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蒋方舟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同居启示录]]>


  去年在东京都美术馆看了画展,画展叫做《梵高和高更·想象与现实》。展出以梵高和高更在“黄房子”里同居的62天为线索,描述两位画家的人生。

  “黄房子”在法国的阿尔小镇上。1888年,梵高搬到这个破败便宜的公寓,公寓设计得很不合理,楼层局促,空气不对流,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冷难耐。梵高却宣布他找到了天堂,他说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实际上公园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往往来自对面的妓院区,他喜欢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厅,宣称看到了“地道的左拉小说里的场面”——咖啡馆里全是落魄的流浪汉和伤心人。


梵高画的”黄房子“

  在黄房子里,梵高滋生出一个热情而浪漫的幻想:他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们的乌托邦。梵高把不成功的艺术家比作老马,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梵高年轻时画过老马的素描,一匹在煤气厂干活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他在它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看到了自己。

  梵高设想出一种生活:把落寞的艺术家集中在黄房子里创作,让他的弟弟提奥来做他们的艺术经纪人,从此老马生活在阳光下的草地和河边,有其他同伙相伴,行动自由,爱情自由。

  这个设想让梵高激动,不仅因为他因为这个理想图景而着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解除了自己身上的道德压力。梵高一直靠弟弟提奥提供的资助来生活,而“黄屋子”的模式能够把他对弟弟寄生虫一样的依赖,变成挣扎的艺术家们共有的道德权利。

  梵高理想的同居伙伴叫做保罗·高更。 

  两人相识于几年前,两人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梵高对于高更的情感复杂,夹杂着崇拜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有了高更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梵高给高更寄出了第一封邀请函。信里开出了颇为诱人的条件:阿尔天气明媚女人漂亮;提奥每个月会寄给我们250法郎的生活费;我们每两周可以去一趟妓院……

  高更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于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主角思特里克兰德以高更为原型: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他沦落街头成为码头工人,又把自己流放到了太平洋的小岛上,疾病缠身,寂寞死去。

  这本小说让很多文艺青年动容,毛姆把人分成“人们”和“他”。当人们在捡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为了眼前的月光,艺术家可以承受孤僻、寂寞、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高更的妻子看了这本小说,说小说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毫无相似之处。真实的高更,即使符合毛姆所描述的一切经历,也不是毛姆描述的那个人。

  高更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他画卖得不错,个性也不孤僻,很有人格魅力,在艺术圈子里不乏追随者。其中一个追随者是个叫做拉瓦尔的年轻画家,家境富裕,那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对高更“导师”所描述的热带异域风情充满了憧憬,和高更一起坐船去加勒比海。

  高更和拉瓦尔停留在巴拿马的科隆,这里人口拥挤环境恶劣,拉瓦尔很快得了黄热病,每日在床上呻吟,高更对他的痛苦冷漠以待。高更的冷漠不是仅仅针对拉瓦尔,当高更自己的孩子三楼摔下来,他在给梵高的信里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个新闻,而且主要是抱怨医治的费用太高。很快,高更也生病了,当他终于筹到回法国的旅费,拉瓦尔的病依然很严重,高更撇下了他,自己回到了文明世界。

  另一边,不知道梵高对于高更深入骨髓的冷酷有没有预感,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把大的条件好的留给高更,把厨房留给自己。他还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高更印象深刻而拼命作画。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不断寄去的旅费。高更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

  门打开之后,惊讶是双向的。梵高想象高更是憔悴虚弱的,他没有想到高更竟然如此健壮,而高更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副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的黄色花。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梵高用颜色强奸画布。当别人批评他的色彩过于明亮,他就画得再亮一些,当提奥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就画得更快。


同居启示录

  梵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黄色,高更最喜欢用的颜色是红色——这仅仅是两个人最小的差别。高更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世界,他认为作画靠的是灵魂而不是双眼,要画一个被内化了的世界。他后来在塔希堤岛上画那副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画婴儿、老妇、女人、青年,形色各异地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肉体,那副画就没有用任何模特。而梵高,则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只是观看和感受。

  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的葡萄丰收季,梵高的画充满了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情扩散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梵高画的葡萄丰收


高更画的葡萄丰收

​  任何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两性关系,都会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朝昔相处分享情感的两个人势必会分出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和欺凌。

  高更无疑是两个人关系里的强者。他的画很快就被梵高的弟弟提奥卖出了好价钱,有生以来第一次,梵高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这样,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高更的才华让梵高嫉妒又惊讶。梵高并不是一个纵欲糜烂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行僧式的画家,除了为了“保健”的目的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入到作品上。当高更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梵高感到很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能创造作品”。

  高更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就找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梵高在高更作画时蹭他的模特,迅速画了一幅肖像。高更画的咖啡厅老板娘颇有风情,托腮媚笑,那笑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而梵高画的老板娘就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梵高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高更画的吉诺夫人

梵高画的吉诺夫人

  高更否定梵高的作画方法,要梵高像他一样凭借记忆和想象作画。高更甚至不屑用梵高自己研磨的颜料。

  梵高作为两人中的弱者,亦步亦趋地听从着高更对他的建议,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漩涡般炫目的星空和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而求助妄想和幻觉,他表现得谦逊而谄媚。我在《梵高和高更》的画展中看到的最让人动容的画,是梵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那是梵高为了高更这个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曲线的扶手和梵高自己那把结实的松木椅形成了鲜明对比,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高更的椅子和梵高的椅子对比

  这幅画缠绵如情书,因为梵高想画的当然不只是椅子,他想画的是高更,可他没有勇气高更作为他的模特,梵高自己承认,“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高更已经逃跑了。

  虽然任何的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却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你无法指责他,因为病人先发制人地把自己疾病当做挡箭牌奇,呕吐般宣泄着自己的可怜,弱者姿态低无可低,强者被逼得退无可退。

  如何想象和梵高同居的生活?非常简单。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梵高的信,你没有办法关小音量,没有办法要求他中断,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高更后来回忆,他经常半夜醒来,发现梵高站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被高更大声呵斥之后才回去睡觉。

  高更在圣诞节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梵高得知弟弟提奥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这次他没有,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高更最喜欢的妓女,但是妓院的守卫拦住了他,梵高交给了守卫一个包裹,嘱咐他捎个口信:“别忘了我。”

  并不是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梵高割完耳朵,高更逃之夭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在从医院出来很长时间之内,梵高都在为了想象中高更的赞誉而画,他努力回忆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过的含混的赞美,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指导。

  一年半以后,梵高去世。十几年之后,高更去世。几十年之后,黄屋子毁于二战。

  梵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是因为我虽然没有过同居的经历,但我几乎能完全地理解梵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梵高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性而非是情感维系的世界。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中这样描述梵高家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会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望着失控的情绪毁掉自己。”

  我同样从小生活在一个不鼓励表达情绪的世界里,有一个以木讷平静作为最高标准的童年,长大之后,从事的工作却像一个孤独的矿工——每日不知疲倦地深掘自己内心所有隐秘幽深的角落,使之暴露。

  当我有一日与人共同居住,我会不会像梵高一样,因为终于有人缓解了自己的孤独,而变得谄媚又可悲?

  更可怕的是,我是否会把同居的对方当做从天而降的天使,自己为他添上光环,拙劣地模仿着他,是否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情感的负重而离开,我痛苦有如自身的一半死去了?

  或许对高更和梵高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相遇。

  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暖意的回忆来。

  高更后来在塔西堤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梵高所自比的“老马”。

  在《梵高与高更》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梵高死后十几年画的梵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束。


高更画的梵高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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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2016年心脏骤停的瞬间]]>

1 在歌舞伎座看演出《妹背山妇女庭讯》。演出女主角三轮的男旦是坂东玉三郎,被三岛由纪夫誉为“从天而降的象牙精雕的花旦”。他在台上的角色死了,倒地,工作人员用一块黑布掩着他下台,我看到他小碎步的雪白裸足。

2016年心脏骤停的瞬间

2 在夜色中绕着皇居跑步, 忽然觉得自己可以这样一直跑下去,跑进一个正常的社会。回住处看到江绪林老师自杀的消息。

3 奈良的法隆寺看到的百济观音像,细瘦的身材很特别,仰望他微微下垂的优美手势,全部的悲喜涌来,膝盖发软。

2016年心脏骤停的瞬间

4 冈田的美术馆看到的唐三彩,打马球的唐女,勃勃生机与无邪,一下子知道聂隐娘是什么样子。

5 在轻井泽的温泉旅馆喝醉了,对着篝火大声唱歌,站也站不稳,出门想去户外的温泉,发现下起了雪,努力不被黑暗吞噬的漫天大雪啊。

喝醉之前

6 在咖啡厅偶遇柏原崇。《情书》中一样角度的侧脸,《情书》中一样在看书。

啊啊啊啊啊啊

7 在神奈川的美术馆看到芬兰女画家Helene Schjerfbeck的画,在她的自画像里看到我也没有发现的自己的孤独。她写:“我想看到人,只想看到人。”

手机锁屏

微信封面

8 在丰岛的横尾忠则美术馆,身处一个改造过的烟囱里,四周密密麻麻贴满了无数邮票大小的瀑布的照片,上下都是镜子,空间仿佛无限延伸。横尾宗则说:“ 烟囱是阳具,瀑布是精液。”

2016年心脏骤停的瞬间

9 住处附近一家法国餐厅的白葡萄酒,金黄色,第一口就觉得自己在喝千年老树。

一人饮酒醉

10 看梵高和高更的展出,梵高兴奋地布置了黄房子来迎接两人的同居生活,两人关系破裂的前夕,梵高画了《高更的椅子》,椅子上放着蜡烛,画得缠绵。可高更还是离开了,梵高去世11年后,高更在大溪地画了梵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梵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高更在梵高去世十几年后,在笔记上写:我至今依然满脑子都是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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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果爱是不平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那个]]>

  你所见过最不平等的爱情长什么样?

  一个有名的女作家,同时也是电视编剧界的女王,漂亮勤奋,穿衣服潇洒。她每天下午三四点离开家,到恋人的住处。她的恋人N先生是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有妇之夫——分居而不能离婚,男人不帅,胖胖的,和她一样高,身体不好,没有工作,生活拮据。

  女作家给恋人做了丰盛的晚饭,两人聊天。有时女作家会因为太疲惫而睡着。她临走前,会为恋人准备好第二天的食物,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到自己的家,母亲和妹妹已经睡了,她一个人躲在玄关没有热气的地方写作,写到天亮。清晨时,写作的地方已经收拾干净,又变成连接玄关的冰冷空间

  女作家为母亲和妹妹做好饭,整理琐事,工作,去恋人家……周而复始。

  女作家和恋人的爱情从她少女时期持续到中年,贯穿了她人生的黄金时期。恋人是她20多岁时工作的文化社的摄影师,在她年轻时或许有些作为前辈的光芒,但剩下的漫长岁月里都只是一个身体羸弱、精神脆弱的中年人,被盛年的女作家照顾着。

  这是我见过最不平等的爱情。

恋人为向田邦子拍的照片

​  女作家叫做向田邦子,被誉为“昭和民族的张爱玲”。看向田邦子和张爱玲的写作,确实有类似的地方,她们都爱写家庭与恋爱,都毒辣,爱写人内心的猥琐见光那一刹的窘,但两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张爱玲的小说总写“幻灭”,她的小说男主角总是留学生或者华侨:范柳原、佟振保、童世舫、章云藩……他们对于古老的中国有种幽幽的爱与怀念,爱投射到了女主角——“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身上,交往之后,男人却发现那只是美丽的虚空,奢靡的残破,继而失望。

  向田邦子的小说却是连一开始的希望都没有。她小说的主角大多数是大龄单身平淡无奇的女性,有点虚荣,有点自卑,渴望被爱,渴望被触摸,并且为着这些渴望放弃所有的尊严。在爱情中始于失望终于失望,所有的温暖都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她小说里的桃子说“只要发现一点好笑的事,就想趁着能笑的时候赶快笑。她希望透过大笑来激励自己。”

  ——张爱玲宁愿让主角沉沦到底,也不会让她有这样令人绝望的乐观。

​  但是向田邦子必须乐观。她的父亲暴戾——外遇之后更加暴戾,她作为长女成了家中唯一的依靠,打理家庭,照顾弟妹,通宵写作,赚取家用。

  按照偶像剧的路数,这样的女性应该被爱情救赎,家底厚实的伴侣握住她的手,接过她生活的负荷。但现实是,她的爱情秘密而隐忍,她没有被照顾,反而需要照顾的人多了一个。 

  我们总爱用“心疼”去形容自己无法理解的情感。心疼不婚的女性,心疼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心疼苦恋十几年而无法结婚的情侣。

  那我们能够心疼向田邦子吗?

  我曾经好奇为什么向田邦子能够保持那么旺盛的创作力,一共创作了超过一千个剧本,超过一万个广播剧。仅仅是出于物质的压力,绝不可能如此勤奋,当我看到她拥有N先生这样的恋人,我似乎能够理解了一点。

  她的恋人并不占据她的一点点生活。N先生的无能,反而成为一种馈赠。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邦子,最幸福的时刻是两人在家吃晚饭时亲密的聊天。邦子睡了,他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内心想:赶快振作起来,迷途的羔羊。邦子不在的早上,他就听着她的广播,露出微笑。

  N先生在向田邦子生命中的意义,可以化作一道温柔的目光。

如果爱是不平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那个

​  如果向田邦子嫁给一个能干的男人,为他结婚生子,招待他的朋友,依附于他的生活。她也无法保持高产而专注的创作。

  不必心疼不平等的爱情,因为爱情就是不平等。

   我喜欢奥登的一首诗:  “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

   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

   如果爱是不平等

   让我成为那爱的更多的一个。”

   向田邦子和N先生,是谁爱得更多呢?

   N先生在四十多岁时毫无征兆地自杀了,或许是因为越来越孱弱的身体让他觉得生命没有希望。

   向田邦子那一年被父亲赶出门,自己租了很小的房子继续创作。

一个人的房间,只有猫作伴

​  十几年之后,向田邦子在51岁那年得了直木奖,舆论有不满,认为她不配,向田邦子说:“我二十年来专注文学,牺牲了妻子的身份和孩子,一切都牺牲。身边也有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文学好友。在外界略有了点浮名,审查员给了个普通的奖,就有人让我辞退,实在怒不可遏”。

  可仍有质疑,认为她太过年轻。

  次年,向田邦子死于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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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小岛之旅]]>

​   离开东京的时候,天气很阴冷。全日本没有地方比东京站更让我觉得不安和孤独,很多穿着黑色和深灰衣服的人们,拿着屏幕碎了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日本人的iPhone超过一半屏幕都有裂痕,焦急地半奔跑向检票闸口,仿佛急着汇入一条江河。

    ——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我是没有目的地的人,所以惶恐。

   我这次却少见地拥有一个目的,我去看濑户内海艺术祭。

   三年一次的艺术展,今年是第三届。顶尖的艺术家在濑户内海的十二个小岛和港口做了各种奇妙的建筑和装置艺术。濑户内海曾经美好,“二战”后社会追求富裕和发展,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地表缺乏绿化,光秃秃地裸露在阳光下,岛上堆砌着废弃物和工业垃圾,又因为老龄化而丧失活力,整个地区因为被遗弃而变得荒芜,艺术展的策展人选择这里作为舞台,是有点孩子式的理想主义,看能不能把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也构建成乌托邦,若能够实现,人类就能从这人间奇迹中得到一些缥缈的信心。

   我坐新干线向南,窗外的天气变得越来越晴朗,接近夏天。我贪恋暖洋洋的阳光,忘了下车,一路坐到终点站广岛,看到身边只剩下金发碧眼的老外才发觉不对,匆匆上了一趟折返的列车。

   到目的地冈山是下午四五点, 红色的斜阳美得壮烈。这是一个没什么特色的地方,就是天气好,是日本雨量最小的县,气候温暖而稳定。这里有点像电视剧里模糊的配角,人设只有“善良”两个字,只有性格,没有特点;只有欢乐,没有柔情;只有烦恼,没有忧伤。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冈山坐一个小时的电车去宇野港,再坐二十分钟的船到艺术祭布展的岛屿之一——直岛。

    可以把直岛看做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游乐场,岛上最重要的艺术作品都是他设计的。

为了表现他牛逼的工作强度选了这张照片

​   

  印象深刻的是地中美术馆。那是一个看不见的建筑,在设计上把建筑物的全部体量完全埋入地下。平视时只见平淡的丘陵凸起,见山就是山,俯瞰时能才能看见几何空间的轮廓、天井和采光口。

明明可以盖成无敌海景房,却设计了地下室……

    入口非常隐蔽,狭窄幽深的混凝土走廊,只有侧面墙体的缝透出天光来。工作人员穿着医生似的白大褂,语气轻柔,表情平缓,所有的观览者都以一种颇为可笑的蹑手蹑脚的姿态进入美术馆,仿佛是死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阴间,害怕坏了那里的规矩。

   狭窄的走廊之后是更为宽阔一些的走廊,天亮了些,可墙壁依然冰凉。外侧的墙面只有一道不到半米宽的缝隙,阳光从中照射过来,缝隙刚好是在人的头部位置,远看走廊,只能看到一颗颗在明暗变化中快速行进的头,如同中世纪僧侣低头快行,赶去宗教裁判所。冰冷的切割线条和外部葱郁的绿意界限分明,大自然近在咫尺又触不可及,绝望的人更加压抑,斗士则感觉到力量。

  我喜欢安藤忠雄苦行僧式的建筑。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因为缺乏才华,而酷爱看人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斗的故事,安藤忠雄的成名作住吉的长屋简直是我梦想的工作所。

  那是他1976年设计改造的房屋,和地中美术馆风格一样,狭长的混凝土建筑,监狱一样单调的灰白色,没有空调设备,直接用住宅本身的结构通风。建筑中间有狭长的庭院,把自然导入到住宅中,缺点是下雨需要打着伞冲过中庭才能去上厕所。

安藤让住进去的业主好好锻炼身体

  安藤忠雄原来讲座里提到过,他改造住宅,业主最多的抱怨是“你把风啊雨啊引到宅子里,好冷啊。”安藤说:“这种程度死不了人的。”

  他讨厌舒适快捷温馨的公寓,觉得和自然肉搏才是人的自然状态。

  说回地中美术馆,有三个展厅。第一个展厅是美国艺术家的装置艺术,在巨大的空间里,一个巨大的黑球放在高高的台阶中央,球反射出天花板上一小块长方形的天空,像是它的眼睛或嘴。周围有金色乖巧的柱状物。这个装置艺术叫做“Time/Timeless/No Time”,在我眼里却和时空没什么关系,黑球像绝对权力,它并非是漆黑一片,它身上也映出一小块自然的光线,里面有叽叽喳喳的阳光,甚至还偶尔有鸟影,它随着光线的变化像是咧开了嘴笑。它诱你接近,欺骗你说它也有常情,可真接近了,却发现那只是幻觉,它依然只是一个冰冷而压迫的金属,给周围带来强大的压迫。

球的体积是精密计算过的

  第二个展厅是一系列的灯光作品,其中一个展品体验很奇妙,房间有几个台阶和一块发光的紫色屏幕,而屏幕其实并非屏幕,而是用灯光营造出效果的房间,你可以一直向往这里走,到屏幕的里面去,到另一个世界去。

所有人都一副撞了鬼的样子往里进……

  第三个展厅展是莫奈的《睡莲》。我过去在图片里看《睡莲》时很不喜欢,觉得太温柔,太中产阶级趣味,那时更喜欢怪异或磅礴的画法。

  去年去了巴黎的橘园美术馆,被360度环绕的巨大《睡莲》震撼,“哗”地一声叫出来。

  因为已经被震撼过一次,所以地中美术馆的莫奈并没有让我惊艳。 反而是出了美术馆,在很容易被错过的道路边看到一小片的静水,阳光透过葱郁的绿意斑驳地投射在水面和荷叶上,水边有一个很隐蔽的,仅供一人站立的地方,从那方向看去,和莫奈看到的睡莲风景一模一样。这时才感叹设计师的情意。

  中午在地中美术馆的咖啡厅吃饭,正对着一整面海,残酷的湛蓝色静谧和海水连成一片。

  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讲少年逃到濑户内海,和朋友看海:“只是望着微波细浪宛如被提起的床单一般地说爬上岸来,又低声溅碎。海湾里几座小岛也隐约可见。两人平时都不常看海,现在怎么看也看不够。”

  是怎么也看不够啊。我偶尔脱离城市生活,看一会儿山水,就急于重新评估自己的内心——看看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洗礼,恨不得有个“清除了95%的垃圾”的进度条,我后来发现,看自然并没有让我的内心得到多大的洗礼,唯一好处,就是重新让我接受了“永恒”这件事,城市生活久了,除了无线网络信号是永恒的,其余的世界则丧失了它的永恒性——无论是山还是海,还是黄昏的沉思。自然的宁静和理性,是和人类的狂热和疯狂作对。

  看山看水,其实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渺小和虚张声势。

中午就高高兴兴地喝醉了

  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讲少年逃到濑户内海,和朋友看海:“只是望着微波细浪宛如被提起的床单一般地说爬上岸来,又低声溅碎。海湾里几座小岛也隐约可见。两人平时都不常看海,现在怎么看也看不够。”

  是怎么也看不够啊。我偶尔脱离城市生活,看一会儿山水,就急于重新评估自己的内心——看看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洗礼,恨不得有个“清除了95%的垃圾”的进度条,我后来发现,看自然并没有让我的内心得到多大的洗礼,唯一好处,就是重新让我接受了“永恒”这件事,城市生活久了,除了无线网络信号是永恒的,其余的世界则丧失了它的永恒性——无论是山还是海,还是黄昏的沉思。自然的宁静和理性,是和人类的狂热和疯狂作对。看山看水,其实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渺小和虚张声势。

  地中美术馆以外,还看了安藤忠雄为韩国艺术家李禹焕设计的美术馆,但那艺术家的作品我实在理解不了,不断发出“这石头有啥可看的”“这我也能画”等等低素质的感慨,所以就按下不表。

李禹焕作品,你说是不是我也能搞……

​  离岛前的傍晚,去看了著名摄影师杉本博司改造的护王神社。

  连接神社本殿和拜殿的台阶是透明的。杉本博司当时想采用一种又古又新的素材,让光能穿透,又能化为人类膜拜的对象。考虑用古坟中陪葬的玉,或者琢磨过的水晶,最后用的是比空气还透明的尼康光学玻璃,一级台阶两万人民币左右。

拜殿的巨石似乎是过去古坟的石料

  神社的另一部分是地下的石室,进入石室要走过一段在山腹中挖凿出的细长隧道。我去的时候天色晚了,管理员爷爷给了我一个手电筒,往更黑的地方走,忽然,眼前出现一片近乎幽暗的透明,同样是直通地上的玻璃台阶。

  这台阶仿佛是远古留下的神迹,几千年前的人为死者搭建的天梯,到光明处去,到光明处去,固执地,绝望地,只因为落暮时分听到的低沉咆哮:到光明处去。 

我去时是天黑,手电筒的光缓缓照亮眼前的玻璃梯,更震撼,感觉要被传授神功。

  杉本博司大概是相信视网膜可以穿透时间的,他喜欢拍摄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小的东西,比如水和大气。看杉本博司,我们和最初的人类凝视同样的东西,因此时间不再是线性前进的,而是错乱甚至循环的。

  博尔赫斯说,我们有两种看时间大河的方式,一种是看它从过去穿行过我们,流向未来;另一种是看它迎面而来,从未来而来,越过我们,消失于过去。杉本博司让人同时看见这两条相向的大河,人短暂地战胜了时间,获得了小小的不朽。

  从石室上来,再次经过那条小小的细长隧道,时间隧道一样,黑暗中只有一条块方正而晶莹的海,像是人刚来世上时,初次映在视网膜上的倒立虚像,忽然想到杉本博司曾经引用过的僧侣西行的诗:

  奥义虽不解,惶恐泪潸然。

  第二天,我去了丰岛。丰岛和直岛很不一样,人烟更少,房屋更破败,找了很久吃饭的地方,也只找找到一家租自行车铺兼做乌冬面,菜单写在石头上。倒也有种荒凉的野趣。

  丰岛美术馆是被我大学建筑系的同学大力推荐过,他三年前来看过濑户内海艺术祭。对丰岛美术馆大加赞赏,说:“如果说安藤还满是手法,那么西泽就完全忘乎所以了。”

  建筑师西泽立卫和艺术家内藤礼合作设计了丰岛美术馆。它在一片靠海的梯田中,宛如一颗水滴。如果说地中美术馆是“看不见的建筑”,那丰岛美术馆就是“柔软的建筑”。整个建筑竟然没有梁柱、也没有墙,完全是靠钢筋混凝土本身的结构来支撑。

我建筑系的同学跟我说:“你去大蛋旁边小蛋里的书店……”水滴表示我怎么就蛋了我。

  入口做的很小,最多同时可以进入两人。进入之后,是一个曲线神奇的建筑,曲线仿佛是被呼吸塑造一样摸不清形状,穹顶有两个大的洞口,一高一低,露出天空和飞鸟。我从没进过如此空旷自由的空间,四周只有洁白圆润的微光,不见人世,心不动念。

  虽然叫做“美术馆”,但是整个空间只有一件艺术品,就是水。

  艺术家内藤礼把地下水引流到美术馆的地表,地表上有无数2、3毫米的小孔,水从小孔中涌出,因为地表有着非常不易察觉的倾斜度,所以水珠以不同的速率流动、汇聚、成为水流,汇入水洼,水洼恰在洞口下,犹如小小的湖。

  所有人都如痴如迷地趴在地上观察水珠的流动。我是第一次发现水是这样的,像毛毛虫一样拉伸自己的身体,追赶自己的同类,渴望和它融为一体。因为受倾斜角度和环境影响,水珠经常在半路停止了流动,我发现自己竟然握着拳在给它们加油。

本来洞是打算做玻璃,后来觉得那就无法和自然融合

真的很像毛毛虫啊

  我前两年在巴西的看海,坐在世界上最长的海滩旁,黑暗没有让海浪变得平静,它依然一波波涌上,声音越来越大,我心想:“海浪真拼啊。” 我也在很多别的地方看过海,唯有那天在深夜仍不知疲倦的海浪澎湃得让我惭愧。

​  丰岛另外两个有意思的空间,一个是“暴风之家”, 一个是“心脏音的资料馆”,全是西方人的设计。​

  “暴风之家”是改造了一处旧屋,全部布置成昭和时期的模样,连电风扇神龛都老旧得很精细。

   艺术家在房屋里通过光线和水模拟了一场暴雨, 风吹庭院树木的声音越来越大,气温降低,雨声也愈大,仿佛是愤怒的不速之客叩打门窗急着进来。不稳定的电灯终于彻底熄灭,游览者困在屋里瑟瑟发抖,回到童年最可怖的记忆:孤身一人蜷缩在空荡的家里,等待着雨停。

我整个过程都觉得自己像乱世里的寡妇,全程表演都非常入戏……

  “心脏音的资料馆”是法国人的设计,所有参观者可以在那里录制下自己的心跳。

   展览室一个大约长二十米、 宽五米的走廊,全部黑暗,只有房间中间的天花板上垂下一个吊着的灯泡。房间里回响着重低音的音频,是先前来参观的人录制的心跳声。声音很大,以至于整个房间和身体一起共振,灯泡就随着心跳声忽明忽暗地亮着,当心跳薄弱,灯泡就暗些,心跳强壮,灯泡就亮些。

   只有在灯泡闪烁的瞬间,才能模糊地看清前面的一点点路和别的参观者身形轮廓,大家如同误入他人子宫的陌生婴儿们,在羞赧中有种奇怪的亲密。

  看灯泡明灭,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的一段死亡纪事。我常在家附近创意园里的一个咖啡厅写作,老板娘的丈夫是园区里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我跟他在咖啡厅有几面之缘,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人,声音低沉宏亮,充满整个空间,有时我也被不知不觉吸引过去,侧耳倾听他和别人的谈话。几周前的凌晨,他倒在园区的门口,心梗去世。 

  人死如灯灭,死亡的瞬间对死者来说是一种命运的完成,就像EM佛斯特所说:  “人的生命是从一个他已经忘记的经验开始,并以一个他必须参与也不能了解的经验结束。”

   人死如灯灭,死亡对于生者来说最痛苦的却在于生命的未完成,生者必须一直生活在黑暗的房间,不再被温暖和热情的光芒照亮,只能凭借惯性麻木地摸索着房间里的一切。 

我后来有点后悔没有录下自己的心跳,后来想想被陌生人听到其实很浪漫……

  整个艺术祭我最喜欢的建筑是我最后去参观的丰岛横尾馆。 建筑师永山祐子为艺术家横尾忠则设计建造的美术馆。

  知道横尾忠则还是因为三岛由纪夫,横尾是三岛的忠实粉丝,三岛由纪夫也找他设计过自己书的封面。三岛由纪夫评价横尾的作品说:

 “横尾忠则的作品,简直是将我们日本人内在某些不想面对的部分全部暴露出来,让人愤怒,让人畏惧。这是何等低俗的色彩啊……然而在没有办法被这些鲜明色彩包裹的黑暗深处,似乎暗藏着某种严肃。就像马戏团钢索少女缀满亮片的底裤会让人感受到某种严肃那样。”


是不是一脸迷弟……

横尾设计的三岛由纪夫写真集的封面

  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横尾包裹在艳俗色彩下的讪笑,横尾去卡达柯斯岛时专门拜访达利的家,达利看了横尾的作品集之后说:“你可能很喜欢我的作品,但我讨厌你的作品。”

  我不太喜欢横尾盛名之下的一些作品,觉得对世俗的讽刺太过轻薄。可在丰岛横尾馆看到的都是从未见过的他最近的作品,含蓄的情欲里夹杂着衰老之后对生命残酷的处置,反而有种更深刻的刺激。年轻女建筑师的色情隐喻则毫无掩饰,整个观览过程不是看,而是VR式的情欲体验。

  建筑改造了旧农舍,外墙木头刻意烧黑,搭配红色的反射玻璃。红色玻璃是一个界限,区分开生与死。进入室内,首先看到一个缤纷的庭园,就像是一个刚刚摆脱清教徒家庭的孩子的狂欢,对色彩有着无餍的欲望,红色的石头,金色的鹤,多彩的马赛克拼贴水池。

小岛之旅

​   那树长得奇怪,枝叶有如一簇簇火焰形状的树被修剪得细细长长,和岛上其他树差别很大,像是男性生殖器的,再看红色的石头,发觉像是女人敞开的大腿,流出潺潺溪水。溪水延伸至美术馆的室内,美术馆的地板是玻璃的,能看到水和鲤鱼,也反射出挂着的画。

蓝黄相间的那副画,图案正是旁边那副尸骨上舞蹈的画中女人衣服的图案

  我最喜欢的是一副大画,“宇宙狂爱(universal frantic love)”。远看是一副抽象的风景画,各种山间瀑布的拼贴,近看才发现其中隐藏着一副春宫图。男人贪婪地把手放在女性的乳房上,下体的兴奋透露出他急不可耐,而女性平静地简直心不在焉,只有镜中映出的脚泄露了秘密,痉挛癫狂的脚,脚趾凌空翘起。

  古老的春宫图,与之交融的瀑布镜像却是很现代的,像是游客在黄石公园照的照片,有几幅拼贴的瀑布图中甚至有游客的身影,穿着西装,谨慎地欣赏着美景。其中一个游客刚好站在春宫图男性的下体前,茫然地看着眼前突兀的庞然大物,仿佛在研究那是来自哪个年代的奇石。

这幅画跪在地上看了半个多小时……

  我想到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晚清的寻常人家,女人玩骨牌,奶妈抱着孩子,阑干外却有一个比例不对的人性,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

  横尾忠则的画当然更刺激,古人的体液成了瀑布,流淌在窥探的现代人身上。

张爱玲书的封面中我最喜欢的


  美术馆外还有一个烟囱形状的圆柱建筑,墙壁贴着密密麻麻的瀑布的照片,天顶和地板都是镜面,反射出无限长度的空间。我从未发现过,原来微观的瀑布这么类似女体。

  离开美术馆,觉得出了一身汗,仿佛刚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羞耻事,在一个没有道德感束缚的世界。若真有《红楼梦》的太虚幻境,我猜它也是被一层红色的反射玻璃环绕着。

建筑师说玻璃象征的是生与死的边界,我却觉得像是廉耻作为色情的边界。

 坐船离开丰岛, 上岸前最后一眼看濑户内海,觉得海洋奇妙,它总是不断被划出道道伤痕,又总是处于完整无损的状态。海不会记得我来过,我的人生却被带到了未知的航道。

一样的海

​(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建筑基本都不让拍照,建筑的图大部分是在艺术祭官网上找的http://setouchi-artfest.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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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时代的病症能治吗?]]>
    我今年看过最悲伤的电影是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看到的动画电影,《失常》。它的编导是是我一直喜欢的编剧查理·考夫曼。他著名的作品有《暖暖内含光》、《纽约提喻法》等。
    《失常》讲述的是一个不快乐的畅销书作家在外出差,在酒店里,他看着城市的百种病态:性用品店的工作人员、自慰的单身男性、作家的旧情人等等。而所有角色的配音,都是同一个男性的嗓音:沉闷而波澜不惊。
      直到作家遇到女人丽萨,她并不漂亮,脸上有一道伤疤。可是她却拥有极其动人的女性嗓音。在一夜情过后,两人开始聊天,作家发现丽萨的声音逐渐与周围所有人的声音融合,变成了那个沉闷而波澜不惊的男声……
     影片里的木偶笨拙而沉重,而它们比现实更现实。木偶脸上的裂缝如同我们不愿意呈现的人性缺陷:“我想要独处,但不想太孤单。我想和别人一样,又想与众不同。我想要被爱,但我不想去爱人。”
     时代的病症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欲望与不甘心,失败与没有安全感。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却发现,借助涂《秘密花园》解压只会更烦躁和疲惫,借助社交网络点赞来缓解孤独是饮鸩止渴,收藏一篇篇“一辈子一定要去的50个地方”让现有生活变得更难忍受,在屏幕中按住“哈哈哈哈哈”的次数和真正大笑的频率成反比。
     对“时代病”的按摩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病征。
     痛苦与焦虑到底是不是可以排解的?我曾和一个朋友在某个夜晚争论,我坚持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聊了很久,我才发现我无法快乐,是因为我不愿意快乐。我依赖着自己的脆弱与不满,希望获得怜悯与鼓励。
     其实并不是时代禁锢住我。我有选择的自由。我有不点赞的自由,失败的自由,孤独的自由,没有梦想的自由,在无趣的事上浪费时间的自由,大笑的自由。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生活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随心所欲的。你选择的,就是你必将经历的。

     时代的病症能治吗?如果用绿段子来总结,那大概就是这样——

    问:怜悯和鼓励依赖症,怎么治?
    答:生活本身既不好也不坏,你选择的,你必将经历
    神点评:是你自己不愿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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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作为读者的谦虚]]>
作为读者的谦虚


   我在北京,目睹过很多场次的“作者见面会”,即使是比较小众和生僻的作者,也有人数多到超出预计的读者早早抢占了坐席,看来“吃到了鸡蛋,不必见下蛋的母鸡”的说法,并没有深入人心,人们依然还是要去听讲座——重点是看看那个作者,看他和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吻合程度有多少。然后就到了提问的环节,一些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最后以“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来结束提问——其实,这不是抓住机会,而是过度关注自我,忽视作者,浪费了这个机会。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水晶先生”写自己拜会晚年张爱玲的经历,那时张爱玲深居简出,不见朋友,更不见读者或粉丝,水晶先生幸运地得到见面的机会,他却浪费了这个机会。

   那是一次尴尬的拜会,也是一篇尴尬的文章。全篇都是水晶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如何看待张爱玲的作品、如何看章回体小说、如何批评沈从文与钱钟书,然后张爱玲说:“嗳。”“很赞同。” 唯有一处,水晶先生说《金瓶梅》不好,而张爱玲很诧异,说自己每次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

   水晶先生接下来又开始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金瓶梅》写得粗糙、单调而淫秽……如果水晶先生能够从绵延不绝的自我关注中抽出一两秒,观察张爱玲的反应,他是否会发现她的表情是在哂笑呢?

   我在年少无知、阅读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的读者。别人看动漫,看言情小说,我不屑,我找米兰·昆德拉、尼采来看,一方面为了接受采访时候能够引用他们的话;另一方面,也是抱着挑剔和反驳的目的,读一两段就在旁边标注:“写得也不怎么样。”“真的么?”“我看不懂,是他表达得不清楚?”

   直到我上高中的一个下午,读到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其中有一段话“因为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也和你一样孤独,和你一样不能爱生活,不能爱人,不能爱我自己,我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对待别人和自己。世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

   这段话穿透了纸张,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准确地指向我的内心,让我看到一个我未曾发现过的自己。我才意识到,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异,而是为了求同,我的幼稚和自大轰然崩塌,回归到一个读者的谦虚。

    什么是一个读者的谦虚?中国古代私塾的教学方式,叫做“素读”,意思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观点,脑袋空白地看。不在书本周围砌起预备的知识围墙,不做价值判断,不添油加醋,不预设任何目的。如同弗吉利亚·伍尔夫所说,理想的阅读是“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而要设法变成作者自己。做他的合伙者和同伴。”

  阅读,如同走进一座陌生的建筑,或是走向一个陌生的人。然后,等待。等待他走向你,与你共享他的人生。如同《金瓶梅》中清河县城的李瓶儿准确地找到旧金山的张爱玲。

   我们阅读,在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发现一群像自己、但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四周是荒野,头顶是星辰。他们帮助我们抵抗脆弱的友谊、不完美的爱情、抵抗孤独引发的脆弱等一切打击,能够更轻盈更辽阔地生活着。

    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读书这件事,最终会变得像采购一样——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实施,而有人替你完成。比如现在有很多渊博的人做这项工作,他们把一本书拆解、打烂、萃取、重塑,然后用几分钟的视频节目或是广播,把书中“有价值的内容”讲给你,就像电影预告片,把打斗、爆破、激情戏全部剪辑在一起,让你觉得看过“精华”之后,不再有必要看正片。

    而我将永远拒绝让人替我阅读,因为阅读是极个人化的,是可以提供给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书的本质,是孤独的作者与破碎的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作者发出声响,或许几百年后,在青灯孤照的图书馆,一个孤独而谦虚的读者报以应和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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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凯撒]]>

 蒋方舟  

上个月,我的朋友圈中又有两个人辞职创业了。一个月的时间,眼见他辞职了,眼见他融资了,眼见他找员工,眼见他装修办公室,眼见他去杭州见马云,眼见他去香港谈融资,眼见他已经开始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时,不忘初心,得始终”

旁观创业者的生活,不仅降低了我对平庸生活的忍耐能力,甚至产生了一丝羞赧——觉得自己浪费宝贵的青春。

连我妈退休在家,每次拿我的手机刷朋友圈,都为一片热火朝天理想不死的景象所打动,激动不已地表示自己不能游手好闲,要燃烧自己的余生,磨刀霍霍准备创业,并且在一天之内迸发出数个创业的想法:

“我要开微信公共号,教小朋友写作文,vip的付费用户可以手把手一对一微信教学,免费用户可以看到他人的点评;我要开淘宝店卖你的闲置衣服和鞋;我要租个房子当仓库,卖我做的牛肉酱……”

听得我也很亢奋,只觉得她不再是那个我所熟悉的五十岁妇女,甚至准备当场掏钱当做她的启动资金。但这种壮志凌云的演讲,往往以她体力不支倒头大睡而宣告破产

我的朋友说:“感觉北京已经疯了,似乎网龄超过五年,年龄低于三十,认字三千左右,英语四六级上下,知道KK,出入过媒体互联网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都创业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资喝咖啡了。”

生活在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六度空间的理论变成了三度空间,你和一个登上财富杂志封面的人物之间往往只隔着三个人,几乎可以看见巨额的热钱在流动,见者有份,钱多速来。 

互联网创业圈子最常说的话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简直像是新时代的大跃进: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去年12月,教育部发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另外,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担任导师,进校园对学生进行指导——几乎可以看见投资人指向年轻人乌泱泱的头顶说“你就是下一个马云!”的场景,每个人都澎湃,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作为一个叛逆了二十多年的学生,我想事情的思路基本上是学校禁止什么,我就热衷什么鼓励什么,我就警惕什么。我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高校的口号为什么从“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读书”,变成了号召大家休学开淘宝店

一个残忍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了解决盲目扩招带来的大学生难找工作的问题刚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用父母的老本,或者是投资人的钱创业,为学校提升了应届生就业率,为政府创造了税收和社保税。在折腾了好几年之后,获得了“屡战屡败”“落地的麦子不死”之类悲壮而文艺的声誉作为失败的补偿。再没有比创业牺牲自己,造福社会的好事了。

当然,所有年轻人在准备创业时,都是满腹信心的。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小型企业能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是美国的企业家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81%的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根据《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报道,上海市金山区调查了该区创业者现状,发现创业成功的97名青年中,传承父辈行业的有90人,占92.8%。

其实,我并不反感年轻的创业者,正如同我不反感任何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我反感的是创业成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把空手套白狼的赚钱等同于创业,把创业等同于实现梦想,把梦想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样只有一种结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归凯撒。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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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玫瑰即玫瑰]]>

蒋方舟/文

 

 

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讨伐一个叫做乌青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

诗很奇怪,但是人们对于它的愤怒,超乎了我的想象,人们或激愤地觉得自己智力受到了贬低,或义正言辞觉得他是在骗钱,或老气横秋地哀叹我国文化走向了堕落。

我从前就看过乌青的诗,看过并且喜欢,一首印象深刻的诗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

傍晚,父亲说,兄弟们/来一个,于是/我父亲把我抛出去/我二叔把我接住/我二叔把我抛出去/我三叔把我接住/我三叔把我抛出去/我小叔把我接住/我小叔把我抛出去/

我父亲把我接住/这是他们的一项常规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情感/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抛不动你了/父亲说

当我把这首诗展示给激烈抨击乌青的人,有些人也会说:“如果他每首都是这样,就不会被骂得这么厉害了。人们觉得这首诗好,因为能够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表达了作者对于父爱深深的怀念之情。

可是,当我们面对一篇文字,发现它超越了我们高中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的水平。随之而来的焦虑,就会让人们粗暴地拒绝,否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人们谈到物理数学化学计算机知识,遇到不懂的情况,人们会摆着双手带着崇拜和畏葸说:“我不懂。”甚至在遇到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人文学科时候,人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懂。”

可是,在看到晦涩的小说,不明就里的音乐,抽象的线条时,如果不是事先说明出自名家之手,人们就会嘲笑和轻视地说:“看不懂。”态度截然不同。

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把文学当做一个学科,一个有历史和前景的学科。它和物理、数学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问题,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卡夫卡解决了突破了托尔斯泰式的现实主义的桎梏;而马尔克斯在看了《变形记》之后彻夜难眠,后来写了《百年孤独》,又把突破现实的界限,往前推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写作作为一种学科的进步。而有追求的写作者,绝不会在《百年孤独》之后,重复一本《一百零一年的孤独》,而是去探索连马尔克斯也不曾企及的边界。

自然科学的学科,因为设置了门槛,而让人畏惧。而艺术,让所有有眼有耳的人都觉得自己具有评价的能力。1907年,毕加索画《亚威农少女》,五个裸女,没有远近,看不出背景,人是几何形体,正对观众的脸上,既有正面,又有这个角度下不可能被看到的侧面。

这幅画刚展出的时候,被视作一种嘲笑和暴行,艺术家怒不可遏,觉得这就像给一个活人吃猪饲料。

毕加索就代表了一种进步——虽然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看做退步。

 

 

而乌青,也是一种进步,他突破了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

他在采访中说,要有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废话”,一种逻辑自洽却毫无意义的废话。

不是所有的野心,都是要做大江大海,万水千山,宇宙银河。一个罗马尼亚的大诗人索雷斯库说他的志向:“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

索雷斯库有首叫做《雷雨》,是这样写的:“院子里/闪电在为母鸡/充电”

你懂了吗?

还有一类抨击“乌青体”的人,会说:这样的诗我一天能写一万首,有什么了不起?在所有的大白话中间换行就行了可是,他们所做,也只不过是写“蓝天真蓝”、“大海真大”这种简单而粗糙的模仿

这正如马塞尔·杜尚的成名作,不过是在《蒙娜丽莎》的画作上,为她画上了山羊胡子,在下面写上“她的屁股热烘烘”如果第二个人,在梵高的自画像上补上一只假耳朵,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黏上腿毛——这看上去很杜尚,可是这样的模仿不仅毫无天分,而且毫无价值。

 

 

有一个坚定的废话体的反对者,在我给了他诸多理由之后,最后依然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到底写这样的诗,有什么意义?

它不必有意义。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这是博尔赫斯说的。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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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抗敏感,不惶恐]]>

我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毫无悬念地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

不是那种巨大的胖子,而是介于正规的肥胖和臃肿之间的尴尬体型,比标准体型重了十五斤。于是,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变成了电影《蝴蝶效应》系列,那只蝴蝶重达十五斤。

首先,我皈依了减肥。我可以整整一天滴水不进,然后第二天中午,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去三个食堂吃午饭,每次都是两荤一粟一两米饭加大可乐,像是一个人孢子分裂出了三个暴食症患者。其次,因为要么饿得百爪挠心,要么撑得寝食难安,我变成了一个昼夜颠倒的人,再加上觉得自己很邋遢难看,不愿意见人,逃掉了很多课。其三,逃课的空虚让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网购,击败了全国90%以上的电商消费者,和快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买的大多数是衣服,衣服又穿不进,羞愤难当,继续皈依减肥。

总之,那是我非常不快乐的几年。因为难以接受自己,所以蜷缩着,拒绝他人。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人用来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在童年时候就已经形成。可是,用来开导自己、原谅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智慧,却往往在我们本该成熟的年纪,依然不具备。

每一世代的年轻人都是脆弱的,敏感的,容易受他人影响的。而对正在年轻着的一代来说,这个挑战却异乎寻常的艰难。

电影《楚门的世界》提出了一个假设,以及相应的解答:当一个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他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他逃走,获得自由。然而,如果所有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那么,又该如何逃避?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朋友圈、微博、贴吧、个人主页上展现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同样的平台上窥探他人的生活。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在评估他人,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评估。“个性张扬”只是狐假虎威的外衣,为了掩饰自卑与自恋此起彼伏、相爱相杀的脆弱。我们羡慕嫉妒着他人,也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修饰得让他人羡慕嫉妒。

我们对他人的意见过于敏感,无法忍受不被“点赞”的人生。

社交网络的核心在于“社交”,社交的动力,是出于人们无法忍受孤独;人们之所以无法忍受孤独,是因为人们无法拷问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镜子前,发现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有趣、可爱、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那么,你还喜欢镜子里的自己么?或者,镜子里的你,还喜欢自己么?

这个世界是否称赞你、羡慕你、爱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断膨胀的谎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对自己足够诚实,并且接受诚实之后的不完美。

我偶尔去大学讲座,每次交流的环节都会遭遇“怎么办”的问题——“理想与现实有差距了,怎么办?”“兴趣爱好和解决温饱矛盾了,何去何从?”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是,人生的路啊,你没走怎么知道窄不窄?这些痛苦的疑惑,都只是指着地平线以外翻过两个山头还有十里地的地方,询问那儿是否有一片荆棘。

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什么“理想”与“现实”,而在于人的不安与胆怯:既要得到路终点的奖品,又不愿去走那条路;既要去爱,又害怕爱所带来的混乱与伤害。

失去的痛苦、被拒绝的痛苦、被伤害的痛苦、分别的痛苦,它们如此显眼地横在前行的路上,让人像逃遁到那个充满了“赞”的虚幻世界里。然而,我们是人,走在一条从摇篮到坟墓的路上,年轻在途中,老在途中。必须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不是兀自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恐惧。必须和真实的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不是如一座座只能遥远眺望的孤岛。

无痛的是人流,不是人生。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痛苦,它们有时会让我们更加强大。就像令我们受益最多的人,往往并不是良师益友,而是那些曾经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并未能如愿的人。

时代让人变得更敏感,但人难以逆转时代的变化,只有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并不是指嘲笑同时代者,或是自我放逐到无人之境。而是趁年轻,输得起,去经历。并且让一切愉悦与不愉悦,都能够滋养内心,产生沉稳的判断能力。

坚持自我的前提是找到自我,这样才能够抵抗住琐碎生活对人的消磨。同时,抵抗住敏感,抵抗住敏感带来的恐惧与动摇,更为柔软而坚韧地活在当下,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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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不必言论的自由]]>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而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从没有一个人说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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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不必言论的自由]]>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几乎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很少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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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新、更新、最新的女性]]>

前几天,接到国内最大的水果电商天天果园的邀请,希望我去给他们企业内部员工做个关于新女性的演讲。天天果园的负责人说,他们的用户超过2/3其实是一线城市年轻女白领,所以一直在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去“懂”她们。

被塑造的女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日剧《昼颜》,讲的是日本全(兼)职主妇,在老白天公出去工作之后,和其他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一对主妇,结为互助小组,彼此掩护,姐妹双修。我还同时看了还有一部叫做《满足》的美剧,讲的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家庭,妻子在老公上班之后去找应召男郎。

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剧都“教唆女人出轨”,可从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它们提了一个问题:中产实现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怎么办?

这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在21世纪的重演,大理石的流理台、木质地板、孩子老公都离开后空荡得听到回响的家。女人无法从这种一马平川的“幸福”当中获得满足,更糟糕的是,无法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不认同我;我,无法解放我。

到底是当主妇还是及事业女性,很多情况下,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女人自己。

日本战后为了促进消费与生育,掀起“妇女返家”的高潮。“家庭妇女”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比如太太也出去工作,且收入到达某个标准,那么丈夫就要付更高的税款。而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被当做男人看待,呼唤她们投入火热的革命建设。

半年之前,我去日本,问一位内阁审议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要号召女性投入社会,并且开始修建各种保育机构。那种认真地准备便当、擦地泡茶记手帐的温柔妈妈,或许会成为遗迹。此时,中国反而越来越希望女性回厨房——不要妄下“女人时代来临”的结论,2010年城市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77%下降到了61%。

定义自我的新女性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依然被男性塑造,甚至“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被男人主导的政治所塑造。

在互联网的世界,女性反而获得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除了约炮和相亲,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用户的性别;一个高中少女和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同样自由表达的权利,前者或许还有更多的听众。

枪的发明,让女人和男人在肉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力量感。互联网的发明,则让女人和男人在表达和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有相同的力量感。

我讨厌把“新女性”等同于“事业女性”——电视剧里演女强人的演员总是昂头皱眉翻白眼,“新女性”是互联网女性,是具有自我定义能力的女性。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暖男”,不是飞檐走壁刀山火海的教授,不是被当做灾区人民被拯救、不是被当做老弱病残去关怀,更不是被当做问题解决,她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价值认同:作为独身者、作为单亲母亲、作为离异的女性。

新女性和电商

日本作家村上龙有本书叫做《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男人就像一次性打火机,出毛病了或者气用光了,牢骚都不用发,直接扔掉。那么女人是什么?所有的女人都是奢侈品。

区别在于男人重视功能性,女人重视一件东西给自己的感官享受。

所以女人爱买奢侈品。何谓奢侈?昂贵、花哨、可炫耀的、满足欲望,就代表了奢侈么?

爱马仕总裁写的《奢侈》重新定义:

“拿出时间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如此才能开始为奢侈下定义。”

有时间认真地做一顿早饭,或是能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张唱片的女性,相对于早晚高峰挤地铁、三餐都叫外卖的女性,是奢侈的。

如今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盈利要居高不下…驱使着人们越来越快和焦虑地前进。

焦虑所伴随的一定是反思: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新的女性,能力上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她们更急迫地要求得到更为舒适且有尊严感的生活方式。

传统电商解决的是快、更快、最快;全、更全、最全;功能的提升带来的并不是情感的共鸣,商品目录从10页变成了20页,也并不意味着“奢侈感”的提升——奢侈感并不通过价格体现,而在于对最小细节的检验,以及对品味和个性的尊重。

传统电商面对女人,同时简单的把女人分类“温婉的贤妻”“恨嫁的白领”“高冷的女强人”,然后根据每个分类制定一套标准产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项,其实是一种贬低,认为同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女人的兴趣爱好理想全是一样的,抹灭了她们的个性。

互联网更新着女性,如何去笼络这个全新物种?首先,要尊重她,不是帮她开门给她让路,而是认同她,不妄图去改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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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虔诚慢跑者]]>


蒋方舟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疯狂崇拜体育运动。这所学校庆祝所有重大时刻的方式,就是一群人发疯似地跑步:新生赤脚跑、阳光长跑、男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测试跑、毕业人生起航跑、元旦长跑、研究生长跑、马拉松跑,当然还有自主招生体质测试跑。

 

   无论什么时候在校园行走,都能看见满面潮红汗流浃背的跑步者,他们的短裤往往短而宽松得令人尴尬,T恤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自信和优越。

 

   我一度觉得他们傻乎乎的——直到我也加入拜长跑教。为了通过体育测试,我每天晚上去楼下的操场跑五公里。上百人在一起,庞大的沉默的团体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巨大标语下,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锐利的步伐激起尘土。

 

    我每次跑步时看着自己影子里晃动的马尾,总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后来我看了一篇《跑步十大好处》的文章,除了身体健康、减轻压力这些好处,还有一条是:能够有宗教圣徒般的跑步者高峰体验

 

    是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是这种高峰体验,莫名的兴奋与平静,让所有的跑步者有了隐秘的情感共鸣,犹如沐浴在同一片圣光之下。

 

    如果把慢跑者看做宗教圣徒的话,那么它的神是谁?

 

    它的神就是自己,一个腰杆挺直地跑步的自己。跑步时肌肉的运动调到最和谐的频率——用慢镜头看,肌肉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让人沉醉。跑者沉浸在随身听的音乐中,封闭在肉体能量的消耗里,享受着战胜肉体折磨的强大意志力。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就写了《美国》一书,讲他眼中这个已经变成现实的乌托邦的国家。他形容随处可见的慢跑者:显然,他们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精疲力竭;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继续在你面前,像着了魔的人一般舞蹈……

 

   最新的日剧《大川端侦探所》里的一个情节,刚好是对这段话的绝妙注释。主角是一个资深跑步信徒,他每天用25分钟跑完一万米,跑完全马只需要2个小时整,他享受能量消耗和超越极限的快乐。

 

   他对长跑有一段热血、古怪、但又不无道理的阐述:如果让马、熊、长颈鹿、犀牛、牛、狗、猫、人一起跑步,你觉得最慢的是哪个?是人。短跑最慢的是人,跑不过野生动物就算了,连家禽和宠物都不如,人类真是太逊了。但是长跑就不一样了,长跑需要能调节体温,也就是说必须是全身有汗腺,能出汗排汗的动物,才能成为第一名,这种动物就是人类。

 

   然而,他因为过度服用兴奋剂而死掉了。  

 

    当然,大多数的城市慢跑者并没有向这项运动献祭的打算,他们只是上进本分的中产阶级——用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和胖头胖脑、大腹便便的土豪区别开。他们是市民的进化版,生计满足之后,决定有新的精神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慢跑除了听起来洋气一点,本质上和广场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沉浸在变得更健康的幻觉之中,都快乐,都具有病毒一样的传播性,都抗拒雾霾、粉尘、城管的阻拦,同好们都热情温暖如兄弟姐妹一样向你伸出手。

 

    如果把信仰的定义广义化的话,那么现代城市里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慢跑者。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整齐、神情肃穆;他们大多出现在每天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每天计时打卡来记录自己的虔诚程度;他们风雨无阻、简素规律、燃烧热情、长命百岁。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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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精英决定去死]]>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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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精英决定去死]]>


            蒋方舟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着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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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刻奇国里说刻奇]]>

蒋方舟 

 

   一个人的自我欺骗叫做矫情,一群人的自我欺骗叫做刻奇。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格林伯格与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

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故事,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也无法要求一工人为一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页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去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昆德拉与刻奇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

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小时候看到一本木刻插画的《圣经》,看到上帝的形象,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吃东西,就有肠子。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一种上帝和粪便共存的事实。

一个刻奇的世界,就是一个既不承认粪便,也不承认亚当和夏娃之间有性亢奋的世界。一个刻奇的世界,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把战争的目的包装崇高而神圣的世界。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收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了一幅图:金正日端坐在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

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

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只巨大的剑在天空中汇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

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我们与刻奇

 

人们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XX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同悲同喜。

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的城堡。

 刻奇国里说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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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抵制一切抵制]]>

抵制一切抵制

蒋方舟

今年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一部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文学戏剧。那么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是新闻,接二连三、骇人听闻的新闻。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有几条头条新闻推送,而几乎每条都让人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和周围人分享,满桌咋舌惊叹。

我们进入了新闻可以满足一切耳目视听需求的时代。

而在今年各种新闻引起的反应当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抵制”。

从MH730失联开始,社交媒体就开始了“抵制马来西亚”的呼声。某个时尚杂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百位明星名人为生命尊严呐喊”的活动,许多演员、歌手转发微博,“呐喊”道:“真相在哪里?”“马来西亚还我真相!”

真相还不明,他们却笃定被马来西亚政府隐瞒掩盖,而他们的“呐喊”对于飞机的搜寻也没有任何帮助,或许整场活动值得安慰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很正义。

“抵制马来西亚旅游、产品、电影、明星!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每个人的社交空间里都几乎能看到这样的呼召,“转给你身边的同胞!”宣言这样说道,好似一人少花一块钱,就能饿死马来西亚人。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就占40%以上,而且大部分是经商为主。所以很有可能“饿死”的是自己人。

中国人变得有钱了,这也是很多“经济制裁”来得更有底气的原因。而从积贫积弱变成了巨大经济体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过度敏感的自尊心。《时代周刊》上形容等待马航消息的家属是“新中产阶级”“日晒过度的脖子和不合体的西装”,一切国人认为是对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侮辱,“抵制高贵冷艳的《时代周刊》!”他们说。

因为台湾的“反服装贸易”而抵制台湾,因为“幼童当街便溺”而抵制香港——不过这有些尴尬,香港到底是自己人,这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于是开始抵制杜汶泽,因为他出言嘲讽挑衅大陆网友。

“抵制(boycott)”一词,来源于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查尔斯·C·杯葛(Charles cunninghamBoycott),他从英军退役后,任爱尔兰某个县的房地产经纪,他所管辖的土地被选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改革由爱尔兰政治家发起,向地主要求更便宜的租金和固定租期,然而查尔斯·杯葛公开反对这项改革,他拒绝降低租金,并且开始驱逐佃户。

土地改革的领袖说:“如果有人通过把别人赶走占有一块土地,那么无论你们在路上、在商店、在公园里、在市场上,哪怕是在做礼拜的地方遇到这个人,都不要理睬他,把他从道德上进行放逐———把他和家乡的其他人隔离,就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们必须把你们对他所犯罪行的憎恶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杯葛一家就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不允许进入商店,洗衣店不给他服务,连送快递的小哥都威胁,如果他继续,就要动用暴力。

“抵制”一词,从一开始就满溢着民族主义的意味:杯葛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房地产经纪。

中国最早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缘由是美国与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内进入美国,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歧视政策。中国国内开始发生巨大的反弹,二十多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美货的活动,游行比比皆是,传单诗歌遍布街道。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为期两年的抵抗美货带来多少出乎意料的结果:它反而刺激了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抵制结束之后,美货的销量不减反增。

1905年到1931年不到30年中,平均两到三年,中国就会出新一次抵制外货的活动。抵制运动,毋庸置疑是民族意识的苏醒。在共同抵抗外部敌人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前所未有的清晰与强大。

在可以回忆得起的过去,我们抵制过美货、日货、台湾、菲律宾、家乐福、星巴克、脱口秀主持人jimmycamel、美国著名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Justinbieber……我记忆里最奇怪的一次抵制,是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在我的理解里,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强权、欺凌、不公正的待遇和排挤。当抵制的对象是圣诞老人和过于脆弱的自我,那么,我抵制“抵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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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我所钟爱的寓言小说]]>

我所钟爱的寓言小说

一个已经被引用多次的典故:画家保罗·克里画了一幅画,一个天使凝视着前方,张开翅膀,准备离开,画名叫做《新天使》,本雅明是这样解释的:天使脸朝着过去,背对着未来。面前是历史的废墟,他想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天堂刮来的风暴无可抗拒地把他吹向未来。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寓言小说作家,是最当之无愧的“新天使”,他们永远面对着过去的废墟,用隐晦的语言,提醒着人们所犯过的错误。

寓言小说,是永远悬在我们头顶上的问号:我们到底让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1 《猫的摇篮》(美国 冯内古特》

美国伟大的荒诞小说作家冯内古特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讲述原子弹之父发明了一种能够让整个世界冰化的“ICE-9”,他把这个武器平分给了他的三个子女,由此引发的故事。

小说否定了科学,嘲笑了政治,讽刺了宗教。无论你认同与否,这本书都会让你重新审视现代生活。

冯内古特的书显然依然被不断出版,以至于我总是忘了他已经在2007年过世的事实。他说过:“一定要在一个本来没有道理的世界里老讲道理,当然是令人疲惫的。”

2 《1985》匈牙利 道洛什·久尔吉

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

这本书描述的是老大哥死亡之后的故事。高层分裂,中层松动,底层暗涌,然而随之到来的真的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么?

《1984》让人愤怒,《1985》令人绝望。乔治·奥威尔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道洛什·久尔吉提醒我们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多远。

3 《梦幻宫殿》 阿尔及利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小说背景虚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主人公在”梦幻宫殿(睡眠与梦境管理局)“工作。这里每天的任务是搜集分析人们的梦境,因为政府相信,要维持统治,仅仅控制人们的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控制人们的潜意识……

一本薄薄的小说,一个引人入胜的设置,一个令人意外的结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任何人,一旦控制住人类生活的幽暗领域,便能行使无边的权力。”

4 《羞耻》 英国 拉什迪

主人公奥马尔·沙克尔是三个母亲和一个军官的孩子。他是一个混乱世界的旁观者,眼看哈拉帕及海德两个家族陷入了混乱而复杂的政治斗争。

整部小说可以看做是对巴基斯坦文明深刻的讽刺和反思。历史的暴力、现实的暴力、宗教的暴力在小说中交织,构成了一个放纵污秽,却让人欲罢不能的世界。

拉什迪遭到政治追杀的事实,恰好是对他小说的绝佳诠释:“不知羞耻”是人类对自己的羞辱。

5 《等待野蛮人》 南非 库切

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一个虚构的帝国,一个虚构的敌人——帝国一直宣称边疆有“野蛮人”将要进攻,以灾难的想象,来避免自己政权分崩离析。一个驻守的边疆的行政长官是小说的叙述者,某一日,帝国来的长官开始逮捕、拷问和殴打从沙漠深处抓来的“野蛮人”……

行政官被目睹的酷刑唤醒良知,小说中,逼供的长官这样得到真相:“首先,我听到了谎言,然后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痛就是真相。

大门紧闭,小说家站在酷刑室的门外,以想象来代替他被禁止看到的惨剧。那间神秘的黑屋子,成了小说家驰骋想象力的天地。

小说揭示了一个简单但是经常被忽略的真相:总有一天,被敌意虚构出的“敌人”,被利用,被渲染,会变成真正的野蛮人。

7 《使女的故事》 加拿大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由于核泄漏,基列国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为了更好的统治以及人口再生产,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人按照等级分配。另外,基列还建立了一系列的惩罚,而最有效的,就是“大众暴力”,强迫“使女”目睹和参与屠杀……

强权把人从正常变成非正常,每个人都陷入了对更高等级的向往和追求当中。连最高权力者——总统,也是受监视的无力者。而受压迫最深的“使女”该如何抵抗?

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主义政治寓言。

8 《四书》 中国 阎连科

作者淡化了小说背景,可是依稀可以辨别暗示的是大饥荒时期的故事,“作家”、“学者”、“宗教”和“音乐”是四个被改造的劳役者,他们都要听从”孩子“的领导。

文学被践踏,音乐被禁止,知识被焚烧,宗教被检查……荒谬的事实,在看似平淡的环境中缓慢地流淌。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宗教隐喻,在狂乱中给人以力量感。小说的最后,以“孩子”的自戕结束。

当真实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触碰,或许虚构反而成为最能接近真实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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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文艺青年与“刻奇”]]>

文艺青年与刻奇

 蒋方舟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是个读诗会。读的是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诗,参加者大多数是某个专门读诗歌的公共微信账号的声优和听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文艺的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人数并不会很多——多十几人吧,因为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诗人。令我诧异的是,冬日的晚上,小小的场地竟然挤得满满当当,人群挤在门口探着头。

陌生读者聚在一起去分享一个作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成了读者的财产,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比如东欧作家只是按照作家的本能书写现实,却被西方理解成政治寓言与符号。而在读诗会,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相信自己与诗人有种说不出的神秘联系:“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女性,她专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外地赶来。她说读诗让自己摆脱出庸常的琐事,希望自己像辛波斯卡一样,面对世俗的荒谬,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她说得真诚,读得动情,听者也无不感动。

这是一个不失温馨的晚上,所有人沉浸在同样一种文艺的感动氛围中。但到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稍微有点出戏。我有种感觉: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到了魏晋时候,文人雅士空谈玄学时要服食五石散——也就是嗑药。它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思维和身体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需要喝酒来发散药力,所以每个人都嗨赖赖。我还读过一个未经证实的野史,说古人弹古琴前焚香洗手,焚的香就是致幻剂。清醒的时候听古琴声并不悦耳,略有些生涩,然而在致幻剂的作用下,那声音对听众来说宛如排山倒海。如果无法设想其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在酒精和大麻作用下听摇滚乐。

人群聚集时去践行一种共同情感时,是需要一些幻觉的。人生中经常有这种时刻,处在群众之中,感情起伏之剧烈仿佛脱离自己的掌控,当回到现实生活,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上一次有同样感觉的场合,是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读者分享会。到场的女性为主,每个人视三毛为灵魂知己,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所有人讲述着关于心灵与爱的故事,轻声说着散文诗里才会出现的词汇让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问旁边人一句“一会儿去哪儿吃饭?是一件不雅而亵渎的事情。

“刻奇”,这是无需服用的致幻剂,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五石散。

刻奇(kisch),根据景凯旋在《大众的坏品味》中的叙述,这个词源于德语Kitschen,原义是涂抹,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本来是用来形容廉价而矫作的艺术品,比如画给中产阶级的风景油画。

后来,米兰·昆德拉把这个词上升到心理学层面,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一种眼泪顶多能被称为“自媚”,或者说有点“矫情”,基本无可厚非;第二种眼泪,就是十足的kitsch了。”

“刻奇”由于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译作“媚俗”而被误会,把它和畅销书、贺岁片、低级笑话、胸露乳的女郎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刻奇”是很多,是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被自己以及彼此感动;也是小众范围内口碑好的艺术电影是金碧辉煌的土豪别墅,也是刻意朴素简约的艺术住宅。 

人人都不能免俗地有着“刻奇”时刻,哪怕你再清醒与警惕。人无法只依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必须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包装,对崇高情感(例如集体荣誉、爱国、牺牲)的追求,对美学的向往,对终极目标的想象。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更能解释“为什么要活着”。而当我们把它代入日常生活,植入社群,由自我欣赏变成一种群体共鸣,我们就陷入了“刻奇”。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远离“刻奇”,它并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情感。至少,文艺青年因为它而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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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因为我,我选择了自由]]>


  蒋方舟

 

没有比女性更难做的了。打扮得太好,叫做“冶容诲淫”;完全不打扮也不行,因为女要“为悦己者容”。完全没有才华,会被轻视和玩弄如果过于有才华,就简直不会被当做女性看待。

女性不能过得失败,可是最好也不要太过成功。长久以来都有一种观念:成功女人的婚姻与生活大都不幸福,所以应该回归平凡,学会用一手好菜拴住老公的胃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深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成功女性只是少数,所以她们的不幸福的案例就会被夸大,而大多数女性的无奈与妥协在数量上其实更多。另外,成功女性幸福的阈值更高,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女性难为,因为男性如此难以取悦。

即使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大众媒体正在敲锣打鼓地宣告“女性世纪”的来临。然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女人仍然社会标准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

在古代,这种针对女性的标准被白纸黑字地写成了《女德》《女诫》在现代,则换做了一种隐性的表达,无时时刻地出现在生活的视野里。最为恶劣粗鄙的形式是电视购物里一个女人愁眉苦脸地说:“越来越松弛,老公再也不正眼看我,怎么办?”以及网页旁边的小广告:“那里黑黑的,男友总是怀疑我不是处女。怎么办?”

更具迷惑性的表现方式是诸如《甄嬛传》之类,虽然被誉为“励志逆袭”的宝典,实际上讲只是一个争风吃醋去争夺男性的关注与宠爱的故事。

为什么女人总要服从种种标准,如同笼子里的小白鼠?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女性的魅力依靠男性的赞美和承认而存在。

 

杜拉斯的《情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开头,一个男子从大厅另一头走来,对我说:比起您年轻时候的面容,我更喜欢您现在备受摧残的脸。

    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试着想一下,如果这个开头换做一个老妇在大厅长椅上自言自语:“我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但现在老了更美。”读者大概只会感慨:嗯,这个老太太心态倒还蛮好的。

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这是因为所有的女性,无论身份、地位、年龄、种族,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两性市场中估价与叫卖。

女人看男人,看到的不同职业、爱好、特长,他所拥有以及环绕他的不同世界;而男人夸女人,无论她是好医生好护士好作家好老师,最后都剥掉她身上的制服,落脚到——她是一个好女人。

女作家严歌苓有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话:“我每天下午三点前写作完,都要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静候丈夫归来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当我当面向她求证的时候,她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段话,欣赏的女性是希拉里。

这段以讹传讹的竟然被广泛传播,被女性广泛认同,是因为人们潜移默化接受了一种观点:女人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两性市场的资本与筹码。

有句古话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多人仅仅依据此话,就推断出古代女性大多数缺乏教育,没有文化。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中上层的家庭已经开始普及对于女性的教育,社会风气也鼓励妇女识字作文。然而,女性所受的教育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财富,而是嫁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抬高在婚姻市场中的价码。

延续到如今,我们好像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句式与因果关系:“把自己修炼得更好,才能遇到更好的伴侣。”“让自己更加自信、独立,才能得到更好的丈夫。”这暗含的意思是,男性变得更好,有利于征服女性;而女性变得更好,是为了能够自己选择被征服的方式。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大胆到能够接受另外一种句式:“让自己更加完整,才能不需要男性。”——孤独寂寞冷对于男女同样难以忍受,但只有女人偏向于把男人作为自己的结局。

   

 

   有没有女人能够挣脱出两性市场的摊位?当然有。

   柳如是一生至少六次为自己更改姓名。对于女性来说,姓名的变化象征着身份的转移:从家庭的女儿,到另外一个家庭的妻子、母亲。这种转移是被动的,而柳如是试图主动控制自己身份的游移:情人、妾、名妓、女公知等等。

身为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是永远受限于自己的时代。所有企图以肉身超越时代的人,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柳如是46岁自尽,并未寿终正寝。

前两天,我看了BBC根据简·奥斯汀晚年的信件和回忆拍摄的电影《简·奥斯汀的遗憾》。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如同一个最精明能干的管家,处理每个人相互矛盾的需求,为她的每个女主角寻觅得富裕、有趣、深情的丈夫,每个人在故事的最后都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保证自己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而自由的成本,对女性似乎要更高一些。简·奥斯汀自己一生未嫁。

奥斯汀年轻时,曾经被一个有钱的庄园主求婚,第二天悔婚。据说,悔婚的前一天晚上,是她的姐姐劝说她正视自己面临的人生选择。

在《简·奥斯汀的遗憾》这部影片里,奥斯汀晚年备受病痛和贫困的折磨,她的姐姐非常内疚自己的唠叨让奥斯汀拒绝了求婚,她说:“因为我,你选择了孤独和贫穷。”

奥斯汀说:“因为你,我选择了自由……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我比我自己想象中快乐很多,多过我应有的快乐。”

奥斯汀悔婚那晚的纠结和痛苦,大概很多女性都经历过,有少数做出了和她一样的选择,因此世界上少了一个又一个平庸而快乐的妇人,多了一个又一个传世的女性。

 

(原题为《为什么要成为妖孽》

 因为我,我选择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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