学生运动不被部分大陆知识分子认可,其要害不在于服贸协议对于台湾是否有所助益,也不在于学生有没有权力表达哪怕真是确实弱智的诉求,甚至根本不在于有没有其他政党力量的介入,问题的要害,确实在于实现民主转型的台湾,学生们冲进了立法机构和行政院。作为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担心,被认为是华人地区实现民主转型之典范的台湾社会,现在正在从“好民主”变成“坏民主”,担心本来已经认为终结的历史,却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表盘上,如此,这些人会担心对于中国大陆民主化而言,台湾作为对照性标杆的意义会丧失,想想在中国大陆出版的那些《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之类作品,大陆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情可想而知。

坦率说,我也有这样的忧虑。今天的台湾,拥有好民主吗?民主化究竟有没有让台湾社会向好?这些问题被认为关联到中国转型下一步,而争论正在说明,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判断,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说明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内在张力,而随着中国社会本身越来也复杂,这些分歧越来越明显,甚至最终,分歧将导致曾经同一阵营的人们最终分道扬镳。

目前被划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士,其实有很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不过在在一个“转型共识”前提下,这些分歧被掩盖下来了。转型是共识,怎么转,朝什么地方转的问题远远谈不上解决,甚至可算奢侈。

如果观察中国大陆微博微信等等社交媒体的生态,这种分歧和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早就发生,而本次台湾社运则是将分歧公开化的加速器。在目前中国大陆被笼统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纯而又纯的西方学术意义上的右翼,保守主义乃至基督教信仰,又包括了西方意义上的左派,社群主义者,女权主义,地域价值捍卫者,后现代主义等等,还有中国式文化保守主义如大陆新儒家等等。可以说,既有的政治光谱,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阵营中大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对应。

这些年,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趋复杂,阶层分化以及社会群落日益明显。“转型”这一粗糙的群体共识越来越难以保证阵营的整体性,而这个阵营本身的对立分裂也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公开化了。比如,我曾有学生,因为参与过女权活动而被几家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拒绝实习,而这种分歧公开化,仅仅是开端。

这依然是百多年困扰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延续。可以预期,在未来,争论会在一下层面展开,并一步步激烈起来:转型和改变是要在一个政党主导下有序开展还是更应期待街头社运乃至革命?而未来的转型指向的那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还是强调公平,公正而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还有,民主究竟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实现并保卫自由的手段?在未来的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

由于存在各种分歧,由于存在着本来就不尽相同的价值观,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些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待台湾的观光也变得复杂,当来到台湾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是来到一个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来到了文艺青年和左派知识分子大本营。这个也不难理解,经历过中国式资本主义以后,还有那些地方比中国大陆更加资本主义,更加唯利是图,效率之上?而面对本次学生民运,除了担心“坏民主”,“偶像走下神坛”,对于在大陆生活经验培训过的人们,人们很自然要问,如果没有经济自由,那些被学生们民众们珍视的多元化文艺化的生活方式,即便具有如此吸引力,是否还能持续下去?

实际上,关于大陆知识分子阶层台湾的争论潜藏的各种光谱差异集中显现,也是大陆内在问题的显性化,但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对于台湾而言,确有其傲慢一面:台湾为什么要承担起指引大陆民主化道路的任务?第一,这个任务,未必是小小台湾可以承受的,第二,即便能够承担,台湾社会愿意承担吗?台湾有台湾的故事,他们又不是演员。

是“台式民主”,还是“民主在台湾”?

有多少大陆知识分子在谈台湾的时候,将对象自动转换成中华民国,又进一步转换成未来的中国大陆而没有意识到台湾民主化转型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我们寄希望与蒋经国式的人物,抽象理解街头抗议,可能没有注意到妈妈民主,巡守社区,我们喜欢听美丽岛,却并不欣赏走上街头的杨祖珺那副斗士的模样。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完成,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依然在路上。大陆知识分子以为台湾是大陆故事的另一版本,却忽略了南方岛民的特殊气质。

这种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概况,就是部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心中的台湾,应该是“民主在台湾”,而不是现实中的“台式民主”。

什么是民主在台湾?在这种理解视域之下,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民主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政治运作方式。台湾民主与美国,欧洲乃至中国大陆真正萌芽发育的民主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而所谓“台式民主”,则在强调台湾民主的地域特性和现实性、实体性。比如台湾中正大学罗世宏教授在文章里面所言,如果了解台湾过去三十年来公民社会与台湾当局之间不断冲突和妥协的历程,甚至真实地参与了台湾那种众声喧哗、乱中有序的公共生活,就会明白,虽然不完美,“台式民主”却有着无比丰沛的能量,保证它可以继续自我完善,不断地自体疗愈,从幼稚走向成熟。尽管“台式民主”的游泳姿势有时显得笨拙或费劲,甚至还冒着可能溺死的风险,但民主已经深入人心,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反省一下,作为部分大陆知识分子,不少人心目中的民主其实是抽象、局部、偏重理念而根本没有实践的,甚至在基本认识层面,将民主视为政治运作方式,在价值层面上强调自由优先,甚至因为民主是政治而恐惧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恐惧生活陷入“泛政治化”,已经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强调“自由”,“秩序”,抗拒“平等”,反对“均富”,认为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等等也成为某种“共识”。

看到有师友表示,如果本次学运发生在法国,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就不会如此隔膜反对等等,殊不知,整个大陆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的基础之一,就是对于法国模式的批判和警惕,一直到今天,在很多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推崇美国模式以及模仿美国的中国模式的某些方面,藐视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倾向,认为民主运动持续不断,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法国是失败国家,更别说养育出欧猪的欧盟了。这些都是既有的,某一阶层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然,延伸起来说,和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中受惠而形成的中产阶级存在关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并非执政者洗脑而来,而更多是基于中国大陆发展现实和知识分子认知框架价值判断之上的结论。是与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在某些领域彻底极端的资本主义化存在关系。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批判力度正在减弱,从过去的硬媒体硬评论走向软媒体软评论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认清边界再出发

将台式民主理解成民主在台湾,充分说明了部分大陆知识分子,也包括第一线的媒体知识分子存在着不自觉的边界,没有足够重视台湾社会文化体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当然,同样的状态,也出现在因“恐中”“恐共”而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台湾学生和部分学者以及运动参与者那里,也包括余英时先生这种大师级人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大陆现实,与其说是“极权”的,不如说是后极权的,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与其说没有自由的,不如说是虽没有政治自由而拥有其他很多健康民主社会所不会享有的自由的。套用一句说滥的话,复杂中国大陆,以及其形成的“中国模式”,已经很难用而既有的理论框架来描述理解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正在一点点改变世界。

实际上,到最后,也许只能沮丧得发现,没有人能够脱离开所谓“冷战思维”。论辩双方各有边界,原来以为不需对话之处,都是摩擦碰撞。而大陆部分知识分子的问题还在于,面对送出的“大礼包”,根本听不到相关行业反对的声音,也少有代表这些民众利益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言,中国大陆知识阶层更关注的那些想象中的民主理念和法治理念,却与生活和利益博弈无关。对比台湾民主过程中的各种街头实践和行动,种种明确的阶层价值支撑,实在是有所差距。也许,对于今天的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那个自己塑造出来的因为过分简单化而不真实的台湾民主偶像神话,,承认台湾模式对于大陆转型意义有限,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去理解台湾经验,并且反省下自己观察中国大陆是否也同样存在着因为边界而产生的死角,寻找真正有可能推动中国大陆变革的道路,才是应有之义,应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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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父亲”属于80年代]]> 吴天明看过娄烨那部《颐和园》吗?

在翻阅为写作而准备的材料时,这个问题开始出现并越来越困扰我:这个在80年代辉煌一时,而在随后暗淡,甚至可以说是在一抹落魄中离世的电影人,会如何看待那部与他隔代存在,息息相关却并无直接关联的电影《颐和园》?

我禁不住猜测他看过,猜测他有很多话对娄烨或者其他人说,也许,他已经坦率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公共领域中传播。也许,事实是他始终不置一词,对这部禁片保持缄默。甚至,我忍不住猜想,在神秘的有关部门那些内部会议上,在一些具有官方色彩场合,吴天明还会发表过一些批评的声音。

之所以无法排除最后一种假设,是因为考虑到在吴天明在1994年回国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逐渐转型成主旋律导演。而他的发言和见解,不但与时代脱节,甚至是存在着紧张的对峙乃至尖锐对立。

对立是全方位的,不分政治立场左右,也无论得意或者落魄。都会成为吴天明批评的对象。比如,他会抨击资本主义式的明星制度:一个演员居然要带几个助理,居然要五星级酒店,这是怎样的浪费?比如,他会表达对第五代找不着北的商业媚俗的不满,而对待第六代导演的形式探索,他亦有诟病之词。

所以我猜测,,背离了他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美学,越来越飞向不可知维度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吴天明恐怕更有隔阂,难存好感。即便娄烨的《颐和园》在讲述那个同样属于吴天明自己的故事。一个属于吴天明和张艺谋,属于两代人共同拥有的那个十年,在氧气过剩状态下充分燃烧,然后十年过后迅速暗淡的时代的故事。

在悼念的文本中,一个称谓呼之欲出:“中国电影第五代之父“。当然,这个称谓现在依然羞羞答答,未能响亮喊出。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对青年才俊呵护有加的“父亲”很多,比如谢冕之于朦胧诗,比如做到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而即便单论电影,恐怕也非仅吴天明一人。二是,在今天,“父亲”这一角色已经难以被理解,被尊重了。

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吴天明曾经充当过的父亲角色之重要。今天人们回忆吴天明,都会提到他的那几部在80年代爆红的作品:《人生》,《老井》,也都一定会提到作为一个拥有权力的第四代导演,对于下一代年轻人的提携。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许会流产,而何平等第五代也许会继续自己原本的平庸的人生道路,至于那个据说是中国最好编剧之一芦苇,也许,会拥有比现在长得多的厨师履历。

在那个温情脉脉,父子情深,体制内外存在联合体的十年里,吴天明是多么出色得扮演这一角色。他懂业务,能拍出东西,虽然水准未必最高,但也是佳作。他胸怀宽广,识才爱才,在拥有权力之后,既表现出足够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有实操能力。他是属于那个十年特有的“新星”,也按照那个时代对于新星的理解来诠释自己的使命。

当然,也只有那个十年里,这样的星星才能在天空闪烁。作家陈希我曾经用“从失败到失败”为核心观点写下关于《颐和园》的评论。且不论那个十年以及其中的各种人物是否注定失败,但就离开光晕的星星而言,离开那十年以后迅速暗淡则是普遍的命运。如进入新的历史叙事以后,余虹迅速老去,神采不再,连做爱也变得阴郁苍白。无论是去国又返,还是留在这里承受命运波折,一个个的弄潮儿,各自被时间和生活击垮。

从1989到1994,吴天明在美国呆了五年的时间。而这五年,让他从一个“父亲”变成“北漂”,变成不合时宜者,变成边缘主旋律导演。别忘了,真正的主旋律是导演了奥运会开幕式的张艺谋们。1998年,在北京,吴天明为他那部不知名之作《非常爱情》召开研讨会,一群同样边缘化了的体制内评论家,纷纷抒发赞美之词。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研讨会,言者听者,都心知肚明的规避掉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部让人们看不下去的电影。问题发生在各个方面,形式、内容,认知,价值观。不是说不对,而是,现在人根本不会这样理解和处理电影。

我很好奇,在美国那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谢飞导演的说法,在美国,为了谋生,吴天明卖过水饺,开过录像带店。落魄中谋生度日。可既然开录像带店,当可阅览无数西方电影,那么,为什么吴天明没有吸收这些“先进文化”,难道说,他已经如一块顽石,永远凝聚在那个十年中。

《变脸》的成功也没有挽救吴天明,那是他最后一次闪光,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光晕。一直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的吴天明在这一部电影中充分表达着他的个性,这个他自己都不熟悉的个性:在不断挫折背后收获的温情。甚至,我觉得,那是他真正的做派。不过问题是,他也没有机会走下了。他最后那部作品《百鸟朝风》,一个模仿《变脸》的作品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院线,即便现在中国电影的票房,已经成为笑话般的奇迹。

无论怎样,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再也没有父亲了。即便是那些80年代的幸存者如栗宪庭等人,在当下的现实中,都已经无力承担这个角色。而被吴天明呵护着成为新主流的张艺谋们,甚至根本没有能力走出自己的青春期。

回到吴天明和那部《颐和园》。虽然不能搞清楚,那个时代的终结时逻辑的必然还是操作失误,作为后果的事实,却已经摆在那里:当人生和社会被强制转轨,曾经的如《坚硬的稀粥》所描述的老中青三代的家庭分崩离析,当人们开始假装不纠结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原来的每个角色都失掉了灵魂。父亲成为可怜的老头,孩子拒绝如父亲一样承担责任。曾经的新星成为狡黠的“国家公仆”。经历者和后来者在伤痕和痛苦中,走向失败,并假装一切正常,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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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全民公敌]]> 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不久前这篇《星星抚慰谁的心》激起的反响,还是大大超出预期:它居然成了我写作生涯中传播最广的一篇文字之一。当然,也是被反驳控诉乃至谩骂最多的一篇。

一直期许作为一个写作者,在鸡蛋和石头的战争中,要永远站在真相一边,但是,因为保持独立立场一不小心成为“全民公敌”,确实不是我“情愿”看到的状况。更何况,从技术角度,我对此篇文章谈不上满意:里面还有个大bug,那就是《星星》的男主角作为男性,不具有性能力。残缺明显,如何可称“完美”?不过,对于这一环节,少有人提出质疑,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性能力”的问题,在粉丝那里并不被认为“缺陷”。

有位我很喜欢的专栏作家,针对我对韩剧《星星》“不靠谱”的观点进行了“神评论”:和外星人恋爱有什么不靠谱的?难道一个和尚带着一只猪去西天取经就靠谱?必须承认,这个批评比汹涌澎湃的“我很累,别来烦我”那种有技术含量得多,一时还很难回答,后来想来想去,我决定这样解释:说星星不靠谱,不是因为其想象力丰沛,而是因为其太无想象力,而作为一个完整又运作的如此成功的文化产业链,已经不是“弱智”这么简单,而直接可以用“反智”视之了。

我能理解一些批评者们激动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大的张力关系中理解韩剧之流行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声音。这种关系就是:自命高雅的政治霸权与民众开始拥有的脆弱的看似低俗自由之间的冲突。按我理解:这种冲突,实际上成为某些知识分子理解韩剧支持韩剧的先验性前提——这也是“东莞挺住”等等系列口号的前提。

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体会到人性与人欲的艰难复苏之后,却时时刻刻品尝着“品味”高悬在社会头顶充当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任何直接的美学判断和批评都可能诱发灾难性后果,为权力干涉、侵犯民众自由提供口实。同样的,也正是因此,粉丝们和知识分子阶层们,回避了智力缺陷的状态,而占据了某种道德优势与制高点。何况,这种道德制高点是真实的。因为权力对于人的精神与身体的控制并没有真正消失。
王怡当年那篇《美得惊动党中央》的文章依然具有可读性,而最新的声音又依照逻辑链条接踵而至:据媒体报道,赴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表示,“韩剧热潮,已经不仅是韩剧的问题了,这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韩剧讲的韩国故事,引年轻人去追,这就不仅是一个韩剧的问题了,没有文化自信,创作出不来。”

其实,如果能完整看完整个访谈,就会发现许先生的这些“名人名言”,多多少少有被诱导之嫌,记者的提问和他想批评的韩剧一样具有缺陷:“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近日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韩潮,然而,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缘何没有如此受到热捧?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

不过,许先生那一口一个“我们”,“底线”“国家系统工程”,以及艺术叠加官员的身份,又在证明着让人们质疑、忧虑的那种张力的真实性。

韩剧有没有伤害中国文化自尊,这样的问题最好去问下那个名叫“中国文化”的家伙。而中国文艺产品品质不佳,与缺乏文化自信能不能扯上关系,也必须打个问号,事实上,看看最近贾樟柯最近的一番折腾和最后结局:还没搞掂相关部门,作品却已经流出可以在网络上自由下载,看看抗战神经剧依然红火,并初具转换成中国新经典取代四大名著的潜质。照我看,伤害贵国文化自尊的,与其说是韩剧,还不如说是这些让国人自感自豪,把本来该遮掩的缺陷:反智,暴力,成功学,财富崇拜,跪拜权力等等放大到极致的社会本身,还有n年没有变过的稿费征税标准。

不过,许先生的言论似乎并未引发热议,也没有脑残粉掀起让他向教授和韩剧道歉的活动,并进一步成为全民公敌。反而如小石落深渊,未能激起水花。对此,我的解释是,不能说许先生的话不够深刻生动,而是官说官话,民有民言,一部剧集,各自表述的格局下,某种默契已经形成。真正讨人嫌的,是想打破这种格局,跳出张力塑造的简单世界,寻找一种正常说话的姿势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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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星星抚慰谁的心?]]> 在观看到第三集的时候,我终于关闭了窗口。这部《来自星星的你》,已经到了我能忍受的极限。

还有更不靠谱的故事吗?一个活了四百年的外星人,遭遇了一个国民女明星。该外星人英俊富有兼有超能力,而且,绝对不会像他的美国同类一样将短裤穿在外边,而是如此合体得用各种奢侈品牌紧紧包裹住他纤细而拥有肌肉的身体。这个外星人的对体则是一个拥有倾国倾城容貌的国民女星,美艳而同样拥有财富,不过智商不高,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居然终于相爱了。

不知道这样的情结描述,能够真正概括这部据说在中国大陆拥有十亿点击率的韩剧。毕竟,她的故事还没有终结,且据说网友们已经设计出四个版本的大结局,无论如何收场,总会在这样的预期当中。而和她相比,点击百万级别的《纸牌屋》,不过是伪精英的圈子作品。

在我受到的艺术理论训练中,一种角色如果过于完美,财富与美貌并存,智慧与身体俱佳,有钱有闲,又有道德有操守,围绕这个人物展开的故事肯定会是失败之作。艺术的常识是,有缺陷的英雄才是人的英雄,而神话故事,则适合人类童年期偏好。可是,当身边的朋友不厌其烦要去看初雪喝啤酒吃炸鸡,甚至有微博圈子复旦教授对此深表好感,表示根本把持不住,而北大法学博士宣布自己已经看了四集之后, 这部白痴般的《来自星星的你》,却轻易将“陈腐”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教条严重证伪了。

还有比此种方式更容易读懂中国吗?当互联网将选择权真正交给民众,《星星》就是他们给出的关于艺术,美学和生活等各种想象的答卷。这份答卷因为“意淫”而真实,因为脱离生活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这种“理想”,真实到让人不敢真实,真实到令人厌倦。

虽然我实在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中国男性该如何欣赏这部神作。但作品取悦拥有娱乐业话语权的文艺中年男性的努力无疑取得了效果:这一回,男主人公当下的身份是教授古典知识的大学教师,而不是此前韩剧中令人作呕的富二代。好吧,拥有足够沧桑的心理和拥有年轻的面孔,在都市中心拥有一套高级公寓,同时掌握半个江南地区的地皮,最后拥有两个多重复合性格的美艳女友,“女神、花痴、小女生、女汉子、野蛮女友...四百年的古典浪漫与现代飞扬的青春混搭”,这些都可以算作是中国教授和文艺中年男们的内心欲望。

但是,我更倾向认为,星星的梦想更多属于当下中国女性。如果统计下,应该会发现有这十亿点击率,更多是由中国女性贡献。借用一句杂志的广告语概括这种现象:韩国花美男攻陷中国女人心。

这是中国女性一次真实的表达,在表达中,我们能够看到她们内心中涌动渴望的,则就是这般亦雌亦雄,几乎拥有所有你能够想到的东亚社会优秀品质的妖孽。在依旧男权的社会中,女性地位和话语权真正增加,这种状泰让她们能够正视表达欲望,而无论是春晚还是韩剧都表现出迎合这种欲望的努力。无论如何,拥有选择权的女人必须被重视。

不过,表达中国女性内心欲望固然可以看做女性话语权的增加,但表达出的想象依然是异常庸俗的。在精神转型中,脱离儒家,解构掉伪崇高,财富本身成为理想之后,中国社会体都在体会着某种孤独感。而中国社会中男女关系的紧张对峙更让这种孤独感不断放大。而放大的孤独感,将会在未来创造出更大的商机和视觉奇观。

事实上,无论如何庸俗,在审美趣味和对于生活的认知方面,中国女性依然是领先异性。与“庸俗”的韩剧相比,欣赏爱情动作片,享受iso服务,高呼“东莞挺住”的中国男性则可以直接用“粗鄙”形容之。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与欲望相关的梦想,只能在明确为假的意淫视觉中实现,究竟是多么残酷和丰满的现实,才能孕育出这般欲望?而中国社会中性别之间的对话,究竟会是更容易,还是更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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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东莞挺住?中国式资本主义挺住?]]> 经历了亢奋、愤怒以及悲情等等情绪,伴随着在领导批示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的运动式扫黄,舆论场终于照例混乱模糊,以至于围观者不得不怀疑,大家是否真的在讨论那个叫做“东莞”的城市。又或者,被中国社会激情讨论中的,是几个都被称为“东莞”其实各异的不同地方。

被激怒的人们在质问:卖淫难到不是一种出卖体力的正常工作?那些去消费的人们,除了个别性癖好者,更多的难道不是那些未掌握性资源的弱势群体?当客人和技师被反手铐住蹲坐地上,被赤身裸体羞辱式拍照,这不是强权侵犯民众自由的又一铁证?

这些问题在拼凑着他们想象的那个正在遭受强权侮辱的城市,在随后的舆论争议中,这个城市阳光肆意:莞式标准成为“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代名词。这个城市有活力有效率,有青春更有梦想。最起码,人们可以用曾经在东莞居住过一年的自由作家张彤禾的语言概括这个城市:“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热爱东莞呢?她代表着这个民族民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象征着社会自我生发和再组织之可能,更象征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自由——想想这些年困扰着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的那些问题,有顶层设计而社会地盘缺失,就不难理解被伤害的道德情感喷薄而出附着在跪倒在地双手反剪半裸性工作身上。

于是,事件自然被导向了可能确实存在的更宏观的想象空间:“东莞挺住”背后,是人们的与性同样丰沛的政治想象力:是一个富足而远离中心的城市,又一次被颟顸装纯的权力粗暴侵犯。这个城市在改革开放中野蛮成长成巨婴,现在,有可能正在发生央地关系紧张中成为牺牲品,而同样可能会成为牺牲品的,则是民众特别是男性民众已经拥有的性放纵的自由。

并没有太多人提到,实际上,这种自由是”反人性“的。

将东莞性服务称为”非人性“,并不在于其“资本主义”一面:女性选择出卖身体获得收益,男性选择用付费方式获得满足。性都东莞的威力在于在于其彻底的“中国式”一面:以人为物,控制每个环节,设定技术标准,用军训等等方式将身体彻底去耻感化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研究者郭宇宽对东莞性产业进行调查,他发现:“莞式服务是指一种行业标准和其背后的一套组织系统。这意味着东莞的色情服务已经达到全世界领先的工业化标准化的程度,也就是说东莞的性工作者可以像流水线生产一样向顾客提供服务。”据郭宇宽介绍,“
同样是性产业,在美国是一种家族性的生意,她所经营的妓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性工作者们都像亲姐妹一样有相当好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人不仅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也带进这一行。总体来说,她们在职业中是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纽带的。我在荷兰参观他们的红灯区,则是典型的作坊式经营,基本上一个性工作者就可以一家店,一楼大玻璃窗里搔首弄姿,二楼提供服务,而且行业协会非常强大,给性工作者们提供劳动保护。”

而在中国,会有性产业者工会吗?

事实上,与富士康相近,产业化萃取着民众的劳动力,身体以及羞耻感。不过,这一回,受益者是东莞相关富豪和与之有利益勾连的官员阶层。东莞的故事这并不是什么丹东与妓女的故事,而是彻彻底底“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一个在低人权反社会状况下野蛮成长着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社区,没有宗教,在伪神圣性下放弃道德,在罪恶中获得最高效率和最多收益的故事。


吊诡之处在于,必须承认,与此前的状态相比,中国式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民众享有自由的、特别是那些罪恶的自由。比如张彤禾笔下的东莞打工女。与左翼对于东莞血泪工厂的控诉不同,在张的观察中,她发现这些女孩们确实能够一次次接近自己的自由梦想:在书里她这样记录一位性工作者:“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里,我遇到了丁霞。她二十三岁,个子高挑,有雕塑一般的颧骨和高鼻梁一一真漂亮,不像大多数小姐只是瘦且年轻罢了。她从家里出来六年,号称已经存了四十万块。再挣十万,她说,她会搬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城市,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她的故事前后串不起来一一首先,开一家店只需要拿出丁霞所说那么多钱的一小部分就够了。看起来,她撒谎是想要为自己辩白,说服自己为什么如今还在这里。”


礼赞东莞的声音,不过是压抑的表达——政治的和身体的。而这个被拆掉的迪斯尼,也确实属于为之悲伤的“孩子们”。更关键之处在于,在此种中国式资本主义状况下,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和欲望去追逐真正健康的幸福的生活了,甚至连想象的能力也没有。在中国式资本主义中,人们的信条是:对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以及它的一体两面:放纵一点,再放纵一点。要么坏,要么更坏,除此,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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