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傅蔚冈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隐私的式微与互联网的兴起]]>

​1993年7月5日,漫画家彼得·施泰纳(Peter Steiner)在《纽约客》上创造了一幅漫画:这幅画中有两只狗,其中一只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另一只狗坐在地板上。这幅画的标题叫“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提起互联网上的ID时,时不时有人以这句话来调侃,意即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会得到充分保护。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当施泰纳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时候,互联网还是一个小众的服务,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在1993年7月,全世界联网的主机只有131万台,网民也是屈指可数:1993年,能让普通网民上网使用的浏览器Mosaic刚刚被发明——普通民众没有机会上网,雅虎和亚马逊要到一年后的1994年成立,谷歌的创始人布林还佩奇还未相识,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还只有10岁……

之所以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搜索技术很不发达。尽管在互联网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信息,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在浏览网页的网友当然也就不知道是谁提供了这个信息。为了让网民更快的找到他想查找的信息,大卫·费罗和杨致远这两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在1994年1月创建了一个名为“杰瑞的网络指南”(Jerry's Guide to the World Wide Web)的网站——在3月份它又更名为Yahoo!:这个是一个网站信息索引,旨在满足成千上万的、刚刚开始通过互联网社区使用网络服务的用户的需要。

但是后来随着网民人数增加,网络搜索技术的增强,尤其是互联网被广泛的应用于商业活动,“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了: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而且很有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喜好。你在很多网站购物的时候,是不是曾遇到它推荐给你的产品正是你当时想买的?或者是你没想到但是比你自己想的更为周到的

某网站给你的推荐商品

那么,为什么网络能够知道你的喜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网络上的活动轨迹被商家知悉了。之前我们认为,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用户的青睐,这是因为它能够给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为什么互联网能如此便捷?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拓展交易半径,即通过互联网可以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卖家或者买家达成交易,这意味着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可能。当年阿里巴巴创立时只有B2B项目,其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制造业工厂嫁接海外市场。今天我们能足不出户就在全世界各地买买买,实际上也是因为互联网拓展了交易半径,理论上我们可以和全世界范围内的供应商都能进行交易——只要物流成本足够低。

但是仅仅拓展交易半径是不够的,假如你收了对方的钱,但是对方不给你发货,或者说发给你的货物品质太差怎么办?于是,这就诞生了互联网上独有的评价体系。今天我们无论在哪个网站上购物或者购买服务,大都可以在相关产品或者服务项下作出评价:无论是衣食住行。通过用户的评价体系,互联网建立起了一个约束用户和商家的声誉机制。这就是互联网的第二个优势,通过声誉机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交易半径能够无穷大。而在以往的线下市场,声誉机制则是借助于口口相传,很难通过文字来验证。但是互联网使得一切行为都可追溯,一切声誉都可视,使得原本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知悉的知识也被外溢了。

正是因为此,互联网从最初的购物开始,进入了各个行业。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购物或者使用其他服务,就会在网络上留下更多的有关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评价,而相关评价增加,那么这些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可靠。换句话说,互联网上的信息之所以是可信的,那是因为包括你我在内的广大用户参与其中的结果。

淘宝网上用户对某物品的评价

​当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越来越多有关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评价,毫无疑问这会让其他的消费者更便捷的知晓相关服务,但也让包括服务商在内的更多人知晓了我们的消费习惯。为什么淘宝能够给你推荐你意想不到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它抓取了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相关信息——不只是购物信息,恐怕还有我们的评价。而这种信息在以往的线下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到一家餐馆或者商店消费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对方就不会留有我们消费的蛛丝马迹,但是在互联网上,所有的信息都留痕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这么便利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在让渡相关信息的结果——如果说不是隐私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很多信息如果在线下就是我们的隐私——比如说,你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经常光顾哪家餐厅、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但是在互联网上的你却会将这些信息公开出来,而公开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评价更有公信力,为了更加便利别人的消费。当然,你也会从他人的信息中受益。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我们的更多信息被服务商掌握。如果说在PC机时代的互联网服务只是通过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来画像,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则是将很多信息都开放给了服务商,包括但不限于通讯录和地理位置等。服务商会根据你现在所处的位置给你推送相关的服务,如果现在还有一个App无法根据此作出相关判断,那么只能说这个App的服务太差劲了。

正当我在键盘上准备结束这篇文章而打开手机上的滴滴出行准备回家时,它已经根据我以往的出行习惯自动的把我家设置为我的目的地。换句话说,它不仅知道我是一只狗,还知道我住在哪里。那么,越来越多的机构知道我们消费者的信息时,栖息在互联网上的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相关信息?

本文首发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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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八人的财富和世界一半人相当,那又怎样?]]>

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他们的资产总额和世界上最穷的36亿人的总额是一样的。这是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在达沃斯发布的一项名为《99%民众的经济》的报告中所描绘的现象。如果看到这个标题,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咯噔一下,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是这8个富人攫取了那些穷人的财富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报告发布者的目的就达到了。乐施会在名为《8人拥有世界一半的财富》的通稿中指出,“现时这个支离破碎的经济体系正在将财富聚集到富人手中,付出代价的正是社会上最贫穷的人,大部分是女性。如果富人的财富继续以目前速度增长的话,那么25年后,世界上将出现第一个万亿富翁。更直观的理解1万亿这个数据:如果你每天花100万美金,你将需要2738年才能花完1万亿。”

很可惜,乐施会的这个报告是错的,而且错的离谱。

我们先来认识下这8位富豪,他们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西班牙时装公司Inditex创始人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伯克希尔-哈撒韦主席沃伦·E·巴菲特,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里姆·赫卢,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甲骨文创始人劳伦斯· J·艾利森和彭博资讯创始人迈克尔·R·布隆伯格。

他们为何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有媒体将其归结于全球化。是的,这8位富豪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么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就没有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必然不会获得今天这么多的财富。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之后使得赢家通吃成为可能。在每个国家边境紧闭的时候,你是很难甚至无法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者服务,但是一旦跨境贸易的成本降低,那么消费者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喜欢的产品或者服务,这样一来势必会冲击原先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商品或者服务。

以服装行业为例,最近几年随着Zara、H&M和优衣库等廉价服装品牌的进入,原先诸多国内服装品牌的市场份额大幅度缩小,甚至很多品牌已经不复存在。这样的变化对消费者而言好处是巨大的,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比原先更好的产品。当然,生产商也从中受益,那就是他们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赚取了更多的利润。而作为公司的股东,毫无疑问也从中受益,也正是如此,Zara的创始人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一度位居世界首富。

事实上,那些上榜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事实上,即便是指责这些富豪的乐施会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乐施会之所以能够到达沃斯发布报告,那是因为享受了航空公司的服务,而世界上相当多的航空公司的数据库都是采用甲骨文提供的架构;如果不出意外,这份报告是采用微软的office制作,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是用微软的视窗系统;这份报告能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发达的社交媒体,而很大一部分则是通过脸书传播——刚刚登陆乐施会在脸书上的主页,共有257个人为此报告点赞。

如此来看,乐施会之所以能在达沃斯发出这份报告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实际上也受益于这8位富豪所创立企业提供的服务,如果没有他们,现代社会会黯然失色。是的,这些富豪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但是他们并不应该为此而内疚,而且他们的财富并不是像乐施会说的那样是通过“避税、降低员工工资,影响政府政策等行为”来获得。

是的,资本的全球流动有助于跨国公司或者超级富豪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适合公司发展的地区,但是同时这样的行为也有益于全球的消费者,因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生产者成本的减少最终会以更好的服务或者更便宜的价格等形式来回馈给消费者。

全世界最贫困36亿人所拥有的财富和这8个人相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36亿人的贫困就是因为这8位富豪所造成,他们的贫困也和全球化无关。乐施会的这份报告中,有意无意的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群体联系到一起,仿佛36亿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这8个人的不当攫取之故。

不得不说,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如果翻开地图,你或许会发现,地球上能获得这8位富豪所在公司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区域,恰恰是不太贫困的区域。换句话说,这8位富豪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有助于脱贫,而不是增加了贫困。

当然,让人民脱贫的不只是这8位富豪,而是全球化和所有的跨国公司。为此,我们不妨来看看世界银行的数据。2015年,世界银行曾经就世界贫困人口发布过一项报告,该报告显示,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这三大地区的贫困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1990年,东亚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占15%左右。但是根据2015年的预测,这种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占12%左右。

东亚贫困人口下降的很重要一个因素要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所赐,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重要表现就是引入大量的跨国公司,他们的到来不仅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和知识外溢,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由此来看,并不只是超级富豪从全球化中受益,更让人受益的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将这8位富豪和36亿穷人对立,除了获得眼球之外,并无益处。对了,尽管乐施会自将其自身定位为是扶贫组织,但是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帮助民众摆脱贫困助力最大的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而不是这些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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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小汽车能给城市交通提供什么?]]>

傅蔚冈:

我们先看一幅图,这是北京交通发展年报提供的一个数据。这张图上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惊讶的数字,小汽车的出行量占北京的比例非常高,超过30%,899万人次日,接下来才是公交和地铁,在此之前,我想当然的认为地铁或者公交是排在第一,但实际上却是小汽车。

2014年北京中心城区日均出行量分布
数据来源:2015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公交优先,从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京的公交并未排在第一位。但是,如果从财政补贴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做到了公交优先。

北京市交通财政补贴
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整理

​上图是2008年-2015年北京公交补贴的数字。这里的补贴分为位三个部分,一世对路面交通的补贴,然后是对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的补贴。从2008年开始,补贴额度稳步增加,2015年的补贴额度达到285亿。其中路面交通补贴是83.7亿,而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分别达到58.8亿元和142.5亿元。

我们知道,路面交通补贴受益者小汽车、公交车、自行车和步行者,甚至轨道交通的人也从中受益,或者说所有的北京出行人都是受益的。但是轨道交通补贴只是适应于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补贴实际上是只受惠于那些乘坐公交的人。

这样我们会发现公交补贴的金额和它所负担的人数并不成比例。小汽车所占用的补贴非常小,但是它占用的客流量非常大;这说明了我们公交补贴或者公共交通的效率非常低,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北京,甚至全国而言它的公交效率都不高。

《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数据,2015年末全国拥有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48905条,运营线路总长度89.43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3853条、7.66万公里。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05条,运营线路总长度3195.4公里,增加13条、379.3公里,其中地铁、轻轨线路分别为85条、2722.7公里和10条、341.2公里。尽管运营线路增加,但是运营人数却下降了。全年城市客运系统运送旅客1303.17亿人,比上年下降0.9%。其中,公共汽电车完成765.40亿人,下降2.1%,BRT客运量14.32亿人次,下降3.0%,公共汽电车运营里程352.33亿公里,增长1.6%;轨道交通完成140.01亿人,运营里程3.74亿列公里,分别增长10.5%和14.5%。

经常又交通专家说,私人小汽车运输效率低,说它占的道路面积超过70%,但是营运人数却只占20%、30%。这种说法从面积的比例来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谬误很多。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从道路面积算,但是我觉得算这个效率不应该只从面积来算,应该折算成最后的钱——也就是占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所,道路面积是资源,但所有的资源只有折算成货币只有才有可比较性。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小汽车的效率非常高。

因为小汽车不仅不受补贴,同时它每年还要交很多税。按照北京交通发展年报的数据,在北京每辆私家车一年的行使里程是11301公里,按照每公里油耗0.7元计算,每年仅燃油税一项的税收就非常客观。中石油曾经算过,每1块钱的油价里面48%都是属于这个税收,那么每公里就纳税0.336元。按照此标准,北京私家车群体每年因此缴纳的税费就是159.7亿,将近160个亿,我们会发现每年北京对道路交通的补贴其实只有80个亿,这意味着他们这个群体完全是可以自行负担对道路的运营费用。

同时还没有考虑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说北京每年还要新增10多万的小汽车,这10多万小汽车每年税费加起来每辆车以上万块钱计算的话,一年就有30、40个亿。在北京小汽车的税费加上燃油税等等将近200个亿左右,北京每年在道路费用上只有80个亿,小汽车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效率很低。

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尽管我们在公共交通投了这么多钱,但是它的速度也不快。我们发现,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小汽车速度早高峰是16公里,晚高峰是15.1公里,这个速度都是要超过轨道交通的速度。

北京出行方式速度和距离图
图表来自2015年北京交通年报

不仅速度不快,同时轨道交通还有限流。比如说今年7月份北京市政府进入夏令时有76座车站开启常规的限流模式,限流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是拥堵,只不过小汽车的拥堵是堵在路上,地铁拥堵在进站的那一段路上。北京有很多站早高峰的时候要堵上半个小时。76座地铁站限流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北京有20%的地铁站都是限流的。

很多人把私家车视为是负担,说它是导致拥堵的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偏见,应该被扭转的偏见。

过去30年北京交通出行方式变化
图表来源:2015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

​上面这张图见证了从1986年以来的北京出行方式的变化:那就是自行车的比重在下降,而小汽车的出行比例是在上升,小汽车从2000年开始上升,到2010年时达到34.2%的最高峰。为什么到2011年就会下降了,原因是因为2011年开始北京实施限购。如果不实施限购,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高。为什么小汽车会增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小汽车的出行比很多公交或者地铁更加舒适、方便、快捷。如果公共交通真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1986年的时候有5%的人就依靠小汽车出行。

假如我们今后实施更为严重的限购,或者小汽车的限行越来越严格,对我们市民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在1986年使用小汽车出行的人,他们在2016年或者2019年也会实现小汽车出行,只是在我们以后增加的那一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过小汽车出行的,小汽车减少了,原来使用小汽车出行可能是更加便捷了。

北京私人小汽车的数据在2014年达到了419.4万辆。根据北京交通发展年报的数,我们会发现小汽车一天当中每天2.14人次/车,这个数字就意味着每辆车差不多就只有1个人,假如说每辆车能够多带两个人次,达到4.14,北京的小汽车出行人数就可以达到1734.66万人次,相当于把公交和地铁加起来的人数还要多,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现在的公交和地铁完全可以通过小汽车把这些人都运走。

如果说50%的话也有1348.5万人次,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北京公交和地铁加起来也就只有1400万左右;我们说50%也是不可能的,能不能达到20%呢,据说西方很多国家有很多是达到20%,20%也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如果说是20%我想就多出350近万的人次,相当于2014年北京地铁一半。

如果私家车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就可以提供这么多的运力,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小汽车发挥更大的用处?我想有三个要素是必须的。

首先是技术。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把私家车的司机和乘客的信息相匹配,以前汽车没有办法共享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两者信息不对称,我不知道你到哪,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实现信息匹配。

第二是要有企业家。企业家的出现,让企业介入这个市场,才能做的更好。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呼吁汽车共享,但那个时候大都是通过公益组织或者政府的呼吁。我觉得这个不行,因为没有企业家的介入就不会有出啊u你关心,中国小汽车的共享之所以称气候,就是因为有像滴滴程维这样的企业家介入,这个市场才受到关注并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在平台的定价。这个定价非常好,解决了很多尴尬,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技术有了,企业家也有了,定价机制也确定了,但是我们的法律还很落后。目前各地的新规,总体上感觉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不匹配——假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出行问题的话。

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美国的一个判决。波斯纳法官Illinos Transportation Trade Association,et al., v. City of Chicago这个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挺启发我:

“ 用户并不能随手“招”来一辆Uber,而是必须通过登录Uber来预约周边的车,登录这一行为建立了Uber与该乘客间包括费率、司机资格、保险甚至残障人士特殊需求在内的合约关系。不同于巡游出租车,Uber承担筛选并仅聘用合格司机的责任,而乘客则可在事先获得更多关于预期司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司机的姓名、车辆的照片等。”为什么美国的网约车更加宽松?那是因为建立了不同于出租车的监管体系,波斯纳的这个解释说明了需要不同监管体系的理由。原因就是:网约车的合约和传统的出租汽车不一样了:因为传统的出租车是把它定位为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强制性交易,所以说他会设定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统一价格,因为价格一统一可以节约成本。但网约车却通过登陆并创设账户的方式消灭了这种陌生环境。或许这对我们今天讨论网约车新政会有些启示。

今天我讲的内容,这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要歧视小汽车。我们的小汽车可以在在不增加车辆出行次数的情况下运送更多的人,而且并不需要政府额外的财政补贴。这种方式应该是我们提倡的,而不是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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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网约车为什么比巡游出租车更安全?]]>

在各地的实施细则中,大都把乘客的安全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比如北京的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说“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上海的征求意见稿中说“本市网约车发展应当坚持依法管理、绿色环保、安全运营、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但是通观各地的规定,各地运管部门似乎并不了解网约车的安全逻辑,因此规定了一些与监管目标不相匹配的监管手段:比如要求车上装GPS,要求网约车平台接入政府监管平台等。而这些监管措施的实施,必将会加大企业和司机的成本,从而导致价格上涨。事实上,通过目前的机制,已经能够保障安全。那么,网约车到底是如何实现安全的?

出租车自诞生之日起,其安全性就受公众和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原因就在于搭乘出租汽车时,整个运行都是在一个移动的、封闭的空间之中,这是一个适合作案的天然场所。也正是如此,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乘客经常会见财(色)起意,发生包括凶杀、抢劫或者强奸等恶性案件。也正是因为出租车行业的这个特点,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要求出租车安装隔离护栏,确保出租车司机的安全。同时,由于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不固定,而且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又不相认识,因此这种随机性的案件破案率比较低。

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网约车出现之前,部分城市已经通过在出租车上安装GPS 系统来监控出租车位置,进而保护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安全。但是由于成本因素,这种GPS定位系统并未被大规模推广。同时,由于技术因素,GPS并未能精细化到每个行程和订单。

2001年8月1日,《经济日报》以“出租车安装GPS系统:遭遇尴尬”为题报道了北京市出租汽车安装GPS系统所遭遇的风波。于1999年7月组建的“北京出租汽车调度中心”,采用国际先进的GPS卫星定位等高新技术,形成约车、派车、调度、录音、报警监控、数据维护等为一体的综合调度网络。但是该系统推出之后,因为成本因素,截至2001年,全北京仅有2000多辆出租车安装了这种系统。尽管此后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每辆出租汽车都安装上了GPS定位系统,但是谁来负担成本始终是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的争议。

2006年,国家发改委在《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委价格〔2006〕2406号)中特意提及,“出租汽车价值按车辆总价计算,车辆总价包括购车款、车辆购置费附加税和计价器、顶灯总成、防劫装置、当地政府统一规定安装的GPS等相关附件的费用以及安装费、证照费等;残值率由各地根据折旧年限和相关因素在3%-5%的范围内确定。”

2013年5月9日,《法制日报》以“出租车安装GPS成利益博弈牺牲品”报道了银川市出租车司机在安装GPS系统中所遭受的各种不便[i]

为什么网约车能比出租汽车更安全?原因在于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武装起来的网约车使得原本封闭的空间变成一个可记录、行程可追溯的准公共空间,司机和乘客的行为都受到约束,从而大幅度降低了风险。

首先,每次行程在平台中都有记录,同时乘客可以时时和家人或者朋友分享行程,能对潜在的加害人产生威慑,从而提升出行安全。

其次,平台通过身份验证系统,让司机和乘客从陌生关系变得“熟悉”,因此他们会克制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安全。由于出租车是一个移动的封闭空间,不仅乘客容易受到伤害,司机也是同样。而以往的出租汽车体制下,虽然乘客可以通过车牌和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获得司机的有关信息,司机却无法知悉乘客的信息。但是网约车则完全不同,通过信用卡和手机号码等资料,平台可以确认乘客的身份。因此尽管此前网约车并没有像出租车司机那样的背景审查,但也能够对司机形成威慑。由于所有的资料、甚至行驶路线都是可以在平台上存有备份,因此一旦发生事故,警方可以马上锁定犯罪嫌疑人。在所有发生在网约车上的恶性案件中,从报案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大都在24小时内解决。而传统的出租车凶杀案,则会耗时更久,甚至还有连环杀人案。

10月13日,我以“出租车 连环杀人案”位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共命中117万条结果。

来自于百度截图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网约车由于没有牌照,没有按照传统出租车那样的严格管制,因此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而媒体不时的新闻报道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不过,从统计数据来看,没有“牌照”的网约车,其安全并不比出租车差,甚至比它高了一大截。据滴滴提供的数据,网约车产生的交通事故只有出租汽车的二分之一,刑事案件约为传统出租车的二十分之一。

为什么网约车能够比出租汽车更加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此前政府对出租车实施了严格准入——无论是对出租车的营运资格还是驾驶员的从业资格,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按照交通部2011年颁布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第 13号),“国家对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从业资格制度包括考试、注册、继续教育和从业资格证件管理制度。”之所以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制度,无非是想以此来提高出租汽车的服务水准,而服务水准中毫无疑问也应当包括安全。

不过即便有着这么严格的出租车营运制度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媒体上还是可以不时见到发生在出租汽车上的恶性事件。2016年10月13日,以“出租车 凶杀案”作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共命中99万个相关结果。

百度搜索截图

同样一天,如果是用“滴滴 凶杀案”作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共命中44.7万个相关结果。

图片来源于百度截图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会通过媒体披露;其次,网约车出现才三五年,而出租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对出租车并不公平;再次,基于新闻效应,媒体更会报道滴滴司机杀人案,而不会报道传统出租车凶杀案。

对于媒体来说,“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如果比较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安全,那就是出租车司机杀人不是新闻,而网约车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去年发生在印度的优步司机强奸妇女案,登上了国际各大主流媒体的版面。但是在印度,妇女遭受性侵本来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为什么优步会被选上?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优步实在太安全了,以至于发生丁点性侵都会遭受来到媒体的关注。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三

考虑到目前各地运管部门和警方并未有与出租汽车有关的刑事案件的数据,我们通过检索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即对那些已经生效的判决,从而判断出租汽车的安全。7月21日,我以“出租汽车”作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刑事案件”一栏中进行搜索,共发现有1243个结果。

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当然,这1243个结果并不都是以出租汽车司机作为受害人或者被告人,很多时候出租汽车只是作为证人证言或者其他方式出现。截取2015年的数据,在这一年中共有316个判决书中有“出租汽车”的相关内容。根据梳理,在这316个判决书中,其中出租汽车驾驶员作为被害人的有23份,司机作为被告的有71份,而另外的222份判决书中出租车司机既不是受害人也非被告人。

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而以“滴滴专车”作为关键词,则命中12份判决书,其中发生在2015年的有4份。滴滴专车司机作为罪犯出现的只是在一份判决书中,而且是此处的滴滴专车司机是作为职业出现,所犯的罪行是“危险驾驶罪”(即酒驾),并没有受害者。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资料整理

如果考虑到网约车和出租车的数量对比,至少从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来看,网约车是比出租汽车高了不止一个等级。同时,通过梳理判决书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网约车司机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来判定罪犯。比如在冯某盗窃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鄂江岸刑初字第01767号)中,证人刘某(系“滴滴专车”司机)的证言指出:“2015年6月20日13时30分许,在‛金色华府’附近接了一单。客户联系号码是136××××2317,乘客戴墨镜,白色上衣,手提一个红色袋子,还背着一个咖啡色包包。客户在武昌和平大道下车。”证人证言中特意提到了乘客的手机号,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以往的交通工具所不具备的。

图片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出租车在任何国家都容易招致犯罪,在美国,出租车司机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视为最容易受到犯罪者威胁的工种。

来自CNBC网页

但是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自从网约车兴起后,与此相关的犯罪减少了。2014年,有研究人员以芝加哥为例,发现Uber在进入该城市运营后,与出租车有关的犯罪率下降了20%。为什么优步进入之后犯罪率会下降?两个可能的解释是优步的身份验证威慑了潜在的犯罪者,非现金的电子化交易方式也让以出租车为主要抢劫对象的个人望而却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表明,网约车的产生还减少了酒驾和致命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研究人员通过整理2010年至2013年这四年的交通事故发现,在美国150多个城市中,使用优步能够明显降低酒驾和致命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图片来自论文截图


那么,亲爱的消费者,你觉得是哪个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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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上海的居住证办理率为什么这么低?]]>

​  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在“创新人口管理”部分提到了建立居住证制度。根据该办法,“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同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到,决策者希望通过居住证制度来化解僵硬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与公共服务不匹配现象。

    那么,居住证制度真能发挥这种用处吗?我们不妨以上海居住证制度为例,讨论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自2002年起,上海开始实行人才居住证,之所以采用人才居住证,本质上是想通过此种办法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为上海引入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因此居住证最初只适用于引进国内外的人才方面,申请者需“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不过随着非户籍人口越来越多,人才居住证的不便之处逐渐凸显:如果仅仅将居住证制度适用于一小部分“人才”,那么绝大多数非当地户籍人员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上海不断改变居住证的适用范围,将其从“人才”变为一般劳动者。

    2013年5月28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通过,宣布自当年7月1日开始对非当地户籍人口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同年6月27日,管理办法配套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公布。与此前的居住证相比,现在的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弱化居住证持证人的“条件管理”,取而代之设置相应的指标体系,对持证人进行“积分管理”。在这个管理办法中,积分管理的基础指标“包含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同时辅以“紧缺急需专业、投资纳税或带动本地就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远郊重点区域、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表彰奖励、配偶为本市户籍人员等指标”等加分指标。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版居住证不再设立前置条件,但办理居住证的人数却非常少。本月初,上海市公安部门统计,上海全市现有非当地户籍人口1100.09万人。其中办理《上海市居住证》107.14万人,办理临时居住证456.02万人,未办证者达到536.93万人。这是自2013年《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公布申领居住证的信息。

    按照《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申办居住证并不难,只要在上海有“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就可以申领。为何到目前为止未办证者达到536 .93万人,换句话说,为何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没有申请临时居住证,也没有申领居住证?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部分人群没有“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来自工商部门的数据显示,来沪人员中从事无照经营的共有5.5万余户,假设每个无照经营户能容纳3人就业,那么无“合法稳定就业”人群就有近18万人。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很多非当地户籍人口本身就处在非就业阶段。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上海的非当地户籍人口中,19岁以下年龄段占14.9%,这意味着将近164万非就业人口本来就不需要办理居住证。

    除去164万处于非就业阶段的人口和18万“灰色就业”人口,还有超过350万人口没有办理居住证。既然持有居住证者可以通过积分享受和本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居转户,为什么这部分人群还是不愿意办理居住证或者临时居住证?

    在我看来可能有两个因素。第一,在目前的居住证办理办法下,他们无法办到居住证。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只需要“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就可以申领居住证,但是在《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中,“合法稳定居住”需要提交拟在本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住所证明。《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由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复印件(验原件)。”看起来这个规定并不过分,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于各方面的考虑,租赁住房群体的房东往往不愿意配合租客进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于是这部分群体尽管有“合法稳定居住”,也无法获得住所证明。

    第二,很多居住在上海的群体对居住证和积分落户制度表示失望,因此不愿意申领居住证和临时居住证。积分制度本意是鼓励非当地户籍人口办理居住证,但是目前的积分办法太侧重于持证人的学历背景,按照《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你会发现那些初中毕业群体即便在上海居住20年都无法达到标准分值。我曾经在一个模拟积分器上以一个25周岁、高中文化程度且月收入为本市平均工资的身份进行打分,发现能打到76分,但是按照上海的规定,只有达到120分,才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意味着“我”可能永远无法在上海获得标准分值。

    同样来自公安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来沪人员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来沪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大专及以上学历仅为10%左右。如果这个数据为真的话,那么这部分群体即便申领了居住证,要达到120分的标准分值,估计在上海工作一辈子也实现不了。在此之下,不申领居住证也就是一个理性选择。

    一部分群体是因为受“合法稳定居住”之困而无法办理居住证,另一部分群体则是对居住证的标准分值的绝望而不办理居住证,这或许可以解释居住证办理比例为何这么低。但问题在于,这部分群体不办理居住证就意味着他们不在上海居住和生活吗?因此,让居住证办理程序更简便,让他们能看到希望,恐怕是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相关规定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假如今后各地政府对居住证制度也设置如此高的门槛,那就意味着这个居住证对绝大多数中国流动人口来说只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摆设,所谓的创新人口管理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当引起其他城市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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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果限购能解决问题,那么当年废除粮票就是错的]]>

从去年年底始自京沪的房价上涨潮,正在向杭州、南京、武汉、合肥等二三线城市蔓延。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1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上涨的城市有64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5.6%,最低为下降0.3%。与上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个,上涨的城市有62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8月份,同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44.3%,最低为下降3.8%。

如何抑制房价快速上涨?不少城市已经祭出“限购”这一狠招。就在9月25日,南京市政府出台了主城区住房限购政策,于9月26日起实施。根据该规定,“在主城区范围内,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购新建商品住房。”

在此之前,已经有武汉、杭州、厦门等城市开始限购。毫不惊讶,南京市的这个限购被称之为是“针对不同的购房需求,采取差别化措施,保护刚需和改善性购房,打击投机购房。”

而这也是所有城市推出“限购”的初衷:那就是抑制市民的需求,或者说,是抑制“不合理的需求”。或许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他能区分何种需求是合理的,何种是不合理的。当然,所有的这些区分到最后都会落实到数字,即拥有几套住房才是合理的?从目前各地政府的反应来看,一套住房是政府鼓励的,二套是受限制的,而三套则是不被允许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实施限购的城市,大都规定“第三套住房不予登记”。

那么,这种限购政策的后果如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房产价格并未因为限购限贷这一举措而得到限制。相反,还带来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一刀切的限购无视购房者的不同需求,抑制了真实的住房需求。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限购都是以套数来区分购房者的需求,进而要求银行提供不同的信贷政策,但这种规定并不尽合理,因为同样的住房数量,对不同的家庭意义并不一致。

此前我在媒体上吐槽限购限贷时,有网友在下面如是留言:“我1999年来沪买了房子,后来父亲得病就帮父母也买房全额付款;丈人是上海出去的大学生,出于公平,也替他们购房,也是全额付款。后来,爸爸和丈人都去世,妈妈和丈母娘由于有了我这两套房而得以安度晚年又和我们在一起。现在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孝子,他以全款购入房产,既解决了自己父母和岳父岳母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在这场财富保卫战中占据了主动。

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全款购房,于是假离婚买房就成为了很多居民的理性选择,而这就是限购给社会带来的第二个问题。从2011年实施限购限贷政策以来,不少城市的离婚数据呈现了不成比例的上升。以上海为例,2012年前上海的离婚件数稳定在5万件以内,在2009年曾经达到过4.83万件的高点,但是在2010年随之回落到4.67万件,而在2011年回到4.78万件。但是从2012年以后,离婚件数就突破5万件大关,2012年达到5.29万件,2013年更是达到6.96万件的高点。

为什么从2012年开始离婚案件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激增?那是因为2011年的“新国八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中首次出现了“限购”这一沿用至今的举措,规定“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最后,限购还让户籍这个早就被忽视的幽灵重回市场,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户籍制度自今未被取消,但是在住房限购之气,户籍的作用仅仅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商品领域发挥作用,而且民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户籍是要被逐步被废除的。但是2011年“新国八条”的限购令则让这个共识破灭,而不少地方政府在对非户籍居民的“恣意”,更是激化了非户籍居民对户籍制度甚至是所在地城市的仇恨。还是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对非户籍居民的购房年限从缴纳社保,在2013年,在2015年……每一次的调整都让数万甚至数十万的非户籍居民利益受损,甚至还因此引发了“假结婚”现象,让很多非户籍居民因此而无端遭受数万的经济损失。

也正是在限购制度下,很多人将购房资格称之为“房票”。以“房票”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百度上共找大约6,970,000个相关结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房票并不全都是我们说的“购房资格”,不过这至说明了这个词的热度,比如排名第二的链接说的就是“购房资格”。

如果限购能解决问题,那么当年废除粮票就是错的

​既然民间将购房资格称之为“房票”,那就具有了双重身份:

首先,只有具有房票才能购买住房,这是房票的本来意义,就像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一样,即便你手里有钱,但是没有粮票,你就没法获得粮食。事实上,目前的“房票”就是如此。其次,由于“房票”连接的房产在过去几年快速上涨,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因此房票对那些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来说,也就具有了经济价值,于是社会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易市场——就像当年民间之间就粮票的交易一样。

不妨以深圳为例来看看“房票”是如何交易的。

在这篇题为《深圳房票3至5万一张 凭票就一定能买房?》的报道中,揭示了房票的交易规则。从报道来看,2015年初,深圳私下成交的房票价格是8000元,到2015年尾已经市值3万元至5万元不等。同时,市场还出现了一个“养房票”、交易房票和分割房产的完整链条。

首先是养房票。既然政府规定限购的条件,那么很多市场人士就通过各种办法来让自己达到这种条件。如报道所述:

深圳2010年9月出台的限购令规定,能提供1年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正是这条规定,为深圳投资客们提供了一条“通道”。有些人就开始为身边一些没有深圳户籍的人士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后就可以得到购买一套住房的资格。深圳地产圈将这种购房资格称为“房票”,而将投资客这种代缴社会保险、曲线获得购房资格的方式称为“养房票”。

房票养老之后,当然是要交易。据悉,目前深圳投资客使用房票有“全权委托”和“虚拟债务”两种方式。

“全权委托”就是投资客利用他人的“房票”买房。之后两人到公证处进行全权公证,将房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全权委托给投资客。这样,投资客就成了房子的实际控制者。

“虚拟债务”则是指投资客在利用他人的房票买房前,事先虚构一份债务协定。在房子到手后,投资客持债务协定到法院“起诉”,申请将房子变为抵债资产,再通过行使债权的方式将房子过户至自己名下。

看到这个流程,这个房票交易似乎成为一个金融产品。只不过与绝大多数以分散风险和节约交易成本为出发点的金融创新不一致的是,房票的产生只不过是为了规避政府对投资者的房产限购,而且在交易过程中还会产生很多新风险,就像那些报道中说的:

首先是房子有被名义买方债权人查封索债等风险,因为根据《物权法》规定,名义买方因拥有合法的房地产证而成为法定业主,实际买方的业主身份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其次是对名义买家也有风险,万一房价大跌或生意失利,可能出现逾期还款甚至断供、弃房,名义买家可能在银行留下不良记录甚至被起诉。

再次,“虚拟债务”还会涉及虚假诉讼,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尽管房票交易有这么多风险,但市场中还是有不少——毕竟与每年快速上涨的房价相比,这点风险值得承担。当然,还有一种获得房票的方式可能更加耳熟能详,那就是“假结婚”,我就不再赘述了。

估计提出限购的人永远也想不到市场上会以这种方式来突破“限购”,更没想到民间还会将购房资格称之为“房票”,不知听到了这种称呼,会有何种想法?当初粮食之所以需要凭票供应,本质上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短缺。当我听到南京今天推出住房限购后,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房产限购能解决问题,那么当年废除粮票就是错的。”有朋友在这句话下如此留言:说到这个事情上,粮票和管制导致的粮食供应不足是一卵同胞。供应不足才需要管制,粮票是最极端的管制形式。当时的供应不足主要是土地制度问题,也跟产量低有一点关系。

那么,中国为什么最后又放弃了粮票,其实,不只是粮票,所有商品的票证都放弃了,而代之以货币。原因很简单,通过价格的传导机制,让价格反映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最终通过供给能力的提高来满足需求。不仅粮食如此,电视机也是如此,猪肉也是如此……所有的这些商品都不是通过打压需求而缓解供需矛盾,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而得以实现。

那么,今天的住房能够通过实施“房票”而得以缓解吗?显然不能。就像有朋友说的,我今天努力工作,可不是只是为了今后只住18平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5.5平方米,折合人均住房居住面积18.1平方米。

既然限制需求无法让百姓住的更好,那就提高供给吧,房价上涨实际上就是表明对住房需求的渴望,好的住房政策应该是提高供给,就像当年我们在粮食、电视机和猪肉所做过的那样。而不是本末倒置、自欺欺人的来控制需求,并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称之为“不合理的投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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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以伦敦为鉴:大城市控制规模为什么失败?]]>

大约是在436年前,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发布了一项影响伦敦发展的命令,该命令明令禁止任何人在离伦敦城门3英里内的任何地方建造住房和公寓。该命令原文是这样的:“伊丽莎白一世陛下命令,禁止或不允许任何人……在离伦敦城门3英里内的任何地方建造住房和公寓……,没有任何一届的议院允许在这些地区建设生活区。”

这是英国著名规划师阿伯克龙比在1945年为大伦敦制定远景规划时提到的一个细节,据说这是是历史上伦敦第一次控制城市规模。几年后,这一禁令又把控制范围拓展至离伦敦城7英里或10英里地区,而且还在斯图亚特王朝以及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得到延续。为什么要控制建筑,无非是当局觉得当时的伦敦城人太多了,人在城市总是要住在房屋里,如果控制了建筑物,那么人就自然不会增加。

但有意思的是,尽管政府严令控制伦敦城的规模,但是伦敦的城市规模并未随之得以控制。相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伦敦的人口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迅速增长,维基百科的数据显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伦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伦敦的人口为8,615,245。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看到今天的伦敦城有这么大的规模时,她还会下这个禁令吗?尽管控制城市规模并没有取得如期效果,但这种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所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由于供给减少而导致的房价高涨,很多人不得不居住在大量的低劣建筑中。因为伦敦在英国的各种优势,伦敦还是成为英伦三岛的人口流入地。当政府禁止提供住房之后,他们该在哪里寻找住所?很快,一些商家就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在这些禁止区域内建造临时住房。由于这些住房从建造开始就是违法,商家为了减少损失就尽量使用劣质材料。尽管这些违法搭建的建筑有被政府拆迁的危险,但是由于人多房少而导致的住房价格高涨,他们的房租收益足以弥补其被拆除和罚款的风险。

规划师阿伯龙比举伦敦这一例子是想说明城市的规划要与市场相容,就像他在《大伦敦规划》一书中所写的:“但当克伦威尔和国王们宁愿接受罚金,也不愿看到建筑物被拆除时,这一法规最终变为无效,控制城市扩张的一切尝试都付诸东流。”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阿伯龙比自己对这些控制城市规模的举措不以为然,但是在他的《大伦敦规划》中,还是犯下了和伊丽莎白一世和克伦威尔们同样的错误。

在这个《大伦敦规划》中继续延续控制伦敦市区规模扩大的措施,具体来说就是在城市内环疏散人口,并严格控制新增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阿伯龙比的规划成果很显著,伦敦人口确实大规模减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伦敦的人口为8,615,245,但是自1945年后人口大规模减少,到2011年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为8,173,941。如果把大伦敦边界外的市区计算在内,伦敦的人口在2011年则为9,787,426,而伦敦都会区的人口则在1200万至1400万之间。

当然,伦敦市区人口的减少可能和二战后的郊区化有关,但需要指出的是,最大的动因还是因为伦敦市区控制控制住宅供应的举措,使得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内城而走向郊区。同时,严格控制市区土地供应还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市区内的房价持续上涨,目前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房价最为昂贵的城市之一。

2016年英国《独立报》 报道了房产顾问公司 Savills 针对伦敦周边 314 个车站附近的不动产价格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平均下来,乘车通勤时间每缩短 1 分钟,居住地的房价就增加逾 3048 英镑 :目前伦敦市中心的平均房价为 60.6 万英镑,相比之下,距市中心通勤时间在半个小时内的地区房价,平均为 45.8 万英镑。若搭乘火车通勤时间拉长至 60 到 69 分钟区间,当地的平均房价则降至 33.7 万英镑。尽管更多的人离开了伦敦中心城区,但是由于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留在市中心,因此很多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通勤上。

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篇幅来讲述伦敦的规划史,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城市的主政者在对城市进行规划时,不要与市场为敌,否则就会招致市场的惩罚。当伊丽莎白一世禁止在伦敦城墙周围3英里内建房时,那些到伦敦谋生的人就不得蜗居在由劣质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里;当伦敦内环严控人口时,那些从这个区域搬离出去的人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通勤时间,那些想离工作地更近的人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房价。

现在上海也在编制2016-2040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到目前为止,这个总体规划最引人争议的就是对人口的规划。据说“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盾”,这个冠名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决定“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同时还要求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将“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

如果这样的规划真的得以实施,上海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如果真的按照2500万的人口规模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这个城市将会迎来我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困难:适龄儿童上学会更加困难,房价会更加高涨,医院会更加拥挤。

事实上,弊端已经在房价快速上涨上开始显现,一个最为简单的现象就是受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预期,今年以来上海地王频出而导致的二手房市场房价疯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规划的后果还将陆续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商显现。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有不到60%,可想而知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还将吸引更多的人口,由此必然导致供给和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短缺,而这将会影响这个城市的竞争力。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中还指出规划还将“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内涵发展的本质要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和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但是从这些对城市人口的控制来看,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以人为本”,难道上海就真的只能容纳2500万人,而不是3000万甚至更多?

大约是在17年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也对上海的人口目标有所规划,即“按照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左右的规模,考虑城市空间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都知道了,2005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在201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

那么我的问题是,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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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婚姻为何向房子认怂?]]>

尽管上海市住建委已经在8月29日下午回应“购房信贷新政传言”时指出未研究过此类政策,但很多人还是以“呵呵”回应这个声明。因为在今年3月份有媒体曾辟谣说上海不会调整房产调控政策,但325新政的内容却和此前坊间流传的版本大同小异:社保缴纳记录从2年提高到了5年。这个举措将一大批刚刚准备了积蓄且有购房资格的人挡在了门外,或许下一次能有资格买房就是3年以后的是了。而那时候上海的房价又会在什么高位?

@上海发布 辟谣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此前在媒体上流传的一份将于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房产新政。此次新政之所以备受瞩目,并不在于其实施了“认房又认贷”的标准还大幅度提高二套房的首付标准,而是在于它把一年之内的离婚的家庭都视为是“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

网上流传的文字是这样的:“离婚不足一年的购房者,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照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这意味着那些为了买房而“假离婚”的家庭将不能享受首套房政策,而必须承担首付七成、利率上浮1.1倍甚至不能购房的后果。

为什么政府如此痛恨“离婚”,以至于需要下重手认定一年之内离婚的家庭都被视为是“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家庭为了逃避限购和限贷,想以更加低的成本来改善住房,于是就有了“离婚”这一合法手段。

也许就是在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下,那些想通过离婚来获得首套房资格的人一大早就在各个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排队。社交媒体上甚至流传出了不少婚姻登记中心因为不堪人力而不得不限号:每天只接待50对夫妻离婚。

上海市主要年份婚姻情况

据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前上海的离婚件数稳定在5万件以内,在2009年曾经达到过4.83万件的高点,但是在2010年随之回落到4.67万件,而在2011年回到4.78万件。但是从2012年以后,离婚件数就突破5万件大关,2012年达到5.29万件,2013年更是达到6.96万件的高点。

为什么从2012年开始离婚案件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激增?可能的原因是始于2011年的“新国八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个通知中首次出现了“限购”这一沿用至今的举措,规定“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购买2套住房。或许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每户家庭“2套住房”的标准就是属于住房市场的合理消费。是的,对很多家庭来说,一个家庭拥有1套住房就已足够,而2套住房则是奢侈。但是对另外一些家庭来说,2套住房可能并不够。

有朋友曾经在微博上和我分享过他的买房经历:“我1999年来沪买了房子,后来父亲得病就帮父母也买房全额付款;丈人是上海出去的大学生,出于公平,也替他们购房,也是全额付款。后来,爸爸和丈人都去世,妈妈和丈母娘由于有了我这两套房而得以安度晚年又和我们在一起。现在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孝子,他以全款购入房产,既解决了自己父母和岳父岳母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在这场财富保卫战中占据了主动。

但更多的人可能无法像他这样全款买房,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银行贷款还是必须的。

首先,对于动辄数百万的房产而言,仅靠工资收入可能无法全款购房;其次,即便是有全款购买房款的能力,但是由于住房贷款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金撬动更多的资产,在信贷资源稀缺且资产价格看涨的情况下,很少有家庭愿意全款购买。于是,“假离婚”就会成为一些家庭的理性选择:离婚之后就意味着一方能够获得首套房的资格——至少能够省去两成的首付款和更低的房贷利率折扣,在上海这个城市,房价两成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或许这就是这几年上海离婚数量不断上涨的因素。但是如果只认为人们会为了买房子而离婚,那就错了,很多人还通过 “假结婚”买房。


婚姻为何向房子认怂?

​最近上海媒体热议的不只是婚姻登记处的离婚热潮,同时还有“假结婚买房”产业链,即中介机构专门提供符合购房资格的本地户籍人士作为结婚对象供欲买房的非户籍人口买房之用。具体来说就是中介机构通过“先办后付,包出房产证,包无对方名字”等服务满足购房者一方的需求,当然,购房者还需要为此向服务支付不菲的“手续费”,目前上海市场的服务费为5-10万。

与假离婚相比,假结婚的风险更高。因为结婚对象并不认识一旦结婚,对方可以合法的分享你购买的房产——因为那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子,无论对方的名字是否在房产证上,从法律上说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也正是如此,中介机构会通过各种办法来甄别专门供谁能作为“假结婚”的对象,也通过各种办法来降低可能的风险。就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中介结构会把本地户籍所持有的那份结婚证扣押在其办公室,只有等所有手续完备之后,即买了房子和离婚证拿到手之后,买家才会支付中介费。

毫无疑问,“假结婚”备受一些人指责,因为这种行为存在诸多法律风险会导致财产损失;又因为其通过婚姻规避限购,也被很多道德家称之为道德沦丧。但是到目前为止,市场上很少听到因为假结婚导致的财产风险发生。尽管限购政策堵住了不少人上车买房的步伐,但是市场却产生了相应的替代机制来扭转政策的扭曲,在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市场的神奇:如果没有中介机构,那么那些“假结婚”买房者会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资金来购买到心仪的房产,甚至是永远不可能在那限购的城市买到房产。

也正是如此,尽管“假结婚”在外人看起来存在风险如此之大,但是从2011年以来,这个灰色产业链并未消失,反而是随着房价的日益高涨而日益壮大。是的,这个行为备受媒体质疑,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不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不合理的限购政策扭曲了道德,而是要指责那些辛劳工作挣了钱而想完成买房梦的普通市民?在冰冷的限购令前,那些愿意提供房票的单身人士和愿意提供服务的市场中介却又显得那么温暖,它们不该是被指责的对象。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假结婚”和“假结婚”总是显得那么突兀。如何避免此类现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那些扭曲行为的限购政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限购政策,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假结婚”和“假离婚”。一个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在2011年限购之前,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假结婚”和“假离婚”,而且房价上涨幅度也远低于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由此可见,限购不仅扭曲了人的行为,同时还因为增加了交易成本而导致房价上涨。

考虑废除那些扭曲行为的限购政策吧。至少,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不需要为此受累。

本文首发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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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房产调控不应为难努力工作的人们]]>

8月25日,凡是关心上海楼市的人大都注意到了一则源自彭博社的消息:“上海市考虑收紧房市 首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至五成”。据悉,上海市政府近期将召开会议,考虑调整土地和住房政策,以抑制近期上涨的房价和地价;考虑收紧银行贷款政策,以控制土地融资;同时考虑调整购房贷款政策,购房认房又认贷。

在所有的传闻中,尤以购房贷款政策最受关注,毕竟绝大多数人的住房还是需要贷款,而贷款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很多人的购房。此前的325房产新政,就让很多社保或者个税满两年但是不满五年的非户籍人口失去了购买上海房产的资格,甚至还产生了很多房产纠纷。

那么,房贷政策将会怎样调整?据现在被社交媒体恶传的版本,房贷政策将会这样调整:“1、名下无房亦无贷款记录的购房者,首付最低三成,基金利率无优惠;2、名下无房但有过按揭贷款历史的,首付最低五成,利率最低1.1倍;3、名下有一套房再次购买者(对户籍而言),首付7成,利率最多1.1倍(政策无变化);4、离婚不足一年的购房者,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照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

如果属实,这个房贷政策将比325这个号称史上最严的房产调控更为严格,毕竟在325新政中只是规定“对拥有1套住房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70%。”但是即便如此,此前的325新政也只是认房不认贷。如果现在的传闻属实,则意味着以前有过购房记录的人都将受到影响:再买房就是首付五成,利率1.1倍。

当然,到目前这还是传闻。不过这个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更有可能是决策者为了试探市场而做的一个测试。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最初的传闻往往会变成现实,就像325房产新政,此前市场上就已经流传过社保记录从两年变为五年的版本,而最后的正式版本也是八九不离十。

如果目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版本属实,那么这个“认房又认贷”的调控将极大抑制需求方,同时它还堵住了此前“为买房离婚”的漏洞——“离婚不足一年的购房者,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照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此前不少人曾经通过各种各样的假离婚来达到多购买住房的目的。

问题在于,这种通过提高首套房贷门槛并提高二套房房贷利率来抑制住房需求的行为,真的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

众所周知,银行之所以要对不同的贷款客户施以不同的利率,是因为不同客户的风险并不相同:偿付能力好的贷款客户获得更低的利率,而风险稍高的客户则要提高首付比例和支付更高的利率,而那些更高风险的客户则会被银行拒之门外。银行通过对不同的客户施以不同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从而确保银行的贷款稳健。但是通过首套与否来确定房贷利率,则是与风险定价原则相悖:利率不再是与贷款者的偿还能力有关,而只是与你有没有买过房子有关。

这样的定价显然是有问题。也正是如此,很多想改善住房的家庭就想到了“离婚”这个办法,通过“离婚”来包装贷款客户的资质,从而能获得首套住房资格获得更低的首付成数和更低的利率。考虑到北上广深特大城市的房价并不便宜,以“离婚”形式来买房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据说,每当有房产新政发布,离婚高峰就会到来。南京民政局曾经在2013年统计过,近5年来,南京离婚对数正以超过20%的速度逐年增加。而且离婚量的增加与房地产调控、孩子入学等政策的发布时间存在巧合,只要有房市新政发布,离婚高峰就来了。

当然,离婚买房会有风险,因为这意味着一方必须冒着一部分财产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失去婚姻——就像很多人说的人财两失,媒体上确实也不乏此类报道。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冒着这个巨大的风险而去“离婚”。因为对于首套购房资格获得的三成首付和更低的房贷利率而言,为办理离婚手续而支付的成本和冒的风险是值得的。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差别化利率并未能够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相反,却是增加了住房市场的交易成本,在住房需求旺盛的大城市,成本的增加最终只会以房价上涨的形式呈现,更不要说目前因为房产调控而额外增加的手续:审税、审购房资格……所有的这些手续都在消耗社会资源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而这些被耗费的社会资源本来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更为重要的是,以是否拥有过房贷记录作为判定房贷利率的房产调控是对广大市民辛勤工作的惩罚。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居民在购房时往往不是一步到位就能买到心仪住房,往往是先买小的,然后随着收入增加再通过置换更大面积的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这个适度从紧的差别化房贷政策就是对这些辛勤工作市民的惩罚:你为了改善住宅环境就要支付更高的房贷利率和支付更多的首付。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达到创纪录的4986万平方米,其中二手房共成交36万套,总计3046万平方米。从现有数据统计来看,上海二手房市场要远高于一手房,无论是成交面积、套数,均是一手住宅成交的2倍左右,金额则是一手住宅的1.6倍。这么多的二手房成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改善住宅而置换。可以预见在随后的几年中,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家庭环境的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养育二胎,会有更多的家庭会改善住宅环境。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会有房贷记录,而这些改善型住宅都会被登上限贷的黑名单。

以下是我在水库论坛看到某位网友对今年房价上涨的评论:

“上海市区3万一平的房子,那得是2015年第三季度之前,内环沿线八十年代老公房才有的单价。经过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暴涨,原先3万一平的房子基本已经是5万一平左右,如果你想买90年代之后的房子,价格还要更高。

这样的房子,无论是去年的三万一平还是今年的五万一平,在一线城市根本算不上‘高价商品房’,也跟富人或者资产阶级无关。恰恰是供新上海人、上层贫民、知乎平均年收入的‘中产阶级’等群体购买的,购买方式严重依赖贷款和置换。

比如我最近就在置换。我的下家用首付60万贷款公积金87万(基本上把小夫妻两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都用完了)买我的房子,我拿了下家的首付 贷款,再跑去贷款60万买上家的房子,而上家呢?他也是置换……”

如果“认房又认贷”的房贷政策实施,那就意味着政府正在惩罚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对很多市民来说,努力工作无非是获得更多报酬改善家庭生活,而拥有更好的住房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而政府不时变动的房贷政策,将会让这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无所适从。此前为了买房子而被迫离婚已经让不少家庭的婚姻和财产处于不确定风险之中,难道现在为了买房还要“提前一年”离婚?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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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不仅要废除社会抚养费,还要补偿“超生者”]]>

难产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2014年11月,《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按照一般的立法惯例,在《送审稿》公布后的一年之内往往会出台正式的行政法规,但是时至今日,《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并未公布成为正式的行政法规。

尽管社会抚养费的行政法规尚未公布,但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却于2015年12月2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改,决定放开全面二胎。或许社会抚养费的修改难与全面二胎有关?

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就在4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6】16号文)中又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修订)”列为年度预备项目。根据该文件的分类,国务院的年度立法计划分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力争年内完成的项目”和“预备项目”,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修订则是列在“预备项目”中。由此可见,在国务院的立法规划中,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修改已经并不是最迫切的。

社会抚养费的逻辑漏洞

2001年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出现了“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定义还是在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界定,即“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按照此定义,社会抚养费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弥补政府在(超生子女)的社会事业的财政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卫生、教育等费用。正如时任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江亦曼于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解释道:“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个说法也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得到了验证,该法第1条明确指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这种解释是有疑问的。首先,财政支出没有考虑代际公平。假设超生的孩子会导致政府在教育等领域的更多支出,而且每个家长缴纳的税收都是一致,那么更多的孩子确实是会让政府有更多的财政支出。但孩子最终是会从一个单纯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假如此前的逻辑成立,那也就意味着在过了一代人之后,此前超生的家庭给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此前的一胎家庭则是从这些超生家庭中受益。由此来看,现在对这些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从代际公平的考虑并不恰当。更何况,在很多地区,对家庭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会导致家庭陷入贫困。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并不恰当。既然社会抚养费被定义为是对“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的补偿”,那么如何补偿才是恰当?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通常而言,公共资源的成本是边际递减,那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的成本会比第一个更少,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也该更少。但事实是,各个省份有关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办法中,第三胎所要缴纳的费用远高于第二胎和第一胎。以上海为例,如果当事人是城镇居民,这个比例是1:6:12。如果从这个征收标准来看,社会抚养费更像是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处罚,而不是补偿公共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当违法计划生育者被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时,可能会危及到家庭的抚养责任,甚至很多家庭会因此而至贫。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抚养费将其逻辑建立在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前提之上,认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人在社会生活与发展当然要耗费资源,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同时也在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会高于其消耗的资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陷入停滞,而且各项指标都要好于以前。因此,以不符合生育规定为由而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理由实际上并不存在。   

 社会抚养费如何落幕?

据全面二胎之后,以限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假设不对生育数量进行限制,那么社会抚养费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是,此前收取的巨社会抚养费,我们该如何面对?或者说,政府该如何面对那些缴纳了社会抚养费的群体?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离正常的人口更替有着很大的距离。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1.18。事实上,中央也意识到了生育率长期过低所带来的风险,也正是如此,计划生育政策也作了适时调整,从2013年11月开始实施“单独二胎”,到2015年底实施“全面二胎”。

这意味着当年法律上不符合规定并被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的“超生”人口在今天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那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验证了当年对其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错的。于是就有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该如何对当年因为“超生”而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家庭或者个人进行补偿?

当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政府无需对当年的征收行为进行补偿,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违法”。但是,如果考虑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目标和达成的后果之间的落差:社会抚养费并未合理的用于补偿公共资源,而且超生人群并非是社会的负担,相反,他们还是目前延缓老龄化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政府有道义对当年的征收行为进行补偿,尤其是对那些因为缴纳社会抚养费导致贫困的家庭更是如此。

从理论上说,能够以货币化方式全额返还当年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最为理想的,但这也可能是难度最大的,因为当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已经支出,而不是以某种基金的形式存在可供返还。由于数额巨大,无论哪一级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一次性返还。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在我看来,更为可行的办法是给这部分群体免征或者减征养老保险金。考虑到在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个人的退休金是来自于目前工作人群缴纳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金,而对那些当年已经缴纳过“社会抚养费”的人而言,他们应当免于缴纳同等或者更多金额的养老保险金,从而弥补当年的支出。当然,这个数额如何确定,是不是按照当年缴纳的金额,或者是按照特定标准计算通胀后的数额,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家庭和个人来说,现在偿还的金额可能并不足以弥补当年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所遭遇的全部痛苦。但即便如此也是一种慰藉。

结论

但遗憾的是,2014年提出的《送审稿》并未关注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正面临着近三十多年来最重大的调整,而是继续用技术性的修补来回应这一制度的根本缺陷,包括但不限于明确界定征收对象、缩小征收范围、统一征收标准、规范征收主体、增加征收程序、落实收支两条线和增加征收管理透明度等。如果社会抚养费还是继续存续下去,今后必将会导致更多的麻烦——不仅是逻辑漏洞,同时还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难题:事实上,全面二胎后已经有不少争议性的案例让基层政府为难。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抚养费的最好办法并不是修改,而是立即废除;同时,政府还应当对当年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家庭或者个人予以某种方式的补偿。这是化解分歧、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方式,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以人口为突破点,意义尤其深远。

 本文修改版曾发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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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为什么网约车的安全性比传统出租车高?]]>

5月3日19:29分,ID名为“@深圳南山公安 ”的用户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深圳市民被一网约车司机杀害的消息。据披露,网约车司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潘某交代其于5月2日21时许在某快车平台上接到钟某后,将车辆开至偏僻路段,持刀逼迫钟某交出身上财物,之后将钟某杀害(尸体已找到)。

南山公安微博通报

随后的11:29分,滴滴出行也在微博上公布了“关于5.2深圳顺风车乘客遇害事件进展”的消息,据滴滴出行的披露,“案发时,该乘客乘坐的是我们平台上的顺风车,我们发现,嫌疑人潘某是用真实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车牌号码为粤B6S8N3)在顺风车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但案发车辆的牌照(粤C2S8N3)系潘某伪造。”


滴滴出行通报

乘客遭遇不测的惨剧,当然值得同情,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起事件中发现什么作为镜鉴?

翻看深圳南山公安局的微博下面,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认为目前的网约车平台由于没有像传统出租汽车司机一样进行各种审核,因此非常不安全,因此网约车平台要承担很大责任,典型的就如认证为“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的 @陈士渠 在微博上说,“该网约车平台审核不严,应当追究责任!”

陈士渠微博

而另一种声音则是认为,网约车平台因为将司机的身份证、手机和信用卡进行绑定,而且平台能够知道其行驶路线,因此比传统的出租车司机更加安全。代表人物就是@Paul郑褚 ,他在微博上说,“警方能如此迅速找到凶手,无疑是因为凶手在网约车平台注册的身份证、手机号,事发前与受害人联系时的手机号等,即使伪造也无法做到无迹可循。而乘客在街头搭乘出租车是随机,所以才会出现北京出租车连环杀人魔,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相对传统出租车,网约车的安全有革命性的提升。”

到底是有政府牌照的出租车安全,还是依托于移动移动网的网约车安全?在我看来,可能网约车比出租车更安全。

传统出租车司机不都是有背景调查吗,为什么网约车还会比其更加安全?在我看来,无非是因为平台需要司机提供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帐号和手机等详细个人资料,因此尽管网约车并没有像出租车司机那样的背景审查,但也能够对司机形成威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的资料、甚至行驶路线都是可以在平台上存有备份,因此一旦发生事故,警方可以马上锁定犯罪嫌疑人。在此案件中,从报案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也只用了12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获犯罪嫌疑人,网约车的数据发挥了巨大威力。

在网约车之前,出租车上也时不时发生恶性案件,不仅有出租车司机针对乘客的,还有很多乘客针对司机的。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上容易发生恶性案件?这是由出租车业的工作特点决定的。首先,作为一个移动的封闭的空间,出租车天然的适合作案。和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固定的行业相比,出租车司机面对的客人都是随机的,在像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中,单就概率而言,一个乘客打车时遇到的司机可能在这辈子中都无法第二次遇到。也正是如此,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乘客经常会见财(色)起义,发生包括凶杀、抢劫或者强奸案。也正是因为出租车行业的这个特点,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要求出租车安装隔离护栏,确保出租车司机的安全。

其次,由于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不固定,而且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又不相认识,因此这种随机性的案件破案率比较低。如果有兴趣,你可以随时在网上搜出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杀人案件,在电子监控缺乏的年代,这种案件的破案时间大都比较长。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曾经破获了一起出租司机连续杀人分尸系列凶杀案,这位出租车司机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6月间共杀害5位乘客。

出租车凶杀案

从去年以来,随着网约车规模的扩大,网上不时传出有网约车司机的凶杀案,但是所有的这些案件都在很短时间内破获,大都不超过24小时,而在以往破案时间则会更长。

出租车安全还是网约车安全?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结论。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认为网约车不安全?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传统出租车业者高估了网约车的危险,试图以此来遏制网约车的发展。由于网约车安全、便捷和舒适的服务,已经影响到了现有出租车群体的利益,为了遏制网约车,因此一旦有网约车的恶性事件,就会受到有关部门和群体的格外关注。全国每年发生在出租车上的凶杀案件并不在少数,但是鲜有案件会受受到这么瞩目,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一起普通的凶杀案件,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

其次是人的风险偏好特点。心理学家发现,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点,那就是会高估新风险的危险程度而对那些高风险的旧风险习以为常新事物出现,我们总是求全责备,甚至要求它不出一丝毗漏。火车发明之后,我们会高估火车导致的风险,但是对速度更慢、危险程度更高的马车所导致的事故却熟视无睹。也正是如此,媒体上很少会报道那些出租车杀人事件,但是对网约车上发生的恶性事件却津津有味。

媒体报道网约车的恶性事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比出租车更不安全,相反,因为太安全了,所以偶尔的几起事件都会格外受到公众热议。但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因为此就要限制网约车的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会把我们送回到更不安全且服务态度更差的出租车业中,而这,恰恰是广大消费者最大的担忧,而且总体上会产生更多的恶性事故。

本文首发于淘皮客,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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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坐不坐网约车谁说了算?]]>

如果时间回到20年前,拥有一部手机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

当然,那个时候也很少有人会想到移动电话能够进入每个家庭,甚至很多普通市民都能拥有多部手机。也正是如此,当时很多人将手机视为是高端的通信工具,而把座机视为是普遍的通信服务——事实上,座机也未必是很多普通市民能享用的通信工具,因为动辄几千元的座机费,很多市民无法承担如此昂贵的装机费。为此,90年代后期各大城市街头安装了数量庞大的电话亭,目的就是让那些没有手机和座机的市民能够用得起电话机。即便是到今天,你还可以不时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电话亭,当然,这些设备的使用率已经很低。

手机之所以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是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增加在我们有切身体会,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不断增加,以前要倾其一年收入才能支付的价格现在只需要工作一月或者两月就能负担。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居民的收入都像中国一样在增加,手机进入家庭是如何在这些国家发生的?答案是因为技术进步。因为持续的技术进步,使得手机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让普通市民也能承受。2014年,美国《技术政策日报》做了一个看似无聊的选题:如果在1991年,要得到一个与iPhone5s参数完全相同的手机,需要多少钱?根据他们的测算,大概是356万美元。当年成本为356万美元的手机现在只需要5000元人民币就能获得,毫无疑问是因为技术进步的红利,而技术进步则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所致。

之所以要提手机的往事,是因为在网约车新政出台前夕,交通运输部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网约车属于公共交通的一部分,但却是相对高端的公交服务,不是说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打得起车。公交地铁才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服务,把网约车当成代步工具的定位有问题。”

不能说这位负责人的话是错的,因为从目前来看,把“网约车当成代步工具”确实是普通市民无法承受。但价格和数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几个不打车的官员决定有多少人该用,谁该用谁不该用。而且将网约车定位为相对高端的公交服务也是有问题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会大幅度的降低出行成本,让很多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就在几天前,美国巴士公司Pace 正在考虑同优步等打车软件公司进行合作,以降低其为残疾乘客提供服务的成本。Pace目前提供的一项名为Dial-a-Ride的辅助交通服务,是 1990年美国根据《残疾人法》提出的要求,但是该服务的成本非常高昂。在美国,单程辅助交通的平均运营成本约为 23 美元,而公交车或轻轨电车的成本才到 4 美元。据悉,通过与打车软件公司进行合作,这些负责辅助交通的机构预计每年可减少 1000 万美元的运营成本。

不仅在美国,日本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因为对交通运输行业严格的准入限制,网约车在日本的发展一直是处在灰色、甚至黑色地带。但是从去年10月份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2015年11月1日,《日经新闻》以“优步商业模式拯救郊区日本”为题报道了日本中小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变革。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中小城市规模的缩小,日本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当地庞大的公共交通支出。为了让居民的出行更加方便,很多地方政府——比如京丹后市和京都坐不坐网约车谁说了算?府正在考虑给优步放行,原因就在于这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匹配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出行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在10月20日举行的国家战略特区的会议上,安倍表示他的政府将扩大私人旅行用车在那些人口稀少地区的用途,这被视为是日本为汽车共享服务打开了大门。

从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网约车不仅仅是像交通部负责人所说的“高端的公交服务”,同时更是可以惠及普通民众,成为出行的首选。尽管中国没有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公交负担,但是却有着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困扰: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无法覆盖居民居住地;或者是城市现有的公共交通无法承载上下班高峰期的客流。一个最新的证据是,北京作为中国公共交通最为发达的城市,每天早高峰居然有75个地铁车站限流。

当政府和很多交通专家呼吁要通过公共交通来解决市民的基本出行问题时,很多市民却遇到了地铁车站限流问题。事实上,不依赖于传统的公共交通,依靠互联网技术,私家车能发挥作用。《北京市2015年暨“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北京市全市机动车保有量561.9万辆,其中私人汽车440.3万辆,轿车316.5万辆。假如每辆私家轿车每天能多带2名乘客,那么这个规模就相当庞大,可以在不增加路面拥堵的情况下,让公交的乘坐环境更加舒适。

北京市交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提供的数据,2014年北京六环内日均出行总量达3146万人次(不含步行),其中公共汽(电)车出行量为817万人次/日,轨道交通出行量为555万人次/日 ,小汽车出行量为899万人次/日,自行车出行量为359万人次/日,出租汽车出行量为178万人次/日,其他方式出行量46万人次/日。而在2014年,北京市年末全市机动车拥有量559.1万辆,其中私人汽车437.2万辆,私人汽车中轿车316.5万辆。

假设尾号限行效果与非私人机动车数量抵消,单单看私人轿车出行量,那就意味着每辆私人轿车中每天平均载客为2.84人次,考虑到绝大多数私家车都是车主自己开车,那么每辆车除了车主之外只是接送0.84人次/日。而这个庞大的私家车群体本来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假设每个私车在上下班都以顺风车的形式搭载一名乘客,那么每天通过私家车出行的通勤人数就可以达到1531.86万人次/日;如果搭载两名乘客,那么就可以达到2164.86万人次/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几乎可以覆盖2014年六环内日均出行总量的68%。当然,每辆车每天都能携带2名乘客上下班是不大可行,但只要有10%的产量行动起来,数目就非常可观,可以大面积的缓解轨道交通限流现象。

事实上,针对庞大的存量私家车市场,很多公司已经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服务来节约使用者的费用。以滴滴为例,既有针对高端用户的专车、也有针对普通市民的快车,快车已经可以实现“双拼”甚至“三拼”等服务,而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由此可见,网约车不仅仅可以是高端的个性化的,同时还可以平民化的服务。

不仅如此,网约车的发展还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它没有必要通过兴建大型昂贵的轨道交通来解决出行问题,可以把这部分支出用到更加需要的民生项目。由此而言,将“网约车”定位为高端的公交服务,把公交地铁视为是公共交通的基本服务的意见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意识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价格下降。

20年前的邮电部一定没有想到手机会如此普及以至于很多市民家庭都已经不需要座机,当然,它更没有想到邮电部本身会被撤销。事实上,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不要将交通本身局限于现有的方式,今后可能会有更加惊艳的形式出现。

本文始发于4月28日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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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土地使用权免费续期,那是坠吼滴]]>

最近,温州、深圳等城市对于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的续期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如何处理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温州的做法是房产所有人,也就是住宅用地使用权者需花费数十万元,也就是房产交易价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出让金才能续约。

为什么续约价格如此高昂?用温州国土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来说,是因为“很多买房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土地使用权年期对房产价值的意义,房子本身说白了就是砖块水泥,房产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土地的价值。”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甚至有人用“折旧的算我们的,增值的算政府的”来形容。

续费难题多多

按照法律规定,中国绝大多数住宅用地使用权都是70年,而大规模的住宅市场化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事,按道理使用权到期该是40、50年以后的事,为什么温州现在就到期了?据报道,这是因为温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地方政府以20至70年不等的时间,向居民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因为20年至70年的价格并不一致,有居民可能因手头拮据或其他原因,选择了20年。据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初步排查,温州市鹿城区内即有600余宗(套)20年期限的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

尽管公众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需要续费的做法很不满,但不得不说,温州的这个做法也无可厚非。原因就像是很多人所说的,当初政府给相关土地使用权人有多种年份选择并辅以不同的价格,既然当初只选择了20年,那么现在就要为当初的选择承担后果。否则,这对当初选择70年的土地使用权人未免不公平。不过,即便真的要就土地续期收费,价格如何确定却是一个问题。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一级市场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是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形成,而房产价格——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转让,都是以70年的使用期限作为前提,换句话说,7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是通过市场形成。但是国内并没有对20年土地使用权的公开市场,因此如何对其定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此后不再出让非70年土地使用权的主要原因。

从媒体的报道可知,现在政府以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续期。但问题是,这些只有2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住宅,在二手房市场实际是以等同于70年使用权的价格在转让,现在政府以房产交易价的三分之一来收取续期费用,对于房产所有者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但如果不是以70年的使用权作为标杆,那价格又该如何确定?无论怎么做,这都是一个难题。

更难的是该向谁收取,以及怎么收取。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时候是向房产持有人收取,这个收取方式固然没错,谁持有谁负责。但如果真这么操作,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个现象,即很多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房产所有人就不会向政府申请土地使用权续期。原因也不复杂,只要房产不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向政府缴纳一笔昂贵的续期费用。或者是即便房产已经发生真实交易,但是交易双方为了省却费用,可能交易会以不办理过户的方式进行——就像目前小产权房市场一样:尽管小产权房有着各种各样的法律瑕疵,但在很多城市还是很受青睐,原因也不复杂,那就是价格便宜。如果今后房产证续期需要缴纳市场成交价格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那么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催生一个非常庞大的灰色房产市场:绝大多数房产不续期,或者通过私下交易,而这可能是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

免费续期最可行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主张在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以每年征收房产税的方式来替代土地使用权续期。之所以这么主张,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在于当初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是对今后70年使用费的一次性收取,而今后可以以每年征收房产税的方式来代替。这种说法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认为可以由此实现从土地出让金向房产税的过渡,而且更加稳妥。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并不可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的性质并不相同,两者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完全能够在同一时间序列下相容。土地出让金就是私人在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向政府支付的一种对价。只不过这个价格比较特殊,而且收取的一方是政府,如果以房产税替代,会被人误认为是对今后70年房产税的收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出让土地时并不是行使公权力,而是从事一个民事行为。这是私人向政府竞价购地,这种关系并不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商品买卖。换句话说,即便私人之间的土地交易也是需要支付对价,但很显然,这种发生在私人之间的“土地出让金”显然并不是房产税。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土地使用权期限到期后以房产税替代,由于不同房产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并不一致,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些房产交房产税,而另外的房产没有缴纳房产税。如果再考虑到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的使用方式,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房产税是在当年度使用,土地出让金也是在当期使用而不会将其分摊至今后70年。假如房产税的使用是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用于地方财政支出,那么势必会涉及一个税负公平问题:那些缴纳房产税的人,为那些没有缴纳房产税的人承担了他们的公共支出,而这并不公平。

那么,该如何面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在我看来,免费可能是最有操作性的办法。因为它既不用考虑如何给续期定价,同时也避免了在续期过程中发生的灰色市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资产定价理论来看,给固定资产定70年的使用年限和700年的使用年限,价格上并不会相差太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免费续期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修改《物权法》的几个条款而已,将使用期限改为永久即可。续期免费或者期限改为永久,可以避免房地产市场大的波动,避免金融风险产生,也有助于维持房产所有者对政府的信任,而这个群体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也有人会指出,如果那些缴纳了20年的土地出让金就获得永久续期,对缴纳70年土地出让金的人是不是太不公平?是的,这会让这一小部分人占了便宜。但是,他们的这种小便宜,实际上是将我们在50年后将遇到的问题提前浮出水面,以使我们正视目前土地使用权期限存在的弊病。

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又是功莫大焉。

本文以《70年后,续费多少能保住自己的房产》为题发表于4月23日的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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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警惕“征信体系”变为“道德档案”]]>

征信体系正在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有人呼吁将违反相关规定者列入社会征信系统。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上海的法院也可以根据老年人的起诉,做出相关判决,要求子女回家或者到养老机构探望。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对当事人的工作与生活都将带来一定影响。

不能什么都装“征信”篮

而在此之前,上海已经有多项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到了征信条例。从今年元旦起实施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当事人,除了可能被罚款外,公安机关还将依法主动在7个工作日内于上海市公安局网站上公开该处罚结果,并将按照法定程序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就在上个月,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为了整治全市出租车营运秩序,该机构已联合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欲将非法客运当事人的信息纳入到上海的征信信息平台中。

为什么政府有关部门对征信信息平台乐此不疲?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认为只要将个人征信信息纳入征信信息平台,那么就会遏制个人的违法行为。据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征信制度非常发达,个人的很多经济行为都受制于征信,也正是如此,很多人在国内谈及征信的作用时都喜欢说类似一句话,“良好的信用记录能帮助你从衣食住行上都获得更便捷的服务,而失信者则会寸步难行。”

但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做法恰恰与征信的本意背道而驰,也与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相符合。

所谓征信,顾名思义就是信用的征集,而专业的解释就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或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

那么,何为信用?

在我看来,主要指的是金融信用,即一个人或机构能够先获得金钱或商品,日后再行付款的限度。在金融活动中,信用产生的一种方式是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延迟付款。在延迟期限前还清欠款,就是正面的信用记录,所以时常欠款又还清的人,会比不曾借钱动用信用的人有更好记录,信用额度也更容易扩大。

当政府在规定要将燃放烟花爆竹、个人开专车和不回家看望父母亲等行为纳入征信记录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这些行为和个人经济行为中的信用真的存在关系吗?我认为并没有。假设一例,有个企业的经营情况非常良好,但有一个习惯,每年春节开工都要燃放烟花爆竹以示利是,而今年却因为此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并被纳入征信信息平台。试问,这个企业的交易对手会因为企业的这个行为而降低其信用吗?至于将个人“违法”开专车纳入公共信息平台,则更是荒谬。因为政府认为该行为属于扰乱出租车运营秩序,但在很多人看来则是一个值得褒奖信用记录加分的行为:勇于拥抱互联网的变化,给他人提供便利的同时还增加了个人和家庭收入。 

信用,该由什么决定? 

上述情况其实关涉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信用到底是由市场决定还是由政府决定?当我们说市场中产品和服务应该由谁来决定时,估计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价格应该是由市场来定。那为什么个人信用却要由政府来决定呢?当然,很多人也许会说,政府的公共征信信息平台只是负责采集相关信息,并不直接评价个人信用,至于如何给个人授信,其决定权还是取决于各个企业。这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却很有问题。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征信业刚刚起步,主要的征信记录还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假如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在其管辖范围内将私货塞入公共信息平台,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将政府公共信息平台变成了行政处罚的集合地。

一定还有人会追问,难道个人的违法行为不影响个人信用?

是的,违法行为和个人信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有些行为可能与信用有关,而有些并不是。原因在于政府的很多规定与市场的逻辑并不一致,比如个人开专车和燃放烟花;或者规定与信用无关,比如常回家看看。当然,也有些违法行为看似和个人信用无关,比如说违反交通法规,但违反交规会酿成交通事故,而交通事故则和保险费用紧密相关,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将违反交规作为评判个人信用的重要指标。

很多征信业的从业者发现,政府部门对征信平台的“偏爱”,很大程度源于相关政府部门对“征信”的概念理解有误,觉得征信就是为了解决全社会广泛意义上的诚信问题而设的,也就是常说的“信用是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当然也不排除另一个因素,那就是相关政府部门利用征信“胁迫”公众遵守其不合理的规定。

有位征信业从业者曾给笔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征信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对话场景,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官员是如何把金融业意义中的“信用”和日常生活中的“信用”混为一谈,让我们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吧。

征信机构说:“金融是资源的跨期配置,依赖于各种合同能否如期履约,因此信用是现代金融机构运营的基础。”

官员:“何止如此!我觉得信用不仅是金融系统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比如不回家看望老人,也是信用不好。我们应该在征信中加进去!你们觉得可行吗?”

征信机构:“在技术上是可以……”

官员:“那就这样干吧,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创新亮点。”

当征信系统实际成为政府有关部门控制社会的手段时,这就和征信、信用的本义相去甚远。

大概在2012年的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就因为提议给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而备受争议,之所以反对“道德档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道德评判的标准非常模糊,一旦设立道德档案,那就意味着原本属于社会领域内的道德会成为政府强制力的手段。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就是,如果不制约政府的权力,那么当年反对的“道德档案”就会以换个马甲以“道德档案”的身份出现。

值得庆幸的是,在《征信业管理条例》中还专门设立了“异议和投诉”一章,当“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希望政府部门在决定将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时三思而行,十八大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征信业也不例外。

本文以《“征信”扩大化,或变身“道德档案”》为题刊于4月16日《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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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为什么电动车无法禁止?]]>

因为深圳对电动自行车的大规模执法,电动车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事实上,地方政府经常会针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执法大检查,只不过这次深圳的动静实在太大。据深圳警方的数据显示,此次整治活动共查扣电动车17975辆。

特殊的“备案制”

深圳查扣这么多的电动车,与深圳独特的电动车管理制度有关。据深圳警方在4月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深圳市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备案制”,具体做法是属于特殊行业的行业协会向交警局提出申请,交警局再向各个行业发放配额,各行业协会根据配额,安排下属企业到所行驶的辖区交警大队备案,辖区交警大队再对备案车辆进行检验。而通常意义上的“备案制”,是指行政相对人向行政机关履行告知义务即可,而深圳针对电动自行车的备案,行政机关不仅实施数量控制,同时还可以驳回申请人的申请,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备案制南辕北辙。据介绍,深圳目前实施备案的电动自行车有4.3万辆,其中快递业有1.8万辆。

为什么深圳要禁止个人拥有电动车而只允许特殊行业使用电动车?官方解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道路资源稀缺,无法给更多的电动自行车提供空间;二是因为安全。不过,这两个理由并不成立。至少从直观来看,一辆电动车所占用的道路面积并不比机动车大,一辆小轿车所占用的道路面积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4辆电动车。至于安全,则更加不是问题。据深圳交警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上报道路交通事故1150起,死亡431人,涉及摩托电动车的死亡数为41人。据介绍,现在深圳摩托电动车的总量约为400万辆,而机动车是300万辆,电动车的死亡人数41人,由此可见,电动车并不比其他机动车更加危险。

尽管深圳自2003年实施“禁摩”、2012年4月实施“限电”政策,但是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市场销售、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现象却是越来越多,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不减反增。《南方日报》曾在2015年7月做过题为《深圳电动自行车暴增至400万辆》的报道,指出截至2014年12月,深圳市现有销售、修理门店789家,同比2013年增长31.6%。而需要指出的是,经特种车辆备案可以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仅3.7万多辆。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者会越来越多?无非是它满足了普通市民的基本需求:价格便宜、机动性强。与动辄十万起步的私家车相比,电动车价格便宜,一般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二手车则低至300元至400元。考虑到城市的交通拥堵,电动车的速度并不比汽车要慢多少,而它的高机动性更受到了很多行业的青睐:比如快递业。深圳尽管禁止个人拥有电动车,但还是对特种行业网开一面,允许这些企业持有电动车,这次对电动车严打后,深圳警方还给快递业增加了5000个配额。

尽管电动车拥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政府并不青睐。就在4月6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也在推进新能源小货车在快递业上的使用。据悉,新能源小货车的价格在6万——8万,同时政府会给予企业2万——3万元的补贴。不过快递从业者,并不欢迎新能源小货车。原因在于新能源小货车不仅贵,而且充电很成问题,“快递跑的时间一般很长,必须要能很方便地充上电。”

我们姑且不讨论新能源小货车和打击电动车之间有什么关系,已经有人指出,新能源货车也是需要指定品牌。而同样是使用新能源,为什么政府对电动自行车穷追猛打,却对新能源汽车网开一面?政府给出的理由是电动自行车易造成环境污染。高频使用一般半年更换电池,深圳市全年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的回收量约在2万吨以上,无正规回收机制,易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在于,如果对电动自行车合法化,为什么不能建立回收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再重复的失败政策

深圳市政府之所以做出与市场相悖的举措,原因无非在于政府认为它可以替市民做出选择,市民以它想象的方式出行。但从市场的反应来看,这种愿望落空了。我们不能说政府的初衷不好,汽车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等防护设备,发生事故后会获得更多的保护,而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者一般都不戴头盔,因此发生事故后受伤的可能性会更大。但为什么市民还是会选择电动车?因为风险偏好和预算约束。日益增加的电动自行车表明了深圳政府的电动车政策已经完全失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政策还会被执法者严格执行?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针对的是对他人时间、金钱和财产做出决定。这些决策如果出错,是由他人承担代价。可以想象的是,那些主张取消电动车的人几乎无需为此支付成本,因此也就难以体会到它的好处。也正是如此,这个从2012年开始的举措尽管备受争议,但却没有得到矫正。

当然,也有人提出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公共交通覆盖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区域,从而避免电动自行车的泛滥?在我看来,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首先,因为受成本约束,公共交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区域,“最后一公里”问题永远不是公交所能解决的。其次,电动自行车更有竞争力。与固定的公交线路相比,电动自行车的机动性,更能节约时间,而且这个成本是由私人承担,并不需要额外的政府支出。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电动自行车拥有者的收入足够支付汽车,那么他们也会选择汽车,而不是电动自行车,或者说电动自行车无非是很多人在预算收入不够时候的一个选择。既然政府不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无法消灭这个阶层,那就请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至于电动自行车带来的外部性,可以从完善规则入手,比如说是否可以强制电动车拥有者购买交通强制险从而保护第三人的人身安全?深圳完全可以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对此做个尝试,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权在满足市民需要和保护公共安全中找到一条路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特区立法权为由来取消市民的选择。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城市生活之所以让人向往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同阶层的生活需要,既然我们无法消灭这种参差多态,那就请尊重这种现实现实。事实上,这也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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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自己打印商标注册证,可行吗?]]>

因为有媒体披露很多获准商标注册的机构在“半年拿不到一张证”后,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底前将积压的商标注册证全部发放。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回应中表示,“由于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商标注册证发放延误,给商标注册人带来了不便,工商总局表示诚挚的歉意!”商标注册证以“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作为解释商标注册发放延误的理由并不能让公众满意。

与采购纸张相比,商标的评审可能是更为复杂,据《中国商标战略年度发展报告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商标注册申请量达228.5万件,同比增长21.5%,完成商标审查全年共完成商标审查242.6万件,审查能力首次突破200万件大关,同比增长70.3%。用公报里的说法就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积极应对商标申请量快速增长、三期系统上线和商标审查审理法定期限等多重压力,迎难而上,力克时艰,采取多项应急措施,提高商标注册审查效能,加班加点完成审查任务。”

同样是国家商标局,为什么商标审查能力一年能提高70.3%,但商标注册用纸却在半年内都无法得到解决?想必不是用“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一句话就能搪塞过去,也正是如此,公众希望国家工商总局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不至于让内部某些部门和人员的渎职而让那些处在一线审查商标的工作人员寒心。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让追查这个环节中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想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商标注册书必须要用特殊用纸?在一个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今天,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由国家商标局统一制作的商标注册证?为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商标注册证的功能。

《商标法》第33条和35条提到了商标注册证,但只是程序性的介绍——在何种情况下商标局应当发放注册证,并未说明其功能:第33条说“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第35条说的是当有人对注册的商标提出异议时该如何发放,即“商标局做出准予注册决定的,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商标注册证的用途实际上是由《商标法实施条例》载明,该法第95条规定:“《商标注册证》及相关证明是权利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一句话,商标注册证是权利人持有的证明其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不过,证明商标权属证明的文件并非只有商标注册证,同时还有商标注册簿,只不过它是由国家商标局管理,《实施条例》第94条指出:“商标局设置《商标注册簿》,记载注册商标及有关注册事项。”。而从《实施条例》的规定来看,商标注册簿的效力比商标注册证更高,第95条还指出:“《商标注册证》记载的注册事项,应当与《商标注册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商标注册簿》确有错误外,以《商标注册簿》为准。”

既然商标注册证只是权利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且国家商标局还有商标注册簿等一系列制度可以用来证明商标权利人的权益,问题就来了,商标注册证的用纸这么考究,以至于需要专门采购?在《北京晚报》那篇引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致歉的报道中,有商标注册师是这么形容商标注册证的用纸,“它不是一般的纸,而是跟人民币类似,有防伪功能。”在我看来,商标注册证的用纸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考究,因为商标权利人的所有权利不仅在商标注册证上注明,同时还存在于商标注册簿中,那么商标注册证只需要普通用纸即可,其他民事主体如果对其内容不信任,可以到国家商标局的商标注册簿上查询即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权利人也不需要持有纸质的商标注册证,原因就在于商标注册证上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国家商标局的商标注册簿上记载,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国家商标局完全可以把商标注册簿的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商标注册证的权利人以及利益相关方查询,商标注册证再也不是商标权利人向其他利益相关方展示权属关系的最直接证明文件。

事实上,具体的民商事活动中,很少有机构和个人仅凭对方的商标注册证就认可其载明的所有内容,大都还要到商标局查询商标注册簿来了解其真实的法律状态然后再做出决定;同时,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不会仅凭一个商标注册证就做出处理决定,而是要弄清楚涉案商标的真实法律状态。由此来看,商标注册证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它只是一纸证明而已。

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商标注册证可能还对权利人以及相关当事人有意义,但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它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再由商标局用特别用纸打印实在是没有必要。而且它的存在不仅仅增加了财政支出外,同时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半年拿不到一张证”而影响商标权利人日常工作的情况。

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商标局可以通过搭建一个网络化的商标注册簿系统供商标权利人及公众来查询商标注册事宜,而不必非要通过纸质的商标注册证来证明。搭建这样的网络并不需要支付更多的资金,原因在于现在商标局已经建有“中国商标网”免费提供商标注册信息查询,唯一的一个特点是它现在查询所涉及的商标注册信息仅供参考,无任何法律效力。如果这个系统能将商标权利人的信息进行核对,再让商标注册证的权利人可以自行打印相关内容,那么不仅不会发生“半年拿不到一张证”的现象,同时还将节约更多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纸张,还有查询时间。当然,那个时候商标注册证还可以继续存在,只不过不需要像以前那么用纸考究,一张普通的A4纸或许已经足够。

事实上,将政府发放的各种证件交由网络存储而让用户自主打印的方式不只是在商标注册证上适用,同时还可以推广到绝大多数的证件制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凭证丢失而需要向政府补办却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的经历,其实绝大多数的证件都没有必要由政府发放,只要政府后台存有联网可供查询的数据,那么公民持有的证件就可以自己制作或者是在政府的网络下打印即可。以公民身份证为例,证件上载明的内容在公安内部的网络上都可以查询,而一般的机构和个人也没有能力验证证件的真伪,而在那些需要验证证件的场所大都和公安内部的网络联网。由此可见,由公安部门来统一制作身份证件就显的没有必要,证件完全可以自己打印和制作,而这将极大地便利公众。

在过去这十多年间,我深受证件办理的繁文缛节之苦。因为我是属于集体户,也就没有了户口本,每到办理重大事项需要出具户口本的时候都要到派出所去开具户籍证明,为此耗费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派出所为了手里户籍证明事宜还要专人设岗。我曾多次想到,既然我在办理很多证件的窗口都是同属于公安系统,它们内部的网络都可以查验我提交文件的真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额外开具户籍证明?而且每次开具的户籍证明还有使用期限?难道仅仅是为了增加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量?所幸的是,户籍证明的用纸并不需要像身份证和商标注册书那么考究,否则也会闹出几个月没有纸张的闹剧。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已经为取消绝大多数证照提供了技术基础,证件上所载明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通过后台查询和验证。从去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要实施“互联网 ”,但是从实践来看,企业部门比政府部门对“互联网 ”更有兴趣,原因无非是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对很多政府部门而言,这意味着权力受限。由此来看,要避免“半年拿不出一张证”的尴尬境地,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大面积的削弱证件的统一制作,政府只需要提供标准格式即可。商标注册证是如此,绝大多数证照都可以依此操作。

当然,也有部分民众可能会因为缺乏网络而无法自行打印,那么,让这部分民众到政府相关部门打印也未尝不可。但需要铭记的是,对于绝大多数证照而言,政府统一制作证件并非是那么必需的,它只是一个选项而已。

本文以《商标注册“卡纸”?“互联网 ”不是一句口号》为题发表于4月13日@财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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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傅蔚冈:商标注册“卡纸”?“互联网+”不是一句口号]]> 媒体披露很多获准商标注册的机构“半年拿不到一张证”后,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底前将积压的商标注册证全部发放。他还表示,“由于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商标注册证发放延误,给商标注册人带来了不便,工商总局表示诚挚的歉意!”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让公众满意。

与采购纸张相比,商标的评审可能更为复杂,据《2014年中国商标战略年度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商标注册申请量达228.5万件,同比增长21.5%,全年共完成商标审查242.6万件,审查能力首次突破200万件大关,同比增长70.3%。用公报里的说法就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积极应对商标申请量快速增长、三期系统上线和商标审查审理法定期限等多重压力,迎难而上,力克时艰,采取多项应急措施,提高商标注册审查效能,加班加点完成审查任务。”

同样是国家商标局,为什么商标审查能力一年能提高70.3%,但商标注册用纸却在半年内都无法得到解决?想必不是用“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一句话就能搪塞过去,也正是如此,公众希望国家工商总局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不至于让内部某些部门和人员的渎职而让那些处在一线审查商标的工作人员寒心。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追查这个环节中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想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商标注册书必须要用特殊用纸?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今天,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由国家商标局统一制作的商标注册证?为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商标注册证的功能。

《商标法》第33条和35条提到了商标注册证,但只是程序性的介绍——在何种情况下商标局应当发放注册证,并未说明其功能:第33条说“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第35条说的是当有人对注册的商标提出异议时该如何发放,即“商标局做出准予注册决定的,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商标注册证的用途实际上是由《商标法实施条例》载明,该法第95条规定:“《商标注册证》及相关证明是权利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一句话,商标注册证是权利人持有的证明其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不过,证明商标权属证明的文件并非只有商标注册证,同时还有商标注册簿,只不过它是由国家商标局管理,《实施条例》第94条指出:“商标局设置《商标注册簿》,记载注册商标及有关注册事项。”。而从《实施条例》的规定来看,商标注册簿的效力比商标注册证更高,第95条还指出:“《商标注册证》记载的注册事项,应当与《商标注册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商标注册簿》确有错误外,以《商标注册簿》为准。”

既然商标注册证只是权利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凭证,且国家商标局还有商标注册簿等一系列制度可以用来证明商标权利人的权益,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商标注册证的用纸这么考究,以至于需要专门采购?在《北京晚报》那篇引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致歉的报道中,有商标注册师是这么形容商标注册证的用纸,“它不是一般的纸,而是跟人民币类似,有防伪功能。”在我看来,商标注册证的用纸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考究,因为商标权利人的所有权利不仅在商标注册证上注明,同时还存在于商标注册簿中,那么商标注册证只需要普通用纸即可,其他民事主体如果对其内容不信任,可以到国家商标局的商标注册簿上查询即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权利人也不需要持有商标注册证,原因就在于商标注册证上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国家商标局的商标注册簿上记载,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国家商标局完全可以把商标注册簿的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商标注册证的权利人以及利益相关方查询,商标注册证再也不是商标权利人向其他利益相关方展示权属关系的最直接证明文件。

事实上,具体的民商事活动中,很少有机构和个人仅凭对方的商标注册证就认可其载明的所有内容,大都还要到商标局查询商标注册簿来了解其真实的法律状态然后再做出决定;同时,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不会仅凭一个商标注册证就做出处理决定,而是要弄清楚涉案商标的真实法律状态。由此来看,商标注册证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它只是一纸证明而已。

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商标注册证可能还对权利人以及相关当事人有意义,但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它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再由商标局用特别用纸打印实在是没有必要。而且它的存在不仅仅增加了财政支出,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半年拿不到一张证”而影响商标权利人日常工作的情况。

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商标局可以通过搭建一个网络化的商标注册簿系统供商标权利人及公众来查询商标注册事宜,而不必非要通过纸质的商标注册证来证明。搭建这样的网络并不需要支付更多的资金,原因在于现在商标局已经建有“中国商标网”免费提供商标注册信息查询,唯一的问题是它现在查询的商标注册信息仅供参考,无任何法律效力。如果这个系统能将商标权利人的信息进行核对,再允许商标注册证的权利人自行打印相关内容,那么不仅不会发生“半年拿不到一张证”的现象,还将节约更多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纸张,还有查询时间。当然,那个时候商标注册证还可以继续存在,只不过不需要像以前那么用纸考究,一张普通的A4纸或许已经足够。

事实上,将政府发放的各种证件交由网络存储并允许用户自主打印的方式不只是在商标注册证上适用,还可以推广到绝大多数的证件制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凭证丢失向政府补办却不得不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的经历,其实绝大多数的证件都没有必要由政府发放,只要政府后台存有可供联网查询的数据,那么公民持有的证件就可以自己制作或者是在政府的网络下打印即可。以公民身份证为例,证件上载明的内容在公安内部的网络上都可以查询,一般的机构和个人也没有能力验证证件的真伪,而那些需要验证证件的场所大都和公安内部的网络联网。由此可见,由公安部门来统一制作身份证件就显得没有必要,证件完全可以由公民自己打印和制作,而这将极大地便利公众。

在过去这十多年间,我深受证件办理的繁文缛节之苦。因为我是属于集体户,也就没有了户口本,每到办理重大事项需要出具户口本时都要到派出所去开具户籍证明,为此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派出所为了受理户籍证明事宜还要专人设岗。我曾多次想到,既然很多为我办理证件的窗口都是同属于公安系统,它们内部的网络都可以查验我提交文件的真伪。那么为何还要我额外开具户籍证明?而且每次开具的户籍证明还有使用期限?难道仅仅是为了增加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量?所幸的是,户籍证明的用纸并不需要像身份证和商标注册书那么考究,否则也会闹出几个月没有纸张的闹剧。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已经为取消绝大多数证照提供了技术基础,证件上所载明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通过后台查询和验证。从去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要实施“互联网+”,但是从实践来看,企业部门比政府部门对“互联网+”更有兴趣,原因无非是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对很多政府部门而言,这意味着权力受限。由此来看,要避免“半年拿不出一张证”的尴尬境地,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大面积削弱证件的统一制作,政府只需要提供标准格式即可。商标注册证是如此,绝大多数证照也都可以依此操作。

当然,也有部分民众可能会因为缺乏网络而无法自行打印,那么,让这部分民众到政府相关部门打印也未尝不可。但需要铭记的是,对于绝大多数证照而言,政府统一制作并非是那么必需的,它只是一个选项而已。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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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德国房价为什么“沉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稳定的房价都是一个神话,经济学界甚至用“沉睡”一次来形容。正如杨佩昌先生在《德国房价为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以下简称《德国房价》)提到的:从1975年至2011年,德国房价平均上涨了60%,剔除通胀因素,德国实际住房价格累计增长-21.6%,而同时期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实际房价累计增幅分别为5%、145%、123%和50%。至于中国,在过去15年时间里房价上涨10倍的城市也是比比皆是。

为什么德国如此例外?《德国房价》将这个原因归结德国政府的制度性因素,那就是高额税收、土地控制、鼓励租房和支持自建房。在我看来,在这四个因素中,只有支持自建房这一点可能是与降低房价有关,而其他三个因素中的两个,即高额税收和土地控制这两个措施推高成本,并不能降低房价;而鼓励租房也与房价上涨并不相关。为什么支持自建房会降低房价?因为它通过减税的方式在降低住房成本,当然会降低房价。

我们先来看高额税收的影响。高额税收会抑制房价吗?显然不能。因为税收是成本,成本增加当然是会导致房价增加,而不是相反。只不过当房产供过于求的时候,这部分成本是卖方承担,而当供不应求时,这部分成本由买方承担而已。如果说税收增加会导致房价下降,那么中国的房价应该是世界上最便宜才对,因为中国房价超过60%都是由政府以土地出让金或者税收的方式获得。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增加成本的行为都会导致价格上涨,而不是相反。

不批大块地给开发商也能降低房价?答案也是否定的。一般来说,大开发商意味着规模化经营,而规模化经营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往往能够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也就意味着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当然,德国之所以不向开发商批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土地私有,大批的土地在个人手里,而不受政府控制。《德国房价》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将德国房价不涨的事实归结于德国没有大块土地和大型房产市场,然后又说单块土地开发成本高,从而抑制住了房价。但正如前面说过的,成本上升只能是推高房价,而不是相反。假如成本上升了房价还下降,难道房产开发商还是不挣钱的傻瓜?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德国房价》说德国没有大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与事实相悖。尽管德国没有成片土地可供开发商开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没有房地产市场,他们只是没有大规模的一手房市场,但二手房市场却依然存在。

至于鼓励租房就能降低房价,更是无稽之谈了。是的,德国居民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是43%,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欧盟成员国的平均为63%。当然,在德国租房者的利益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就像德国民法典规定的那样,出租者无权将租户赶走,租金上涨幅度3年内不得超过20%。是的,一旦租客与房东签订合同,那么租客的利益就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房客在租赁市场上更加容易找到房子,更为可能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一旦签订合同就无法涨价和违约,那么房东会对房客更加挑剔,从而增加房客的搜寻时间。事实上,对租赁市场的价格管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在美国等国家实施过,但是由于这种管制侵害了租客的利益,因此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都已经取消,美国有32个州禁止其下辖城市制定房租管制法规。现在,美国市场上只有4个州的城市还沿用房租管制:加州、马里兰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而加州和纽约州恰恰是美国租金最高的两个地区。

既然这些因素都是在推高成本,为什么德国房价在过去35年时间里并没有飞速增长?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德国的住房市场供给充分,需求不旺:德国8000万人口而住房有4000多万套,人均2人一套。如果再看下从1970年以来德国人口的变化情况,就能更加明白德国房价平稳增长的缘故了。维基百科的数据显示1971年德国的人口总量为7831万,2011年为8180万,整整40年间德国人口才增加349万,增长率为4.46%。而同期英国人口是从5590万增加到了6326万;法国是从5232万增加到了6534万。尤其需要考虑到的现象是,从1972年以后,德国的自然人口增长率是负数,现在增加的人口都是移民的结果。

由于房价是属于典型的边际撬动:如果101个人争夺100套房子,那么房价就会快速增加;但如果是100个人面对101套房子的时候,房价就没有上升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人口数量也不再增加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显然,房价下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也正是如此,我们也不必对德国在过去40年间的房价下降呈惊讶态度。事实上,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在过去几年间也在下降,原因很简答:人少了。

由此可见,《德国房价》将德国过去近40年的房价“沉睡”状态称之为德国政府增加成本的努力并不正确,如果以讹传讹引入中国,会导致不少地区的房价更不理性。原因很简单,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是超过55%,今后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这部分人群对住房有着强烈的需求,如果在需求旺盛的时候控制供给和增加成本,房价只能是往天上走,而不是往下降。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2011年以后,德国的房价也开始上涨了。根据德国著名统计网站statista发布的报告,2013年德国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相较于2007年几乎翻倍。2014年和2015年,德国房价依然呈现上涨趋势。为什么在人口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房价变了?因为欧盟货币宽松,为了对抗危机刺激复苏,欧洲央行把基准利率降至0.25%。这意味着存款的回报几乎为零。据说现在德国流行“混凝土黄金”这个名词,意即房子就相当于黄金,有保值功能:由于存款没有利息,你所能做的事情只有买混凝土不动产。

“房产是个货币现象”这句话不过不假,连对租赁市场情有独钟的德国人都忍不住要买房了。不过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德国房价》一文的逻辑和事实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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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对电动自行车管理应该回归常识]]>

自深圳对电动车进行执法后,北京也将开展限制电动自行车的通行。据媒体报道,自4月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十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其它非机动车通行。此次禁限的非机动车主要指电动二轮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的电动车)。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会成为这么多城市严厉打击对象?官方公开的表态是因为安全。据北京官方统计的数据表明,去年全市电动二轮车共发生交通事故3万余起,其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突出。据交管部门统计,去年全市电动二轮车共发生交通事故31404起,死亡113人,伤21423人,其中伤人数占全市交通事故伤人总数的36.7%。 

电动车真的更不安全吗?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没有风险的交通,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有风险,当我们说某种交通工具更安全时,实际上是指和其他交通工具的相比较而得出的。那么,电动自行车是不是比机动车更加不安全呢?我们可以看看相关统计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全国发生的交通事故共有196812起,其中机动车事故是180321起,非机动车14175起,考虑到目前电动自行车都是按照非机动进行处理,从这个数据来看,电动车并不比机动车更加不安全。


不过根据北京市交管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一年北京市电动二轮车共发生交通事故3万余起,如果北京市交管局所提供的数据是真的,那就意味着2015年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比2014年全中国的非机动车导致的交通事故还要多。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数据,因为从2010年开始(如下图所示),全国非机动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总共是58395起,每年约增加1000起,那就意味着北京2015年的非机动事故的次数大约是全国3年的总量。如果北京所提供的数据不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北京和国家统计局就“交通事故”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

即便北京市交管局统计的数据没有错误,这也并不意味着电动自行车比其他机动车更加不安全。尽管去年全市电动二轮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总数和伤亡人数很吓人,分别达到31404起,死亡113人,伤21423人,伤人数占全市交通事故伤人总数的36.7%。但如果考虑到电动自行车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现这个交通事故并不特别严重。交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电动二轮车总数已达400万辆,而2015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是561.9万辆,电动车和机动车的总数是961.9万辆,电动车的总数约占41.58%,但是它的伤亡人数只占36.7%,由此可见并不比机动车更不安全。

同时《北京市2015年暨“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人数为1.64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北京市在2015年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大约是922人。400万辆电动车死亡113人,我们可以估算出每万辆电动车死亡人数是0.28人。由此可见,无论是电动车所占的交通事故份额和其所拥有的总数份额对比,还是电动车的每万车死亡率和机动车的死亡率对比,电动自行车都比机动车更加安全。而不是像北京市交管局说的它更不安全。

是不是北京的电动车更加安全?其他城市则更加危险?其实也不然。据深圳警方介绍,2015年深圳上报道路交通事故1150起,死亡431人,涉及摩托电动车的死亡数为41人。如果单纯看数量好像电动车和摩托车确实不安全,但是如果看看机动车和电动车的总数,就会发现电动车可能是更加安全。因为深圳摩托电动车加起来400万,汽车只有320万辆。电动车的数量比汽车更多,但是死亡人数只占交通死亡人数10%左右。

由此可见,无论是北京还是深圳的数据,还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大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动车并不比机动车更不安全。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现象是,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绝大多数为不符合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规定的超标车辆——这是北京市交管局公布的数据,问题就来了,既然电动自行车并不比机动车更不安全,为什么有关部门不给他们上牌? 

如何让电动自行车守法?

如果单纯从统计数据来看,电动车比机动车更加安全,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电动自行车的口碑并不好。就像北京市交管局发的通稿中显示的,“对电动两轮车非法上路、违规使用、违法行驶的交通乱象,市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反映强烈。今年以来,仅交管部门就接到‘122’报警投诉6000余起,意见信函400余件,纷纷呼吁加强对电动二轮车依法管理。”

如何管理电动自行车?首先得看调动自行车的属性。如果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那么办法就会简单的多,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第三节专门设立了“非机动车通行规定”。概括来说,有关“非机动车通行规定”核心就是这样一条,走非机动车道(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时速在15公里以内。

如果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问题也不难,那么就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第二节的“机动车通行规定”执行,考虑到目前很多电动自行车的时速早就超过了20公里,那么将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管理就更加无可厚非。

但现在问题的在于,按照1999年发布实施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0公里,整车质量(重量)不大于40公斤,一次充电后的续行里程不小于25公里,有骑行功能。但是目前在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已经超过了20公里,而很多城市又不给时速超过20公里的电动车上牌照——很多城市早就开始限制甚至禁止摩托车,因此就有了电动车的身份尴尬,也就是北京所说的“不符合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规定的超标车辆”。

于是,所谓的电动车管理最后就落实到一个问题,即怎么给电动车上牌照。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来看,存在着三种方式。第一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备案制,第二种就是以北京即将实施的分路段限行,还有就是上海的合规登记制度。在这三种制度中,深圳的备案制最为严格,因此也最为饱受公众质疑。在通常的概念中,备案制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只需要向行政机关履行告知义务即可,但是深圳的备案制却是只针对特种行业,同时还实施总量控制。据据深圳警方介绍,从2012年开始,深圳对邮政、快递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装燃气等单位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实行备案制,目前备案车辆达到4.3万辆。尽管深圳用了“备案制”这个名词,但是从其实质来看,这个备案制实际上是实施行政许可,同时政府还对电动车的总量进行控制,即全市可以合法上路的电动车只有4.3万辆。由此可见,深圳是在行“备案”之名却有“行政审批”之实。

不过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即便深圳存在着大量的“非法”的电动车,但是这些电动车的安全性能并不比机动车差:深圳摩托电动车加起来400万,汽车只有320万辆。电动车的数量比汽车更多,但是死亡人数只占交通死亡人数1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当有关部门对电动车总量实施配额制时,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各个公司的数量如何分配?其中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那么,如何对电动车进行管理?在我看来,只需要回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即可。公众之所以对电动自行车有诟病,无非是其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于不遵守交规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依照法律为准绳,该行政处罚就行政处罚,而不是走极端:要么因为数量太多对电动车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或者就是像深圳这样一刀切禁止给人拥有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市民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会注意交通规则,而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却会违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机动车驾驶的违规有罚款和扣分等手段,而电动自行车却只有罚款无扣分。同时还有一个不可提及的因素是,电动自行车的所有者大都是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违规会博得公众的同情,而交警也会因此而视而不见。久而久之,这种同情就变成了特权,就像@开水族馆的生物男 在微博上的评论:“机车/电动车事故率高是事实,但可靠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明确法理严格执行,不和稀泥不维稳。完善道路交通设施,明确路权概念,废掉交规中狗屎的无责任赔偿以及照顾弱智群体条款,机车/电动车甚至行人严重违章被撞死白撞倒赔无责方,家属胆敢闹事全抓不客气,坚持几年交通情况可彻底改观。长久以来机车/电动车的肆无忌惮本质上是维稳思维照顾弱势群体观念所纵容出来的。靠一刀切禁止机车/电动车事实上与法治精神不符,更是侵犯了守法机车/电动车主的权利。大陆的机动车事故率同样不低,且机动车驾驶人素质也并未高于机车/电动车驾驶人,那要不要也把机动车禁了,大伙都走路得了。”这个评论虽然有点极端,但也多少反映了电动车违规的由来。

 结论

那么,电动车到底该如何管?从目前各地那些不符合国标的电动车的事故发生率来看,他们并不比那些能上牌的机动车更加不安全。因此,从安全性角度禁止电动自行车的行驶,并不具有正当性。为此,当务之急的做法是回到常识:第一,让电动自行车上牌;第二,如果违反交规,施以行政处罚,就像北京市交管局所说的“逢违必究”。而深圳的“备案制”表明它并不符合市民的生活需要,而且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应该早日废除。

 本文首发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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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楼市调控,请勿与市场为“敌”]]>

3月25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并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份被公众称之为“史上最严格的房产调控”文件中,将非上海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的年限提高至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最低为50%。

上海的调控新政一落地,立即引发非常剧烈的市场反应。3月25日,上海“网上房地产”的一手房日交易量锁定2499套,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也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后遗症将逐渐显现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武汉、深圳、南京等同一天发布房产新政的城市。武汉市3月24日新房成交841套。深圳24日二手房成交总量为1015套,25日二手房成交量超过1000套,其中二手住宅成交量为972套。南京市有关住房贷款文件推出前两天,4个地区的7家楼盘1500多套新房两天内售罄。24日的新房认购量高达1325套,成交444套,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日认购量破千。

为什么会出现交易量井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房产调控新政改变了预期。在这些新近推出房产调控的城市中,要么是提高了买房门槛:上海把非上海户籍居民家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的年限从1年提高至5年,深圳则是将1年改为3年;要么是降低了杠杆比例:武汉降低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其他城市则或多或少地提高了二套贷款的首付。而无论何种举措,都推高了购房者成本:或时间成本或资金成本。

交易量井喷只是房产调控改变预期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突如其来的新政打破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在上海成交量井喷的3月24日,就有媒体预计,破纪录之后可能会出现退房潮。因为上海的房产新政是25日文件颁布之日就实施,而对购房者的资格审查要网签之后才进行,这意味着很多人会心存侥幸,而房产中介为了增加业绩,也会忽悠客户先网签,等满了两个月再去交易中心审核。

而这些都只是房产调控后不良影响的冰山一角,更大的纠纷可能在后头。就在房产新政公布后,有网友私信问:“我这几天正在忙房子置换。原本是符合所有购房条件的,上海调控新政出来后,要求社保连续满5年,很可能就失去购房资格了。但房产正在交易中。对正在交易中的房产,如果因为政策变化而失去购房资格出现违约,该怎么办?”

这并不是孤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类似案例,有交了定金但没达成交易的;有买家下指令给中介网签,但是中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网签的……可以想象到的一个场景是,在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院新增的很多案例会是房产交易无法达成的诉讼。

当然,这并非是此次房产调控后遗症,几乎每次政策从紧的房产调控,都有此种问题,只不过此次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的深度和广度比以往都大,因此后遗症显得特别大而已。以上海为例,它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房地产交易市场,2015年上海一二手房共成交4986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达到1.4万亿元,金额、面积远超国内其它城市,房产市场牵涉千家万户,因此交易规则一有改变,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连锁效应。

“突袭”引发惶恐和投机

从理论上说,因为房地产交易涉及人数众多,决策应该更为慎重才是,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从过往的经验看,历次的房产调控都是突然袭击。之所以选择突然袭击,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减少套利者。但从事实来看,这种效果并不明显,而且由于很多人掌握了内部信息,反而会存在内部人套利现象,而更多的普通交易者却无从下手。此次上海的房产调控,新政内容此前已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它只能起到滋长市场紧张情绪,助推房产价格突然走高的作用,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广大普通民众。

抛开内容不看,目前的房产调控的形式还是大有讲究。此前的每次调控,都是自文件发放之日起实施,这种实施方式实际上并不利于保持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如果有心观察这十多年来国内房地产交易市场,就会发现过去几年总有几个时间节点价格和交易量齐飞的景象。为什么会有此种现象?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介入而导致的交易畸形。

而如果观察中国法律,会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有一个公布日期和实施日期的差别。如《立法法》就是2000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公布,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为什么法律不是自公布之日起就实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法律要有预期,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差,就会让很多行为无所适从。法律都是如此,为什么像房产调控就不能够有公布日和实施日的时间差?如果有一个月的时间差,那么就可以给很多交易者更为从容的时间,而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如此明显。

如前所述,不留时间窗口可能是为了减少市场投机行为,但事实证明这种决策恰恰导致了更多的投机,产生了更大的波动。如此“新政”可能基于两方面推想:一是监管者视市场中的交易者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交易者都是投机的,是他们推高了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再就是市场的交易者无法对监管者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监督,因此才会有很多“半夜鸡叫”的政策发生。

正因为政策缺乏稳定的预期,市场才会充斥着投机。有网友因此吐槽:“这些年政府翻来覆去调控了多少次?一会鼓励你买房,一会限制你买房,反反复复,你越把心思花在猜政府意图上,收益就越大。反倒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变成了傻子,你辛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去一次售楼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明白,市场不是政府的敌人,实际上政府也是市场的一个主体,同时还是一个能改变预期的主体。而市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各主体的行为才能稳定,市场也才能稳定。

刊于4月2日《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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