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聂日明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身份证号码滥用之忧]]>
11月1日起,中国快递开始实行实名制。相关文件要求,除信件等以外的快件,一律要通过对寄件人电话号码及相关身份信息比对核实后方可收寄。实际操作中,包括EMS在内的一些快递公司,甚至要求寄件人将身份证号填写在面单上。这激起了寄件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
快递实名制源于10月22日中央综治办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集中开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以下称“方案”)。一个多月以前,广西柳城县发生17起快递包裹连环爆炸事件,致多人死亡,为此15部委发文,在全国集中开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顿,并表示快递实名制是保障社会安全的措施。国家邮政局随后在11月2日公布《集中开展寄递渠道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全面推进“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措施。
国家邮政局早就想推行快递实名制了。它在2014年初就称,当年要在北京、广东、西藏、云南、新疆等省市区推行寄递服务实名制,寄件人必须提供真实地址、姓名,并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并逐渐在全国实现常态化。
快递实名制的初衷是为社会安全着想,但实施起来问题并不少。首先,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居民身份证。实际操作中,监管机构和公司也只认身份证,例如央行对银行开户的实名制就明确提出,有居民身份证份的客户应当以居民身份证开户。但《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四条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规定公民应当出示身份证的要求。这意味着只有全国人大出台的法律和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才能提出快递实名制的要求,不管是15部委印发的《方案》还是国家邮政局的文件,都无权提出这种要求。
其次,实名制的核心不在于填写那一串身份证号码,而在于KYC原则(know your customer),即收件员(或银行柜员)充分知晓服务的客户是谁,这不仅仅要记录一个号码,还需要核对照片、识别证件真假,还需要了解当事人是否是自愿、自主地办理这个业务。银行业务是KYC原则落实相对彻底的机构,办理一笔开户销户业务所费时间惊人,快递业如果要落实实名制,要看能否承担起这个成本,而不仅仅是只记录一个身份证号码。要知道,真正想邮寄炸弹的客户,绝对有很多办法绕过这种只记录身份证号码的“实名制”。这种“实名制”除了增加快递公司的负担、让寄件人的隐私有泄露的可能之外,毫无用途。
单就快件是否存在危爆品等社会安全隐患而言,问题并不在身份核验,而是收寄验视责任。只需要保证排除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不管是谁寄送的,快件寄送过程和收件人的安全自然也会没有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于身份证号码的滥用。虽然中国行政部门间的信息互不相通,但由于公安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居民身份证号码在公民中的普及率最高。《居民身份证法》第二、三条规定,年满16周岁的公民应当申领身份证,实践中,每个居民自出生起就被分配了一个终身不变的号码。
身份证号码的普及使得各种政府签发的证件、身份证明的编号都直接采用了身份证号码,如个人社会保障号码、机动车驾驶证号、个人纳税号等。银行、电信、学历学位、不动产权、婚姻等个人核心财产登记、社会关系的确认也都和身份证号码绑定。除此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住酒店、乘飞机火车、注册支付宝等,无不需要身份证登记,身份证号码也就留在这些机构,这些信息往往又和公安等部门联网同步。
身份证号码使用已经泛滥到,到政府或写字楼办事,门口的保安也会要求出示并暂时保留身份证,直到出来为止。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在实名认证的时候,也都需要选填身份证号码。现如今连买盒感冒药、寄个快递都需要记录身份证号码。
毫无疑问,在现代中国,身份证号码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部,掌握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在个人隐私保护并不完善的今天,就意味着可以掌握一个人的旅行记录、可以查到财产状况、学历学籍等信息,个人等同于透明。正因为如此,网上也会有很多令人吃惊的事件。如今年发生的成都别车被打女司机,事发后,网民通过车牌号查出车主身份证号码,以此拉出其最近两年的开户记录,除此以外,住址、电话、聊天账号、照片、工作单位及亲属信息等一并被曝光。虽然这些信息的曝光主要因为人肉搜索的威力,但此事也揭示出身份证号码在个人生活中滥用的问题。
更不消说,身份证号码本身就存在极大的缺陷,个人出生地和生日信息,一览无余,不仅泄露个人隐私,知晓上述信息也容易倒推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而身份证号码更是无法自主选择,一经分配、伴随一生。在中国个人隐私保护如此落后的时代,个人的处境恰如《三体》中的黑暗森林可以比喻,只求不暴露坐标(身份证号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严格限制身份证在身份核实中的作用,从根源上限制身份证及其号码的滥用,以保证个人的隐私没有被泄露的基础。在快递业如此开放、分散,从业人员流动性极高且从业资质要求较低的情况下,更应当谨慎从事,不应该贸然强制推行实名制。更不应借社会安全之名,让身份证号码这样的个人隐私暴露于外。
更长远来看,中国的身份认证和证明体制应该进行较大的改革。首先,身份证件编码应当去身份证号码中心化,所有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应该各自独立编码,后台数据可以联网并一一对应,但分配给公民的各类证件号码应该不同。
其次,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凡是带头像的证件都应该成为合法的身份证件,可以用于日常住店、旅行,不应唯身份证化。只有更基础的银行开户、纳税、财产登记等基础用途,才可以要求使用身份证办理,并以身份证号码作为身份识别号,酒店入住、乘飞机火车等日常生活则允许使用驾驶证(独立于身份证号码编码的证件)等其它证件。
最后,身份证号码应当改变现有过于直接的编码方式,不再以个人出生地、生日的信息进行编码,以避免直接泄露个人隐私。 
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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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房地产税如何豁免征收?]]>

摘要 :房地产税设计首先需要考虑大量低收入家庭是无法承担新增税收的。甘犁教授统计,中国家庭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在上海内环、北京五环以内,一套房子起码要300万,按现行房产税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税基为房产评估价的7成,1.2%的税率,合计一年需缴税2.52万,合每月2100元,相当于上海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4成。因此房地产税向个人住宅延伸征收的时候,势必会有大量的免征、豁免政策。


最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调整过的立法规划,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正式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的讨论已经进入总结思路阶段,房地产税铁定是要开征的。

既然开征房地产税不可必免,那么公众关注的重点将转向征税模式,包括税基、征税范围、税率等。结合政府和潜在的纳税人双方的利益,房地产税设计至少要满足两个前提:第一,新设的税种规模足够大,抵消其它房地产业流转性税收取消带来的财政减收;第二,新税种对个人、家庭造成的负担不能太大,避免激起纳税人情绪的激烈反弹,影响社会稳定。更何况房地产税是直接税,又不像个税可以由单位代扣代缴,在绝大多数城市的社区连物业费的征收都很困难的现状下,房地产税设计不当,后果不可想象。

房地产税设计首先需要考虑大量低收入家庭是无法承担新增税收的。甘犁教授统计,中国家庭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在上海内环、北京五环以内,一套房子起码要300万,按现行房产税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税基为房产评估价的7成,1.2%的税率,合计一年需缴税2.52万,合每月2100元,相当于上海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4成。因此房地产税向个人住宅延伸征收的时候,势必会有大量的免征、豁免政策。

房地产税的豁免、免征政策也是是税制设计的最大困难。按套数核定豁免是最简单的思路:首套房免税,第二套及以上起征。这是过去几年的房地产“限购令”的主要思路。按套数计征,识别相对容易,便于税收部门核定、操作。然而,过去限购令政策实施中,城市家庭大量出现离婚、分户,规避无法购买二套房的限制。上海、北京等地离婚和复婚率同比增速迅速提高。以套数核定房地产税豁免,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免征第一套房的税收,还会促使纳税人会倾向购买、持有大面积的房子、市中心的高价房子。

为了解决按套计征的缺陷,有人提出免征特定人均面积房地产的思路。据澎湃新闻报道,人均免征60平的标准为目前内部的主流意见,即不管家庭(或个人)有多少套房,扣除一定的人均面积后再征税。这时,家庭也没有必要用离婚、分户来规制税收,税收也不会冲击社会伦理。但从政府角度来看,人均60平的标准过高,3口之家的免征房产高达180平,能征上来看税收恐不及预期。

此外,按人均面积免征没有解决居民倾向持有高价房、大房子、市中心的房子的现象,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马太效应会持续,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进一步低迷,人们更倾向涌入大城市及市中心。

豁免特定总价的房产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特定豁免金额是一样的,家庭倾向于持有大面积、低总价的房子,在享受大房子还可以少交税。大城市、市中心的房价也就不会高不可攀,区域发展更加均衡。

按房地产总价核定免征额也有弊端。一些多年在市区持有房产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房产价值高,但收入低,为了少交税,他们将不得不把房子换到郊区住。虽然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生活成本更低),但情感上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最后,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房地产税应该是房地产税的立法原则,这也将挑战税收部门的征税能力。现行针对个人和家庭征收的税种寥寥无几,个税是主力税种,但个税是以个人为单位分类征收的。多年来,社会舆论一直呼吁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个税,一直没有得到财税部门的响应。如若政府真有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房地产税,那么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个税也应该进入个税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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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高速公路该如何收费?]]>

7月21日,交通运输部向社会公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意见稿”),意见稿确立了“收费”与“收税”长期并行的两个公路体系发展模式,并且建议政府还贷结束或特许经营期届满的收费高速公路将转入养护管理收费。这意味着正在收费中的高速公路将会一直收费。


收费公路一直饱受社会争议,尤其是2008年养路费改征燃油消费税以后,政府大规模撤销二级以下公路的收费站,仍然在收费的一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就显得有些碍眼。数据上看,中国有收费公路16 .26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446.39万公里的3.6%。收费公路的比重虽然不到5%,但全是高等级公路,而且等级越高,收费的比重就越高。例如,收费二级公路3.16万公里,占二级公路的9.3%;收费一级公路2.34万公里,占一级公路的29.4%;收费高速公路为10 .67万公里,占高速公路总里程的95.3%,高速公路几乎全是收费的。

收费公路又分两种:一类是政府贷款修建的,收费是为了还贷;另一类是经营性公路,企业投资修路,收费弥补投资并享有收益。按照字面理解,政府还完了贷款,企业的经营权到期,收费公路应当结束收费,让车辆免费通行。现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必须终止收费”,“政府还贷公路在批准的收费期限届满前已经还清贷款、还清有偿集资款的,必须终止收费”。

对于政府来说,收费公路是一个好的选项。首先收费带来的现金流是政府向银行贷款、融资平台融资的最佳工具。其次通行费收入和公路是否贷款无关,并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公路还完贷款以后,每年高达数千亿的通行费收入说不收就不收了,难免舍不得。更何况公路取消收费以后,高速公路不仅不是资产,还是很大的负担,通行费收入没了,政府还要倒贴道路养护的钱。

对于车主来说,高速公路一直收费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一开始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后来贷款还完了,又统一贷款、统一修路,用老公路收来的钱去修新公路,现在的情形是,即使新路老路的贷款都还完了,高速公路还是要收费,用来支付道路养护的钱。

尽管如此,高速公路坚持用路者付费的原则可能仍然是一个好主意。首先,使用者付费原则最能够体现效率,尤其是热门路段,如果免费或低费率,必然会造成过度使用,形成拥堵,例如长三角一带的沪宁高速。收费能够区分谁才是最应该使用道路的车辆。

其次,我们在讨论高速公路是否应该收费的时候,应该明确一个前提: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事情。抛开高速公路的修建不谈,养护、运营也需要费用,需要有人来支付,这个钱不是使用者付费,就是全体纳税人承担。

所谓的免费通行道路,其运营成本都是从公共财政列支,必然会出现有车的人免费使用道路,没车的人跟着一起缴税的局面,显然这是不公平的。更何况,一般性税收还存在漏斗效应,政府收税,再用于道路,效率更为低下。

此外,通行费收入及运营成本,可以用于判断公路的经营绩效,衡量公路的价值,以此作为投资约束,更能督促地方政府在必要的城市间修路,避免在地广人稀、车流少的地区修路,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问题是,中国的收费公路经营绩效太差。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的高速公路近9万公里(中国11.2万公里)、公路651万公里(中国446万公里),美国多数公路是免费通行,道路修建养护资金从公共财政和燃油税中提取。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速公路既是收费的,又有公共财政的投入,也征收成品油消费税,并且税负还要重于美国。这才是中国高速公路遭到车主吐槽的原因。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意见稿》中的收费公路已经具有准税收的性质,包括省级区域内“统一收费、统一还款”、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使用者付费的色彩大大淡化。这时的收费公路的通行费更像是一种指定用途的税。这意味着收费公路的优势被最大程度上消解,也无法杜绝地方政府滥用好路的盈余去补贴差路的亏损,加重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

当通行费收入带来准税收性质的时候,收费公路的收支也应该纳入政府预算管理,依照一般公共预算标准,通行费收入的标准应当依照税收法定的标准由人大决定,重要公路修建项目的投资、融资与举债需报各级人大批准。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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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限牌]]> 【聂日明/文】为了解决交通拥堵,京沪广深杭津等地实施了限牌政策,对本地车辆号牌进行总量控制,采用竞价拍卖或无偿摇号获得,同时限制外省市车辆号牌在本市通行。近日上海扩大外省市车辆的限行时间,促使车牌拍卖的中签率迅速降低;杭州就修改限牌政策向社会征求意见,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出现冲突,协调难度很大。

限牌的负面作用

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始限牌的城市,也是其他城市的学习对象。目前上海对小汽车号牌实行总量控制,每年发放10万张左右,工作日上下班高峰时间,外省市车牌不允许在城市快速路(俗称“高架”)上通行,但地面道路和关键的越江隧道与大桥上的通行并不限制。

全国城市中,上海是最为特殊的,2013年底高架路总里程达199公里,覆盖市区的主要节点,这使得上海有条件在城市地面道路不限牌,保证全部汽车通行的基本需求,仅对高架路通行限牌、保证城市快速路的通行速度。

上海之外的城市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以北京、杭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缺乏覆盖城区的快速交通系统,只能在高峰时间禁止外省市号牌车辆在城区行驶,或者车牌尾号单双号限行。从治理拥堵的绩效上看,上海以外的限牌城市只能说是延缓了地面交通变得更拥堵的速度,由于存量车辆实在太多,限牌无法减轻拥堵。

限牌政策的负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第一,限牌造成区域市场割据,北京的政策已经严重到外省市车牌进京要先在六环的指定地点办理“进京证”,载货汽车白天全天不能在六环内行驶,破坏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完整性。第二,车牌资产化,不管是有偿获得还是无偿摇号,总量控制提高了车牌的实际使用价值,上海的每张车牌高达14万元。第三,车牌资产化造成代际不平等,新车主的购车门槛陡增。第四,车牌资产化使得现有车主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反对任何削弱其优势地位的政策,如允许外省市车牌自由通行、征收快速通行费等,给未来交通拥堵治理平添了许多障碍。有车与没车家庭、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等人群之间还出现了族群分裂。

限牌政策的由来

限牌的弊端如此之多,地方政府为什么还会限牌?这要追溯到政府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中国的公共管理惯于计划思维,“总量控制”遍及大部分行业的管理,如出租车业、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生育、网吧管理、医保支付等政府监管和社会政策,在宏观调控、土地管理等经济政策领域同样如此。对政府来说,车多了,对车辆进行总量控制,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这和“城里的人多了,对人口进行总量控制”是同样的道理。自2010年的房市“限购令”实施以来,已经式微的、以户籍为代表的基于身份的社会管理思维再次活跃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总量控制最终是通过牌照来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规制、调控也就变成牌照许可。既然是发牌照,自然就有利益,政府或官员也就有了或明或暗的好处。上海的车牌有偿获取,2014年拍卖收入高达77.5亿元;北京的车牌无偿摇号,官员有机会上下其手、权力寻租,北京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因此而落马。

税收结构需调整

诡异的是,汽车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从生产、销售到使用,政府的利益可谓巨大,地方政府怎么就狠得下心来把它赶走?事实上,地方政府不喜欢太多的汽车,正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太多的好处。

汽车工业是城市里的纳税大户、GDP大户,但凡有条件,城市主官都是支持发展汽车生产、研发。只是眼下商品市场已经相对市场化,城市生产汽车,不代表就得只能卖给这个城市的市民,也不代表城市里的市民一定会买这个城市生产的车。汽车出厂后,从销售到使用,政府先后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车辆增值税与消费税、成品油消费税与增值税、车船税以及相关的附加费。这些税额中的大部分与地方政府无关。

车辆的销售环节,首先是一次性征收的车辆购置税,从价征收,2013年共征收2600亿元;以此倒推征收的增值税有5200亿元左右;汽车销售时,还征收消费税、关税等,税额未统计,暂不计算。同时还有附加在增值税和消费税上的少量附加费(教育附加、城建附加等)。

车辆使用环节,主要征收两类税:成品油的税费和汽车的财产税。成品油消费税从量征收,按2012年交运邮政行业的成品油消费量(汽油0.38亿吨和柴油1.07亿吨)和2012年的税率计算,每年至少征收1500亿元,以此推算2013年的消费税总额要高于2012年。增值税从价征收,税额未统计,由于2012年-2013年油价较高,成品油的增值税总额预计要超过消费税,暂按1500亿元计算。车船税是按年征收的财产税,2013年共征收470余亿元。

现行税法规定,车辆购置税、消费税为中央税,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分享税,车船税、附加费为地方税费。以此计算,2013年涉及车辆的税费总额至少有11270亿元,超过2013年全国税收总额的10%,中央分享9125亿元,占比81%,地方分享2145亿元,占比19%。地方在涉车税费中的利益实在太小。

地方城市车辆多,税没收到多少,该干的活着实不少。首先交通拥堵、市民抱怨,这也是限牌的主因;其次车多路少,就要新建道路、高架,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再次要治理汽车尾气污染、解决停车难;无一不是棘手的问题,这些多数都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由此可见,现行涉及汽车的税制结构,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形成“中央收钱,地方承担后果”的现状。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不让外地车进来,没有太大的损失,地方当然有很强的积极性拒车辆于城外。这也是限牌政策诞生的制度背景。

税制应该让财权匹配事权,但2000年以来涉及车辆的税制设计越来越背离这一原则。车辆登记前征收的车辆购置税在美国等多数国家都列为地方税,但中国将其划归中央,地方得不到这笔税,自然也没动力为其提供公共服务。2008年前,地方对汽车征收养路费等“六费”以及城市道路维护和建设方面的收费,以此筹集交通治理相关费用。2008年,养路费等变为成品油消费税。这本是简化税制、清理乱收费的好事。但消费税是中央税,税率自2014年末开始提高,增量部分指明要用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而非拨付给地方用于解决交通拥堵。

回到限牌政策的取舍上,从决策的激励机制设计来说,首先应该从中央层面理顺城市交通治理的财权和事权的配置。如果保持税制现状,中央政府收了车主的成品油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应当纠正地方分割市场的不当行政行为,保证车主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同时采用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地方交通拥堵的筹资问题。

更直接的办法是,将成品油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全额划转为地方征收、使用的税种,让这两个税种收之于地方、用之于地方,以此平抑地方限牌的积极性。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为《财经》杂志特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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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央企高管该拿多少薪酬?]]>
摘要 : 央企利润的来源不是管理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管制带来的经济租套现。这种情况下,央企的主管部门当然不乐意支付太高的薪酬。早先几年,财政部对非市场化聘任的中管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就颇有微词。此次方案中,也做了区别对待,对于市场化招聘的央企高管,仍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承认其市场身份。

A股已公布年报的136家央企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总计向高管发放薪酬10.1亿元,同比小幅增长2%。考虑自今年1月1日起,被称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预计2015年的央企高管薪酬总额会有下降。

央企高管的薪酬,大多是2003年之后涨起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央企从三年“脱贫解困”、“抓大放小”的危机中走出来,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企业利润好了,涨薪也就有理由。另一方面,央企进行了现代公司治理改革、公开上市,薪酬自然也要跟着市场化。以招行原行长马蔚华为例,历年年报显示,2005年税后薪酬为267.83万,2006年招行在港上市,薪酬涨至446.18万,居A股上市银行行长之首,到2008年已经高达789.28万。

这几年,受到财政部等机构的约束,中管央企领导人的薪酬其实一直在下降,只不过下降的幅度远不如公众的预期,这才有了此次明文的“限薪令”。那央企高管到底该拿多高的薪酬?

企业高管的工资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正常的企业,高管工资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聘请高管是为了让其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换而言之,高管把企业的规模做的越大、利润做的越高,其薪酬总额自然越高。乔布斯可以把快破产的苹果做成全球市值最高、最能赚钱的IT企业,自然应该给予优渥的薪酬。

这些年央企发展的红红火火,像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值不仅做到国内数一数一,工行更是接连多年蝉联市值第一大银行,其负责人的薪酬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大银行的高管看齐?

只是央企做的好,和央企高管又有多大关系?以银行为例,过去的七八年内,赚钱的不只工行一家,所有的银行都在赚钱,利润的来源是利率管制环境下确立的“高存贷利差”。银行业的股东要感谢的不是银行高管,而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银监会禁止市场许入的政策。石油、钢铁、铁建、电信同样如此,他们要么能拿到低息、充足的贷款,要么是处于行政垄断的温室,这种环境下躺着都能赚钱。

很明显,央企利润的来源不是管理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管制带来的经济租套现。这种情况下,央企的主管部门当然不乐意支付太高的薪酬。早先几年,财政部对非市场化聘任的中管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就颇有微词。此次方案中,也做了区别对待,对于市场化招聘的央企高管,仍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承认其市场身份。

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央企都在赚钱。赚钱的央企还是离不开有能力的领导。像中钢集团前负责人黄天文就把中钢集团做到了破产的边缘。

但央企里出现能人领导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了。企业的利润来源于自身独一无二的优势。在苹果公司,是独特的设计、精湛的技术和对消费者心理的洞察;在中国的央企就是如何保持横向垄断的地位、低成本获得信贷供给的能力等。央企的好领导,其八成精力肯定是用在如何维护现有的制度优势,一言以避之就是“维持牌照的稀缺”。

央企的蜜糖,就是市场的毒药。长久以来,央企等国企的独特地位是中国绝大多数问题的来源,包括贷款政治化、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公司治理结构无法改善、经营效率低下等。这时,你还希望给央企高管高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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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房价可能迎来新一轮上涨]]> 摘要 : 政策面上楼市已经具备了复苏的基础。问题是需求面上是否还有动力。《情况》显示,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土地市场需求也呈现东部增长,中西部持平或萎缩。从市场来看,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出让要远好于其它地区。部分城市楼市再创销售面积与合同金额的佳绩,以目前6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库存,按甘犁的测算,至少可以消化掉一半,以此带动房价整体上扬。

3月24日,财政部公布《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以下称“情况”),虽然全年总体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仍在增长,但分季度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入增速逐季回落。前三季度分别增长40%、14.2%和0.5%,四季度下降21.6%。此前有消息称住建部正在酝酿刺激住房消费的政策,包括降低首套与二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近年,城市化的推进引发的购房热潮,让房价持续上涨,并对购房热形成正反馈进一步加剧房价上扬。京沪等地的房屋单价动辄五六万,总价非三四百万很难能买到合意的房子。控制房价过高,成为政府和购房者的共识。基于此,限购令、提高首付等抑制政策成为过去几年房地产调控的主流思路。

在此来看,土地卖不动、卖不出价格并非坏事,这反映了楼市量价齐跌的现状,高企的库存消不掉,最终将促进房价调头向下。难道这不是正中购房者和政府的心思吗?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房价下跌。首先是银行业和存量房的所有人,房价下跌将累及个人财富缩水,继而影响住房按揭贷款的安全。但由于中国房贷的首付比例高,近几年大多是房价的三成,房价下跌30%才会危及按揭贷款,所以房贷总体风险不高。

压力主要来自于财税部门。2014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不仅土地市场受到影响,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也大幅滑落或负增长,在2014年严重拖累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据公开数据,2011年到2014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为3.15万亿、2.7万亿、3.9万亿4.3万亿,相当于同期地方政府一般性预算收入的60%、44%、57%和57%。

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收入,放任房市的量价齐跌就是和自己的收入过不去。据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的研究,江苏等地的地方政府甚至让其控制下的国企或融资平台来购买土地,维持土地出让金的增长。

中央政府也没有任何要放任房市低迷的态度。在2014年土地出让收入逐季萎缩到同比降低20%的情况下,两会期间公布的2015年财政预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预算收入仍然定为39452亿元,仅下降了4.7%。这种态度是住建部出台楼市刺激政策的主要背景,据传也获得了财政部与央行的支持。

这预示着,政策面上楼市已经具备了复苏的基础。问题是需求面上是否还有动力。《情况》显示,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土地市场需求也呈现东部增长,中西部持平或萎缩。从市场来看,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出让要远好于其它地区。甘犁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测算,商贷及公积金贷款的首付全面降至2成,会刺激386万套住房需求。整体来看,降低首付比例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作用更为明显,三四线城市由于其自身购买力限制,政策的刺激作用较弱。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部分城市楼市再创销售面积与合同金额的佳绩,以目前6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库存,按甘犁的测算,至少可以消化掉一半,以此带动房价整体上扬。

只是这样的房地产繁荣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中国经济增长处于长期放缓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环境下,未来多数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前景都不乐观。房价在今天涨得高,明天跌得也惨烈。以香港为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挫香港楼市,房价从1997年的历史最高点迅速下跌,1998年一年就跌掉31%,在200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较1997年跌去63.3%,日本东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或者已经到了要考虑如何避免这一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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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自由香港的不自由经济]]>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将于两会期间与中央商讨适当收紧自由行政策,控制内地旅客增长。在此之前,因不满大陆水货客影响香港民生,数百香港市民发起“光复屯门”的游行活动,期间与大陆游客对骂,并演变成警民冲突。

陆港(指内地与香港,以下同)两地在“自由行”对香港的影响上的看法,也出现较大的分歧。内地有人认为,自由行是香港在2003年以来经济繁荣的重要助力,没有自由行,香港的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都会有很大的滑落。而香港则有观点反驳,自由行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对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是微乎其微,对正常生活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

本文不想就陆港冲突、自由行的利弊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而是想谈一谈香港的经济结构,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问题。

香港经济以“自由”著称,其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运行施行自由放任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视香港为自由放任经济典范,其一生中多次把香港作为自由放任经济体的代表。

香港的商业规制政策精简、政府廉洁高效且有高透明度、法制健全、产权保护良好、简单低税制及货币稳定等因素,加上香港拥有劳动力素质较高,大部分经济学家均认为香港是市场经济中的佼佼者。

香港的另一面则是其出色的经济表现,香港的人均GDP高达37,955美元(国际汇率,2013年),与日本相当,是中国大陆的5倍多,是美国的7成。从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香港居全球第15名,是极高人类发展指数。从预期寿命来看,居世界第4名,仅比第一名日本少0.8年。自19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赢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声誉后,香港经济体在大中华地区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1993年,香港境内GDP高达中国内地全境的1/4。弗里德曼认为香港的成功更多是因为更多依靠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

香港无疑是光鲜靓丽的,但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香港很好。近些年香港呈现的诸多现象越来越撕裂香港社会,不仅造成陆港冲突,也是占中、要求真普选的时代背景。这些现象及趋势,我将其命名为“香港化”,香港化不仅仅是香港一城一地的现象,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地也渐次呈现香港化的很多特征。

香港化的表现

何为香港化?直观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高;第二,收入差距大、社会资本差距大、阶层流动难;第三,本地与外地居民冲突明显。同时,房价高也是其它所有问题的主因。

香港楼价数十年来都保持着较高水平。据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统计,港岛套内160平方米以上的房型,单位房价超过25万港币,这意味着每套E型住宅至少需要4000万港币。即使在房价水平最低的新界买一套40平方米的小户型住宅,也需要332万港币,2013年香港全行业工资中位数是14100港币(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相当于其19.6年的收入。

住宅和各类商用楼房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其价格高低,直接决定着城市的生活成本。有戏言,“香港的一盘菜中一半是房租”。首先其冲的当然是房租,自1986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租金的变动幅度与房价基本同步。自2003年房价保持上涨以来,2013年的租金相较2003年已经上涨了一倍有余,而2013年较2004年初的全行业工资指数,不过上涨了34%。从支出结构来看,每月总支出中,用于房租(或等价于租金)及差饷、地租需要6,418港币,占月总支出的29.7%(2010年)。

作为发达地区,香港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物价水平更高,生活负担极重。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二零零九至一零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仅食物和住屋两项,就占据了香港居民总支出的56.8%,算上水电煤等刚性家庭支出,共计60%。一个家庭在吃住之外可以腾挪的空间很小。

以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一线中心城市,恩格尔系数一般低于20%,像2003年时,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分别为14%、16%和19%。而香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这一数据分别为25.7%、25.8%和27.1%(政府统计处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不仅远高于上述与香港齐名的国际中心城市,还处于连年增长的状态。

生活成本高,抬升了城市的居住门槛。如果居民收入高,也就罢了,但香港是一个撕裂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其基尼系数为0.54(2011年),在美国CIA的World Factbook中排第12名,而全球排名中的前20名,无一发达经济体。2009年,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每月1.75万港币,收入少于1万港币的家庭总数,占全港28.8%,收入少于2.5万元的家庭占全港总家庭户数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富裕家庭的数目也在不断的增长,月入10万元或以上的家庭从2000年的2.1%上升到2.9%。此即所谓M型社会,两头大,中间小。

香港是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地区,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大向来不是问题。香港在商业竞争中,强调个人努力,在竞争中出头是主流价值观。1997年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创业故事是一直是激励年轻人努力向上流动的励志故事,1990年代TVB拍制的影视剧中,大量的情节都是穷小子如何出人头地。

但近十年,情况发生了改变,成功创业的人士比以往少,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困难,小企业受大企业挤压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现在的企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以地产商为代表的垄断企业触手遍及全港,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地产、基础公用事业、零售业,限于香港政府的不干预政策,缺乏反垄断手段,大企业很容易抑制中小企业的扩张与发展。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房价致使现存不动产所有者具有先发优势,巨大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多数青年无法不借助父母而独立买房,有钱才能买房,房价跑赢收入,不断攀升的房价产生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阻碍了阶层流动。

本地居民的阶层不流动。香港作为中心城市,源源不断地吸引外地的“高帅富”来港,外来人才携比本地人更勤劳的态度、更有优势的财富和相对优秀的才华,造成外来者居上的现象。再加上CEPA启动以来,外来游客渐多,外地人挤占香港的购物、生活的空间、抬升了他们的生活成本,这必然会出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游客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会香港化?

高房价当然是因为香港政府从来没有管过房价,收入分配差距与财富差距较大,也因为香港没有采用累进税制和遗产税。这些都指向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

弗里德曼认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政策,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在主持财政司时,郭伯伟坚持低税率、不干预经济,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这一“积极不干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1/4,尽管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但到97香港回归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同英国基本持平。

很多人将香港今天的现状归结于自由放任政策,如单一低税率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不干预市场运行使得垄断企业横行、掠夺了普通人的利益等。这些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其实是似是而非。实际上,郭伯伟时代的香港确实是自由的,那时香港也并没有出现“香港化”的趋势。香港化是另有原因。

土地限量供应导致房价高

香港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总面积仅1100平方公里,略高于上海的1/6,略低于北京的1/15,但人口却高达720万,整体来看,香港人口密度很高,远高于上海和北京。即使如此,香港还是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林地、草地、荒地、湿地和灌丛,这些土地不做建设用地开发。城市建设用地仅占总面积的23.9%(2013年),按此计算,人口密度高达2.74万人/平方公里。

问题是,香港政府对此毫无要纠正的迹象,从2000年到2013年,长达13年,香港住宅用地仅增加了9平方公里,合900公顷,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应还要少100公顷,平均每年仅增加70公顷,是上海一年的1/14。商业用地13年时间甚至仅增加了100公顷,年均7.7公顷。

寸土寸金的香港,把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做开发,保持林草湿地状态,如果认为这是保护生态,无疑是非常幼稚。而这些从本质上讲,都可以归结到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以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丝毫动力去放开土地供应,平抑房价。

就近三十年来看,香港房价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到1997年、1998年到2003年、2004年到现在,这三个时间段分别对应着三件事:

第一,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房价的崛起于《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列明英方于过渡期内(1984年-1997年)每年只可卖出50公顷土地,初衷是中国担忧英国超售土地,使得未来香港无地可卖。这一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土地供给,成为香港房价长期上升的基础,从1986年到1997年保持着年均23.08%的增速,其中1992年的增速超过42%。

第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香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香港房价从1997年的历史最高点迅速下跌,平均跌速为15.05%,1998年一年就跌掉31%,房价在200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较1997年跌去63.3%,可谓十分惨烈。

第三,新的土地批租制及CEPA启动。2003年的香港,商品房市场惨淡,居民对住宅消费的信息低迷,这也使得开发商不敢拿地开发,政府手中的地也卖不出去。定期拍卖土地的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流拍的不在少数。为此,港府在2002年推出了“救市九招”,包括停止供应土地、停止公共住宅建设(每年八万五千套)、宽松货币等,并于2004年开始,采用“勾地”机制来维持地价。

随后,陆港签订CEPA协议,启动内地居民来港自由行,极大的扩展了香港住宅的需求,同时2003年起,也是内地居民收入与财富增长的黄金十年,大量的内地居民赴港置业。更稀缺的土地供应政策(供给少)和更庞大的购买人群(需求多),成为最近十年香港楼市火爆的主要支撑点,年平均增速为15.69%,在2010年,房价回到1997年的历史最高点,当年增速高达21.12%。到2013年,香港的平均房价已经高达12.6万港币/平方米。

政府是土地批租的受益人

事后我们来复盘,香港的土地制度毫无疑问题是香港高房价(以及因此衍生出来的高生活成本等)的必要条件。在地少人多的背景下,香港政府进一步约束土地供给,加剧了住宅及商业设施的供应不足。香港独特的土地公有制,使得政府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可以通过卖地来获得收入,这个时候,政府成为土地市场的利益中人,很难独立于房地产市场。这时的政府更在意的是每年获得收入的稳定性,而不是房价的高与低及居民获得房产的难度。

以2012-2013年度为例,香港一般性财政收入为3140亿港币,而在此之外的土地收入为862亿,是一般性财政收入的27.5%。如此大的一笔收入,政府很难淡定的放任其地价的滑落直至土地流拍。香港一直以低税率著称,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政府通过卖地,变相回收了公众的收益。

当然,土地批租并不必然导致高房价,但土地限量供应造成稀缺,是房价上升的主因。《中英联合声明》中的50公顷限制是一个偶发的外生因素,以此肇始的土地市场紧缺,保证了地价长期上涨,到2002年时,尽管土地流拍,但香港政府并不急于一时,他宁可不卖地,也不让地价跌的太利害。

土地稀缺如何影响经济自由?

土地稀缺造成的房价高,原本只会影响地产市场。垄断虽然会影响经济效率,但随着技术进步,总会有创新来冲击垄断企业的地位。如果香港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的地区,显然不用过多的担心垄断。

但土地的垄断显然是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变。政府并不是香港唯一的大地主,新世界、新鸿基、恒基等地产商在1970年代后开始收集“换地权益书”和农地,作土地储备,这些土地可以通过更改土地用途规划进行住宅与商业用地开发,使得他们成为政府之外的地主。据原新鸿基创始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统计,截至2009年,仅新鸿基和恒基拥有的可供开发的农地就高达527.7公顷,相当于最近15年香港平均年供地数量的7倍。政府对土地供应的严格管制,使得土地价格居高不下,只要手里有土地储备,做房地产几乎稳赚不赔。

问题来了。土地市场垄断,使得几大土地储备的地产商有了的先天优势。在自由放任、在其它领域不限制垄断的经济规制环境中,几大家族企业(及其地产公司)携土地的优势,在住宅建设、商业开发与物业管理上获利,之后运用财力收购其它资产,从公用事业开始,向衣食住行的行业渗透。香港因为面积小,即使餐饮这种竞争性强的行业,也容易形成垄断。以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氏三兄弟、吴光正及嘉道理为代表的几大家族企业几乎控制了全港最为重要的商业机构,包括香港唯有的两家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两家绝对垄断的百货公司以及各自为数众多的上百家公司。一个普通人在香港的一天生活,很难避开与这几个家族的公司打交道。

全香港的相当多数企业与个人充当的是为港府与家族企业打工的角色。能够例外的只有金融业等少数几个行业,涉及到雇员人数少、惠及人群少,与绝大多数香港人的生活是无关的。同时这些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社会资本密集型,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先天因素。而其它行业,在外来人口不停止的情况下,资本侵蚀劳动力的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机构工作的经理和专业人士收入比过去增加,但同样职位在其它行业例如运输、仓务、零售和贸易则多数收入倒退。较低薪技术、文职、服务业和非生产性工人,普遍薪金停滞和下降。持专上非学位及学位学历的雇员,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数已分别由1999年的1.6万元及2.3万元,下降至2009年的1.3万元与2.22万元,即10年内间物价上升,市民实际收入下降。

香港经济并不自由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弗里德曼对香港的判断。香港规制政策简单、对经济较少干预,多数行业是自由放任经济,只在土地等极少数行业实行严格管制。但这恰是一种最差的自由,在土地政策等关键性行业的严格管制,保证了大地产商的利益,在这一前提下,坚持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任这些地产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肆意向上下扩张,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剧垄断趋势。这并非是自由放任的本意。

在基础民生行业、公用事业和地产处于垄断角色的几大公司与家族,很容易对上下游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和消费者榨取经济租,是一种变相的汲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保证他们垄断的前提下,让上下游市场自由竞争,允许他们滥用优势地位,以多元化、兼并上下游企业,造成横纵向一体化。这与中国内地的国网、石化、电信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区别?如何能算得上是“自由经济”?

2006年,香港政府实施干预市场的政策,弗里德曼的晚年因此对香港有所批评,认为现行的香港背离了自由市场的传统。弗里德曼错了,香港不是从2006年才变得不自由,而是从1984年就不再自由。当下的香港,只不过是用自由放任的外衣掩盖了土地数量管制下的垄断本质。

首发于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94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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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请基本养老金涨的慢一点]]>

摘要 : 因此,如果要让在职职工负担退休职工的养老,请放缓基本养老金的上涨脚步,让在职职工缓口气,让企业多一点利润可以保证在职职工的工资增长。在职职工没有义务承担制度转轨带来的养老金亏空。换个角度,近十几年经济增长,国有资产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决策者应该放弃掠夺在职职工、转向划拨国有股及其收益,以此保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增速。这或许是化解眼下退休与在职利益冲突的最好路径。

近日,北京市集中上调了六项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2014年基础上上涨10%,调整后为3355元。在此之前,上海于去年末已经上调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幅度较北京要小一些,但每月增幅也有250元以上。

近年来,城镇企事业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增速惊人,近五年基本上保持了每年10%的上涨速度。2005年,全国城镇离退休职工4367万,养老金支出4040亿元,合每月退休金771元。到2013年离退休职工为8041万,基金支出18470亿元,合每月退休金1914元,8年间每年平均上涨12%。

北京以及其它城市为什么要大幅上调基本养老金?首先是因为物价上涨、工资水平提高。以城镇居民的工资增幅作为参照系,其同期年均增幅为14%(年收入18200元增至51483元),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增幅并不算太离谱,甚至水平略低。

其次,这年来社会稳定压力越来越大,政府为此向民生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致力于满足来自环保、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住房保障等方面的诉求。而退休职工作为不可忽视的群体,提高其待遇自然是应有之义。更何况,一个老人背后站着多个家庭成员,让他们满意有着以点带面的功效。尤其在北京,作为中央部委、央企所在地,退休职工的诉求更是无法忽视。所以从全国来看,北京的平均退休工资居全国前列,仅低于西藏,比上海要高于10%左右。

但这些做是有成本的。目前退休的人员,大多是养老保险改革的“老人”或“中人”,他们在改革之前就退休或开始工作,他们或者从来没有缴过养老保险,或者没有缴足养老保险的年限。但他们退休后,仍有足额的养老金可领,虽然这其中有各地财政补贴的因素,但绝大多数养老金是由当下的在职职工及其单位承担的。

今天退休职工养老金可以得到快速的提升,主要是因为社保缴费的不断扩面和提高缴费基数。从数据上来看,全国城镇参保的在职职工才1.3亿人,缴费收入仅4312亿元,到2013年,参保的在职职工已经超过2.4亿人,缴费收入18634亿元,增长了332%,而同期GDP仅增长了200%。缴费收入的提高,一方面是缴费人群增加了近1倍,另一方面也是缴费工资的平均基数从2005年的987元上涨到2013年的2294元,其主要推动力就是社会平均工资的年增速在10%左右。考虑到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的基金基本上被统筹账户挪用的事实,在职职工缴的养老金几乎为退休职工做了贡献。

中国目前统账结合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看起来统筹账户是由单位缴费,但实际上没有职工,单位就没有必要缴这部分钱。事实上,单位与个人缴纳的高达工资总额28%的养老保险,全部都是职工的负担。2013年的养老缴费收入为18634亿元,相当于税收总额的16.9%,相当于个人所得税的285.3%。如果计算全口径的社保收入,更相当于全年全国税收总额和个税的31.9%和540%。社保不仅是一种税,而且负担远比个税要重的多。

很显然,不给退休职工涨退休金,社会存在不稳定的威胁;但增加在职职工的负担,不仅让社会不稳定,更加重了企业与职工的负担、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眼下经济处于衰退、通缩的状态,在税负畸高的经济结构中,减税是刺激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让企业轻装上阵,才能保证利润,以雇用更多的职工、保证工资增长,才有可能让经济见底,重见复苏的可能。

退一步讲,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来的经济增长最为迅速,2001年以后在职的职工对此居功伟。而2001年以前退休或开始工作的“老人”与“中人”,虽然对中国如今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创造的财富与GDP还是不如最近的十几年。此时厚待退休职工、让在职职工承压,是明显的代际不平等。

因此,如果要让在职职工负担退休职工的养老,请放缓基本养老金的上涨脚步,让在职职工缓口气,让企业多一点利润可以保证在职职工的工资增长。在职职工没有义务承担制度转轨带来的养老金亏空。换个角度,近十几年经济增长,国有资产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决策者应该放弃掠夺在职职工、转向划拨国有股及其收益,以此保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增速。这或许是化解眼下退休与在职利益冲突的最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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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外资企业为何撤离?]]> 摘要 : 事实上,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已经成为中小生产企业亏损或倒闭清算最为重要的因素了。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7667亿元,达当年全国财政收入近三成。说到底,是政府从企业和劳动者手里拿的太多,所以企业觉得成本太高,而工人也觉得所得甚少。由此产生的劳资冲突也成为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2月5日下午,知名钟表企业在华的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清算解散,并和全体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声称“终止解散”行为得到了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批复,也向人社部门提出了报备。

程序上看,西铁城的公司解散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处置的不错。近几年广东发生了不少公司解散清算与外资生产型企业撤离中国的案例,大量存在漏缴社保、经济补偿不到位等现象。而西铁城的解散行为不仅在相关政府部门备案,补偿金标准比《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也高出一个月工资。

尽管如此,员工仍然“惊呆”了,因为他们在意的并非是补偿金的多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当下经济形势并不好,对于中低端劳动力来说,外资生产型企业的就业机会更是弥足珍贵。只是近几年,外资企业的生产制造部门纷纷结束工厂,尤其是广东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向本土或东南亚国家建厂。外资企业为何要撤离中国?

首先,中国的生产成本高了。近年广东等地的土地成本持续上扬,提高环保标准的诉求此起彼伏,税收优惠的力度越来越小,外资在华的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用工成本更涨势惊人,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多数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但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增速未曾降低,多个年份甚至是全球第一。即便如此,中国的工人仍然不满意。去年格兰仕(中山)工人就曾打砸工厂,抗议工资低于他们的预期,最终演化成群体事件。

其次,自2012年起,人民币相对多数货币有过较大幅度的升值。以日元为例,2011年底稳定在1人民币兑12日元的汇率,到2014年底人民币升值到可以兑近20日元,升水超过60%。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日本劳动力工资基本不变,结合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与工资水平,中国劳动力没那么物美价廉了。

其三,越来越重的社保缴费负担令企业不堪重负。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保支付危机成为各地不可回避的压力,政府对企业为非户籍职工的社保缴费义务不再豁免。以西铁城为例,据媒体报道,工人多来自于两湖、陕贵以及粤东西北等地区,企业原不用为他们缴纳社保,或者缴费水平极低。但2010年前后,全国各地强制要求企业为非本地户籍劳动力缴费,企业缴了费,员工也享受不到好处,起不到吸引、激励员工的目的,纯粹是为各地已退休职工做贡献。

事实上,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已经成为中小生产企业亏损或倒闭清算最为重要的因素了。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7667亿元,达当年全国财政收入近三成。说到底,是政府从企业和劳动者手里拿的太多,所以企业觉得成本太高,而工人也觉得所得甚少。由此产生的劳资冲突也成为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近十几年,政府对经济强力干预,干扰了经济周期的调整作用,虽然从总体上控制了短期的失业与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但也让劳动力、土地等价格无法调整,长期保持上扬,削弱了中国对资本的吸引力。这才是外资撤离中国的制度背景。

我们还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外资企业尚可撤出中国,内资企业会如何反应?他们大多对海外市场的运营一无所知。较高的企业经营成本,会迫使资本从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退出,不仅重创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趋势,还会加剧资产的泡沫化,增加金融风险。对此,决策者应当慎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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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全面放开二孩刻不容缓]]> 摘要 : 对于广东来说,如果要落实“一孩政策”、“全面二孩”的实施效果,全面取消对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保证非户籍人口子女与常住户口子女有同等的入学权利是最大的利器,可以极大的减轻非户籍人口对能生育不能上学的担忧。非户籍人口在解除对子女义务教育的担忧以后,在本地嫁娶生子、成家立业,将更有动力居住在广东,而不仅是在广东“常住”几年,学成手艺再流动去别的地方。

近日,在广东省政协会议上,省政协特聘委员江佐中“建议广东省尽快向中央争取先行先试全面放开生育两孩”。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约1100万对,其中仅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二胎申请,大大低于预期。

中国人口正滑向危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3年的4.9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1.55,远低于2.1世代更替水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人口六普数据显示,60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升至13.26%的新高,而0-14岁的少儿占总人口比例降至16.6%的新低,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

在这种形势下,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各地逐步放开“单独二孩”。由于担心生育短期内反弹,有的地方还出台政策,鼓励符合两孩政策的夫妇放弃申请二胎。事实上,这些地方多虑了,生育反弹的现象根本就没有出现,只有10%的符合条件的家庭提出了申请。据梁建章等人的统计,申请人数整体上还处于逐月减少的状态,极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常态。

对于广东来说,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聚集的大省,近年多次受困于民工荒和劳动力薪酬提升带来的资本外逃,稳定快速的人口增长对广东来说格外重要。广东顺势举起“全面二孩”的大旗不仅彰显广东倡导改革的先锋角色,也有助于抢先吸引外来人口,巩固广东外来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

如果广东敢为风气之先实行“全面二孩”,那必要配套政策也不可少。广东各级政府素来以政策包容性强、便民力度大而著称,进一步简化生育政策是广东必须要做的。其次,在国家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放宽对计划生育的要求,取消高于国家标准的政策,解除对居民生育意愿的约束。

这些还仅仅是基础,居民生育意愿低,一是三十年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习惯,二是抚养成本高,这些都非短期政策可以影响。对于非户籍人口来说,生孩子还多了一个麻烦:如何接受义务教育。由于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绑定,非户籍人口子女往往无法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只能返回原籍去上学。以广东为例,广东省规定,非户籍人口只有满足“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五年、有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持有居住证”等条件,其子女才享受与常住户口学生同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个条件对于绝大多数非户籍人口来说,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障碍,基本断绝了在广东上学的可能,其限制条件甚至比上海等特大城市都要严格。

对于广东来说,如果要落实“一孩政策”、“全面二孩”的实施效果,全面取消对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保证非户籍人口子女与常住户口子女有同等的入学权利是最大的利器,可以极大的减轻非户籍人口对能生育不能上学的担忧。非户籍人口在解除对子女义务教育的担忧以后,在本地嫁娶生子、成家立业,将更有动力居住在广东,而不仅是在广东“常住”几年,学成手艺再流动去别的地方。

换而言之,如果不能落实非户籍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即使广东出台了“全面二孩”的政策,非户籍人口生育二胎的积极性也很难提高。如果他们不畏艰难,生下了二胎,数年后,政府还将面临他们对现行义务教育提供机制的抱怨,与其如此,政府为何不早点放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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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高校招生是一连串事件]]> 去年,国务院公布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方案,自主招生作为高校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的手段,是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媒体披露,由于教育部去年年底调整了自主招生考试的程序,今年试点高校完成自主招生的难度很大。到目前为止,90所试点高校几乎都未出台自主招生简章,而往年此时各校报名基本接近尾声。

高校自主招生始于2003年。自主招生考试在全国统一高考前举行,通过测试后,考生再参加高考,符合相应条件即可被录取。但这种提前批录取的特征,使得自主招生考试具备了“掐尖”效应,引起非试点高校的强烈反对,同时自主招生考试内容往往严重超出了初高中的课程范围,影响了中学教学秩序。最终教育部发文,将自主招生测试环节移到高考后的6月10日到22日内举行。对于试点高校来说,12天的时间,要完成测试、选拔、公示等多个环节,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自主招生试点“掐尖”效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主招生的更重能力,测试通过后,可以降分录取,从策略上讲,优秀的考生报考试点高校有利而无害,会提高知名高校录取优秀学生的能力。如果以后试点取消,全部的高校都可以自主招生,这个问题会自行化解。当然,著名高校永远都有能力招到最优秀的考生。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高校招生机制的指挥棒效应。考试的目的在于考上好大学,学生上课、老师讲课都是围绕着如何能考出高分。以往统一高考的模式下,全国(或全省)一张卷,课程、入学考试、招生全部统一,学校的教学管理、家长的陪伴监督、政府的资源配置,全部投入到这一模式中。学校、教师、家长都有一个清晰、一致的意见,应对起来并不困难,有差别的无非是学生的天赋与投入。

学习考试招生全统一的成本也是高昂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思考,有分数没能力,是初高中实行素质教育步履为艰的原因,不仅有违高校选拔人才的初衷,学生形成的习惯还带到大学教育过程,影响了后续的教育质量。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习惯于接受和模仿、缺乏创新精神的根源。自主招生就是希望以多元化的方式,让高校介入到人才选拔过程,规避千篇一律、千生一面。

自主招生出现以后,各高校自行组织测试(或联考)、面试,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中学教学(尤其是知名中学)无疑没有方向,自然会出现抱怨与抗议。而这恰恰是自主招生的价值所在。

去年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即是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各高校依自身偏好,选拔在特定方面上有潜质的考生。在这种环境下,而学生、家长和中学自然有动力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由于高校是多元化,中学和家长自然也有机会结合高校需求和学生特点,引导学生发展自身的特长,而不是逼着所有的学生去应对一个模式。中国高校众多,只要学生在一方面有才能,总会有一个高校愿意招取。

事实上,自主招生面临的挑战不仅于此。自主招生往往采用笔试与面试结合的方式,对于偏远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来说,能否出的起自主招生考试与面试的差旅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而且,这些家庭的孩子,相对发达地区和高收入家庭,没那么见多识广,还内向羞涩、不善言语,在多元化考试与面试中,完全处于弱势。十余年实践表明,能通过自主招生考试的孩子,偏远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要远低于发达地区和高收入家庭的。

除此以外,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公立,校领导由政府任命、资金由政府拨款,教育部对高校的学科设置、职称评定、教学管理等更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教育部主导下的高校群体自然是千校一面,很难多元。很难指望一个模式的学校,能有两种不同的选拔人才的偏好。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摒弃、弱化自主招生的理由。教育部为了平抑中学的情绪,调整对自主招生程序,实际上是在削弱自主招生考试应有的功能与意义,对于高考改革和自主招生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教育体制整体僵化,重知识轻思考、重分数轻能力,已经积重难返。去年能推向高考招生改革方案殊为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借自主招生带来的压力,逐步放开、引导中学乃至小学对课程、教学进行革新,还包括调整教师授课、课程多元、改变家长行习惯、高校多元化等一系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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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7万亿是否会重蹈4万亿覆辙]]> 摘要 :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国内外知名学者估算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在8%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中国的人均GDP距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预示着,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于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工程包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将完成的投资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对此回应,“7万亿还是10万亿,是媒体自己推算的,具体投资额目前很难计算”,同时强调“这些投资并非强刺激,而是会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

“7万亿”太容易让人联想。2008年末,为了抵御经济衰退风险,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试图挽救经济,结果中央成功了。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6%,30年来最高,在1985年、1993年的高通胀年份,这一数值也不过80%和78%。4万亿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眼下经济处入“三期叠加”,其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2008年“4万亿”的遗产。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屡屡强调经济转型的重任在肩,政策以简政放权、调整结构为要,甚至表态可以为经济转轨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如今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越来越大,决策者或许也意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GDP的底线须臾不可放弃,自2014年中,保增长的文件频出,经济政策已经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

目前看来,7万亿投资还不会重蹈4万亿覆辙。首先,这7万亿并非额外新增的投资,额度在每年例行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之内,或许2015年的增速可能会高一些,但很难超越2009年高达30%的增幅。我们还要考虑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重镇(房地产与制造业)都面临投资放缓的阴影,前者受困于房市低迷,难现2009年、2013年的辉煌,后者背负着过剩产能的重压,减杠杆都来不及,哪敢新增投资。

其次,“4万亿”的核心并非政府投资,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高达28%,高增速的货币供应才是3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根源。虽然2015年的货币趋于宽松是大概率事件,但央行再怎么放水,也不太可能重现2009年的盛况。

与此相反,以《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为标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连下文件,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融资渠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部分业务不仅难获得过去政府信用的担保,还要化解存量债务,逐步的置换、清理。这意味着以前地方政府借银行、债市大举融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发改委、财政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7万亿投资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7万亿投资是一笔好买卖。据发改委此前披露的消息,7万亿涉及到的“七大工程包”,指的是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清洁能源、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这些投资虽然不再局限于“铁公基”等传统基建项目,但仍然偏重于基建,针对生产性设施的投资偏少,投资回报率令人担忧。

黄少卿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的投资存在最优比例,如果比例不当则会产生效率损失。1997年的时候,中国基础设施相对生产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处于明显的基础设施短缺状态。当面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揽子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帮助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进一步还加速了中国在接下来10年里的经济增长(平均12.8%的人均GDP增长率)。但多年的基建投资已经让中国的基建投资相对生产设施投资过剩,2009年因两者错配导致的GDP增速损失已经上升到1.05%。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基建投资的效率无疑更为低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国内外知名学者估算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在8%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中国的人均GDP距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预示着,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有这些是有前提的,亦即政府不应该再直接或者主导投资,避免把资金投向无效的领域。只是现实不容乐观,虽然发改委、财政部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私合营(PPP),以促进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或公用事业,但如果国有股掌控关键性、基础性行业不改变,政府仍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种种审批、限制,那么社会资本在投资活动中起到只能是点缀作用,无法改进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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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用减税应对财政收入下滑]]> 摘要 : 余永定、朱海斌等学者均提出,央行可以降准,释放2万亿或者更多的存款准备金,财政部发行等额国债,置换(回收)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的存款,防止出现2009年的信贷扩张。此时,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优先用于整体性减税,也可以支持三农领域、棚户区改造、技术改造、基础设施等领域。虽然政府一时背负了债务,但保证财政收入增长,维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还可以降低全社会的税负,为未来的税收增长留下火种。

近日有媒体透露,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预计同比增长约8.6%,这意味着自1991年以来全国财收增速重回个位数时代。在此之前国税总局公布2014年税收总额超过10万亿,但同比增长仅8.8%。已公布数据的省市中,至少有五省份的2014年财政收入未完成年初预算。

政府很久没有体会到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滋味了。分税制改革以来二十年,财政收入的增速一直都保持在10%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年份都在15%以上,哪怕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困难时刻,财政收入增速最低都在14.2%。从1994年到2013年,GDP增长了10.8倍,而财政收入增长了23.8倍。

财政收入下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乏力。中国财政收入以流转税为主,前五大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口相关税种、消费税,除企业所得税外均为流转税,经济周期直接影响税收的高低。历史经验表明,财政收入的周期与经济增长同步,其波动幅度还要高于经济周期。经济繁荣时,财政收入的增速的变动率高于GDP增速的变动,而经济衰退时,财政收入增速的衰退速度也要快于GDP增速的衰退。

据官方口径与主要机构的预测,2015年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低于2014年的7.4%,甚至会低于7%。2015年房市会依旧低迷,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不仅新的土地卖不出去,庞大的库存如何消化都成问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会进一步缩水。这意味着2015年中国不仅整体很难完成8%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土地出让金为主)还会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这将使得中国广义口径的政府收入会出现有史以来的负增长。

在过去二十年的财政黄金时代,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8%上涨到2013年的22.8%。有钱的时候,政府可以任性,既要盖政府大楼、给公务员涨工资,公务员队伍逐年膨胀到今年的717万人,当然,有钱的财政也给老百姓全覆盖了医疗保险、连涨了退休养老金。

然而,未来的政府恐怕要面临着长期财政收入增速乏力的局面。虽然在2013年财政收入仅占GDP的22.8%,但这仅是一般公共预算,宽口径的政府收入还包括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这四类政府预算在2013年的收入合计20.3万亿,占GDP高达35.8%,也就是说,每年创造的财富,有35.8%被政府拿走。如果再考虑两桶油、国网及电信等国企,他们庞大的营业收入并未形成利润上缴国库,而转化为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与内部浪费,具备了再分配的功能,政府攫取的社会新增财富已然过多,很难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其财税部门应该怎么办?取其下策是力保财政增收。近年的财税部门年中会议,都是部署、督促地方完成预算收入目标,如去年年中,国税总局局长王军强调“在堵漏增收上下功夫”,副局长丘小雄要求“千方百计完成收入任务”、“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有序曝光重大税案,有效发挥震慑作用”。在这种工作思路下,收过头税、超收的现象屡禁不止,在2012年,沈阳市更以运动式罚款为财政创收手段,全市出现大面积商户关门避检。这时的企业更不愿意投资,这无疑是对经济增长的再一次伤害。

那何为上策?在经济下行时,政府应当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经营的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企业渡过危机,未来的税源自然也无问题。2014年,政府为小微企业减免了增值税等税共612亿元。考虑到年营业收入500万以下的企业,增值税及各类附加费,税率不到3.4%,再考虑所得税等,纳税的小微企业年营业收入大约为1.5万亿,只有中石化2013年收入的一半。

按前述计算,目前35%的平均税负(边际税率自然更高),中国显然处于拉弗曲线的另一端:税率超过了限度,以至于提高税率会减少政府收入,而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反而增加。


就具体操作而言,余永定、朱海斌等学者均提出,央行可以降准,释放2万亿或者更多的存款准备金,财政部发行等额国债,置换(回收)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的存款,防止出现2009年的信贷扩张。此时,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优先用于整体性减税,也可以支持三农领域、棚户区改造、技术改造、基础设施等领域。虽然政府一时背负了债务,但保证财政收入增长,维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还可以降低全社会的税负,为未来的税收增长留下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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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社保负担远重于个税]]> 摘要 : 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收入越低,社保的负担越重。在上海,当工资低于平均工资的60%的时候,社保缴纳基数冻结在平均工资的60%,这意味着,工资内刚好是上海最低工资1820元时,他的社保缴费和工资是3021元的人是一样的,每月五险一金要缴529元,单位缴1269元。员工的税后收入仅为1291元,拿的工资还没有交的社保多,只有单位与个人缴的五险一金的70%,负担比马凯副总理所说的要重的多。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询问时表示,社会保险顶层设计面临的问题很多,如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企业觉得负担很重。但另一方面,现在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这又是一个矛盾。

前些年,个税负担是企业职工关注的重点,2011年个税起征点调整时,引起全社会大讨论,最终从2000元上调到3500元。影响如此巨大的一项税收,其2013年征收总额不过6531.53亿元。相比之下,2013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就高达35253亿元,是个税的540%,其中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为18634亿元,占社保总收入近一半。

社保到底给职工带来了多大的负担?以上海为例,2014年公布的2013年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5036元,一个月收入1万元的员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率为10.5%,而该月需缴纳的税款为395元,远低于1050元的社保缴费。员工一般还需缴纳7%的住房公积金,总计缴费1750元每月。

同时单位还需要为该员工缴纳费率为35%的单位部分社保和7%的公积金。以此计算,单位每月为该员工支付1.42万,个人与单位部分的五险一金则高达5950元,分别占单位负担总成本的42%,占个人税前收入的59.5%,占个人税后收入7855元的75.5%。而税款占单位总成本、个人税前与税后收入的比重分别仅为2.8%、3.95%和5%,只有五险一金的6.6%。

如果工资恰好是上海平均工资5036元,那税款不到20元,相比单位与个人总计2292元的社保与705元的公积金,连零头都算不上。即使工资达到平均工资的三倍,达到社保缴纳基数的上限15108元,税款也仅为1238元,仍然不到个人缴纳五险一金的50%,更远远不及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近9000元的五险一金。只有工资超高,超过5.2万时,个税才开始超过社保缴费。

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收入越低,社保的负担越重。在上海,当工资低于平均工资的60%的时候,社保缴纳基数冻结在平均工资的60%,这意味着,工资内刚好是上海最低工资1820元时,他的社保缴费和工资是3021元的人是一样的,每月五险一金要缴529元,单位缴1269元。员工的税后收入仅为1291元,拿的工资还没有交的社保多,只有单位与个人缴的五险一金的70%,负担比马凯副总理所说的要重的多。

全国层面看来,只有粤浙闽三地的社保负担要轻一些,广东省的社保不仅费率偏低,最低缴纳基数甚至可以以最低工资水平缴纳,从实际执行来看,粤浙闽2012年的平均缴费基数分别为1373元、1990元、1519元,均低于全国的2590元。而平均缴费基数高于全国的,高达21个省市,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省市对单位与个人造成的缴费负担都很重。

企业与职工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政府出于支付当前已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考虑,对在职职工征收较高的社保,虽然是现实无奈的举措,但显然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较高的企业经营成本,会迫使资本从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退出。这是近年实体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恶化了就业市场,企业招聘员工日趋保守。


近年来沪粤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降低社保费率,缓增缴费基数,但还远远不够。这需要从中央层面寻找填补退休职工养老金亏空的新方式,摒弃当前掠夺目前在职职工的策略,改为国有股划拨社保、降低养老金增速、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向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积累制社保体系倾斜,平衡代际之间的社保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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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外滩踩踏事件背后的城市治理]]> 摘要 : 事实上,“能打赢大型战役,却在日常管理中落败”,是上海市以及中国其它大中型城市都面临的城市治理的窘境。北京可以在APEC会议期间保持“APEC蓝”,却没法保证平时也是天天蓝天,上海可以在“亚信会议”期间路上无车,但不得不面对平时每天出现的交通拥堵。近年来,地铁运行事故、暴雨中城市积水内涝等方面的危机也频现报端,都显示了城市治理中“打得赢大仗、搞不定日常管理”的特征。

2014年12月31日晚23时35分许,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踩踏事故,到2015年1月4日止,至少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外滩踩踏事件全国震惊,死伤人数为近年来少见,更令人震惊的是事故发生地在上海,在这个以精细化的城市管理著称的中国现代之都。

上海市的城市化管理,以精细化著称,在流动人口、市政、社区和小区物业等方面的管理经验与实践,要领先全国水平十年以上。例如,非户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上海早在2002年、2004年就出台《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全国层面,直到2014年年末,国务院法制办才发布《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普及非户籍人口的义务教育,上海在2008年启动“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规定凡能提供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在沪居住证明或就业证明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均可在上海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全国层面至今未有保障细则。

在大型活动、节日的安全保障方面,上海的能力就更不用提,抛开丰富的经验与强大的动员能力,2010年举办的世博会前后,上海更实施了为期数月的大型活动安保常态化训练。外滩踩踏事件当天,虽然人数众多,但较世博会规模尚小,单纯以活动参与人的多寡、活动大小、参与人素质高低、安保预案完善与否等因素解释此次悲剧,显然都不能成立。

事后来看,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踩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如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伤者救治、危机应急方案等方面的表现,都还算不错。公共舆论中,有人指责上海市政府对活动的安保不力,也有人追问上海市政府的预案为何不起作用,但对危机时的应急处置、信息披露、官员表现等方面的批评却不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月2日13时,哈尔滨的一个仓库发生火灾,当地政府的应急处置失当,不仅伤亡了十余位消防官兵,主政官员表现的官气十足,也令人失望,被网民声讨。

所有这些,恰恰是公众质疑为何上海会发生外滩踩踏事件的原因。外滩踩踏事件也不是近年上海面对的唯一一次危机,四年前的2010年,上海刚刚办完世博会不久,就发生了静安大火,一时也是全国舆论的焦点。为什么世博会规模这么大、时间这么长的活动都能办好,却搞不定一栋楼的安全,防范不了一个外滩的跨年活动?

事实上,“能打赢大型战役,却在日常管理中落败”,是上海市以及中国其它大中型城市都面临的城市治理的窘境。北京可以在APEC会议期间保持“APEC蓝”,却没法保证平时也是天天蓝天,上海可以在“亚信会议”期间路上无车,但不得不面对平时每天出现的交通拥堵。近年来,地铁运行事故、暴雨中城市积水内涝等方面的危机也频现报端,都显示了城市治理中“打得赢大仗、搞不定日常管理”的特征。

显然,“能打赢大仗”是因为政府肯不计成本的投入,不管是世博会、亚信公议,还是奥运会、APEC会议,政府为保安全与畅通,都是不考虑成本的,以办好为上,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花多少都无所谓,根本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世博会期间,单论上海的警察与其它公务员,就是几个月不休假、神经高度紧张,城市管理靠高投入、高成本才能维持无事故。大仗可以不考虑成本,因为办完之后,可以恢复常态。但日常的城市管理怎么可能保持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既然日常管理没办法不计成本的高投入,那提高城市管理绩效只有两条路:要么提高治理效率与专业性,要么转嫁成本。不管京沪,还是其它城市,采用的策略都是后者。总而言之,大活动危险,那就不允许搞或者尽量少搞;道路堵了,就不让车上路(限行限牌);天空不蓝,就关厂(限产停产);流动人口有安全隐患,就赶走(降低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非户籍人口子女太多,就提高义务教育的准入门槛(类似五证齐全等)……

本次外滩踩踏事件的缘起正是如此。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过去三年外滩跨年灯光秀的最佳观赏地。但据财新披露,早在今年11月初的申报阶段,就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办公室否决,主管部门的顾虑就是,前一年的跨年灯光秀活动观看人数太多、超过负荷,今年继续举办会有安全风险。

然而,这种直接粗暴的降低风险的措施,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在取消跨年灯光秀后,安保降级、外滩不封路、地铁不甩站,不管是警力投入,还是限流导流,都不及去年。这种情况下,市民并未充分了解跨年灯光秀取消了,仍然前往观看。观看市民比往年更多,配备警力与预案却比去年少,成为踩踏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问题来了,如果政府不只是简单的转嫁成本,城市治理的效率当如何提升?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城市管理效率的提升,不只是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而是社会组织效率、市民文明程度等多个方面的提升。在本次外滩踩踏中,大多数现场观众并无在大型拥挤活动中防范踩踏的经验。而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在地铁、商场、室外活动,踩踏事故的可能性随处可见。

市民在大型活动中的有序也并非与生俱来,德国、香港等地都发生了杜塞尔多夫音乐节踩踏事故和兰桂坊踩踏事故。在德国留学的孔洞一先生,在观察柏林跨年活动时发现,人流中经常会被自发空出来一条走廊,这个细节表明,谨慎的德国人在遭遇惨痛教训后,对此类事情的高度自觉和警惕。

如果我们不希望通过惨剧的方式来让市民获得经验,那么平日里适宜的培训,公共集会、活动中的引导与训练,就非常必要。对于中国的各大城市来说,这一点尤为必要。近十年,中国各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惊人,多数新移民来自不发达地区,对于排队、看指示路标行进、服从组织者的引导、礼让弱势群体等习惯,都不具备。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道德低下,更可能是生活环境使然。一个农民在农村走路、办事,哪用得着排队,也没有指示牌与路标。但到了城市里,变成市民时,他们必须要学会排队买票、进站,看指示牌与引导走路,这不仅靠他们自己的学习,还需要各项公共服务在设置时就要考虑如何培训他们。

其次,这些任务的工作量巨大,远远超过欧洲等发达国家,就算政府能独力完成,其花费必然巨大。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其中。一般来说,成熟的市民社会,社会组织发达,在政府与市民之外,构成稳定、文明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各类使命、愿景为驱动力,完成各自的目标,如环保、公民素质培训、养老服务、素质教育、心理咨询等各个方面。他们是帮助市民树立良好的公共道德、学习各类公共集会活动的主体。

但在中国政策限制的环境下,以基金会、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仍然弱小,从业人数占在职劳动力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公共集会培训、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更受到严格的管制,生存环境艰难。中国的社会组织,还起不到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目前包括京沪在内的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街道居委的大妈进行社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但大妈们能发挥的作用还是远远不及社会组织。


国民教育序列的学校,也很少提供相应的课程,学生基本上得不到相应的教育,这从本次外滩踩踏中,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可见一斑。抑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国民教育序列不提供相关课程,市民如何能获得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去防范类似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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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谁掌控中国金融系统?]]>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1] ,同时还有金融体系的底层服务机构与监管机构,以此共同组成金融体系。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但他们大多依附于正规金融系统,其地位与角色严重受制于监管政策,因此本文着重讨论正规金融系统的控制权。

1、概览金融机构

根据央行规范 [2] ,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如下:

一、货币当局:1、中国人民银行;2、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监管当局: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1、银行;2、城市信用合作社(含联社);3、农村信用合作社(含联社);4、农村资金互助社;5、财务公司。

四、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1、信托公司;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金融租赁公司;4、汽车金融公司;5、贷款公司;6、货币经纪公司。

五、证券业金融机构:1、证券公司;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期货公司;4、投资咨询公司。

六、保险业金融机构:1、财产保险公司;2、人身保险公司;3、再保险公司;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保险经纪公司;6、保险代理公司;7、保险公估公司;8、企业年金。

七、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1、交易所;2、登记结算类机构。

八、金融控股公司:1、中央金融控股公司;2、其他金融控股公司。

九、新兴金融企业:1、小额贷款公司;2、第三方理财公司;3、综合理财服务公司。

结合这一规范,根据机构监管条线,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包括如下机构:

鉴于中国目前机构监管的特征,各金融机构的准入、业务审批等均受限于其监管上级,由具体的司、局、部(委下面的部)进行管理。

金融机构概览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笔者自制。

2、概览金融市场

中国存量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为主,占有绝对的优势,近十年以来虽然有下降的超势,但仍然高达90%。这显示着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金融业总资产规模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单位:亿元

金融业净利润规模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单位:亿元

银行业构成:国有银行主导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按总资产规模计算

 

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以债券和股票为主,近年信托业发展迅速,管理资产总量已经接近股市或债市的50%。近年股市低迷,而债市暴发,债市存量市值已经超过股市。

管理资产或市场总量:股市与债市双雄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单位:亿元

资本市场的两大主体资产存量:债市超越股市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单位:亿元

 

虽然银行资产总额依然占全社会金融系统资产的绝大部分,但金融脱媒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信托、银行理财等直接融资规模越来越大。

社会融资规模:直接融资占比提高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注:社会融资规模为央行在2012年新推出的指标,主要是当月、年新增的融资量。

3、重要的金融机构

A)主要银行,按总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国开行、交行、招商、浦发、兴业。

 

资产,占行业比

利润,占行业比

前十家

92万亿,61%

12459亿,71.4%

前四家

63万亿,41%

8080亿,46.3%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笔者计算。

 

B)主要信托公司,按管理的信托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中信、建信、兴业、中融、中诚、长安、外贸、华宝、平安、英大。

 

资产,占行业比

前十家

29090亿,39%

前四家

15770亿,21%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笔者计算。

 

C)主要券商,按总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申银万国。

 

资产,占行业比

利润,占行业比

前十家

9781亿,47%

227亿,51.6%

前四家

5486亿,26.3%

8080亿,25.6%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笔者计算。

 

D)主要基金管理公司,按管理的基金规模计算,前十家分别为:天弘基金、华夏基金、嘉实基金、南方基金、工银瑞信基金、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

 

 

管理资产,占行业比

前十家

20877亿,57.3%

前四家

13327亿,36.6%


4、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人

如何控制一家金融机构?一家上规模的普通公司,受《公司法》等制度的约束进行人事任免和公司治理,符合三会一层议事规则,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决策体系。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由此产生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和公司高管。

同时中国现行的《公司法》等在保护小股东利益、限制高管权力等做了一系列的安排,虽然还有相当可以改进的空间,但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前国际通行的规范的。

但长期以来《公司法》在国内执行的并不是很好,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不符合《公司法》要求的比比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更是远远背离《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规范,离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相去甚远。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内,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重要:人(人事任免与辞退)、事(业务管理)、财(利润分配、薪酬、剩余索取权等)。通常来说,所有权是决定所有这些权力的基础,在基础之上,才能谈人、事、财。

中国金融机构所有权全景图

资料来源:根本上述所有权数字绘制。

主要银行的所有权人



资料来源:综合各银行的公司年报及网站汇总,笔者自制。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银行的年报。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信托公司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信托的年报。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券商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券商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基金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保险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各机构网站汇总。

股权结构的基本结论

第一,银行业存量资产占金融业资产的90%以上,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43%,这意味着五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到全社会金融资产的40%左右。

第二,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两者,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以第一大股东控制了交行、光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中超过50%是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联合控制的。

第三,汇金公司原先由央行监管,现在转移为中投公司下属公司,中投的董事长均为财政部的副部长等,这意味着,汇金与财政部为一致行动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控制着中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第四,地方政府与央企控制了其余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另半壁江山。

第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股份制银行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和央企设立,至今多数仍然为实际控制人。

第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多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银行改革大潮以来,地方政府仍然为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央企、外资与民营分享了这一盛宴,但其中大多数仍未上市,退出渠道尚不明确。

第六,信托、券商、基金股权结构分布基本相同,与股份制银行相近,多为央企和地方政府所设,经过多年的股权变更,民资、地方国资、央企股份、外资间的转让,多数公司的股份已经相对多元化,但地方国资与央企投资控股公司仍然牢牢的控制了中国主要的信托、券商、基金。

第七,保险公司依规模大小,大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相近,为财政部与汇金控股,小保险机构与券商相近。

第八,以安邦保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中崭露头角,开始进军银行、券商等机构,部分机构已经实现了银证保的全牌照。其与安邦保险不同的是,他们不像安邦那样公开在资本市场上举牌,而是通过分散持股或者多公司形成一致行动人,例如肖建华的明天系。

第九,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次重要的机构,虽然是会员制机构或者公司,但会员大会名存实亡,主要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


最后,国有股也并非铁板一块,以股权作为控制权的抓手,需要明确国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银行改革之前,财政部是四大行的唯一股东,中行和建行采取的方案是,将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财政部的权益被尽数冲销,在此基础上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并透过汇金公司持有两家银行100%的股权。

而在工行与农行的改革中,注资方案不再用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2005年11月,新《公司法》明确了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的地位,中国财政部随后参与了工行的股改。因而,财政部将依然保留部分在工行、农行的权益,与注入外汇储备的汇金公司一道成为新工行的股东。汇金公司将不再是工行的惟一股东。更有媒体指出,“在对工行的注资中,财政部不愿意再像在建行、中行股改中被‘晾在一边’,将力争成为工行注资方案中的‘主角’”,为此不惜承担2350亿的贷款损失(工行不良贷款4700亿的一半)。

而汇金公司,在工商登记中,汇金公司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汇金的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为财政部出资,但汇金所运用的资金却来自央行的外汇储备。郭树清与谢平执掌汇金公司的时代,一般认为汇金公司是由央行控制的。为此引起财政部的不满,最终在财政部的努力下,汇金公司被中投公司吸收,成为中投的子公司,回归到财政部的控制之下。

5、人事任免权

现有中国金融系统人事任免框架是在199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涵盖了两条主线:党务与高管。但在1998年时,这两条线并不区分,因为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现代的企业治理,人事基本上由党委组织部管理。

金融机构管理结构图(98年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时,包括央行的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甚至完全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总部对分支机构失去控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在本地吸储、贷款用于本地”成为通行的做法。

基于这种背景,自1998年以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央开始金融集权(后面详述),从党务的条线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收权,实施垂直管理,上收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人事任免权。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3] 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文件明确了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为中央管理 [4] ,中国人民银行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的干部实行垂直管理,中央金融工委管理深度下沉至分支机构一把手 [6] 。以此隔绝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当然,为了减轻地方的反弹,文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分行,中国证监会地方证管部门,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交通银行省级分行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还应听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由中央金融工委进行协调。

其中,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设副书记两名,其中一名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分管党的工作的副书记及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书记担任工委委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列入中央管理。

在机构业务管理条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7] ,从任职资格、任职资格审核与管理、任职资格取消等方面对金融机构的高管任免规则进行限定。这时,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拥有两条较有约束力的权力:不通过任命的权力、免职的权力。

随着2003年中央完成金融集权,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撤销,金融体系的党委监管权分别下放到各监管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关系分别设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由他们“代管党的组织关系”。

而业务管理条线的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终止的权限移至各监管机构,分别制定了行业的“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包括银、证、保在内,均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涵盖所有主要类型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管理结构图(现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委与业务两条线的管理,在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时代,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组织设置、领导关系和工作职责,由地方党委参照本通知精神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城、乡信用合作社的党组织由所在地的市、县委领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跨地区分支机构的党组织,一般实行属地领导。演变到现在,各地情况均不相同。

典型的人事任命案例: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

招商银行,为股份制银行,招商局轮船为实际控制人。马蔚华为该行第二任行长,2013年年中为招商银行第八届董事长届满换届之时。换届之初,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其中执行董事候选人3名:马蔚华、张光华、李浩。董事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产生股东董事9名、执行董事3名、独立董事6名,共18名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3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和6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等额选举,即选举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马蔚华原定是可以继续执掌招商银行的。

但随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5月9日审议通过了取消原提交到本次会议审议的该项子议案,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马蔚华先生按其本人意愿,不再参加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大股东招商局轮船提交了《审议及批准委任田惠宇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提案。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田惠宇先生为招商银行行长。2013年9月9日,招行公告,接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田惠宇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2013]454号),核准田惠宇先生招商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与招商相近,工商银行行长的人事任免也基本类似,虽然在组织架构与法律程序上,中管金融企业满足了董事会基本需求和法律要求,但实际上,企业是没有发展自主权的,董事会并不能代表出资人的角色行使权利。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可以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组部建议罢免行长,但考虑到中央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目前还没有出现董事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种奇特的人事任免权与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权、《公司法》等存在冲突,现实中也爆发了相应的案例。

任职资格审核与组织部任命高管 [8]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修订《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时,征求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1998年7月17日中组部函复:“鉴于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领导干部的任职,中央均进行全面考察,并征求有关方面(包括人民银行对其任职资格)的意见,因此,金融系统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任职前可不再单独进行资格审查”。中组部的意思为,中组部任命的金融机构高管,监管机构无须再履行核准职责。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回复为,“我行认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是我国法律授予中央银行的职责,也是国际通行原则。为了加强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和管理,妥善处理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我行起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关系的意见》(附后),现送你部进一步征求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我国有关干部的任命由党组织决定,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公布。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好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为此,央行坚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金融工委作出任命后,要由拟任职的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任职资格审核的申请,由人民银行发出任职资格审核文件”。

所有权(出资人)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中再集团董事长刘京生辞职 [9]

2008年8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刘京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中国金融》报道称,薪酬问题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

中央汇金公司在注资中再集团以后,其时谢平为汇金公司总经理,风格强硬,以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向企业派驻董事并介入公司决策。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的高管,当时,刘京生年薪为200万人民币。中央汇金认为中再集团的高管薪酬发放程序存在问题,高管薪酬的考核及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讨论。公司董事长的薪酬应该由董事会决定,这一质疑完全符合现代的公司治理原则。

但中再集团方面则回应称,刘京生的薪酬标准是“党委定的”,而所谓的党委,是指上级党组织,亦即中国保监会党委。“表面上看,这是中再集团的董事会与党委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董事会的背后是大股东中央汇金,而党委的背后则是保监会。”

最终,刘京生未能进入新一届董事会。

2009年6月,中再集团领导班子的党组织关系和人事任免权,从保监会划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划转后的中再集团人事任免权和党、团、工会等组织关系与中投对接,保监会只负责对中再集团高管的资格核准,对其任职资格进行行政审批。

6、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 [10] 是金融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最具寻租空间的权力,其准心就是以市场准入、业务审批为主的管理,近年来经营监测越来越成为央行、银监会的主要工作重心。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等。

第二,业务监管:金融产品的各个方面(价格、面向对象、治理机制等)。

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业务监管权、所有权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央行设立上清所边缘化中债登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由于设立之初央行未考虑过其后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中债登的财务与基础管理在财政部,人事任免权在银监会党委,央行拥有业务监管权。显然财政部是中债登绕不过的重要的主体,但一直以来,央行都希望将中债登的人事管理权收归到自己手中,但始终未能如愿。

于是,央行决定成立上海清算所,力推自己对口监管的机构做大、做强。尽管业务高度重合,但人事权分属两个部委的中债登与上海清算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名义上,上清所执行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下称CCP)清算机制,区别于中债登的双边清算机制,丰富了市场的竞争。但央行将其负责审批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逐步移至上清所。2013年债市危机以来,央行借此债市整顿契机,加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规范管理,未来中债登将更加专注于国债、央票和金融债。而企业的信用债将更多集中于上清所。

7、财权等基础管理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分置,不受《公司法》等法律约束,更体现在资产转让、收益回报、薪酬制定等方面。从2003年至今,中管金融企业 [11] 的基础管理职能,主要由财政部金融司承担,包括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即相关的统计备案工作;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拨备和核销政策及报批等。


8、不算结论的小结

从股权上来看,财政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际控制人;从业务监管权来看,对中国金融系统来说,央行是相对强势的控制人,“央妈”称号也缘于此;从人事任免权来看,银监会的人事任免权覆盖到的资产总额是金融系统内最大的。

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作者邮箱:nieriming@gmail.com,本文系《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攸关者》的节选,系未定稿,请勿引用,本文所有言论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感谢马翼与龚于的助研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收集、梳理了大量的文献与数据。

[1] 在中国,能称得上是金融机构的,是有许可证的,一定是正规机构。还有为数庞大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如标会、和会、P2P网站等,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2]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从宏观层面统一了中国金融机构分类标准,首次明确了中国金融机构涵盖范围,界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组成,规范了金融机构统计编码方式与方法。

[3] 中共中央于1998年5月19日发布,中发[1998]9号

[4] 201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发文《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中管金融企业。一般认为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

[5] 当时银监会还未成立。

[6] 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应征得中央金融工委的同意。

[7]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1号。

[8] 银函〔1999〕281号

[9] 中管金融企业“人事权”之争,《金融世界》2012年08月号。

[10] 由于这一块被市场所熟知,所以本文从略。

[11] 非金融央企的相关职能已经移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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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基本养老保险必须尽快全国统筹]]> 近日,有媒体梳理各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发放标准时发现,截至目前有27个省份出台相关规定,其中安徽、江西等5省份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多年未涨,仍保持每人每月55元的国家最低标准,与榜首的上海比,金额相差了10倍。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复杂,除了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养老以外(事业单位今年已纳入到社会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三个保障层次,其中城镇职工缴费与保障水平最高(缴得多,退休收益也高)。今年4月,国务院提出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二为一”,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月份,人社部要求未来完成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可以转移衔接,制度上完成了社会养老保险的统一。

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相对简单,虽然覆盖了近5亿人口,但主要面向户籍人口,不存在跨省流动,争议较少;筹资来源于居民缴费和当地政府配套。2013年数据显示,全国平均个人缴15元/月,政府补贴33元/月,缴费水平低,保障水平也不高,退休时平均领82元/月。各地方政府一般量力而行,负担并不太重。对城乡居民来说,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未来养老金多寡,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额外投入。

问题出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上。虽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只覆盖了3.2亿人,但征缴收入达1.86万亿元,全部为有固定职业的在职职工和单位缴纳,占所有社会养老保险征缴收入的97%。每个在职职工及其单位为此缴纳693元/月,是城乡居民缴纳金额的46倍。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金也多,达1914元/月,是城乡居民的23倍。

但这么重要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代际、省份、人群之间的制度设计却非常不公平。首先是现有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其个人及单位并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度下,由在职职工支付其养老金。未来人口老龄化,现在的在职职工退休时可能没有足够多的未来的“在职职工”来养他们。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养老保险中,工资总额外28%的养老保险中,只有8%是计入个人账户的,其余20%的份额用于统筹,对当前在职职工是一种掠夺。

代际危机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省份与人群之间的不公平才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下的最大危机。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省的劳动力向经济发达省份流动,并在工作当地缴纳养老保险。现实中,出现了辽宁、黑龙江的青壮劳动力给广东、浙江的退休职工养老的现象,而东三省的国企退休职工却老无所养,东三省的退休人员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了8%,居全国前列。

从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来看,全国平均线是3.09,即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广东的比值高达9,浙江和福建也有5,在职职工和当地财政的压力很小。但在吉林和黑龙江,这一数值是1.69和1.52,为全国最低的两个省,在职职工和当地财政的压力可想而知。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非户籍劳动力。非户籍人口在京沪粤浙等人口流入地工作,当地政府强制他们缴纳社保,但拒绝让他们享受社保,这些人无法在缴社保的地方领取退休金,只能转回户籍地。但他们又没有给户籍地贡献过养老保险,户籍地拿什么养他们?这些流动的城镇职工们,缴了养老保险,一样“老无所养”。更惨的是,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城镇职工,连低水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没办法享受。

近些年,地方政府意识到流动人口是挽救当地濒临崩溃的社保的关键,对非户籍人口的工作、居住、买房、落户和子女入学层层设限,往往以连续缴满若干年社保为前提。互相设限的结果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区域分割,严重破坏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应尽快全国统筹。除了挽救不发达地区因人口流出造成的社保收支失衡,也从全国层面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避免让他们缴费而不能领取养老金,更从制度层面打破区域樊篱,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全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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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产业升级是馅饼还是陷阱]]> 近日在珠江三角洲劳动关系论坛上,深圳市中级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审判员邢蓓华透露,在该院每年近两万宗劳动纠纷案中,由职工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但要求企业进行赔偿的案件,已经占到劳动合同解除案件的四成。

这是深圳劳动争议案件出现的新动向。2008年以前,深圳劳资纠纷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劳动报酬发放是否合理,加班工资的计算标准是否合法等。2010年后,深圳富士康还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多连跳事件,对劳动报酬不满意是重要因素,为此富士康等企业大幅调高了薪酬水平。近年劳动力成本飞速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撤出深圳,职工要么随迁,要么解除劳动合同。

宏观来看,劳资纠纷的源起不论是薪酬还是解除劳动的赔偿,都是深圳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产物。深圳建市以来,以港资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企业设厂,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随着经济发展,深圳也经历了放弃“三来一补”等产业升级的过程。2003年新一轮经济增长以来,深圳长期停滞的劳动力薪酬水平开始上扬,土地成本随之飙升,到2008年,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开始外迁。

产业升级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自然发生的,但本着“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的想法,广东省展开了“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政策,深圳市跟随以提高环保要求、清理无证无照等清理淘汰低端企业。不仅深圳如此,全国一二线城市大多有促进产业升级、淘汰低端产业的政策,国家层面也在倡导产业升级。

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升级是好事。相比2009年,2012年深圳制造业人数减少了8万多,但服务业增加了近80万。尤其是金融、物流等行业,创造的财富更是惊人,招商银行大厦2011年一年的纳税金额就高达56.58亿元,一栋高端写字楼流出的税收和财富可以媲美一个小县。

然而,这种成功的案例非常稀少。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远远高于普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全国范围内,能容纳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屈指可数。他们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和G DP增加值也非常有限。深圳目前从事金融业的劳动者有14万(2012年),相对2009年才增加了5万人,这还是近几年金融突飞猛进的结果,2012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全行业总额的比重较2009年还有所下降。就算成为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也不过30多万(2012年),仅占上海总就业人口的2.7%。

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产业升级不像京沪广深那么鲜美,别人的馅饼可能是自己的陷阱。这些城市原有的产业布局本来就倾向低端,劳动力素质准备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的政府治理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环境、司法公平公正都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产业升级往往适得其反,低端行业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高端的“鸟”也不愿意飞进来,造成人口外流和产业外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搞的产业园区、财政补贴、优惠政策往往被内部人获取,反而抑制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更何况从全局来看,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新增就业岗位都是东部地区贡献的,该区域吸纳了90%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但近些年,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相继启动产业升级,淘汰低端产业、排斥低端外来从业人员。2011年以前,京沪广深的常住人口增速常年保持在4%以上,但2011年以来,大多降低到2%以下,深圳已经低到1%以下。中国劳动力人口基数庞大,并且多半是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去东部,他们不受欢迎,生存处境越发艰难;去中西部,就业机会少,得不到发展,已经处于两难境地。如何安置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考量,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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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放开药价,医保难接盘 ]]> 近日,发改委传出重磅消息,向特定8家机构发出《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拟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药品政府定价或指导价,通过医保控费、多方谈判和招标采购,让药品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

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解决“看病贵”一直是改革重心,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全面放开药品价格等政策备受公众关注。在目前以药养医的格局下,医药与医疗器械的价格迅速上扬,成为居民看不起病的直接原因。目前药品市场中,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涉及到的药品有2700余种,占据中国药品市场23%的份额,主要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基本药物与医保目录中的处方药和相关药品。

根据《意见稿》,药价放开的尺度分成五种情况,除了精神、麻醉及低价药品等极少数种类,2700种价格管制药品中的绝大部分都将由市场形成价格。其中,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引导市场价格合理形成。专利药品(包括医保目录外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中成药等市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建立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市场交易价格。

发改委能完全放开医药价格管制殊不容易,但成效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药品是特殊的商品,与传统商品完全不同,尤其医保目录中的处方药,它的受益方是患者,开处方的权力是医生的(尤其是专家,即副主任级以上医师),付费方则是医保基金。既然药品的买单方是医保基金,那药品市场价的形成就离不开医保基金的参与。《意见稿》对药品价格的形成也确实赋予了医保基金很重要的角色。

成熟的医疗保险市场,与车险市场相似。医保基金的背后拥有专业的医生专家团队(保险公司有指定的4S店),对特定的病种、患者核定医疗费用(对事故车辆定损),其中就包含选择性价比高的药品。不同的医保基金及其他医疗付费方与药品厂商的互动形成市场价格。这也意味着药品价格的市场化是医保基金及其他医疗付费方的专业化、多元化。

但目前中国的医保基金由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只有支付功能,根本没有核定医疗费用、遴选高性价比药品与治疗方案的能力。目前《意见稿》希望通过调整医保支付标准及控制医保费用总额(医保控费)来约束药价上扬,对社保部门是一个过高的要求。现有体制下,医保支付标准的调整往往伴随着腐败,是反腐的重灾区,而医保控费往往会出现年末医院医保额度用尽,不接受医保支付的患者的现象出现。医保怎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同样的压力也适用于负责药品招标及价格监控的卫生部门。

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医生和医院通过开处方和卖药获得回扣和加成收益,药品不过是医生与医院获得收入的道具。药价的高与低更多反映的是医生与医院的稀缺程度和价值,而非药品本身的价值。药价高只是以药养医(医院与医生)的结果,其解决方案也应从打破以药养医入手。


因此,医(院)药(品)分家、公立医院改革(形成竞争格局)才是药价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引入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医保基金,让医保基金多元化、专业化,形成付费方与药品厂商的互动,才能让药价市场化。这些前提没有落实,指望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就可以让药品形成市场价,明显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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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教师停课维权背后的养老保险危局]]> 不仅仅是肇东市,整个黑龙江的社保收支都处于紧张状态。2012年,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20.2亿元,支出717.2亿元,当年结余仅2.93亿元,为全国最低。

11月,媒体披露黑龙江肇东的部分教师停课,停课的原因是肇东教师的工资长期未涨。在教师停课的诸多诉求中,有一条是要求退还所缴养老保险费。据悉,肇东的城市和农村乡镇教师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

事业单位养老纳入社保是逼不得已

按照国家规定,今年7月以前,全国除了京沪等五个试点省市以外,事业单位职工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由财政负担养老支出。在此之前虽然有一些中小城市开始试点,但大多不成气候,很少坚持下去。但黑龙江肇东市却早在2001年就将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险的范围内。据统计,截止到2013年12月,肇东市有超过70%的事业单位职工均已参保,基本上足额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养老纳入到社会保险是迟早的事情。今年7月1日起,按照事业单位改制的要求,事业单位的职工养老全员纳入社会保险。从这一点讲,肇东先行一步,并且征缴面达70%,招致教师的反对并不奇怪,但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改革样本。但问题在于,是什么激励着肇东市政府早在2001年就去推动一项“民怨”如此之大的改革?

虽然肇东的社保部门认为黑龙江在报国家试点时就明确,省内已经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不得开倒车,“要继续完善和规范”。但肇东随后在2004年6月开启的机关单位养老改革,在28个月后就停止了缴费。由此可见,肇东的改革并非不可以倒退,但社保确实是到了非扩面不可的地步,事业单位养老纳入社会保险是逼不得已。

事实确实如此,不仅仅是肇东市,整个黑龙江的社保收支都处于紧张状态。2012年,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20.2亿元,支出717.2亿元,当年结余仅2.93亿元,为全国最低。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体系也已经严重过载。自2002年到2012年,黑龙江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均为算术平均)仅1.6%,仅为全国同期增速的22%。而黑龙江退休职工年均增长7.74%,比全国的数据还高出0.29%。

东北三省养老保险体系已严重过载

事实上,整个东北三省都面临着与黑龙江同样的境况。从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来看,全国平均线是3.09,即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广东、浙江及福建的比值甚至高达9和5,意味着9个在职职员缴纳的养老保险养1个退休职工。在吉林和黑龙江,这一数值是1.69和1.52,为全国最低的两个省。辽宁好一点,也不过2.15,这还是在持续多年的社保扩面的努力下才达到的。

为什么东北的养老体系会变成今天这样?东北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众多,这使得现有退休职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的负担极重。同时,近三十年以来,由于单位制的便利以及其他因素,东北执行计划生育的力度严,使得新生人口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严重。而近年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尽如人意,在吸引外来人口上不具有优势。相比2000年,2013年全国人口增长了7.56%,京沪津粤等地新增了20%以上的常住人口,而辽吉黑仅新增了4.92%、2.57%和0.7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人口流出状态。新生力量不足,过去负担重,青壮劳力外流,养老体系不堪重负是迟早的事情。


如今看来,东北三省的养老保险体系短期内很难靠自身力量达到收支平衡,并且这种局面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全面纳入社保后进一步恶化。从长远考虑,东北三省或许可以率先全面放开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颓势。在此基础上,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制定富有竞争力的吸引劳动力的政策,让外地人可以、有意愿在东北的城市里安家落户,或许可以缓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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