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李尚勇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当代中东动荡的根源在人口严重过载]]>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内容提要】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人们一般将中东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地缘因素、资源因素、宗教与民族冲突、容易惹事的政体以及大国在中东博弈等五方面原因。本文认为,人口爆增才是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根本原因。2015年中东20国的总人口增长到1950年的5倍。中东人口爆增明显大大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本质正是各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残酷斗争。中东人口爆增导致战乱和动荡频繁的严峻现实,对当今所有国家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尤其是那些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埃及总统将“人口增长”与“恐怖主义”并列,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人口激增的最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中东 战乱动荡 人口爆增 资源环境 生态难民

 

“中东”是欧洲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术语,原意指欧洲以东,且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传统中东包括西亚大部分国家和北非的埃及;现代中东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北非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都参加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本文将中东的外延扩大到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可以称为“大中东”),并选取以下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也门、伊朗和土耳其。上述20国都是伊斯兰国家,除伊朗和土耳其外,都是阿拉伯国家。


一、中东动荡的经典解读

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人们一般将中东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地缘因素。中东地区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枢纽,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东各(大)国与世界大国都曾经或者可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大打出手。

2)争夺石油资源和淡水资源。石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便很精辟:“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不过,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另有见解,他说:“(在)中东地区水比石油更重要”。显然,两人的视角不同。事实上,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闹水荒。

3)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因为宗教间的强烈排他性和决不包容性,三教的争执、冲突,以及内部教派的纷争(如伊斯兰教派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纷争),都延续了千余年,这为中东战乱动荡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因为欧洲(英法俄)殖民统治的遗患,中东又是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而且,民族冲突往往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且难以调和。

例如,巴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演变为阿以(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成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同时也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既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也是伊斯兰教内部的派系纷争,是伊拉克(萨达姆)为抵御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而以攻为守;持续10多年的黎巴嫩内战是国内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争夺国家权力的内战,但随后又演变成为阿拉伯人的内战,并成为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的战场。最近的叙利亚内战难以平息、伊拉克局势不断加剧,均源于什叶派执政当局与反政府的逊尼派武装之间的冲突;而“库尔德问题”,实际上是中东地区人数最多的失去国家的跨界民族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民族冲突。

4)容易惹事的政体。中东国家大多采用一党制、君主制甚至政教合一的政体,这类所谓“强人政权”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和问题,并易于累积演变成为尖锐的社会冲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社会动荡。

5)大国在中东博弈,谋求利益。大国为谋求政治经济利益插手中东,使中东局面复杂化,甚至直接导致中东局势紧张。中东冲突和纷争的背后往往有大国的影子,而大国博弈角力往往导致中东各种势力的激烈对抗。


二、人口爆增是中东动荡的现实原因

上述五大原因的确是中东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基本原因,不过,在当代,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在这些基本原因之上又叠加了人口激增这一严重情况。随着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深,中东的局势便更加动荡并严峻起来。

二战以后,医疗进步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但人类却迟迟没有学会及时调整生育率,以形成并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中东更是如此。中东国家在战后相继独立后便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激增阶段。由于中东国家普遍有高出生率的传统,所以中东人口便以更快的速率增长。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见图1),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950年代前半期高达6.8(儿童/妇女,即该国妇女平均生育6.8个孩子),其中,有10国家超过7.030年后,即1980年代前半期,其平均水平仍然维持在6.0高位,其中,有10国家超过6.0,有2个国家甚至超过8.0。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中东国家的生育水平有显著降低,但平均2.8的总和生育率仍然高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即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中东人口大国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沙特和摩洛哥等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保持在3.0左右;伊拉克、苏丹和也门甚至超过了4.0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前景(2015修订)》(File FERT/4),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57月。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结果自然是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图2显示,在19511991年的40年间,中东20国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8.5‰,这不仅大大高于中国的年平增长率(19.4‰),而且也高出印度6.8个千分点。1991年以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年增量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下降得快,印度下降得缓),但中东总人口的年增量却在2010年前后创下新高。

3用人口指数作图,更为直观的展示了中东各国人口激增的情况。从图中可见,2015年中东20国的总人口是1950年的5倍。其中,人口指数(1950=1)超过5的有13个国家,超过10的有6个国家。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人口指数甚至分别达到了2689132,这意味着,这3个波斯湾小国人口增长了几十、上百倍。

资料来源和说明:(1)资料来源同图2;(2)叙利亚人口峰值出现在2010年,总人口2072万人,人口指数6.1

4用各国总人口数量作图,显示了195019802015年中东11个人口过千万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

4显示,19502015年,中东11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倍数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增长1.5倍);除突尼斯外,中东10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倍数都大大超过了印度(增长2.5倍)。

总起来看,中东20国的总人口从1950年的1.08亿人,增长到2015年的5.33亿人,增长4倍。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中东堪称“爆增”。

这便是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口爆增导致中东出现了争夺生存空间的空前大戏。


三、人口爆增带给中东的动荡

就世界范围来说,中东国家的生存环境相当严峻,甚至可以说恶劣。面对中东地图,令人震撼的便是满目沙漠。

中东地区汇集了全球最大、最多的沙漠,那里有世界沙漠前三名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以及排名第七的鲁卜哈利沙漠。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阿拉伯语意为“大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那里被认为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之所以说“之一”,是因为它与南极洲荒漠比肩。

中东地区除了沙漠以外,大部分是高原,沙漠和高原成为中东的主要地貌特征。中东地区平原面积狭小,主要分布在埃及的尼罗河谷地、河口三角洲,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在埃及,沙漠占了国土面积的95%

因为上述地理限制,中东人口只能相对集中在绿洲与河谷地带,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和城镇,乡村和山区人口稀少,沙漠、高原少有人居住。例如,超过90%的埃及人口集中在尼罗河西岸和苏伊士运河区;半数以上伊拉克人口集中在占全国总面积15%的土地上。早在1980年代,中东便凸现出城市人口占比畸高的特征,如科威特比例高达96%,阿联酋有78%,卡塔尔86%,巴林78%,甚至人口众多的沙特也有77%的城布人口。[1]在黎巴嫩,城市人口的70%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在约旦,总人口的55%住在首都阿曼。[2]这样一来,在中东地区,按国土面积计算的“低人口密度”的宽松与现实“高人口密度”的拥挤形成强烈对比。

在上述情况下,中东的人口爆增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1、中东人口爆增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中东人口爆增明显大大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加剧了中东的水资源危机。

中东地区本来就是全球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几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的原因虽然在领土,但水资源却是各方争夺的重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水资源的大部分,并在1978年和1982年对黎巴嫩开战,企图掌握利塔尼河的控制权”[3]

1970年代以后人口爆增,对中东的水资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联合国2009年统计的全球最缺水的2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12个;最缺水的1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8个。其中,巴林、科威特、巴勒斯坦、阿联酋、卡塔尔、利比亚和沙特等7个国家的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低于100立方米/人·年,前4个国家甚至低于40立方米/人·年,是全球最缺水的4个国家。[4](人均可更新淡水量比较:全球平均7915立方米/人·年,中国平均2140立方米/人·年,中国北方缺水地区平均640立方米/人·年)

如此严重的缺水,必然爆发激烈的水资源争端。不仅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用水争端几十年不能和解,就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用水纠纷也不能调和。例如,埃及与邻国在尼罗河、叙利亚与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上的用水纠纷就长期不能解决。

20112月,瑞士联邦主席在日内瓦提出了题为《蓝色和平:中东水资源的再思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因为人口增长、移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50年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众多河流流量减少50%~90%”, 水资源已经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分裂和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5]

中东地区本来就生态环境脆弱,河流稀少,有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地上河,长期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维持生存。人口爆增明显加剧了中东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

2、水资源危机导致食品短缺

水资源危机的进一步表现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

以沙漠为主的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旱,植被覆盖率极低,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低下。1980年代的数据显示,由于缺水,“阿拉伯国家的已耕地面积还不到其可耕地面积的28%[6],并且,即使在已耕种的土地上,也因为雨水或灌溉不足而难以获得好收成。197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人口激增,中东国家除了利用石油收入增加粮食进口外,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大规模开发河流沿岸地区和沙漠绿洲,去尽可能地增加耕地资源以提高粮食产量[7]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最终还是成为粮食进口国。“1980年阿拉伯国家的粮食自给率是60%,而进入90年代以后,其粮食自给率下降为49.6%”;“除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人均粮食都很少,吃饭问题日益严重”。[8]

例如,“叙利亚1950年代是小麦及谷物的纯出口国”,有所谓“阿拉伯地区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的称号,“但到1970年代末就要进口30%的粮食”。同样因为人口激增,“自1974年起,埃及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9]2004年埃及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净进口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0.6%[10]

5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制作,以中东人口大国伊朗和埃及为例,对比人口增长大大超过食品生产的情况。

资料来源:(1)人口数据来源同图2;(2)食品生产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5显示,19702010年,伊朗的人口增长了1.75倍,而同期食品生产仅增长了1.02倍;埃及的人口增长了1.36倍,但食品生产仅仅增长了0.79倍。尽管1990年代以来,埃及政府一直致力于“沙漠转化耕地”项目,埃及的种植面积增长了30%[11],但食品生产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

在中东各国中,伊朗和埃及还算是有不少河谷土地和沙漠绿洲可供开发的国家,那些更少甚至缺乏可供开发的河谷土地或沙漠绿洲的国家,人口激增所导致的食品短缺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在炎热干旱、满眼沙漠的中东地区垦荒种粮、从事农业生产并非长远之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东人一定要“头撞南墙方回头”。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口大国沙特便有这样的教训。

沙特凭借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国民总收人的80%。此后,沙特不满足于石油行业一枝独大的国民经济结构,便想在发展农业上也有所作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积仅有50万公顷(只占国土面积的0.2%),粮食产量只能供应本国需求的10%1970年以后,沙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高额补贴鼓励国民开垦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农业用地从不足40万公顷增加到160万公顷。为了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和农村饮用水两大难题,沙特由国家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筑坝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厂,大力开发地下水(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万余眼、饮水用井5.2万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仅奇迹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沙特的小麦出口曾跃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于荣誉奖)。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还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数千吨鲜花。[12]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则耕地稀少,二则水资源极为匮乏(沙特没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仅70.5毫米,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不到100立方米/人·年,在全球最缺水10个国家中排名第八)。由于没有可靠的地表水,沙特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和海水淡化来满足用水需求。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本质上是用石油换水,目前,“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的一半用于生产淡水”。按此计算,2015年沙特海水淡化约耗费8400万吨原油,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1.9%,这甚至超过了法国当年的原油消费量[13],但由此提供的淡水也不过每年人均二三十立方米[14],代价太高。更重要的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沙特的地下水资源急剧下降,相关数据显示,19792003年,沙特的地下水存量锐减了60%

因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约,沙特的农业奇迹注定是昙花一现。

其实,实施兴农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发展农业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尖锐矛盾,比如他们“注意到对小麦的补贴助长了农民对地下水的肆意开采和使用”,于是,沙特开始“放弃偏激的自给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对小麦的补贴减少了75%”。此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沙特的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最终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粮食进口”。

2009年,沙特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高耗水的小麦和苜蓿的补贴”,并逐年减少小麦和苜蓿的生产,直至完全停止国内生产。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农业投资行动计划”,鼓励国民和企业到其它国家去种地,以方便自己进口农产品。[15]

可见,虽然中东地区开发河谷地带和沙漠绿洲可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但中长期却贻害无穷。因为,对于脆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过程,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样的自然“铁律”,连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从。

3、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198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迅速增加,但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所谓“强人政权”、“威权体制”,所以石油财富只是向少数家族和富裕家庭集中,普通民众受益不多,国家经济也没有真正实现“起飞”。相当多的中东石油美元被用于金融投机,但在一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1990年代以来,中东一些国家相继进行经济改革,但“改革不仅未见成效,反而使得民众生活更加困苦”;“20072010年,中东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30%,其中6个国家超过10%,伊拉克更是高达22.7%”。这主要是因为,“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其经济改革往往是牺牲民众利益以维护自身特权,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多数下层民众只能通过以往的‘粗放’方式维持生计”。[16]

因为人口爆增,中东茫茫沙漠边缘的乡村和农林牧渔(第一产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人口数量有限,于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满足于乡村城镇生活,而是更多地向往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实现人生价值。这是中东各国相继出现过度城市化的基本原因。“到20世纪末中东许多国家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17]

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失业率持续上升。

一般地说,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表现为,石油产业独大,现代工业体系发育不足,第三产业不发达,因而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大量农村移民由于种族、性别、教育、技能培训等受限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承担着失业和贫困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城市的贫富分化加剧”。1990年代,5%的埃及富裕人口拥有全国收入的54%,而56%的社会中下层人口仅占全国收人的12%[18]2011年,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异)均大大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余国家都在0.65以上,黎巴嫩和埃及甚至超过了0.8[19]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富人逐渐向北部气候凉爽、用水便利的地区集中,穷人则集聚在南部老城区,人口拥挤不堪,生活密度增大,卫生实施极差”。在埃及,1970年亚历山大和开罗两城的失业人口曾占到全国失业人数的59%1980年代中期,首都开罗的移民人口有22%~26%“靠贩卖纪念品和食品维持生计”。[20]

2015年,埃及官方的报告称,“目前埃及约26.3%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51.2%青年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27.8%的青年人接近贫困线,而24.1%的青年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埃及青年人口(1829周岁)占总人口的23.6%,占劳动力总量的52%。“2014年离开埃及的青年人的比例同比增加17%”;“失业是青年人移民的主要原因”。[21]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埃及的上述状况在中东颇具代表性,“在阿拉伯国家,超过3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其数量约占总失业人数的52%”;这一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22]世界银行的失业统计数据更高,例如,2014年,埃及15~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42%,沙特也高达30%[23]

长期的“强人政权”和“威权体制”阻碍了中东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使得传统的家族、部落和教派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失业青年(尤其是占比较高的高学历失业青年)有精力、有活力却找不到地方发挥,极易陷入迷茫和骚动之中。巨大的贫富差距容易使这种迷茫和骚动转变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的不满,而“威权体制”则容易招致憎恶情绪。这两种情绪的交织,很容易引导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成为社会激进运动、教派纷争和民族冲突的主力军,有些青年则更容易被宗教极端组织诱惑而加入恐怖活动。[24]

4、“难民潮”的背后是“生态难民”

中东人口爆增迫使中东各国大规模开发沙漠绿洲和河谷地带,而过度利用水资源(包括大量开采深层地下水)最终会加速土地沙化和荒漠化,恶化环境形势,降低土地供养能力,压缩人类生存空间,最终造成(且已经造成)大批“生态难民”。

大批中东人口因为环境恶化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最先是涌入城市,形成城市周边庞大的贫民区,一有机会便会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所谓“难民潮”。

这便是近几年大量阿拉伯难民涌向欧洲尝试移民欧洲的深刻背景,而战乱和动荡只是将这种“生态移民”的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于是,数以万计的“生态难民”开始不顾一切地“生态大逃亡”。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生态大逃亡”被中东乱局直接引发的“难民潮”所淹没。

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一家独立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20152016年,共有2200万名难民向欧洲各国申请寻求庇护。这事实上成为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25]


仅仅叙利亚一国的难民数量就相当惊人。来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26]2013年,叙利亚局势急剧恶化,占叙利亚一半的人口(93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2015年,叙利亚境内需要帮助的民众数量增加到1200多万人,到年底,有430万人离开了叙利亚;2016年,冲突升级,叙利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上升至1350万,占总人口的75%2017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维持每月为400万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

虽然我们没法具体统计,在目前中东乱局引发的“难民潮”中,究竟有多少“生态难民”,但这个数量所占的比例应该不低。例如,在叙利亚庞大难民数量的背后,是叙利亚60年(19502010)人口爆增5.1[27]2002年,叙利亚青年(15~24岁)失业人口占全国失业人口的77%2005年,青年人口的失业率是成人失业率的6[28];而失业正是青年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中东人口爆增导致战乱和动荡频繁的严峻现实,对当今所有国家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尤其是那些人口过亿人口大国。

1950年,埃及有人口2090万,2015年总人口增长到9151万人,比1950年增长了3.4倍。[29]若以人口增长率排位,埃及在中东20国中还仅仅排在第17位。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被人口激增所严重困扰。

如今,总人口逼近1亿,且“2030年或达到1.4亿人”——埃及人终于“坐不住”了。埃及总统宣布,“埃及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是恐怖主义和人口增长”。[30]

将“人口增长”与“恐怖主义”并列,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人口激增的最为深刻的认识。

 

2018220于钟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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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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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绿色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目前的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可以在最终不减产(之前有几年减产过渡期)的情况下,用绿色生态种植技术替代化肥农药,但条件是,必须放弃大面积规模种植,而代之以小块土地耕种,大量增加农业劳动力,使用传统农家肥,恢复农作物的种植多样化和生物多样性,从而恢复农业生态平衡。然而,由激素、农膜支撑的那部分种植业(早季节、反季节、高海拔)和由激素、抗生素支撑的养殖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在“人口高位运行”(总人口10亿~14亿)条件下,中国还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拒绝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所产生的肉蛋奶菜粮的大规模“减产效应”。其结论便是,绿色生态农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

 

一、传统农家肥完全可以取代化肥

前几年,笔者给受训官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讲课,会问他们:“有人主张全面停用化肥和农药,你认为这可能吗?”在所有各类培训班上,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由此可见,“化学农业”的“两大害”已经深入中国农业的“骨髓”。

然而,1962年,美国人蕾切尔•卡森于出版了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详细披露了农药、杀虫剂滥用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危害,这对于当年被热捧的“化学农业”来说,无疑于“当头棒喝”,同时,也引导人们反思“石油化学农业”的得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际有机运动联盟(IFOAM)于1972年成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该联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庞大、最权威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800多家成员组织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它的组织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以有机农业为基础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

近些年,甚至在“现代农业”的发源地欧美等国,也悄然开始拒绝化肥农药“两大害”,兴起了“有机农业”种植模式。“据2015年的数据,欧洲有机种植面积达到127万公顷,消费额近300亿欧元”[1]。在美国,如今有机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农业中发展最为快速的一部分。

英国《自然》杂志2016年的文章对有机农业的评价是:能源使用最小化、水污染最小化等等重要指标远远超过化学农业,对自然的和谐性也远远大于化学农业。

最近,中国农业专家也表示,“从历史发展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看,化学合成肥料是有可能逐渐被完全替代的”。他们给出的替代方案是“有机肥+生物肥+矿物肥”。

在这些农业专家看来,化肥的主要优势在于“速效”增产,而传统农家有机肥虽然养分含量并不低,但却没有这种“速效性”优势。有机肥的养分需要缓慢释放,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增产作用。不过,生物肥料可以弥补这一弱势。

生物肥料“具有速效性”,能够替代化肥。它由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所产生,能够直接或间接提供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养分,改善土壤、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比如生物氮肥,便是固氮微生物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成氨,使植物能够迅速吸收。常见的寄生于某些豆科植物根上的根瘤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诺丁汉大学爱德华•科金教授的研究显示,“几乎可以在所有植物上用生物固氮技术替代化肥”。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实践中,“也做到在种植许多作物时百分之百替代化肥而不减产”。[2]

其实,中国传统农业数千年,尤其是近现代传统农业,本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绿色生态农业。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传统农业养活了数亿中国人,而且耕地越种越肥沃。面对化肥农药对人类的深重伤害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今天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这种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精耕细作,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笔者多年考察农村发现,中国农民拒绝化肥农药的实践,比农业专家的研究更丰富。例如,四川简阳的双河村,在养地肥田和防病治虫方面就颇有成就。这将是下一小节的主要内容。

二、绿色生态种植能够取代石油化学农业

上面仅仅是从种植用肥的角度论证了绿色种植,若加上利用生物多样性防病治虫,那就形成了笔者主张的绿色生态种植。

本书不使用“有机”而使用“绿色、生态”概念的原因有四,一是因为市场上“有机概念”泛滥成灾。二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机食品”是无污染的天然食品,不含化肥农药激素转基因等人造成分,但这需要相关机构的检测、认证。三是土地“脱毒”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绿色生态种植的农产品难免还会有“残毒”,真正要达到“有机食品”标准还需要若干年。四最重要,即“有机农业”仍然没有与单一种植划清界限。在欧美国家,80%通过认证的有机种植仍然是单一作物种植,他们只是不使用化学、农药而已[3]

绿色生态种植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传统耕作方法和生物多样性为基本特征。因此,本书的“绿色、生态”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农作物种植中不再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和农膜等所谓“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在种子方面,应该采用传统自留种,坚决拒绝转基因种子。

美国农业生态学家米格尔·阿尔铁里教授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尤其以其基因和物种的多样性为特征”,“这使得该系统可以自我调节”。他举例说,“如果土壤中氮含量太少,那么这不是因为添加的氮太少了,而是导致氮形成的微生物进程出了问题。要重新令其恢复正常。或者拿害虫问题来说:这往往要归咎于单一的种植以及因为单一种植而失去的自然多样性。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缔造害虫的天敌能够逗留居住的环境”。他进一步指出:“成百上千的研究表明,混合种植的生产率高于单一种植,因为混合种植对光、水和营养成分的利用更为高效”。[4]

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农民的绿色生态种植实践比美国教授的理论研究更具说服力。

2006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完成了一系列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的理论研究后,去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40亩全村最差的耕地,以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意,取名弘毅,开始了他的绿色生态农业试验。蒋高明给弘毅生态农场的定位是,生产纯正绿色生态农产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他的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摒弃“现代农业”的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激素、转基因等“六大害”技术,代之以绿色农家肥、“秸秆—养牛—还田”,通过作物倒茬、休茬和种植豆科牧草等实现“用地养地”,利用生态平衡的方式(即物理与生物方法相结合),管理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例如,在整个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用捕获的害虫养鸡,或者,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养鹅,将害虫杂草变成鸡鹅的饲料,鸡鹅粪便又成为田里的肥料。

试验的前两年,弘毅生态农场的玉米小麦产量低于常规产量,减产严重时仅为常规产量的40%~50%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亩产才1000来斤;2009年略高一些。蒋高明知道,对于严重毒化退化的耕地,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生态修复。在他的生态试验中,这个时间大约在3年左右。

到了2011年,试验的第5年,蒋高明的绿色生态种植试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农场单季产量小麦480.5公斤/亩,玉米547.9公斤/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产水平相当。[5]

2014年初,笔者与回国考察的熊航博士结伴考察四川农村,发现四川简阳的双河村已经实现了全面生态种植,这包括水稻全部生态种植和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

该村从2010年开始,在农技干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借助四川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创造性地革新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并在全村阶梯式全面推进绿色生态种植。仅仅3年时间,该村的绿色生态种植就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大豆、小杂粮、多种蔬菜和水果等等)和半数以上耕地。该年,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农民不可以自留种)单产提高到520530公斤/亩,常规稻(农民可以自留种,但产量稍低)的平均产量也有450公斤/亩(2015年秋收,该村部分试种并提前收割的常规稻单产高达682.1公斤/亩[6])。这显示,绿色生态种植已经不输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产水平。

2010年起,该村实行生态种植的耕地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村民的家禽家畜也完全拒绝激素饲料,其饲养周期都在1年左右。受益于此,该村农产品已经成为附近地区城镇居民购买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首选。

目前,在全面生态种植的双河村,绿色生态种植的“生物多样性”原则和“取之于地还于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多年技术培训和种植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围绕“生物多样性”的一系列治虫防病措施和“以地养地”的一系列传统耕作技术。

“生物多样性”,这意味着要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的合理搭配、合理间作套作,坚决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要尽量保留田间地头的各种杂草(即科学管理杂草,长势和高度优于农作物的杂草需要割除、碾压、覆盖);还要给所谓的“害虫”(它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合法”居民)留一块“蛋糕”,允许它们繁衍生息,以维持生物物种平衡,避免谁“独大”为害。

双河村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设计人、高级农艺师袁勇为杂草开列的生态作用有[7]:维护平衡,草的多样性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保持水土,杂草覆盖土壤,可防风吹、日晒、雨淋,保持水土;培肥土壤,杂草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制造养分;保湿恒温,杂草可以调控土壤温湿度,保湿、防涝、自然空调;改良土壤,老化死亡的根、茎、叶都是微生物良好的食物,帮助改良土壤;昆虫家园,给昆虫,特别是天敌提供食物和环境,保护作物生长;减轻病虫,给所谓的害虫提供取食的选择,给天敌储备食物,减少虫害损失;保护土壤,减轻病害。

“以地养地”的一系列做法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农耕经验,它包含了现代农业科技论证了的一切营养元素“取之于地还于地”的理论精髓。

双河村全面规划并贯彻了“取之于地还于地”和“以地养地”的原则,这包括:家家修建沼气池,人畜粪便和绿肥(秸秆、杂草和尾菜等)入池,所有沼渣、沼液还田;草木灰还田;野草还田(田里不影响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野草都不除掉,田边地角多种植本地香草和菊类);所有作物的秸秆尽量就地还田;冬闲田、果园、小麦均套作豆科绿肥(这便是生物固氮);部分主要作物(如水稻)施用人畜粪便;因为缺乏年轻劳动力,使用农家肥受限,暂时还要多用油枯有机肥;自制酵素改良土壤(采集本地未受污染的植物制作酵素,稀释后浇施或根外追肥);将免耕技术(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将耕作减小到保证种子发芽即可的深度)从水稻逐步推广到旱粮作物、蔬菜和水果;如此等等。[8]

在该村现场座谈会上,笔者专门就“生态种植会不会使耕地肥力没有后劲”的问题请教了农技干部、村干部和老农。他们的结论是,该村生态种植的一系列“以地养地”措施只会使耕地越种越肥,而不是相反。其实,蒋高明的理论研究和他的“弘毅生态农场”试验也支持这一结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传统农业地区,尤其是那些号称“粮仓”或“鱼米之乡”的地区,我们祖先采用传统耕作方法耕种几千年后留给我们的都是非常肥沃的耕地。不像现世我辈,极有可能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片被“五大害”毒化的贫瘠土地。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有农民对笔者讲,他们那里已经出现了“什么庄稼都种不活”的土地,甚至有人“深耕1米”,想埋掉那些“有毒泥土”。

三、绿色生态种植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其实,在笔者看来,规模化种植与绿色生态种植是两种对立的农业生产方式。

因为,“现代农业”的标配是规模化种植,其构成要素可以用下式表述:

现代农业=规模化+石油农业+化学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科技手段

所谓“科技手段”包含了许多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更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急急忙忙商业化只不过是为了缓解食品缺乏或者赚钱,比如,农膜覆盖增产技术、生长激素增产技术、转基因食品技术等等。

“现代农业”的这个公式显示,在规模化机械作业的条件下,不可能使用农家肥,不可能利用“生物多样性”治虫防病,相反,它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并且,其使用量有越来越多、越来越滥的趋势。而HT转基因技术正是要增强农作物的除草剂耐受性(Herbicide tolerance),以便大面积、大剂量使用除草剂。

土壤是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现代农业”对土壤的破坏史无前例。它一方面造成土壤肥力递减,使耕地越种越瘦弱,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造成土壤严重污染,例如,化肥农药摧毁了土壤的微生物系统,导致土壤沙化、板结,同时,化肥农药都含有相当多的重金属,这成为土壤重金属污染更为普遍的来源。

所以,化肥本质上是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被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弃耕的土地往往板结、坚硬,土地肥力耗尽,农业生产力所剩无几。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说明,如此弃耕的土地需要大自然多少年的“造化”,才能恢复其耕地属性。

相反,绿色生态种植是经过数千年农业实践检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它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以虫治虫,用综合手段治虫防病,并且使用传统农家肥,“以地养地”,实现耕地的永续利用。

“绿色生态种植”的标配是小块土地交叉种植,其构成要素可以用下式表述:

绿色生态种植=小农业+传统耕作方法+生物多样性+科技手段

=小规模家庭经营+农家肥+以地养地+生态平衡

+自留种+绿色生态科技手段

上式表示,绿色生态种植一方面采用传统耕作方法养地治虫防病;另一方面,它也吸收能够满足绿色生态要求的现代农业科技。比如,蒋高明的绿色生态种植理论,四川农科院的生态水稻种植技术,免耕、少耕或浅耕技术,非转基因的自留种良种培育技术,等等。

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选择规模化经营还是小农作业,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规模化经营以“剥夺并消灭小农”为条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规模扩张越广,社会危害性越大,因为,它必然造成大量小农破产、造成大量依附于城市的“贫民窟”式贫民。与此相反,绿色生态种植、小农作业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只要农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压低(这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农业萧条、农村衰败的根本原因),农业人口就可以安居乐业,城市人口也可以远离有毒有害农产品,吃上健康放心食品。(当然,这还需要一系列条件,后面将会谈到。)

四、绿色生态农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

如前所述,弘毅生态农场、双河村和“特供”种植基地的实践以及农业专家的理论研究都说明,拒绝化肥农药的绿色生态种植完全可以替代石油化学农业而不减产或少减产。然而,由激素、农膜支撑的部分种植业(早季节、反季节、高海拔)和由激素、抗生素支撑的养殖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还是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拒绝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所产生的肉蛋奶菜粮的大规模“减产效应”。

在养殖业,用不用激素和抗生素的产量差别巨大。例如生猪用与不用的产量比约为(34)∶1,家禽约为(810)∶1

纵观最近几十年中国农业的演变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两条“线”,一条“线”是,随着总人口逐渐进入高位运行(1970年过8亿、1982年过10亿、2005年过13亿),杂交稻、化肥、农药、农膜、激素、抗生素先后进入农产品生产领域,农产品产量因此逐渐走高;另一条“线”是,农产品品质和安全性逐渐走低。杂交稻虽然平均增产20%左右,但其“口感”远不如常规稻;用化肥种出来的粮食、水果、蔬菜,其“口味”普遍较差;凡与农药沾边的食品,包括粮食、果蔬和水产品,其安全性都有问题;凡是用激素、抗生素喂大的家禽家畜水产品和使用激素的果蔬,不仅安全性有问题,口味、品质也较差;最后,总人口刚过10亿,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便因为过度捕捞而几近枯竭,著名的四大渔汛先后消失,大多数渔民无鱼可捕,于是海产品悄然变成了海水养殖品(参见第6章)

农业专家告诉笔者,生长周期越长、产量越低,稻米品质越好。比如,常规稻的品质、口感都不如产量更低的优质稻好。而其实,几乎所有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都是以牺牲农产品品质为代价。

可见,中国的人口增长与中国食物的品质和安全性呈现负相关性,即总人口越多,食物品质越差,其安全性越低。

如今,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人的肉类(包括家禽、家畜和鱼类)消费已经占据了食品消费的“半壁江山”(见图3-6)。2014年,中国粮食消费量中超过一半用作饲料[9]。更为一般的数据是,“我国粮食消费量中,口粮消费约占30%、饲料用粮约占40%、工业用粮约占20%、种子和新增储备用粮约占5%、损耗浪费等约占5%”;“预计未来饲料用粮将达粮食消费总量的50%左右”[10]。这也就是说,中国有半数粮食在激素、抗生素等现代养殖技术的“协助”下被转化成为肉蛋奶和水产品。

资料来源和说明:(略)

3-6显示,2015年,中国畜禽肉类和鱼类的总产量是1985年的5.2倍。其中,猪、牛、羊、禽肉分别占畜禽肉类总量的63.6%8.1%5.1%23.2%,其产量分别是1985年的3.315.07.412.1倍;鱼类占畜禽鱼总产量的32.4%,是1985年的7.5倍。这些数据说明,如果全面停用动物激素、抗生素,那中国的畜禽鱼肉类产量将会萎缩到1980年代中期的产量水平。中国社会能承受吗?

显然,全面推广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发生的大规模“减产效应”是14亿中国人口承受不起的。因此,本书的一个结论便是:绿色生态农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不要忘记,中国总人口1970年过8亿、1982年过10亿,那时的食品基本上还算是绿色生态食品。

这些年,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高密度养殖屡屡出现状况,一再向人们示警。例如,欧美国家的“疯牛病”案例便有很强的警世意义:

19854月,有医学家在英国工厂化饲养的牛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病,次年将其定名为“疯牛病”。随后,疯牛病迅速蔓延,波及许多欧美国家。

后来的研究发现,疯牛病是由朊病毒(prion)引起,并可通过喂食含有该病毒的动物骨粉传播。

牛原本是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不会去吃动物,更不会吃同类。

然而,在工厂化饲养牛的场合,为了加速肉牛生长,让牛多长肉,人们喂牛吃所谓的“动物性蛋白”饲料,这类饲料是由废弃的家畜肉、内脏(下脚料)和骨头制成,业内称为肉粉、骨肉粉。

牛是反刍动物,吃下去的植物需要经过“反刍”,即第二次“咀嚼”才能够消化。牛、羊等反刍动物在其演化过程中,因此进化出四个胃(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来消化植物。

牛羊如果被强行饲喂掺杂了“动物性蛋白”的饲料后,其肠道内微生物群落便会发生改变,上述四胃的协同工作将出现紊乱,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受到病毒感染。此时,若再遭遇含有prion病毒的“动物性蛋白”饲料,牛便会感染疯牛病。[11]

事实上,进口骨头和动物尸体用来喂养家畜,这是欧美许多国家多年来的做法,而疯牛病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到欧美各国。

对公众来说,坏消息是,疯牛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至少,人类食用被污染的牛肉会感染疯牛病。

1996320,英国首次声明食用“疯牛肉”,可能导致一种“脑衰竭”绝症。英国政府的这一声明,立刻引起欧亚非众多“涉英”国家的恐慌。[12]

可见,疯牛病也是“现代病”。它源于现代养牛业喂食“动物性蛋白饲料”这样一种荒诞饲养方式。为什么要给食草动物强行喂食“动物性蛋白饲料”?因为牛肉消费需求高涨。为什么牛肉消费需求高涨?因为战后欧美国家人口增长较快。

在一些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例如,与1950年相比,1990年欧洲人口增长了31.3%,加拿大、美国的人口分别增长了101.4%60.2%[13]

在这种背景下,当人口对牛肉的消费总量超过了牛自然生长所能够提供的牛肉总量之后,人类就会违反牛的自然生长规律,采取各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干预牛的自然生长过程,意在使牛快速生长,以便向市场提供更多的牛肉。而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增肉方式”(除“动物性蛋白饲料”外,还有动物激素、抗生素、精神药品……),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至少没有经过人类自己长期实践的检验,因此,几年、几十年后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必然性。

上述结论可以推广到所有肉类蛋白质供给模式,包括所有的家禽家畜和水产品人工养殖。

这一结论从肉类供给的角度说明,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见第1章第4节)相适应。

人类想要生活得安全、健康、绿色、环保,就需要自我约束,首先将人口总量控制在适度人口规模以内,以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能够长期保持绿色生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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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物之困:

“戒”不掉的化肥、农药

◎“离”不了的激素、抗生素(上)(下)

“垃圾发明”——农膜

PM5.0塑料微粒的祸害,谁也逃不掉!

五大“毒素”的叠加效应

◎绿色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绿色生态种养殖的现实意义

◎绿色生态“味道”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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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应对“PM5.0塑料微粒”之困?]]>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PM5.0塑料微粒”之困,是当代人类人口激增的现实困境。因为,塑料的滥用与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25亿爆增到2015年的74亿互为因果(没错,就是互为因果!),这与化肥、杀虫剂、激素、抗生素的滥用与世界人口爆增互为因果的机制完全相同。也许有一天,未来的智慧生命会发现,在地壳积层岩中有一层夹杂着众多塑料的岩层,这可能就是我们智人在这个需要深刻反思的塑料时代留给后世的遗产。

 

【内容提要】塑料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但塑料的应用却是当代人类不计后果滥用科技成果的表现之一。这是当代人类人口激增的现实困境。与普通塑料通过物理分解、老化、龟裂形成粒径5毫米以下“微塑料”的方式相同,薄膜塑料和泡沫塑料通过物理分解、老化、龟裂更容易形成粒径小于5微米的“PM5.0塑料微粒”。人体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分解、消化”这些不溶性微粒,结果便在血液中形成了以不溶性微粒为核心的“肉芽肿”类团状块,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自从广泛使用塑料以来,人类已经生产了数以百亿吨计的塑料,而且,目前全球塑料年产量已经超过3亿吨,其中80%的废弃塑料都被抛到大自然环境中,由此形成的微塑料和塑料微粒已经铺天盖地,并开始影响人类的健康。目前,我们还可以推迟微塑料和塑料微粒造成灾难的时间,并减轻灾难的强度。为此,需要全球携手,立即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源头上做起:减少塑料生产,减少塑料使用,减少塑料垃圾!

(一)

2018年新年伊始,央视新闻报道说,中国首次在南极海域发现“微塑料”,它的自然降解过程可能要以千年计[1]


据悉,目前,欧美国家的自来水中普遍含有塑料微粒。这些水中的细颗粒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粒径在5微米以下,也就是最大粒径2倍于PM2.5雾霾颗粒(2.5微米以下)。本文套用空气污染的说法,将其称为“PM5.0塑料微粒”。(有学者将其称为“海洋PM2.5[2],这其实并不准确。一是它大多数存在于陆地,二是它的最大粒径大于2.5微米。)

医学研究证实,PM2.5能够通过呼吸系统深入肺泡并沉积,进而进入血液循环,可能诱发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诱发癌症,并影响人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

PM5.0塑料微粒”的最大直径仅仅比PM2.51倍,同样可能通过呼吸、饮水和食物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对人体造成危害。不过,因为事情来得太快,医学界对塑料微粒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到位,笔者在医学文献索引中并没有查到塑料微粒的相关研究报告,但间接研究还是有的。

有医学文献显示,“大量的药学临床实践研究发现,(输液)药液中存在大量的不溶性微粒(如玻璃微粒、橡胶微粒、塑料微粒和其它杂质微粒等),这些不溶性微粒在经静脉进入人体后,会对人体产生潜在和长期的危害,有时甚至直接危及到生命”。

不溶性微粒对人体的危害,除了表现为“血管栓塞、过敏反应、形成血栓和静脉炎”外,还可能形成“肉芽肿”和“热原样反应”。肉芽肿是“在吞噬细胞等炎症反应细胞包围下”形成,能够引起人体某些部位“不同程度的供血不足,造成循环障碍,直至坏死”;“肉芽肿病变进一步发展,可以导致癌症”。所谓“热原样反应”是由进入人体的过量不溶性微粒引起。“这些异物可起抗原作用,诱发炎症反应”;“因其在血循环中既不能被代谢吸收,也不受体内抗凝血系统的影响,故对人体具有潜在而持久的危害性”。[3]

将上述医学行话“翻译”成通俗语言便是:人体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分解、消化”这些不溶性微粒,结果便在血液中形成了以不溶性微粒为核心的“肉芽肿”类团状块,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实际上,“肉芽肿”本身便是人体免疫功能异常反应的结果。本来,人体免疫系统(如吞噬细胞)会将入侵者(如细菌或癌细胞个体)视为“异己”而将其包裹、吞噬、溶解并消化掉(见下图[4]),但吞噬细胞没有办法分解、消化掉塑料微粒,于是,围绕塑料微粒的所有溶解、消化功能均失效,只剩下包裹、吞噬有效,最后便形成“肉芽肿”。以一个、数个或若干塑料微粒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数个或者一串、一团“肉芽肿”类团状块,明显“对人体具有潜在而持久的危害性”。

(二)

其实,想想PM2.5雾霾微粒对人体的危害,便知道这些“PM5.0塑料微粒”随呼吸、饮水或食物进入人体的危害性。

问题是,现有的自来水处理技术无法过滤掉这些“PM5.0塑料微粒”。最新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科技发达、直饮水较为普及的美国,也已经有超过94%的自来水被检出含有塑料微粒,“在欧洲,这个数字是72%[5]

进一步的问题便是,需要从源头上阻止这些“PM5.0塑料微粒”,但是,首先得弄明白它们从哪里来?

笔者的研究结论是,这又是我们智人滥用科技成果不计后果所做的一件蠢事。

20世纪初,人类发明了塑料[6],二三十年后,塑料产业形成规模,人类生产生活大为受益,如今完全不可想像没有塑料的世界。然而,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人工合成的塑料,在自然常温常压条件下很难自然降解(这特指高分子聚合物在自然条件下降解为对环境无害的自然物质),因而会长期存在。

尽管塑料不会自然降解,但它们会不断地分解、老化、龟裂,从而逐渐分裂为极细小细微的塑料颗粒物。联合国《环境署2014年年鉴》特别关注了粒径5毫米以下的“微塑料”。

一份由联合国环境署支持题为《评估塑料的价值》的报告披露,“微塑料极易被海洋生物误认为食物而摄入体内”;而“北大西洋的很多地区都已发现聚集在微塑料上的微生物群。这种微塑料可以传播有害微生物、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和藻类等物种”[7]。(微塑料的这种聚集毒化作用,在陆地的水环境和土壤环境中同样存在。)

微塑料很容易被贻贝、浮游生物吃掉,但微塑料不可能被消化掉,只能一直存在其体内,这导致这些水生生物生病甚至死亡。20173月,英国科学家首次拍摄到浮游生物摄入微塑料的视频,“你可以从视频中看到有个小塑料纤维片在箭虫体内形成了一个环,阻碍了进食,也阻碍了运动”。[8](见下图)

微塑料体积小,吸附污染物的能力很强,一旦与有机污染物相遇,便聚集形成一个个有机污染球。“北大西洋的很多地区都已发现聚集在微塑料上的微生物群。这种微塑料可以传播有害微生物、病原体和藻类等物种”[9]。若贻贝、浮游生物吃掉这些带着有机污染物的微塑料,它们的体内便带毒。当这些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水生动物被上层动物吃掉以后,微塑料和有机污染物就会在其体内富集。最后,这些水生动物被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吃掉,微塑料和有机污染物便会以相当规模进入人体。[10]

最近两年,日本和中国科学家先后在南极海域发现微塑料,而且,南极部分地区的污染水平与北太平洋地区的相当,“这反映了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严重性”[11]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微塑料中粒径更小的那部分塑料微粒,如粒径小于5微米的“PM5.0”。如上一小节所述,“PM5.0塑料微粒”,会通过呼吸、饮水和食物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对人体造成潜在和现实的危害性。有人甚至认为,动植物可以直接摄入塑料微粒,而粒径更小的“纳米塑料”甚至可以进入生物组织细胞内[12](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看到相关的医学试验报告对其证伪或证实)。

与普通塑料通过物理分解、老化、龟裂形成粒径5毫米以下“微塑料”的方式相同,薄膜塑料和泡沫塑料通过物理分解、老化、龟裂更容易形成粒径小于5微米的“PM5.0塑料微粒”。

塑料薄膜的厚度一般在0.25毫米250微米)以下,最薄的只有几个微米。例如聚丙烯薄膜应用最广泛的厚度为20微米,聚酯薄膜的厚度一般为12微米。这些都是中国10年前便明令禁用[13],但如今仍然在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塑料薄膜。

自从广泛使用塑料以来,人类已经生产了种类繁多、数以百亿吨计的塑料。例如,2014年世界塑料总产量为3.11亿吨,比上年增长4%。在中国,20122014年的塑料产量分别为6900万吨、7400万吨、8100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8%7%9%[14]

2014年,中国塑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6%2015年,中国塑料薄膜、泡沫塑料和农用薄膜的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4%11.8%5.1%[15]这显示,中国的薄膜塑料和泡沫塑料的生产和使用还在强劲增长。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塑料产品必然是世界之最,与此相应,中国形成的“PM5.0塑料微粒”数量也应该是世界之最。

例如,中国的农用薄膜产量多年来稳居世界首位,“至今约占世界农用薄膜总量的60%以上,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1.6倍”[16]。这些海量农膜除了极少数出口外,基本上都被用在国内耕地里,由此造成世界绝无仅有且蔚为壮观的农田和农村“白色污染”。由这些农膜残片所形成的天量“PM5.0塑料微粒”,散入空气,深入土壤,渗入地下水,进入江河水系,汇入大海,并在自然界的大气和水系统、动植物和人体之间循环往复,千年而不腐。(“PM5.0塑料微粒”被植物吸收的途径、方式及其后果,还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确定。)

 

除了塑料制品通过分解老化形成微型塑料外,还有两种途径形成塑料微粒,一是人造“塑料微珠”,二是化学纤维。

将大量“塑料微珠”加入牙膏、沐浴露、指甲油、口红、发胶和洁面乳等日用化妆品中,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微塑料在污水处理过程中难以过滤,最终会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之中”。[17]“据估计,中国每年都有209.6万亿粒、约306吨塑料微珠被排入大海”[18]

人造化学纤维形成微型纤维碎片的数量同样惊人。比如,化纤或含化纤类衣物在洗衣机的作用下,会脱离并形成很多细小颗粒物,这些微型塑料随洗衣废水进入环境。实验样品表明,每件衣物在每次洗涤过程中能产生多达1900个纤维碎片。[19]

此外,人们还在试图大量制造纳米级(1微米=1000纳米)的“纳米塑料”。专业报告显示,这种企图“正处于一种‘一哄而上’的形势”[20]。“纳米塑料”更容易被动植物直接吸收且难以“消化”,这恐怕更容易被科学实验所证实。

(三)

微塑料和塑料微粒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广泛的严重污染,这大大出乎科学家们的预料之外,但现实无情。

1997年,美国船长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驾船驶离夏威夷。他原本打算抄近道从赤道无风带航行回去,结果却意外陷入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海洋垃圾带”:“我眼里所能看到的,是无数的洗发水瓶盖、肥皂液瓶、塑料袋和钓鱼浮标。此刻我正在大海中间,却找不到一块没有塑料的地方。”[21]这便是后来被称作“第八大陆”的太平洋垃圾带。因为海洋环流的关系,全球的海洋垃圾逐渐在日本的东南面,美国和夏威夷之间,形成了两个较为密集的庞大垃圾圈,成为海上垃圾漂浮岛。据说,这些垃圾岛的面积有六个英国大小。[22](见下图)

联合国的相关研究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2500万吨塑料垃圾被置于大海,此类垃圾集中在由洋流运动所形成的巨大海水漩涡中”,形成“垃圾环流”或“垃圾漩涡”。目前,全球一共有五个这样的飘浮垃圾漩涡,即南北大西洋、南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其中,北太平洋“飘浮垃圾漩涡”的污染状况最为严重,“它的面积已经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即3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的塑料垃圾厚度可达30”。[23]

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工业和城镇生活垃圾污水通过一定途径进入海洋;二是农业和农村垃圾污水经河流进入海洋;三是海上渔业、水产养殖、航运、军事行动,以及沿海工业、城镇垃圾污水直排海洋;四是直接向外海远海大量倾倒垃圾。

研究人员指出,“大约70%的海洋垃圾都是塑料垃圾”,“绝大多数的海洋塑料都是小碎片,有九成长度不超过1厘米[24]。这些塑料碎片会被大型海洋动物,如海豹、海狮、海豚、鲨鱼、鲸鱼甚至座头鲸误食;塑料碎屑会被海里的浮游生物、磷虾、海鱼、海鸟误食,并通过食物链传递给大型海洋动物。出海渔民在鱼的胃里经常发现塑料,研究人员也在海洋环境中发现了许多受害的海洋动物和海洋动物尸体。《纽约时报》2015715的报道称,“因为使用塑料袋,每年至少造成10亿海洋生物死亡”[25]。(见下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海洋塑料垃圾在阳光照射和海浪冲击下还会进一步分解成为更小的塑料碎片碎屑,其中的微塑料和塑料微粒,会与随污水进入海洋的“塑料微珠”和纤维微粒一起,组成海洋世界蔚为壮观的微型塑料污染。这个宏大的微观塑料污染世界虽然肉眼难见,但是它却以各种人们想到或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人类。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中国15个超市销售的海盐、湖盐和井盐中发现了塑料微粒,其中,“海盐中的塑料微粒含量最多,约在550~681/公斤,含量平均要比湖盐高3倍,比井盐高7倍”。该研究者认为,海盐中有塑料微粒的首要原因是海水被塑料微粒污染,而地表水循环则是造成湖盐和井盐塑料微粒污染的首要原因。

颇具戏剧性的是,中国海盐企业对上述研究结论不服气,说海洋塑料污染已经非常普遍,“人们常吃的海产品中的塑料微粒含量有可能比海盐中还要高”。后有研究者表示,实际上,“塑料微粒无所不在”。比如研究人员发现,“蜂蜜中每千克最高达400个塑料微粒,加拿大养殖贻贝每千克软组织中最高达1.3万个(塑料微粒)”。[26]

其实,人们最难想像的恐怕是塑料微粒加入水循环。由于体积微小,塑料微粒尤其是“PM5.0塑料微粒”会加入地球的水循环,上天、入地、下河、进海。中国科学家甚至在南极也发现了塑料微粒,并发现南极水域塑料微粒的含量“甚至高于地球海洋中的平均水平”[27],这充分说明塑料微粒造成的水污染已经扩展到了全球。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

实际上,除了中国(现在缺少的只是详细数据),欧美各国已经成为微塑料和塑料微粒污染的重灾区。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披露,他们在来自美国29条河流的水样中都发现了塑料微粒,其中浓度最高的是31/立方米,“这29条河流都流入美国五大湖,五大湖占有地球约20%的淡水”。[28]另有研究者称,在来自美国加州销售市场的鱼类样本中,“四分之一鱼类的内脏被发现有微型塑料的存在”[29]。这意味着,美国的水域已经普遍被塑料微粒所污染。

(四)

笔者认为,“塑料微粒对人体无害”之类的缺乏实验数据支持的妄断,是对人类未来不负责任。

量变的积累必然会引发质变,更何况,“PM5.0塑料微粒”已经铺天、盖地、散于水。

目前全球塑料年产量已经超过3亿吨(全球74亿人人均42公斤/年),却“只有9%被回收,另有12%被焚烧处理,余下的79%的废弃塑料都被抛到大自然环境中”[30],其中,薄膜塑料和泡沫塑料的回收率更低,而微珠塑料和纤维塑料更是零回收。这些数据意味着,“PM5.0塑料微粒”造成的水污染会逐渐加重、加深。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治理塑料污染”这件事情上,人类的能力非常有限,“人们甚至没有解决办法”[31]

显然,即使我们现在就完全停止使用塑料制品,“PM5.0塑料微粒”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在我们的环境中已经有太多的塑料垃圾,它们正在以人类无法干预的“铁律”分解并细微化。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有选择地逐步限制塑料使用,并尽快创造条件最终停止塑料垃圾排放,那么,我们或许还可以推迟“PM5.0塑料微粒”造成灾难的时间,并因此而减轻灾难的强度。因此,目前唯一正确的决策就是,立即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源头上做起:减少塑料生产,减少塑料使用,减少塑料垃圾!

美国两年前带了一个好头。当一系列研究确认数以万计的塑料微粒在全美水体中流动以后,20153月,美国两党联手推动了一项“禁用塑料微粒”的提案。该法案迅速(仅仅花了9个月时间)在国会投票通过,并于当年年底,由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美国《2015禁用塑料微粒护水法案》于201771生效。该法案明令禁止生产和销售包含塑料微粒的日用品和护肤化妆品等产品。[32]

2018116日,欧盟公布了最新的限塑方案。该方案的重点和亮点是,“至2030年,将使所有塑料包装实现可再次利用或可回收”,为此目的将“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欧盟高级官员称:“我们必须阻止塑料进入我们的水源、食物,甚至是我们的身体。长期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回收和再利用,减少(塑料)垃圾。”

欧盟限塑令非常现实(没有一次到位),其政策定位非常准确!

这便是,以实现塑料的“再利用或可回收”作为目标和界限。这意味着,不能实现“再利用或可回收”的塑料产品都在淘汰和禁止之列。这至少应该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一次性塑料产品(如一次性购物塑料袋、一次性杯子),与生产相关的塑料薄膜(如产品包装袋、农用薄膜),以及加入日用化妆品中的塑料微粒,等等。

前文提供的数据显示,因为中国人口太庞大,社会缺乏环保共识,国民消费无节制,所以,中国薄膜塑料和泡沫塑料的生产和使用量均全球第一,并且还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例如,2017年,中国仅仅快递业所使用的塑料袋就高达147亿个,每天产生的外卖垃圾约350吨之多[33],而中国家庭使用并随手丢弃的各类塑料袋更是庞大的天文数字。

因此,中国在“限塑”问题上应该有大国担当。

当然,早在10年前(2008年),中国便立法“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这是一个好开端。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垃圾进口国,2016年接收了全球56%的垃圾,也就进口了超过730万吨的废塑料;2017年,中国果断停止进口包括塑料垃圾在内的“洋垃圾”[34],这是一个理智的行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中国目前应该立即着手研究实施“限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1)“限塑”目标也适宜定位于“再利用或可回收”,所有不能“再利用或可回收”的塑料类别都应该在禁止之列;(2)要重点研究塑料薄膜和泡沫塑料的替代问题,替代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好,“限塑”目标越有可能尽快实现;(3)要研究“限塑令”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并制定分阶段的“限塑”子目标,制定“限塑令”的过渡方案及其相关政策;(4)要积极争取“限塑行动”的国际合作,减少“限塑令”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如此等等。

塑料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但塑料的应用却是当代人类不计后果滥用科技成果的最恶劣的表现。这是当代人类人口激增的现实困境。因为,塑料的滥用与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25亿爆增到2015年的74亿互为因果(没错,就是互为因果!),这与化肥、杀虫剂、激素、抗生素的滥用与世界人口爆增互为因果的机制完全相同。

也许有一天,未来的智慧生命会发现,在地壳积层岩中有一层夹杂着众多塑料的岩层,这可能就是我们智人在这个需要深刻反思的塑料时代留给后世的遗产。 

2018122于钟山斋

  

(友情提示:网络媒体转载、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许可。)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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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潜藏着深刻危机]]> ——前车之鉴:沙特沙漠种粮败北的深刻教训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中国粮食(农业)生产重心“北移”潜藏着深刻的危机。看看沙特发展农业的个案,虽然极端,但却蕴含着“清醒剂”。

 

最近20年,由于政策导向失误,农业发展方向出偏,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出现了与生态环境要求相悖的转变,即中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的向北方缺水地区集中(全国现有13个粮食主产区中,北方缺水地区占7个,其中就有内蒙古,见图2-3),这些地区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以维持生产,而本来降水丰富、适宜粮食生产的南方地区却越来越多地“退出”粮食主产区行列。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南方丰水地区因为种粮“不赚钱”而削减粮食生产,比如,用耕地种植果树、花草,甚至大面积占用耕地搞“农家乐”(旅游、休闲);另一方面是北方缺水地区持续扩大粮食生产规模。许多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比如东三省和内蒙古,因而在传统农业日渐凋敝衰败的情况下,日益成为规模化耕种的首选地。(《人口困局》第23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6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粮食(农业)生产重心“北移”潜藏着深刻的危机。看看沙特,曾经财大气粗、不计成本、不顾资源和生态承载力而盲目发展农业,甚至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而有余”,结果,还是在大自然“铁律”约束下败北。

 

在炎热干旱、满眼沙漠的中东地区垦荒种粮、从事农业生产并非长远之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东人一定要“头撞南墙方回头”。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口大国沙特便有这样的教训。

沙特凭借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国民总收人的80%。此后,沙特不满足于石油行业一枝独大的国民经济结构,便想在发展农业上也有所作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积仅有50万公顷(只占国土面积的0.2%),粮食产量只能供应本国需求的10%1970年以后,沙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高额补贴鼓励国民开垦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农业用地从不足40万公顷增加到160万公顷。为了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和农村饮用水两大难题,沙特由国家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筑坝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厂,大力开发地下水(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万余眼、饮水用井5.2万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仅奇迹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沙特的小麦出口曾跃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于荣誉奖)。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还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数千吨鲜花。[]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则耕地稀少,二则水资源极为匮乏(沙特没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仅70.5毫米,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不到100立方米/人·年,在全球最缺水10个国家中排名第八)。由于没有可靠的地表水,沙特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和海水淡化来满足用水需求。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本质上是用石油换水,目前,“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的一半用于生产淡水”。按此计算,2015年沙特海水淡化约耗费8400万吨原油,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1.9%,这甚至超过了法国当年的原油消费量[],但由此提供的淡水也不过每年人均二三十立方米[],代价太高。更重要的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沙特的地下水资源急剧下降,相关数据显示,19792003年,沙特的地下水存量锐减了60%

因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约,沙特的农业奇迹注定是昙花一现。

其实,实施兴农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发展农业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尖锐矛盾,比如他们“注意到对小麦的补贴助长了农民对地下水的肆意开采和使用”,于是,沙特开始“放弃偏激的自给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对小麦的补贴减少了75%”。此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沙特的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最终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粮食进口”。

2009年,沙特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高耗水的小麦和苜蓿的补贴”,并逐年减少小麦和苜蓿的生产,直至完全停止国内生产。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农业投资行动计划”,鼓励国民和企业到其它国家去种地,以方便自己进口农产品。[]

可见,虽然中东地区开发河谷地带和沙漠绿洲可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但中长期却贻害无穷。因为,对于脆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过程,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样的自然“铁律”,连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从。

沙特个案虽然极端,但却蕴含着“清醒剂”。

 



[]谢凡:《沙特是如何由粮食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的》,《阿拉伯世界研究》,1995年第1期;牛葆伸:《化沙漠为良田——沙特阿拉伯从粮食进口国变为出口国》,《人民日报》,199549

[]BP集团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6月。

[]沙特有29座海水淡化厂,日产淡水约5亿加仑,按英制加仑计相当于每年生产淡水8.3亿立方米,按19982015年总人口2030万人、3154万人计算,每年人均供水分别为40立方米、26立方米。

[]赵玉敏、唐静:《沙特农业“走出去”的经验与启示》,《国际经济合作》 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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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6-2):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渤海是中国昔日“渔业之乡”日渐衰落的典型,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高位运行”,10多亿人口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对大海“竭泽而渔”。

 

前面说过,20世纪80年代,渤海小黄鱼侥幸躲过了敲罟酷法而幸存下来,但是,随后而来的“竭泽而渔”对所有鱼类都是灭顶之灾,渤海小黄鱼仍然逃不掉整体覆灭的命运。

一、渤海过度捕捞的规模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渤海的莱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曾是中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曾有“鱼盆”、“虾盆”和“聚宝盆”之称。此外,渤海还是其他海区许多水生动物的天然产卵场。

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说,“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1]

据渔业专家估算,渤海海域可持续利用的可捕捞量约为30/[2]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可捕捞量被突破,此后10多年,渤海的年捕捞量迅速增长,19981999年的峰值捕捞量突破160万吨,达到可捕捞量的5.4倍;最近10年,年均捕捞量是可持续利用可捕捞量的3.5倍。(见图6-6


资料来源:(1)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郝艳萍等人的《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需要提及的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渤海海洋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提供的渤海捕捞量数据比《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数据大很多。

该项目提供的数据为[3]:(1)“1980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以30%的比例计算,19802000年,渤海的海洋捕捞量从93.7万吨/年增长到356.8万吨/年;20年年均捕捞量为214.3万吨/年。(2)“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量为49.43亿公斤,占全国的33.45%”。 49.43亿公斤”等于494.3吨,这是《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146.3万吨[4]3.4。(参见图6-6

若该数据可靠,那中国海洋“竭泽而渔”的凶狠程度,就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严重得多。(两组数据如此悬殊,相信读者自有鉴别。)

二、过度捕捞导致优质鱼类资源严重衰退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渔业资源就出现了因过度捕捞而导致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的现象,如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真鲷、牙鲆等优质鱼类,被黄鲫、日本鳗、青鳞等中上层小型鱼类取而代之。渔业专家指出,“从生态学观点看,在一个成熟的自然生态系中.不存在生态灶真空现象,一些鱼种因捕捞衰退了,而另一些生态灶相似的鱼种乘虚而入,这就是种群替代现象”[5]

几十年的过度捕捞一直持续到今天,上述鱼类种群替代的结果,导致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发生了“优退劣进”的根本性逆转。

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19591998年,“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结构由高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逐步变为以低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6]。该研究报告的具体数据见图6-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许思思等的《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结构的演变分析》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统计资料亦显示,渤海的小黄鱼、带鱼、白姑、对虾、梭子蟹等优质经济鱼类占捕捞量的比重在1959年为69.6%19821992年分别下降到58.3%18.9%;与此相反,鳀鱼、黄鲫等小型鱼类1959年仅占12.3%19821992年分别上升为19.8%53.4%[7]

60年代到70年代,渤海大对虾的产量保持在1~2万吨,1979年达4万吨,随后,80年代降至1万吨[8]1998年仅有1700[9]2004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渤海对虾的年产量只有10年前的11.8%[10]

由程家骅研究员(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主持撰写的《黄海渔业资源利用》一书,统计了东海区50年间四大经济鱼类的渔获比重锐减情况,即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所有渔获物的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仅剩年幼的带鱼和小黄鱼。[11]

专家指出,“从我国目前渔业资源状况看,近海大部分资源品种均出现数量下降,低龄化、低质化的现象。捕捞产量增长的,主要是低质鱼类和贝类,而优质鱼产量年年下降”。[12]

其实,这些年持续高产本身就是“竭泽而渔”的结果,现在的中小渔船都配置了GPS、超声波探鱼仪或雷达等现代助鱼导航仪器。在统计部门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既包括海带(藻类植物),也包括渔民轻蔑地斥之为“过去根本没人捕,也没人吃”的毛蛤、米虾和“小杂鱼”等低经济价值、低营养价值的鱼虾贝类。[13]21世纪前10年,“在渔获物中约有2/3为低值小杂鱼”[14]

可见,过度捕捞的直接后果是,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并被中低级鱼类资源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竭泽而渔”,虽捕捞产量会增加,但海产品品质会持续下降,即捕捞的大多是低营养价值的鱼类,甚至是不能食用仅能做鱼粉饲料的“小杂鱼”。这也许就是中国海洋捕捞这些年表面上持续高产的真相。(参见图6-1

三、渤海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严重退化

200456月份,农业部和中国水产科学院的两个海洋水产研究单位对渤海进行了全面的拖网调查,该调查在渤海海域均匀设置了45个调查样本站位,其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15]

1)本次调查共发现鱼类30种,而198319921998年同期调查发现的鱼类分别为634340种;19591982199219982004年同期调查的生物资源指数分别为187.984.351.84.11.5公斤/小时)。这表明“渤海春季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种类和生物资源量都在持续下降”。

21959198219982004年的调查渔获物变化显示,个体较大、营养层次高的鱼类逐渐被小型个体、营养层次低的鱼类替代,其结论是,“目前渤海渔业资源质量低,经济价值高的优势种类少,渤海的渔业资源生产功能已经严重退化”。

3)本次调查发现,占渔获物比例较大的鱼类均为1龄鱼,这说明“渤海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突出”。由于渤海多数鱼类的生殖高峰期出现在2~4年,所以产卵群体低龄化最终将导致渤海渔业资源严重衰减。

4)在本次调查中,所有大型鱼类几乎都没有出现,重要经济鱼种的渔获量也极少。其结论是,“渤海作为黄、渤海区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的功能已经退化”。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海洋局官员的评价相同,即“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渤海的渔汛是由洄游渤海、产卵觅食越冬的若干鱼群所形成,失去了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鱼群洄游的功能,从而失去了渔场功能。

2009年的专业研究报告也显示,渤海水生生物资源呈严重衰退趋势,鱼类资源由1982年的75种下降到30余种。主要经济鱼类中的鲅鱼、黄姑鱼、鲈鱼、鲳鱼等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带鱼、小黄鱼、真鲷等鱼类濒临绝迹。渤海水域生产力水平已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五分之一。

该报告以沉重的笔调,将渤海渔业资源的演变趋势归纳为:“生物资源被捕获的种类数目在不断减少;鱼卵、仔稚鱼被采集到的种类数及其密度在逐渐减少;生物资源经济品质结构的低质化在迅速加剧;生物资源的相对资源量在急剧下降;生物资源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严重;低质的底层鱼类被捕获的生物量在总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生物资源群落多样性指数在明显降低;生物资源主要优势种的优势度在逐渐减弱。”[16]

(本章从人口过度膨胀的角度讨论了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锐减。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又叠加上了严重环境污染,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因此几近枯竭。这将是第9章的内容。)

四、近海渔民艰难求生存

渤海是中国昔日“渔业之乡”日渐衰落的典型,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高位运行”,10多亿人口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对大海“竭泽而渔”。

然而,反过来,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又对近海渔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渔业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二是渔民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

渔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渔业生产亏损。

位于渤海与黄海交界区的渔民告诉记者说,他们的渔船只能打到“巴掌长”只能做鱼粉的“破烂鱼”,一次出海最多卖20多万元,但出海“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还得给20多个船员开工资。把成本刨掉,根本赚不到钱”。[17]

在广东台山,捕鱼产业流传着一个“226法则”,即只有20%的渔船赚钱,另外20%渔船保本,高达60%的渔船亏损经营[18];在浙江,渔船亏损面甚至高达70%[19];在海南,“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20]

在这种情况下,柴油补贴成为渔船维持经营的最后希望。浙江渔民对记者坦言,“虽然亏本,但因为有国家的油补,还可以继续维持生产,否则基本上没有人能维持下去”[21]

显然,管理高层很清楚,中国“人口高位运行”,需要补贴这些亏本渔船,以维持这部分蛋白质的供给。

政府柴油补贴的对象为从事国内海洋捕捞、内陆捕捞以及水产养殖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或渔业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当汽油、柴油出厂价分别高于规定价格时,启动补贴机制;低于上述价格时,则停止油价补贴。柴油补贴额度主要由渔船主机功率和出海作业时间决定。具体补贴标准,各地并不一致。

渔民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他们的生存压力增大,这往往导致资源冲突。

有时候,这种生存压力甚至引发了渔民之间的渔业资源“争夺战”。例如,因为近海只能捕到低质“皮皮虾”,为了争夺“皮皮虾”资源,2010年,辽宁绥中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联盟船队,在海上开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致一人死亡,1人失踪。[22]

资源短缺引发资源争夺战,古今中外皆如此。

 

友情提示:本(专题)系列文章的“人口与资源篇”到此结束,后面是“人口与环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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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6单元:近海渔业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7单元:人口与环境

◎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人口高位运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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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全新数据)]]>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6-1):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在中国近海,几乎所有鱼类都幼年“夭折”,没有“长大成鱼”的机会。这恐怕是鱼类自演化诞生以来,遭遇的最大悲剧。这不仅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几近枯竭的主要原因,也是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之后,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依然畸高的“秘密”之所在。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中国有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其中,近岸海域面积约27.9万平方公里[1]。按理说,如此广阔的海域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是,随着总人口在1982年突破10亿人大关,中国进入“人口高位运行”区间,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人口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人们对海洋的索取越来越无度。于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枯竭便成定局。

一、中国近海已经没有渔汛

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近海相当富饶。那时候,海上捕捞作业依靠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产量并不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乌贼)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1951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仅有90.4万吨/年,即使到了1970年,也不过232.8万吨/年。

但是,因为人口过度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洋捕捞量开始大幅提升。1986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不计远洋捕捞产量)达到430.2万吨/年。[2]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近海持续了千百年的“渔汛”开始消失,这意味着,400万吨级别的海洋捕捞年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

根据官方资料计算,1951197019711980年,中国海洋捕捞的年均产量分别为180.6万和319.7万吨/年;若以19511980年计算,年均捕捞量为226.9万吨/年。[3]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捕捞量可能偏小,而70年代可能偏大(即已经涉嫌与“渔汛”消失有关),故可以近似地将19511980年的年均捕捞量230万吨/年看成是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

依此定义来看,19992015年的海洋捕捞量(不计远洋捕捞量)分别为1203.51314.8万吨/年,这分别是上述中国海洋可持续利用捕捞量极限值(230万吨/年)的5.2倍和5.7倍;最近10年、20年的年均捕捞量分别为1217.3万、1181.9万吨/年,这是年捕捞量极限值的5.3倍和5.1倍。(见图6-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图中统计数据均采用(或换算成了)1996年水产品产量统计新标准

可见,20年来,中国一直维持着“5倍于可持续利用极限值”的海洋捕捞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对海洋渔业资源“竭泽而渔”。然而,圈外人对中国海洋的“竭泽而渔”并没有概念。

20178月,来自“绿色和平的秒拍视频”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近海“竭泽而渔”的写实画面,让人触目惊心。该视频显示,由于长期过度捕捞,中国近海已经很难捕到成品鱼(其标准为可食用);大批渔民辛苦出海只能捕到成筐成筐的小鱼、杂鱼;这些小杂鱼基本上都是些“鱼龄”小于1周岁的幼鱼,仅有手指粗细,根本无法食用;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放过,一般情况下,它们被制作成“鱼粉”,用作人工养殖鱼虾的饲料。这些小杂鱼在行内称为“饲料鱼”。[4]

1980年以前的30年,海洋捕捞量中平均有75%是海洋鱼类(最高超过80%),但到了21世纪前10年,捕捞的鱼类比例下降到了67%[5],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食用价值的小杂鱼。

在中国近海,几乎所有鱼类都幼年“夭折”,没有“长大成鱼”的机会。这恐怕是鱼类自演化诞生以来,遭遇的最大悲剧。这不仅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几近枯竭的主要原因,也是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之后,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依然畸高的“秘密”之所在。

渔业专家提出“休渔期”禁捕、限捕的建议,期望“让水生动物至少有一次生殖机会”。但是,短短23个月的“休渔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休渔”与庞大渔业人口的“吃饭”问题和数亿人口的蛋白质供应尖锐冲突。)

中国近海曾经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大渔汛一个个消失了。多年来,中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6]

渔业专家解释“渔汛”和“渔场”的关系说,“有渔汛的地方才叫渔场。渔场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作业方式捕捞特定的鱼。现在近海都没有渔汛了,当然就没有渔场。现在的渔场,指的都是外海渔场”。[7]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97)》的解释,东海、黄海按80等深线划分,以内为内海,以外为外海。南海在东经112°以东按80等深线,以西按100等深线划分,以内为内海,以外为外海。

高强度捕捞明显是造成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中国近海已经没有“渔汛”,而没有“渔汛”的高效率捕捞,那只能是“竭泽而渔”。

二、可怕的“过度捕捞”

在学术上,人们对中国近海“竭泽而渔”这种现象的专业概括叫做“过度捕捞”。不过,过度捕捞的方式方法完全超出“非渔业人士”的想象。

本来,各类鱼群依千百年不变习性洄游近海,越冬、产卵,并由此形成渔汛,但是,让这些鱼儿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渔民的捕捞手段越来越凶狠。

作家萧春雷写到:“上世纪50年代,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手工作业;60年代渔船机动化,拖网渔业;70年代,钢质大型渔船,渔探仪,捕捞能力超过了(渔业)资源再生能力;80年代,渔轮装备了更先进的助渔助航设备,与此同时,渔汛纷纷消失;90年代,中国变成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近海渔业资源却面临枯竭!”

据农业部渔政官员介绍,拖网是目前最主要的作业手段,“所有海洋生物一网打尽”。其中,底拖网以底层鱼类为目标。中国近海海底,“每年都要被底拖网打扫许多遍,变成空荡荡的海底荒漠”。灯光围网利用鱼类的趋光特性,捕捞中上层鱼类。张网属于定置渔具,成本低,以捕获小型鱼虾为主,对幼鱼威胁很大。流刺网原是一种选择性较强的渔具,但现在的流刺网长达三四十公里,顺水漂浮,被人形容为海上“死亡之墙”。大型流刺网是国际公约禁止在公海使用的渔具。所有这些渔具、渔法又有许多变体,适应各种环境和各种鱼类。“现代化的渔船,高效率的渔具、渔法,加上过小的网目(即网眼,有的仅有硬币大小),给海洋鱼类带来惨重的浩劫”。[8]

2010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拖网、刺网和张网的捕捞量分别占海洋捕捞总量的48.60%22.26%12.95%

按有关规定,拖网最小网目尺寸为54毫米,围网为35毫米,且捕获的幼鱼数量不得超过总渔获量的20%。这类规定的目的在于,让水生动物至少有一次生殖机会,以使渔业资源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充量。[9]但严酷的现实是,这些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上述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10]

6-2显示了中国65年来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增长情况,它从装备和动力角度反映了中国海洋捕捞能力的增长情况。(捕捞能力主要由渔船的数量和功率、网具规模和网目尺寸、劳动力数量,以及捕捞技术装备所形成。)

资料来源:(1《全国水产统计资料1949-1985;(2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从图中可见,中国海洋机动渔船的迅猛发展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图6-1显示的中国海洋捕捞产量的迅速增长,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中国近海“渔汛”开始消失的1980年,中国有海洋渔业机动渔船5.0万艘,总计功率242.1万千瓦。

199020002010年中国海洋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分别增长到4.9倍、5.8倍和6.0倍,总计功率分别增长到2.8倍、5.3倍和6.5倍。除此之外,2010年还有1.83万艘“海洋非机动渔船”。

6-2显示,1995年以后,中国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数量不再大幅增长,2010年以后甚至略有减少,但是,1995年以后,机动渔船的总计功率却呈现直线增长态势。到了2015年,机动渔船的总计功率高达可怕的1732.3万千瓦,这是1980年的7.2倍。对于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来说,这就是毁灭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有首屈一指、绝对强大的海洋捕捞能力,的确是“什么鱼都能捕光”。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的资料,在世界海洋捕捞鱼类产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中国长期排名第一。2014年,中国海鱼产量为1142.1万吨,分别是印尼、美国、俄罗斯、挪威、日本、印度和秘鲁(排名2~8名)的1.92.83.03.33.73.94.1倍。(2000年,秘鲁的渔获量曾经在全球排名第一)[11]

即使在广阔的南海,渔业资源也同样面临几近枯竭的严峻形势。

20127月,海南有关部门利用近海休渔期,组织了“历年最大规模”的远海捕鱼船队,去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附近海域)捕捞作业。该船队由30艘渔船组成,有中国渔政船参与执法护航,作业时间18天,总航程超过1529海里。船队回港后,捕捞船队副总指挥介绍情况说,“这次捕捞没有抓到鱼”,不过“这次捕捞的经验和体会,比多捞几条鱼的价值更高”。[12]

实际上,海南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13]

海南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祖祖辈辈以南海作为传统渔场。面对记者关于渔业资源的提问,老渔民感慨地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好多东西做,80年代也可以,90年代一般,但到现在,确实(渔业)资源已经全部搞完了”。[14]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浅海区的渔业资源密度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现有资源密度为0.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始资源密度的1/20和最适密度的1/10;近海和外海的现存资源密度为0.3/方公里,也仅为原始资源密度的1/7和最适密度的1/3”。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北部陆架区的底拖网渔获率一直呈下降趋势,“90年代末的渔获率大致只有80年代初的1/6~1/5,而且绝大多数是年龄不满1周岁的幼鱼,若扣除幼鱼中明显未达到食用规格的部分,则渔获物中可食用部分仅占总渔获量的40%”。因为70年代过度捕捞,那些曾经分布在沿岸、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如大黄鱼、尖吻鲈、海鯰和鲷类等,“目前在渔获物中很少见到”。[15]

优质鱼品大黄鱼的“灭顶之灾”是中国近海“过度捕捞”的典型个案。

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鲈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古籍称之为石首鱼,这缘于它们头骨里有两粒白色小石子,叫鱼脑石。其实,那是它们的耳石,起听觉和运动平衡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一种叫做“敲罟(读gǔ)”的凶狠捕鱼方式由福建传到温州。

敲罟作业就是针对鱼脑石利用声波捕鱼的极端方法。通常,中间两艘大渔船(称罟公罟母)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声响;声波传入海中,引起石首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船队渐渐合拢,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无论大小,一网打尽。

据记者查实,19543月,两位广东汕头的技术员被聘请到福建东山、诏安县传授敲罟技术,次年,福建省水产局将敲罟渔法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66月,福建惠安县的两艘渔船来到浙江平阳县石坪乡(今苍南县)开展敲罟作业,获得高产,当地渔民纷纷效仿。1957年,浙江仅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高达162艚(两艘大船和数十条小船的一个组合为一艚),大黄鱼年产量由常年的5000吨增长到近10万吨,增长了近20倍。

由于敲罟捕捞过于凶狠,对渔业资源的破坏力太大,1958年浙江省通告停止敲罟作业。但转眼来到“三年全国性大饥荒”,浙南悄悄恢复了敲罟作业。196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文革期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渔政管理瘫痪,温州地区又开始了第三次敲罟作业。

对大黄鱼的致命一击发生于1974年初春。当时,浙江省组织了近2000对机帆船前往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围捕。这一年,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万吨,创造了中国渔业史上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此劫之后,东海大黄鱼销声匿迹。[16]

统计资料显示,1974年,中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为19.7万吨,为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其后产量逐年降低,1986年仅有1.7万吨,仅为12年前的8.7%[17](见图6-3

短短二三十年,东海大黄鱼就被捕杀殆尽,令人惊愕。

资料来源:(1《全国水产统计资料1949-19852《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87)》。

其实,敲罟捕鱼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人尚知限制使用。

有人考证说,潮汕地方史志记载,敲罟作业在明朝嘉靖年间始创于饶平县大埕乡,之后陆续传入南澳、澄海、潮阳和惠来各县,但只在潮汕渔民之间秘密流传。

在嘉庆《澄海县志》中有关于敲罟捕鱼的记载,那段文字除了介绍敲罟方法外,还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敲罟是疍民(连家船民)采用的捕鱼方法,这种“水上人家”很像西方的吉卜赛人,人数不多,需求有限,并且,他们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绝不会“斩尽杀绝”;第二,敲罟只在春夏时节使用(夏季是鱼类的繁育期)。

因此,虽旧时潮汕海边各县均有敲罟,但范围较小,对资源破坏并不大。[18]

幸好,敲罟捕鱼方法在传到渤海之前被禁止,渤海小黄鱼得以幸存。

三、人口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巨大压力

目前,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两个原因造成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一是过度捕捞,一是严重污染。后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近海渔业资源产生恶劣影响,前者的影响比后者要早一二十年。

过度捕捞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口快速增长,一是海洋捕捞的从业人员随沿海和内地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二是中国海产品的需求随中国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这两者都对中国海洋渔业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总起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人口和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全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没有包括国有企业中的海洋捕捞人口和兼业劳动力人口。

1980年的318.5万人相比,中国海洋渔业人口199020002010年分别增长了53.8%74.4%81.6%,这分别比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了38.046.045.7个百分点。(见图6-4

由于非渔业劳动力涌入(即一些内地省份的农民也加入了海洋捕捞行业),使得海洋渔业劳动力增长得更快。每到海洋捕捞旺季,大量非渔业劳动力涌入该行业,成为海洋捕捞的兼业劳动力,或者临时劳动力。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用累计工作时间来区分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兼业”和“临时”性质,即全年参加海洋捕捞生产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的为兼业劳动力,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为临时劳动力。[19]

1980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为83.9万人(其中专业和兼业劳动力分别为67.2万、16.7万人,未计算国有海洋捕捞企业劳动力)。这个海洋捕捞劳动力规模已经造成中国近海“渔汛”消失。

然而,199020002010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总量却分别增长到1980年的2.02.32.2倍,并在20012004年形成波峰,2003年的劳动力峰值为202.8万人,这是1980年的2.4倍。最近15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始终保有平均194万人/年的规模,这是1980年的2.3倍。(见图6-5

上述劳动力规模仅仅由民间直接从事海洋捕捞的劳动力构成,并没有包括修船、织补网、加工鱼品、供给生产资料、运销水产品等后勤劳动力,没有包括年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海洋捕捞临时工,也没有包括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劳动力。19802000年,国有海洋捕捞企业有职工4~7万人,其中捕捞船员约2~3万人,2000年以后逐渐减少,并转向远洋捕捞。[20]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该数据未包括年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临时工和国有企业从事海洋捕捞的劳动力。

如果考虑到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么,上述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所显示的海洋渔业人口的生存压力、海洋渔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就比那些数字表面上显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若再加上中国总人口迅速增长所产生的海产品需求压力,那么,中国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命运早在中国人口过度膨胀的同时就已经注定,无可避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便已经全面枯竭。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总人口膨胀(11.6亿~12.6亿人)、渔业人口和渔业劳动力激增,以及海洋捕捞能力暴增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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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6单元:近海渔业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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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地下水超采严重]]>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5-3):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827日至91日是“世界水周”,谨以“水资源专题(上中下)”献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唯一人类——智人。

越来越多的地区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地下水,这是资源过载、透支的最直接表现。

 

由于地表水严重短缺且已被高度开发以及严重污染,人们转而大量开采地下水。

一、越来越多的地区依赖地下水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地下水开采较少。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随着人口迅速从7亿增长到近10亿,中国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1]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水常规开采(即在不超过地下水可开采量范围内开采)数量为年均536亿立方米;80年代开采量(包含超采量)为710亿立方米(超采100亿立方米);1999年开采量增长到1044亿立方米;2009年为1095亿立方米,其中有228亿立方米的超采量;201120155年平均开采量为1111亿立方米。[2]

所谓“超采”是指地下水的实际开采量大于地下水可开采量,而可开采量是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的开采量。

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可开采量+地下水超采量。

由于各地缺水程度不同、地下水资源拥有量不同,所以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也很不同。在总体上,北方地区,尤其是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很高。(见图5-4


资料来源:王小军等人的《我国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与保护对策》(图1)。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越来越需要高度依赖地下水。

19992003年,国土资源部组织了第二轮全国地下水普查评价,普查数据显示,“在城市用水总量中,地下水占30%。北方城市以开采地下水为主,华北、西北城市利用地下水的比例分别高达72%66%[3]。在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量占总供水量70%以上的城市有,北京、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衡水、廊坊、唐山等[4]

上述地下水普查的具体数据显示,1999年,全国地下水开采程度为30.1%,其中,开采程度超过100%的省市有4个,分别是天津222.9%、河北150.2%、山东107.6%和北京103.1%;开采程度60%~100%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上91.2%、河南83.2%、山西78.1、辽宁74.9%、甘肃61.9%、陕西61.2%(见图5-5


资料来源:《中国地下水资源——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表9)。

地下水开采程度超过100%,意味着除了开采质量标准为矿化度小于1/的地下水(淡水)外,还开采了一些微咸水(矿化度1~3/升)和半咸水(矿化度3~5/升)。有些地方虽然总体上地下水(淡水)开采程度还没有超过100%,但因为地区内结构性缺水,实际上也开采了一部分微咸水或半咸水,如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和浙江等省区[5]

国家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全国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6]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比重超过30%的省区市有10个,依次为河北81%、北京60%、河南60%、山西54%、内蒙古49%、辽宁47%、黑龙江45%、山东41%、陕西40%、吉林37%2015年大致也是如此,只不过各地排位略有不同。[7]

可见,越来越多的地区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地下水,这是资源过载、透支的最直接表现。

二、全国地下水资源量锐减、水质下降

鉴于地下水在中国供水中的重要地位,国家资源和地质部门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世纪之交(19992003年)开展了两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普查)工作。

与第一轮评价结果相比,第二轮评价结果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

1)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适宜开采的地下水(淡水)资源总量从2940亿立方米增加到3528亿立方米,即增加了588亿立方米。不过,这并不是“资源”真正增加了,而是“资源数据”增加了。

地下水“资源数据”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第二轮地下水可开采资源的(调查)评价面积扩大了,即从第一轮38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81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84.38%),比第一轮增加了近430万平方公里,这是地下水资源(评价)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二是地下水可开采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南方和山区地下水资源量有所增加,但北方、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量减少。

地下水可开采资源结构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区域降水量发生变化,如总体上华北地区、辽宁、吉林、广西北部、四川中部、贵州、云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的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其他地区呈增加趋势;二是人类工程活动使地下水补给量减少,如北方、平原地区,由于山区修建多级水库,层层拦截地表径流,使下游河道断流,河流对地下水的入渗补给量大幅度减少,另外,农业灌溉用水减少(城市、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也对地下水的回渗补给不利。

2)全国单位面积土地可开采的地下水资源量锐减。全国适宜开采地下水地区的平均地下水开采模数(即每年每平方公里可开采的地下水资源量)已由1984年的15万立方米减少到2002年的6万立方米,锐减了60%。其中,在南方平原区为17.8万立方米,山区为6.4万立方米北方平原区为6.6万立方米,山区不足2.5万立方米

地下水资源量“锐减60%”,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相当严重的“警告”,人类非理性、肆意掠夺自然的活动是这一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

此外,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还摸清了全国地下水质量状况。

按全国地下水资源分布面积(810万平方公里)统计,有63%的地下水资源可供直接饮用,17%需经适当处理后才可饮用,12%不宜饮用(但可作为工农业供水水源),约8%不能直接利用

在南方地区,“可饮用地下水分布面积占各省地下水分布面积的90%以上,但一部分平原地区的浅层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在北方地区,“丘陵山区及山前平原地区水质较好,中部平原区较差,滨海地区水质最差”。[8]

以上是中国最近一次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评价(普查)数据。1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地下水的回渗补给、可开采水资源量,还是水质状况,都没有好转迹象,而是越来越令人失望、担忧,尤其是水污染形势完全不容乐观。(详见第78章)

地下水资源量锐减加上地下水污染,使得高度依赖地下水的缺水地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

三、缺水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

1980年以来,由于总人口迅速膨胀(从10亿到13亿以上),以及社会经济超常规增长,“全国用水量急剧增长,地下水开采量平均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增加”[9],另一方面,全国相当多地区,包括整个北方和南方山区,地下水的可开采资源量呈锐减趋势,于是,20世纪8090年代,各缺水地区相继超采地下水,甚至超采深层地下水。有些地区超采地下水的时间更早,如上海、太原和天津等地。

蒋高明总结说,“超采地下水,从干旱区、半干旱区开始,在温带地区动作最大,现在扩大到了湿润的亚热带、热带地区”[10]

20064月,北京本地媒体“欣喜”地报道称,“北京市在云岗地区打穿华北最深的水井”(即打穿了距今5亿年的奥陶纪岩层,深度分别为18001543[11])。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对此深感担忧,他认为,北京开始饮用化石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北京和生态危机赛跑,到底谁跑在前面,这个就不好说了”[12]

深层地下水是指在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现代补给来源很少、恢复更新速度极其缓慢的地下水。深层地下水多数是承压的,所以有时又称为深层承压水。所谓“深层”主要针对地下水有无补给或补给快慢而言。深层地下水通常埋藏于地下深部,但深度不是区分深层地下水与浅层地下水的绝对标准。

有关专家介绍说,深层地下水的年龄一般在数千年以上,相对于人类利用的时间尺度而言,深层地下水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它的开采主要是消耗储存量。目前中国20多个省区市都在不同程度地开采深层地下水,而且,华北平原、苏锡常地区、杭嘉湖平原等地区的累计开采量已经很可观了。[13]

缺水最严重的黄淮海流域也是地下水超采最严重的地区。

国家水利部门2003年的数据显示,黄淮海流域地下水累计超采量超过900亿立方米,每年超采量约为70亿立方米,其中海河流域超过50亿立方米;超采区主要分布在海河南系平原区、河南濮清南地区、山西忻州和大同盆地、山东莘县夏津等地,此外,淮河流域的山东半岛、黄河流域的汾渭河流域等局部地区也存在地下水超采现象。[14]

中国工程院项目组的报告指出,“地下水超采最严重的是沧州、衡水和津浦铁路沿线地区,该区的浅层地下水绝大部分为难以利用的咸水和微咸水,多年来超采的是很难再生的含氟的深层地下水”。[15]

在海河流域,19851998年累计消耗地下水储量896亿立方米,其中浅层和深层地下水分别占52.6%47.4%,年平均超采量50.2亿立方米。全流域地下水超采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占流域内平原面积的69%。“水资源最为缺乏的海河南系平原,最大的深层地下水漏斗中心埋深已达105;河北山前平原部分地区地下水含水层疏干,深度达10~35”。[16]在海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深、浅层地下水位分别下降了9050[17]

全国地下水资源普查评价数据显示,北方已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地下水处于超采状态,其中河北省整体超采,北京、天津、呼和浩特、沈阳、哈尔滨、济南、太原、郑州等一些大中城市地下水已超采或严重超采;[18]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程度高达93.2%(其地下水天然资源量为227.4亿立方/2000年开采量达212亿立方/),其中,浅层和深层地下水开采量分别占总开采量的84.2%15.8%;河北、北京等地近30年来浅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了20~40[19]

广东雷州半岛属热带气候,年平均降水量1400~1700毫米,属于雨量丰沛地区,但由于降雨过于集中于5~10月,且过度依赖台风登陆,所以,有明显的干、湿两季。半岛地表水缺乏,河流短少,在干旱季节,往往需要地下水补充用水缺口。多年以来,雷州半岛过度抽取地下水,并挥霍无度,致使地下水资源逐渐耗竭。曾经位居全省前列的地下淡水、热矿水、矿泉水资源已成往事。到2006年,雷州半岛的浅层、中层地下水已经严重盐碱化,需要打深井至2000才能勉强见到淡水。[20]

四、超采地下水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地下水超采引发了严重的地质、生态和环境问题,如河湖干涸、河口淤积、湿地减少、土地沙化、地面沉陷以及海水入侵等等问题。

1、地下水位大面积持续下降致使地面沉陷

在地理上,一般把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这片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称为狭义的华北平原;若将南界划到大别山(以北),则称为广义的华北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面积有30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就狭义华北平原来说,“从1980年代开始,整个华北平原上的所有河道里几乎都没有水”;在19802010年的卫星地图上,华北平原“所有的河道都显示为白色,即为干涸”。为什么会如此?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人口过度膨胀,尤其是城市人口暴增(如1950年石家庄人口仅30万,如今过千万);二是所有河流上游都修建了水库,“华北平原上共有大大小小的水库2000多座”(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城市和工业用水);三是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导致各类用水量大大增加。

河道干涸的解决方案就是开采地下水。所有缺乏地表水的地区都以地下水作为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其中,农业用水被迫转入地下,其用水比例“占到地下水开采量的70%以上”。

整个华北地区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始于1966年(其时中国总人口7.24亿人)。随着开采量的增加,地下水位越来越低,于是井便越打越深。在沧州地区,“大部分都是深井,最深的打到500多米”(前面说过,北京的水井打到了1800的深度)。[21]

深层地下水位下降的直接后果便是大规模地面沉降。

有关专家解释说,在非固结的沉积含水层超采深层地下水会引起地面下沉。这等于把夹心饼干的第N层夹心给抽薄抽空了,上面的粘土层下压,自然形成地面的大面积沉降。而且,地面沉降不可修复。即使深层地下水的水位恢复了,下沉的地面也不会再回复到它原来的标高。

2003年,“全国有50多个城市发生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形成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等地面沉降严重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累积沉降超过200毫米的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3;上海市、江苏省的苏锡常、浙江省的嘉兴等沉积中心区的最大累积沉降量分别达到2.632.800.82,并出现了地裂缝灾害。华北平原是中国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天津、沧州和北京东北郊形成了三个地面沉降中心,天津塘沽最大沉降量已经超过3.1,沿海一带已出现负标高地区20平方公里,风暴潮灾害严重。沧州地区地面沉降累计已达2.25,受基底断块差异影响,出现了20多条地裂缝,最长达4公里

在隐伏岩溶区,由于大量或大强度开采地下水引起地面塌陷,造成楼房开裂倒塌、人员伤亡、铁路减速或中断。全国有50%的省份发生地面塌陷,尤以广西岩溶区地面塌陷最为突出。[22]

在黄河以北、南水北调东线供水区,“大部分河流已经干涸,可利用的地表水日益减少。由于长期超采深层地下水,引发了水质恶化、地面沉降等多种地质灾害”。[23]

在海河流域,因大量超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面积持续下降而引发的地面沉降、地裂和塌陷等环境地质灾害,“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24]

200912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官方数据显示,“华北平原京津唐—沧州、衡水一带广大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发生大面积地面沉降,局部累计最大沉降量达到3.18,最大年沉降量达到100毫米以上”。[25]

国土资源部2011的数据显示,“我国在19个省份中超过50个城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累计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总面积超过7.9万平方公里。主要在中东部地区”,重灾区还是在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这三个区域。[26]

最近20年,因为一些重点城市(如长三角各大城市)开始控制地下水的开采,城市的地面沉降有所减缓,但是,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呈大幅度增加的趋势,因而地面沉降已经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并在区域上连片发展,呈现此消彼长的特点。[27]

2、造成大面积地下水降落漏斗

20世纪90年代,在太行山麓的京广铁路沿线,由于城市和工业大量抽取地下水,已经造成浅层地下水的大面积区域性漏斗,“许多地方有河无水,有水皆污,洼淀枯竭”[28]

2003年,全国地下水降落漏斗已达180多个,总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沧州、德州深层地下水漏斗区的最大水位埋深超过100[29]

2009年,国家环保部共监测到全国地下水降落漏斗240个,这比6年前增加了1/3,其中浅层和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分别占52.1%47.9%。部分城市地下水水位累计下降达30~50,局部地区累计水位下降超过100[30]

200811月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描述了水资源短缺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目前,中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200多亿立方米,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很不匹配;东北和黄淮海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53%,商品粮占全国的66%,但黑龙江三江平原和华北平原很多地区靠超采地下水灌溉,三江平原近10年来地下水位平均下降2~3,部分区域下降3~5;华北平原已形成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有近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31])。[32]

201110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华北地区因过度开采地下水致华北平原形成大面积地面沉降的消息。该消息转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官员的话说,沉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开采地下水资源”;“华北平原地下水的开采量,占整个供水量的75%~80%”;“华北平原目前已经超采地下水1000多亿立方米,如果依靠自然循环来补充这些地下水,至少需要上万年”。[33]

3、海水入侵

第二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数据资料显示(只有这类全国性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地描述“全景图像”),辽宁、河北、山东、广西、海南等沿海地区发生的海水入侵,已经呈现由点状向面状发展的趋势;海水入侵导致地下水水质恶化,造成民众饮水困难,土地盐渍化,农田减产或绝收。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水入侵发展最为迅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平均每年增加62平方公里。

在华北平原,由于过度开采,深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全区深层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的范围已占平原区总面积的55%(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34]

这里的历史和自然逻辑显而易见:人口过度增长导致地表水过度开发,人们转而开采地下水,人口进一步膨胀以及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污染迫使人们超采深层地下水,然而,超采地下水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极限,因而极有可能葬送掉这些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而也为人类今天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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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5单元:水资源

中国水资源高度稀缺

中国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中国地下水超采严重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6单元:近海渔业资源

◎难以想象的过度捕捞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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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数据翔实)]]>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5-2):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827日至91日是“世界水周”,谨以“水资源专题(上中下)”献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唯一人类——智人。

14亿中国人已经将自己国土上所有能用和部分不能用的水都用完了。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可怕事情。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耗用水资源的先例。

 .

上一节有关水资源的数据都是“理论数据”,而水资源的理论拥有量在扣除生态环境用水量之后,才是“实际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

中国工程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生态环境用水量主要包括四大部分,即保护和恢复内陆河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的用水量;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的用水量;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流;回补黄淮海平原及其他地方超采地下水所需要的水量。[1]

一、中国水资源利用已接近极限

按照“中国工程院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组”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年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比目前多5.3%),扣除生态环境用水后,“实际可能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只有8000亿~9500亿立方米”,这仅仅占水资源理论总量的28.6%~33.9%

与此同时,该项目组警告说,“未来50年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全球年平均气温可能升高”,“气温升高将使地表蒸发量提高,水资源量将相应减少”。[2]

国家统计局界定的水资源总量,指一定区域内“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量,即地表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不包括过境水量”[3]

根据官方数据计算的5年平均值(20062010),中国年水资源总量为26621亿立方米[4],依上述比例计算,在粗略扣除生态环境用水后,目前中国实际可能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7614亿~9025亿立方米。

1997年,中国实际用水总量为5566亿立方米(这是1949年的5.57[5]);20002010年,中国用水总量维持在5320亿~6022亿立方米高位[6]

表面上看,上述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似乎还“富余”约3000亿立方米。但这是一个假象。因为:

第一,中国“西南水系”丰富的水资源量拉高了中国水资源总水平,而实际上,这里的绝大多数水资源没法利用。

“西南水系”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用“西南诸河区”表示,它包括红河、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藏南诸河、藏西诸河等,属国际性河流。该区域地广人稀,地区经济社会不发达,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低。本区面积84.4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为青藏高原及滇南丘陵。

2010年,西南诸河区水资源总量为5775亿立方米,但真正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为978亿立方米,仅占总量的16.9%2010年,该区域水资源用水量也仅有108亿立方米,仅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11%[7]

正因为“西南水系”属于国际河流,其开发利用涉及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所以目前公布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是从长江水系的大渡河、雅砻江和通天河调水[8]。而所谓“大西线”方案,就是想增加从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调水,但在中国工程院项目组的研究报告中,“大西线”方案被视为“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和“没有现实必要性”而被否定。[9]

第二,中国许多缺水地区严厉限制用水,掩盖或抑制了用水需求。例如,为了保证黄河不断流,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引黄”取水被严格限制;中国大部分地区缺水,其中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流域严重缺水,如海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率高达90%以上,这远远超过了40%的河流合理开发阈值。

在这种情况下,“南水北调”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那些“曾经被严厉制止或限止”的用水需求,只能部分弥补北方地区巨大的供水缺口。

例如,规划到2050年的“南水北调”总调水量只有448亿立方米[10],仅占中国实际可能利用水资源总量的5%,其中,东线调水量148亿立方米,中线130亿立方米,西线170亿立方米[11],而20世纪90年代末,仅黄淮海流域的缺水量就高达422亿立方米[12]

其实,早在2000年,中国工程院项目组的数据便显示,在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的情况下,全国已经出现供水缺口,“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占当时全国用水总量的5.4%~7.2%[13]

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实的用水量已经超过了实际可利用水资源的极限。中国工程院项目组当年将其表述为“已接近可合理利用水量的极限”。

将上述专业用语“翻译”成通俗语言便是:14亿中国人已经将自己国土上所有能用和部分不能用的水都用完了。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可怕事情。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耗用水资源的先例。

鉴于人口惯性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用水需求,中国工程院项目组当初关于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建议便是:“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强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需水也逐步达到零增长”。同时,他们主张“提高用水效率”,建立一个“节水社会”,甚至提出了“提高用水效率是一场革命”的命题。“通过全面建设节水高效农业,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用水效率。通过推行工业的清洁生产,使工业用水量降低,这不仅可以节约水资源,而且可使城市废水量相应减少,大大削减污染负荷。提高用水效率,还应包括污水资源化和发展微咸水和海水的利用”。[14]

但现实是,上述所有的建议、设想都还没有实现。现实的中国不仅过度浪费水,而且还肆意污染水,有的甚至还破坏水资源。

二、相当多地区水资源严重过度开发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各缺水地区就相继出现了水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其中,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在20世纪90年代末,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就超过了50%,而海河流域甚至接近90%;并且,另外一些内陆河流的开发利用率也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限度。[15]

国际公认的对一条河流开发利用的合理限度为,不能超过其水资源量的40%,而“40%”也就成为河流过度开发的预警线。若超过了这一预警线,河流的生态系统就可能被破坏,河流的自我净化等功能就可能丧失,其流域就可能暴发水环境危机。

在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编写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名词解释》中,地表水资源开发率是指地表水源供水量占地表水资源量的百分比,水资源利用消耗率是指用水消耗量占水资源总量的百分比。

水资源利用率的计算更多采用实际耗水量与水资源量之比,这里体现的是水资源量被耗用的程度。[16]

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利用合理限度,主要是从水量角度考虑保障河道生态需水量,但是,如果河流水质较差,则40%的预警线就显得过于宽松。

中国两位生态专家,从中国水污染比较严重的现实出发,从水质与水量的综合角度探讨了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阈值。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河道生态需水和污径比(即稀释污水、保持河流水质标准所需水量与河流总水量之比)双重约束的条件下,中国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七大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阈值(即水量水质约束下的最大允许值)分别为34%38%45%36%38%31%32%

然而,20002005七大河流的现实开发利用率已经分别达到24%67%94%75%68%15%18%。与上述合理开发利用的阈值相比,松花江、长江和珠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还在其阈值范围内,而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则大大超过了上述阈值水平,即属于严重过度开发。[17]

三、黄河径流量锐减并断流21

5-3显示了19502008年黄河入海径流量的变化情况,数据来自黄河上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的数据。


以全年计算,19721987199720022008年,黄河入海径流量大约只有1950年(510亿立方米)的44.1%20.6%6.9%7.8%30.4%

更严峻的情况是,在19721998年的27年中,黄河断流 21 年;每年5~7月是黄河断流最多的季节,月均断流13.71~25.29天;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断流天数不断增多,最高的断流天数是226天;最高的断流河长超过600公里1997年断流704公里);一年中断流次数最多的是13次;黄河断流不仅发生在中下游,而且也发生在黄河源头(如19961998年)。[18]

黄河断流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997年,当年利津入海径流量只有18.6亿立方米,地表水水资源利用率高达80%,这意味着80%的黄河水被耗用掉了。[19]

1999年以后黄河不再断流的主要原因,不是黄河径流量增大(相反,黄河径流量在持续减少,见图5-3),而是有关部门严厉限制各地“引黄” 用水。(这实际上迫使人们转而使用地下水,并造成地下水过度开采、地面沉降等新问题。)

黄河径流量持续减少甚至长期断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膨胀、经济增长、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以及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等等。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流域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快速增长,这直接导致各类用水量的迅速增加。

比如,在黄河流域,“农业耗水量是主体,占总耗水的 95% 以上”[20]。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们需要更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引黄灌溉成为必然选择。由于黄河两岸的引水规模逐渐超过了黄河上游来水供给承受力,最终导致黄河断流。

黄河最早的断流发生在1972年,那正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人口增长57.9%、人口净增3.2亿、总人口接近9亿人的时候。

在人口密集的黄河下游区域(即河南郑州花园口以下),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引黄耗水量分别比50年代增长了3.424.974.70倍;与此同时,整个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比50年代减少了4.8%8.1%11.6%,其中,黄河上游后20年降水量减少最多,达16%[21]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都与人口的迅速膨胀正相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有限提高需要经济增长,人们的粮食需求直接导致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甚至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等等,都与人口迅速膨胀和人类活动正相关。

四、黄淮海流域缺水危及生存

在黄淮海流域,由于水资源过度开发,除了黄河断流外,“甚至淮河中游在1999年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断流现象”,同时,也使海河流域河湖干涸[22]

黄淮海流域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与水资源最不适应、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黄淮海流域的总面积、总人口、GDP和灌溉面积分别占全国的15%35%35%42%,但流域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总量的7.2%,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人均水平的21%[23]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呈现明显衰减趋势。19801999年,海河流域年均降水量比19561979年减少12.8%,而同期地表水天然径流量却锐减40%;在淮河流域,虽然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差别不大,但多年平均径流量却减少了19%[24]

20102015年,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分别下降到1949.9亿、1655.5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的比重也分别下降为6.3%5.9%[25]

来自中国水电研究院的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淮海流域出现了长时间、大范围、深程度的缺水。到20世纪90年代末,黄淮海流域国民经济年缺水量达到180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缺水量达242亿立方米,二者相加共422亿立方米,占流域水资源量的20.8%。其中,城市缺水74亿立方米,农村缺水106亿立方米;入海水量亏缺102亿立方米,河湖湿地缺水27亿立方米,深浅层地下水超采量(欠补)113亿立方米。

从缺水的分布和程度来看,黄淮海流域呈区域性严重缺水状况。在中等干旱年份,有44%的三级区、70万平方公里面积(约50%流域面积)、1.3亿人口(约30%人口)面临缺水甚至严重缺水状况。其中,淮河流域人均缺水量超过50立方米的人口高达2900万(约18%人口)。黄淮海重点城市在特殊干旱年份或连续干旱年份,缺水率均超过30%,甚至高达50%,已大大超过供水安全的危机线。[26]

南水北调规划设计部门的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干旱缺水,尽管各地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和胶东地区都加大了节约用水的力度,但仍然不得不过度开发利用地表水、大量超采地下水、不合理占用农业和生态用水以及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目前黄河下游断流频繁,淮河流域污染严重,海河流域基本处于‘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和地下水严重超采的严峻局面。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都已分别高达67%60%和超过95%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27]

“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专家们10多年前的这个话已经说得很重了。但问题是,不仅海河如此,后来淮河也差不多成了这样,而且,还不仅仅是海河、淮河。

上述水利专家们的结论是,“(黄淮海流域)缺水属于资源性缺水,仅靠节水和污水回用已不能解决水资源过度利用造成的一系列问题”[28]。这成为国家当年启动“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的主因。

海河流域是中国水资源形势最为紧张的地区。

海河流域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流域总人口约占全国的10%,流域内人口密集,有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大中城市25个。19561998年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72亿立方米/20112015年的5年年均水资源总量进一步减少为313亿立方米/[29]),人均水资源量仅有305立方米/,与沙漠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水平相当。

海河流域“缺水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其全流域的70%73%[30]全流域“多年平均缺水量达75亿立方米(污水利用量计入可供水量),缺水率17%,其中城市多年平均缺水量23亿立方米,特枯水年缺水量27亿立方米。缺水最为严重的地区为平原区及大中型城市”[31]

海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率高达90%以上,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其严重性主要表现为,“水源枯竭、水质恶化,大部分河道已成为季节性或常年无水的河道,地下水严重超采,城乡供水出现全面紧张的态势”。为了保证城市供水,又不得不大量挤占农业用水;部分地区长期开采饮用有害物质含量超过标准的深层地下水,公众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争水矛盾日益激化,甚至爆发冲突,给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影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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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5单元:水资源

中国水资源高度稀缺

◎中国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中国地下水超采严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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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水资源高度稀缺(数据全面)]]>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5-1):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82791日是“世界水周”,谨以“水资源专题”献给所有智人。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资源。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族群或民族是因为水资源短缺而崩溃或消失的。

非常遗憾,中国并不是水资源丰富的国家。相反,随着人口过度膨胀,人口高位运行,中国的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并且已经稀缺到威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生存的地步。

 

20091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的可再生水资源位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联合国开列的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一,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最低的国家之一。[1]

一、中国是全球四大贫水国家之一

在联合国的数据库中,中国多年平均可更新淡水资源总量为2.86万亿立方米/,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3位,可谓水资源“富”国。不过,真正衡量水资源贫富差异的不是水资源总量,而是“人均可更新淡水量”(简称人均水资源)。依这个指标,中国是“贫水”国家。

根据177180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计算,20082009年,中国“人均可更新淡水量”(简称人均水资源)分别为21752140方米/,分别占全球人均水资源的25.74%27.04%。由于年度降水量存在“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波动情况,所以,国内关于“我国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量1/4”的概括至今依然成立。

在全球人均水资源排位中,中国20082009年均位列第126位,即与全球那些典型的缺水国家排在一起。在中国位次前5位的分别为加纳、菲律宾、马其顿、叙利亚和坦桑尼亚;在中国后5位的分别为多米尼加、乌干达、毛里求斯、罗马尼亚和尼日利亚。

在全球总人口过亿的11个国家中,根据人均水资源由高到低排位依次为巴西、俄罗斯、印尼、美国、孟加拉国、墨西哥、日本、中国、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位列第8位,与尼日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同为四大贫水国家。[2]

二、中国大多数地区缺水严重

在国内,中国水资源在时间分布上很不均匀。

受季风气候影响,中国的降雨量变化很大,时常导致旱涝两灾,而且两灾常常相继或同时在不同地区发生。总的来说,从东南沿海地区到西北高地,降雨量逐渐减少,但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之间降雨量的差异很大。例如,在海河和淮河流域,每四年就有一年的水量不足平均水平的70%,年度干旱往往接踵而至。[3]

中国权威专家对此的评述是:“由于季风气候影响,各地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但由于降水季节过分集中,大部分地区每年汛期连续4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60%~80%,不但容易形成春旱夏涝,而且水资源量中大约有2/3左右是洪水径流量,形成江河的汛期洪水和非汛期枯水。降水量的年际剧烈变化,更造成江河的特大洪水和严重枯水,甚至发生连续大水年和连续枯水年”;“在一般年份,农田受旱面积600~200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16%)”;“从总体上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洪涝灾害”。[4]

与降雨量影响相比,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时间分布影响更大。

过去,在植被良好的年代,降雨量的八九成被树林、草地和土壤组成的植被存储起来,雨后缓慢渗流到小溪河流之中,形成一年四季长流水。如今,因为人口过度膨胀,不得不拓展居住地,垦荒种粮,过度放牧,开发资源,发展工业,于是,大部分植被被破坏雨季,尤其是大雨和暴雨季节,洪水滔天,且每每形成洪灾;旱季,天干、地干、塘干、库干、小河干,甚至大河也干(断流),也每每形成旱灾,并且一旱好几个月。

马军先生的《中国水危机》一书成功论证了各地因大量(原始)森林、草原、沼泽被破坏而导致洪水和旱灾交替出现的后果。“随着洪水越来越频繁,旱灾也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不同的是,洪水是来去匆匆,而旱灾却好比钝刀子割肉,经年累月地煎熬着……(神州)大地”[5]

在空间上,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

为了减小丰水期和枯水期波动的影响,笔者使用20062010年的5年平均值表示31个省区市的年均水资源拥有量,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各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见图5-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2011)》,表2-5;(2)图中数据为2006-2010年各地水资源数据的5年平均值。

从图5-1可知,全国有11个省区人均水资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平均数为4501.1立方/;有20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平均数仅为977.8立方/人,两类地区相差3.6倍;有11个省区市(包括甘肃、辽宁、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上海、宁夏、北京、天津)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的“水稀缺”阈值[6]水平,分别为全国水平的39.19%~5.56%平均数仅为395.7立方/,这仅仅与沙漠国家突尼斯、阿曼和岛国塞浦路斯的人均水资源水平相当。

从地理分区的角度来看,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

5-1显示,西部富水区4个省区水资源总量占全国的近30%,人口仅占5.7%,人均水资源超过1万立方/,超过全球人均水资源水平的34%。北方缺水区13个省区市是中国水资源最为稀少的地区,其人口占全国的40%,但水资源总量却仅占12.6%,人均水资源仅为642.3立方/,还不到南方丰水区人均水资源的30%

云南的人均水资源全国排位第4位,但其境内的澜沧江和怒江是国际河流,其水资源具有“过境”性质,因此云南实际可以利用的人均水资源并不多。

南方地区并非不缺水。在南方丰水区14个省区市中,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水平的有7个(广东、浙江、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接近或低于“水稀缺”阈值水平的有3个(安徽、江苏、上海);其余7个省区(海南、广西、江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南)虽然人均水资源相对多些,但全都有旱灾甚至大旱灾的记录。

这些年,云、贵、川、桂、湘5省区几乎年年发生大面积旱灾,并且持续时间较长。

中国地质调查局对“西南岩溶石山地区”的基本评价是,“包括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广东、湖北、四川、重庆在内的西南岩溶石山地区,是中国“老、少、边、山、穷”集中分布区。这里岩溶分布面积达7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多万,缺水人口1700多万”。[7]

在中国七大流域中,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的水资源状况被中国权威专家界定为“最为紧张”。这三大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3.4%,耕地占39%,人口占35%GDP32%,而水资源量仅占7.7%,人均约500立方米,耕地亩均少于400立方米,是中国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8]

若将各省区市的人均水资源与国际水平比较,方显示中国水资源的稀缺和严峻程度。(见图5-2

资料来源和说明:(1)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2011)》,表2-5;(2)全球数据根据《201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附录4-1)相关数据计算;(3)中国数据为2006-2010年水资源数据的5年平均值。

中国北方缺水区13省市人均水资源仅为642.3立方/,这与南非的人均水资源水平相当,而南非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资源排位中列第154位,即倒数第27位。

低于“水稀缺”阈值水平的11个省区市的人均水资源仅为395.7立方/,这仅仅与沙漠国家突尼斯、阿曼和岛国塞浦路斯的人均水资源水平相当。

河北、上海、宁夏、北京和天津的人均水资源分别仅仅是全球水平的2.42%2.33%1.97%1.89%1.41%,这与世界上极度贫水的国家马耳他、也门、约旦和马尔代夫等国相当。这4国人均水资源的全球排位依次为第169~172位(即倒数第12~9位)。[9]

除了直接缺水”外,还有“间接缺水”,即“天然水质”有问题。

官方资料显示,“各省(区、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饮用水水质有关的地方病区。中国北方丘陵山区分布着与克山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甲状腺肿等地方病有关的高氟水、高砷水、低碘水和高铁锰水等”。[10]

在上述背景下,“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出现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0多个”[11]“有40个城市被列为水荒城市”[12]

20053月,建设部高级官员曾透露,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有300多个,占城市总数的56%”。记者同时了解到,全国有29%的人正在饮用不良水。[13]

国家水利部披露的数字表明,2004年,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此外,全国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14]

另一官方统计口径称,黄淮海流域“有2亿多人口不同程度存在饮水困难,700多万人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15]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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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5单元:水资源

◎中国水资源高度稀缺

中国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中国地下水超采严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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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能源早已不堪重负]]>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4-1):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尽管从总量来看,中国目前的能源缺口还只占当年一次能源生产量的1/5,但是,若研究能源结构,分析其供求关系就会知道,中国真正的能源风险,潜藏于能源结构之中


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拼资源、拼环境,“GDP至上”,甚至急功近利推行高耗能产业政策,例如,在“人口高位运行”基本国情条件下,不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是大力发展轿车工业(曾经有22个省区市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1]),并拼命鼓励而不是限止私家车,甚至还要为私人飞机开放空域,这一切都将中国的能源安全推至险境,使中国本已相当紧张的人口与资源关系雪上加霜。

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

198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6.03亿吨标准煤,2010年增长到36.06亿吨标准煤,30年间,增长了4.98倍,年均增长率6.1%2000年以来的15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率7.5%[2]

1992年,中国开始出现能源供给缺口,且逐年增大。最近15,能源缺口从2001年的0.65亿吨扩大到2015年的6.84亿吨,2015年的能源缺口占当年一次能源生产量的18.9%。与此相应,中国在1997年最终沦为能源净进口国,2015年能源净进口6.77亿吨,是10年前的4.36倍,年均增长15.9%。(见图4-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综合能源平衡表)(国家统计局能源司,中国统计出版社);(2)能源缺口=能源消费总量-一次能源生产量。

长期以来,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能源消费“巨无霸”。1990年以后的15年间,美国能源消费一直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4左右(年均比重24.5%)。1990年,中国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仅为9.1%,只有美国的36.7%。但是,2000年以后,中国能源消费全球占比快速爬升,2009年达到20.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2015年能源消费全球占比达到22.9%,超过美国5.6个百分点。[3]

若与其他国家比较,比如与世界前10大能源消费国比较,中国能源“霸主”地位凸现。201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即一次能源消费量)分别是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德国、巴西、韩国和伊朗的1.34.34.56.79.19.410.310.911.3倍,甚至还是整个欧盟的1.8倍。(见图4-2

资料来源:BP集团公司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

从全球范围来看,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和欧盟的能源消费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最近10年(20052016),欧盟的能源消费量降低了9.8个百分点;英国、日本和法国分别降低了17.614.810.3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美国不仅能源消费全球占比从21.5%下降到17.1%,而且能源消费绝对量也较峰值降低了3.3个百分点。

与此趋势相反,新兴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呈强劲增长势头,尤以中国为最。最近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70.2%,年均增长5.5%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27%”(最后这一指标,在2011年曾高达71%)。[4]

显然,在国际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温室效应”日渐明显,“炭排放”日益目标化、价格化的今天,“全球能源消费第一”的“帽子”只能成为国际能源和节能减排谈判时被攻击的标靶。

中国上述能源消费地位的形成与近20年国际生产和消费格局的改变密切有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大量廉价“中国制造”遍及发达国家市场,而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势头,最主要是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即使微利、即使“悲惨增长”,中国也要维持很高的出口比重和外贸依存度。

20062010年,中国年均出口货物占GDP的比重为29.3%,最高35.4%,年均对外依存度53.5%,最高64.2%[5]事实上,中国当年的外贸就业总人数超过1亿[6],这差不多占到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320112015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四成(42.3%)。

所谓“悲惨增长”,说的是“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其经典个案是小天鹅企业“销售额高达60多亿,但利润只有区区几千万”[7];一些企业的汽车出口业务干脆就不赚钱,甚至宁愿亏点本也要拿到订单,然后依靠赚取17%出口退税来盈利[8]

“悲惨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只能“贴牌”生产,赚微薄的加工费。二是技术落后,经济效率太差。

2009年,中国消耗了全球17.2%的能源(62.2%的煤炭和泥煤),48.4%的成品钢材,52.5%铁矿石(2011数据),53.2%的水泥,32.7%的化肥,排放了21.3%二氧化碳(2007数据),而创造的GDP仅占全球8.6%[9]

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9倍,且分别是美国、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以色列、英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3.984.114.314.364.274.805.265.776.687.92[10]

“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再加上“单位GDP能耗低效”,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能源和环境问题的“众矢之的”。这不仅仅是国际舆论、国际形象和经济活动“被动”的问题,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甚至军事准军事攻击的口实。

长期以来,科学界有一个说法,即“如果全世界都象美国一样生活,那我们需要20个地球”,其中最大的制约在于能源。如今,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这至少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能源消费扩张已经没有多少“拓展”空间了。

二、能源结构凸显能源风险

尽管从总量来看,中国目前的能源缺口还只占当年一次能源生产量的1/5,但是,若研究能源结构,分析其供求关系就会知道,中国真正的能源风险,潜藏于能源结构之中。

1、比重畸高的煤炭消费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消费的最大特点是煤炭消费比重很大。2005年中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4%,经过10年努力,到2015年,煤炭消费占比降低到63.7%,但仍然位于世界主要国家之首。这一比重超过世界煤炭平均消费水平34.5个百分点,且分别超过欧盟和美国47.646.3个百分点。(见图4-3

资料来源:BP集团公司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

若论总量,2015年,中国煤炭消费量高达1920.4百万吨油当量,正好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50%,是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11]

煤炭消费比重畸高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其它能源形式要大得多。例如,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意味着大量土地和耕地被占用、被破坏,并造成水资源破坏(包括地下水径流破坏、地表水减少和矿井废水排放),瓦斯排放,煤矸石堆存,地表沉陷等环境问题。煤炭消费(燃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所有能源形式中最严重的,它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和有害重金属等污染物数量比其它能源形式多得多;同时,燃煤还会排放大量颗粒物(烟尘和粉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有资料显示,大气中82%以上的重金属来自燃煤污染[12]

20131月,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13]

然而,由于人口总量太大且迅速膨胀,中国只能因地制宜,选择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条件更多地选择其它低污染的能源形式。例如,2010年,中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9.2%是(燃煤)火电,17.2%才是水电;2014年上述结构为75.6%18.8%,仅有微小改善。[14]

19802010年,中国煤炭消费增长了4.75倍,年均增长6%2014年,煤炭消费量达到峰值27.94亿吨标准煤;2009年,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15]

虽然,中国目前煤炭对外依存度还比较低(20112015年年均6.5%[16]),但作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2015年煤炭生产和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分别高达47.7%50%[17]),煤炭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根据国际资料,中国201120152016年底探明的煤炭储量(包括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开采出来的烟煤和无烟煤、褐煤与亚烟煤)分别为1145亿、1145亿、2440亿吨,储产比分别为333172(年),而世界平均的煤炭储产比为114153(年),可见,中国煤炭资源的耗竭速度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18]

与上述数据不同,中国经常发布的“理论储量”往往不考虑“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否开采出来”,并且各部门公布的煤炭“理论储量”数据也五花八门:

国土资源部《2010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说,2009年底中国煤炭“保有储量”1636.9亿吨;《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说,2010年底中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13408.3亿吨;国家发改委《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公布的数据是“截至2010年底,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13412亿吨”;《201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中国煤炭“基础储量”为2793.9亿吨,并说明这并非“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不过,官方对中国煤炭工业突出问题的概括还是比较客观的,即“煤炭工业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发展过程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中国煤炭人均可采储量少,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煤炭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难以支撑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开发规模大,储采比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资源回采率低,部分大矿采肥丢瘦、小矿乱采滥挖,资源破坏浪费严重;消费量大,生产与消费布局矛盾加剧,不得不过早动用战略后备资源;小煤矿数量仍占全国的80%,生产效率远低于先进产煤国家水平;煤炭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煤炭利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大。[19]

2、天然气资源小国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且相对清洁的低碳能源,但遗憾的是,中国是天然气资源小国。

BP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底天然气探明储量为3.8万亿立方米,仅占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的2.1%,储产比为27.8(年),而世界平均储产比为52.8(年)。[20]

国内数据很曲折。国家发改委《天然气“十二五”规划》公布的数据为:2010年底累计探明地质储量9.13万亿立方米,其中,“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为3.78万亿立方米,按当年生产量948.5亿立方米计算,储产比为39.9(年)。《天然气“十三五”规划》仅公布了3个数据:2015年底“累计探明地质储量约13万亿立方米”,“2015年全国天然气产量1350亿立方米,储采比29(年)”。但据此计算,“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为3.915万亿立方米。[21]这与“BP数据”基本一致。

与此相应,中国天然气消费比重亦很低,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这与世界天然气23.9%的平均消费比重相差甚远。(见图4-3

2015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为1931亿立方米,比2010年增长了80%,年均增长12.4%。由于消费增长迅速,从2007年起,中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且供需缺口逐年增大。2015年,中国进口天然气61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到31.8%,比2010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这显然“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挑战”。[22]

3、石油缺口日益扩大

不过,中国能源的真正“短板”和风险,不是天然气,而是石油。

在全球石油消费格局中,美国的石油消费最能彰显其霸主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石油消费比重保持在全球消费总量的1/4上下。2005年,美国石油消费量达到峰值938百万吨(标准油),占世界的比重为24.1%,随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下降到817百万吨的谷值,占世界的比重也随之下降到19.8%。随后几年略有回升。[23]

与美国石油消费先升后降不同,由于“人口高位运行”,经济快速增长,再加上大力发展私家车,中国石油消费在1990年以后强劲增长。与1980年相比,2015年中国石油生产量(2.15亿吨)增长了1倍,但石油消费量(5.52亿吨)增长了5倍多;与1990年相比,2015年生产量增长了55%,但消费量增长了3.8倍。(见图4-4

资料来源和说明:(11980-1994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6)》;1995-2010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对外依存度=净进口/消费量。

BP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石油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9%,但消费比重却占到12.9%[24]2011中国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重曾高达89%[25]

然而,即使在争取到全球石油增量最大比例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供求平衡仍然大有问题。

对于中国石油供求平衡来说,下面几个数据具有标志性意义(见图4-4):1993年,石油消费量超过生产量,中国从此沦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6]2008年中国石油净进口超过生产量,石油净进口量突破2亿吨大关;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27]2015年,中国石油消费量达到5.52亿吨,这分别是198019902000年的5.34.82.5倍;从2010年开始,中国石油产量徘徊在峰值2亿吨一线;2015年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2.8%。若按“BP数据”,中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8%[28]

可见,石油供给是中国高风险能源结构中最薄弱的一环,最大的问题在于,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而中国原油进口又主要集中于中东等地缘政治不稳定地区,海上运输过于依赖马六甲海峡,陆上主要通过跨国管道进口。如果出现某种突发事件,中国的石油进口及其运输通道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

当然,中国石油未来的风险更大。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国内东部主力油田都已进入递减阶段,原油开发难度逐渐增加,原油产量增长潜力十分有限。尽管西部、中部及海上油区原油产量增速较大,但还难以大幅度提高产能,因此短期内中国国内原油产量将基本稳定,维持在1.9亿~2.0亿吨左右”。[29]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原油生产量均徘徊在2亿吨一线。(见图4-4

石油专家说得更直白,“中国探明的近60%剩余石油资源多集中分布在又深又差且环境险恶地带”;“目前即使整装油田的采收率也就30%~40%,而稠油、低渗、断块等复杂油气藏采收难度更大”。

现有数据显示,中国东部油田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奋力增产后日渐衰竭。2003年以后,大庆油田“产出的水明显多于油”,其剩余可采储量仅6亿吨,“10余年后将消耗殆尽”。其它如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等主力油田“也遭遇与大庆油田相同的命运”。这些位于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的主力油田,如今“综合含水率已超过85%”,且“采出程度达到了75%以上”。

于是,国内石油安全开始依赖于发现石油新储量的速度。但是,“一度令人狂喜的西部油田、渤海湾油田,喜泪未干,便迅速露出被高估的事实”,这使东西部战略资源的交接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专家打比方说,中东、俄罗斯和北美等油气富国是“大盆里捞大鱼”,中国是在“小盆里捞小鱼”。因为,中东油区10多个国家同属于一个地质构造单元块体,面积75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2倍,地质构造单元仅5个块体,单元块体平均面积340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却由59个小块体拼接而成,其中最大的块体塔里木,也仅有56万平方公里。专家说,地质构造单元面积越大,储油越多,找油越容易;反之,贫油少气,且难找难采。

鉴于此,中石油高管亦认为,2010年国内石油产量2亿吨已经是峰值。中国现在只能勉力保持全国石油年产量的稳定,而无能力做大提升。[30]

中国官方亦承认这种现实,认为“国内石油总体进入低品位资源勘探开发的新阶段,产量大幅增长难度大”[31]

与石油开采增长乏力相反的是,“国内原油需求快速增长,供需缺口在逐年增大”[32]。由于目前中国人均石油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仅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33]),因而石油需求弹性较大。据专家推算,中国未来的原油消费将维持在4.5亿~6.1亿吨高位,但原油产量最高只可能达到2亿吨,所以,供需缺口很大[34]

另一方面,同世界石油资源一样,中国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更何况,目前中国石油耗竭速度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BP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石油探明储量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1.1%;其石油储产比仅11.7(年),而世界平均储产比为50.7(年)。[35]

中国官方《石油“十三五”规划》的数据比上述“BP数据”大得多。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底,中国石油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371.7 亿吨[36]。其实,上述官方数据只是“理论储量”;而“BP数据”说的是“现有技术能采出”的石油储量,即“通过地质与工程信息以合理的确定性表明,在现有的经济与作业条件下,将来可从已知储藏采出的石油储量”。

当然,在理论上,以后每年新探明储量若超过开采量便可以延长石油储产比,增加可供开采年限,但是,中国强劲的需求增长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有关专家指出,“尽管每年各类能源的储量有所增长,但增长量与当年消耗量基本抵消,甚至入不敷出”。[37]

因此,若不调整国家能源政策,中国石油供求的中长期形势将趋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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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4单元:能源

◎中国能源早已不堪重负

◎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

◎核电的确猛于虎

◎未来的战略性能源难救当务之急

◎无法实现的能源“梦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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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智人在觉醒:埃及拟计划生育]]>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近日看到自媒体平台“地球日报”的消息说,埃及总统认为,“埃及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是恐怖主义和人口增长”。[]

据埃及官方数据,截至目前,该国人口总数达到9300万,其中四分之一处于贫困线以下。埃及专家认为,到2030年埃及人口或达1.4亿。

笔者注意到,埃及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人口趋势比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数据更严峻。(见下图)


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1995年,埃及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分别为0.5800.613,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埃及1990199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810美元、980美元,中国19901995年分别为320美元、520美元[]

然而,埃及的生育率并没有象主张鼓励生育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因为经济发展而大幅度自然降低,相反,从1950年以来,埃及一直保持了很高的生育率(见上图)。19501985年,埃及的总和生育率从6.62微降至5.15(儿童/妇女)19901995年,仍然高达4.12;目前(20102015)还在3.38的高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埃及总人口在2015年增长到9150万人,比1950年增长了3.38倍。按照联合国的高生育率方案,埃及人口将在2030年增长到1.2亿人,2063年突破2亿人口大关,这比1950年增长8.63倍。[]

这样严峻的人口趋势,应该是埃及30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的直接后果。19501985年的35年间,埃及人口增长了1.36倍。鉴于人口增长过快,1980年代中期,埃及开始实施国家人口战略“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是,埃及“推行计划生育难”[]2008年,埃及总人口接近8000万(增长了2.78倍),埃及官方宣布了一个“8000万计划生育工程”,口号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然而,随后的总和生育率(3.38)甚至比前5年还要高。

如今,总人口逼近1亿,且2030年或达到1.4亿人——埃及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将“人口增长”与“恐怖主义”并列为埃及顺利发展“两大威胁”,并“着手研究出生率控制计划”。

将遏制人口过度膨胀提到了“消除威胁”的高度,我想,埃及人这一次大概不会再犯“人口政策执行不力”的错误了。

其实,不仅是埃及,其它有“人口过度膨胀”问题,包括那些计划生育失败的国家(如印度),最终也会意识到,“人口过度膨胀”是民族的灾难。

也许,我们智人正在觉醒。

2015年,世界总人口超过73亿,是1950年的近3倍(2.91倍)。联合国预测,即使按照中等生育率计算,2056年世界总人口也会超过100亿,2100年超过112亿。[]在这个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层融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锐减消失、大量物种濒危灭绝、大气污染水污染加剧等等世界环境问题最终转化为全球环境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智人已经撞上了“大考”。

笔者相信,智人终究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人口繁衍”问题上曾经愚蠢、幼稚得难以置信。

 

2017727  于钟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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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表2P290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0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版)》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版)》

[]北方新报:《埃及:推行计划生育难》,2010528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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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绿色生态“味道”的启示]]>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3-6):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人的主观感受(如味觉、嗅觉)会随着环境污染加重、恶化而逐渐变得迟钝起来。然而,国人因此而对环境恶化缺乏警惕则是相当危险的。

 

没有“乡下”生活经验的“城里人”, 很难区分真假绿色生态食品;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能够美化人们的视觉,但却不能“还原”人们的味觉感受;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动植物激素“喂”大的年轻一代,对绿色生态食品的“味道”几乎一无所知。

绿色生态食品都有天然美味,不用刻意烹调、加工,也是美食。只有那些被“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污染了的食材,才需要刻意通过烹调、加工添加“人造美味”去“压”住非食品异味。同样,食品的安全性也不能靠检测,而要依靠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方式去保障。

多年前,在海南海口的街边小饭馆,我们一干人等围着一张大饭桌,什么佐料也不用,便消灭了一盘又一盘“清水煮小虾”,那“鲜”味令人终身难忘。最近,在我居住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虾店”,笔者看到,在那些食客的大盘里,红辣椒远多于小红虾。若小虾生长的水环境污染较重,其肉质自然较差。尤其是小龙虾,它的抗污染能力十分强大,即使在毒性很强的高污染水质下,依然可以存活。但这虾能安全食用吗?

一、两类葡萄的汁味迥异

几年前,县城的朋友送来一些她闲暇时在楼顶上亲手栽种的葡萄。这些葡萄是真正的绿色生态食品,绝对没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植物激素。与市场上常见的非绿色生态葡萄相比,这些葡萄颗粒稍小,并且,有个别葡萄粒完全没有成熟。我知道,有专家支招说,如果一串葡萄中,能区分出熟的和不熟的葡萄粒,则说明这串葡萄没有经过催熟。


因为如今这绿色生态葡萄高度稀缺,所以我大多拿给了小孙子,只留下少许尝鲜。

隔日,我用清水冲洗后,一颗一颗连皮一起放入口中,慢慢品尝。的确,这纯绿色生态的希罕之物,果肉细嫩,葡萄果味十足,甜酸味适中,并且不带任何“非食物”异味。

笔者吃完一小串绿色生态葡萄,满口美味葡萄汁味,意犹未尽,突然发现,另一个盘子里有老婆从市场上买回家的葡萄,于是,顺手取一颗“漂亮”的,剥皮入口……那果汁的异味刺激味蕾,笔者瞬间的生理反应便是“迅速吐出去”!显然,笔者的味觉还沉浸在绿色生态葡萄的美味享受中,对非绿色生态葡萄的异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这些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喂”大的葡萄,充满了“非食物”异味。

当时,笔者也很诧异,平常吃那些非绿色生态葡萄,怎么没有这种感觉?

二、绿色生态西红柿

几年前的春天,笔者拔除了阳台上一个花盆里的花草,种上了一株西红柿。夏天,有了成熟的果实。虽然个小,但造型完美,颜色养眼,想想,味道应该不错。不过,这绿色生态番茄是为小孙子准备的。事后想起,该留一个自己尝尝,这绿色生态番茄是什么味呢?

次年春天,笔者看到了崔永元自费赴美考察转基因的记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2013·美国》。在片中,小崔拿着一枚从美国小农场附近集市买来的、个头不大的有机西红柿咬了一口说,“这就是我8岁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对!绿色生态西红柿应该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那个西红柿的味”。

记得我小时候路过农民的西红柿种植地,时不时会看见一个成熟但残缺的西红柿挂在株枝上。那是被一些“熊孩子”躺在田里,张口吃掉的。

今天,那些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种植的西红柿,又大又硬,口感极差。因为研究转基因制度,笔者曾查阅了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证书清单”[1]。这些清单显示,早在19981999年,农业部便批准过“耐贮藏延熟转基因番茄”和“抗病毒转基因番茄”。因此,面对市场上那些又大又硬、光鲜漂亮的西红柿,笔者真不敢相信,那里没有混入转基因番茄。毕竟,转基因非法种植无孔不入已经是“公开秘密”。

退而求其次。为了尽量减少伤害,我只能告诉家人,别去买那些“反季节”蔬菜。在现实中,“反季节”大棚蔬菜种植往往不得不滥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这一点,本章第6节已有详述)。不少菜农也告诉笔者,他们都不吃自己种植的“反季节”蔬菜。

从口味上说,绿色生态蔬菜与那些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种植的蔬菜有明显区别。例如白菜,前者吃起来软和、有菜香味;后者的植物纤维又粗又硬,且没有菜香味。

三、“有肉香味”的鸭肉、猪肉

本章第4节笔者描述了“激素鸭”的养殖。小鸭28天长大上市,令人印象深刻。

那些28天长大上市的“激素鸭”鸭肉有一股强烈的“腥味”,那些鸭骨头很容易嚼碎。自从了解了真相,我几乎不再吃这种“激素衍生品”鸭肉。

戏剧性的是,几年以后,那个曾经相当兴旺的“肉鸭养殖基地”消失了。这到不是有关部门查处关闭了它,而是它的养殖和加工污染使周围环境彻底变坏,导致养殖基地反复发生大规模“鸭瘟”,最后只能倒闭。

笔者《人口困局》书稿中的下面这段话,在该书出版时,被北京的编辑好意删除了:

在本章写作期间,笔者看了一部关于北京烤鸭走进北京奥运村的电视片。片中详细介绍了北京烤鸭的用料,即所谓“优质肉食北京鸭”的养殖过程。该养殖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通过严格科学卫生的饲养,最后在不2个月的时间内,养成了8万只奥运特供北京鸭。片中介绍,出壳后的小鸭经30天自由取食喂养,再经过10天左右的填鸭式喂养,即可养成。[2]这时,笔者方知,如今的“北京烤鸭”也用40天速成的激素鸭”制作。我想,与传统优质北京烤鸭相比,这些现代“北京烤鸭”也许需要更多的烹饪手段,去“压”住激素鸭”的异味。

前些日子,本地新开张了一家“土鸭店”,经营不用激素饲料、生长期一年左右的本地“土鸭”。老婆买回来一只试吃。与“激素鸭”相比,“土鸭”肉没有强烈的“腥味”,并且,鸭骨头很硬,根本咬不动。

与此类似,农民自养自食的猪也不用激素饲料,且饲养一年左右。本地农村有“喝血汤”的风俗,即过年杀猪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品尝。前几年,笔者有幸受邀出席这样的农家“坝坝宴”,品尝了生态猪肉的美味。与平常吃的那些“激素猪肉”相比,生态猪肉最大的不同是“有肉香味”,那也是“我小时候吃过的那个猪肉的味”。

有哲人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需要亲口尝一尝;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四、山泉水甘甜味的启示

笔者的下面这段话,在《人口困局》出版时,也被编辑删除了:

一位同事告诉笔者,一来蓉看孩子的兰州人说,成都自来水真好喝。但笔者去成都及其周边区县,感觉那里的自来水太难喝,简直难以下咽。然而,笔者没想到,不久前生病住院,与一对来自西部偏远山区县的夫妻同病房,他们告诉我说,你们这里的自来水真难喝。

后来,笔者去了那个偏远山区县。那是一个坐落在大渡河畔、被群山怀抱的小县城。我找到一家小茶馆,老板笑盈盈地走上前来。“请上一杯白开水”,我对老板说。他稍有迟疑,但马上笑着说,“稍等”。我想,他可能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愿意破例。

少顷,老板用托盘端来玻璃杯,并倒上鲜开水。我与老板聊起当地的物产、民俗、环境……

待杯中开水冷却后,我先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杯,喝了几口我从家里带过去的白开水,再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大口,慢慢下咽。“回口”的感觉真好,那是山泉水的轻微“甘甜”,令人印象深刻。

那对夫妻说得没错。

可见,人的主观感受(如味觉、嗅觉)会随着环境污染加重、恶化而逐渐变得迟钝起来。然而,国人因此而对环境恶化缺乏警惕则是相当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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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3单元:食物

中国粮食的脆弱平衡

“戒”不掉的化肥、农药

“离”不了的激素、抗生素

“垃圾发明”——农膜

绿色生态农业的现实意义

◎绿色生态“味道”的启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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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绿色生态农业的现实意义]]>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3-5):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在绿色生态种养殖条件下,中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种植和养殖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 

(一)现代农业五大“毒素”的叠加效应

一、“石油化学农业”之路走到了尽头

从根本上说,人类食物最终依赖于土地肥力,而土地肥力的形成是一个自然且漫长的生化过程。人类在耕作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一定手段去“养地”,以保持并增加土地肥力。例如,千百年来,人们使用有机肥料,如人畜粪便和绿肥;中国古代和现今有些国家实行“轮耕”、“休耕”制度。毫无疑问,这样可持续发展的精耕细作农业不可能供养无节制增长的大量人口。

最近30年,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及现代农业技术,包括把农业机械拥有量、化肥使用量、农膜使用量,甚至农药使用量等指标,都看成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标志。

然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早就在反思他们自己的所谓“绿色革命”农业发展道路。有西方学者将这种农业发展模式概括为工业化“石油农业”,后来又进一步用“石油化学农业”代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这种建立在石油、煤和天然气等能源和原料基础上,以大面积机械化规模经营为手段,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的农业生产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可持续的性质。

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农业高度机械化和化学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美国农地表层土壤从1960年以来流失了一半。而现在美国表层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由于灌溉方式不当和滥用化肥,美国大约有1/10的可耕地,“在过去50年里因盐碱化而土质退化严重”。

与此同时,美国的化学化农业遭遇到“效益递减”的问题。例如,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吨化肥可以收获1520吨玉米;但到了1997年,每施用一吨化肥只能收获510吨玉米。

美国产业化大农业带来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使得一些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即使“爆打”农药也无法控制;同时,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也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终端市场。

“依靠大型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长途运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1]

据国外媒体报道,被誉为农业生态学教父的美国农业经济学教授米格尔·阿尔铁里认为,在“绿色革命”中,只有那些能够耕种很大面积并负担得起化肥和农药的一小部分农民受益,在拉丁美洲,这部分农民大约只占10%。一方面,大面积规模化种植赶走了小农,小农的多样化种植便消失了;另一方面,化肥和杀虫剂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看一下这些生态和社会影响,就不得不说,绿色革命是彻底的失败了”。[2]

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以更加严峻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显示,“石油化学农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膜本质上是对土地肥力的掠夺,是对土地竭泽而渔;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和抗生素不仅毒害了我们自己,而且严重污染了土地和环境,损害了土地的生产力,严重削弱了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其最终结果就是,在我们这二三代人身后留下一片贫瘠的土地,这等于断送了子孙后代的生路。

蒋高明的思考带有厚重的历史情结,他认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国耕地曾经连续利用几千年不退化,传统农民的传统耕作技术功不可没。然而,当我们引进所谓第一次“绿色革命”成果,即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和农膜以后,虽然节省了劳力,提高了产量,但是短短三、四十年,耕地肥力显著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已经平均不到1%,农田里堆积并散布着大量不可降解的农膜。我们祖先传统的有机农业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而工业化农业显然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根本,它恐怕连百年也坚持不了。[3]

二、绿色生态农业养不活半数国人

前面各节分别讲过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的“食物减产效应”:“在农作物增产总份额中,化肥因素增产约占40%60%”;“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 使用动物激素后,家畜家禽的“成品”周期从至少1年缩短至14个月,鱼牛羊与此类似;没有大量抗生素的使用(滥用),高密度人工养殖难以为继,肉蛋奶水产品供给将大幅度减少;停用农膜和植物激素,“早季节”、“反季节”蔬菜将“断供”,并危及城镇市民的“菜篮子”安全;最后,停用农膜,还要造成高海拔、高纬度地区粮食种植面积的大幅萎缩。

显而易见,如果把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这五个“食物减产效应”叠加在一起,即在全国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生态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拒绝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那么,中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虽然,从理论上说,停用化肥、农药的“减产效应”似乎还可以在若干年后得以缓解,但是,拒绝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的“减产效应”,是没有办法缓解的。这意味着,肉蛋奶菜的“食物减产效应”,尤其是肉类“减产效应”,是中国社会完全没有办法应对的。

下一节将要谈到,目前的生态农业技术,可以在(经过几年大幅度减产过渡期后)最终不减产的情况下,用绿色生态种植技术替代化肥农药,但条件是,必须放弃大面积规模种植,而代之以小块土地耕种,大量增加农业劳动力,使用传统农家有机肥,恢复农作物的种植多样化和生物多样性,从而恢复农业生态平衡。

总之,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绿色生态种植和养殖条件下,中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请记住,这是本书的重要结论之一。

问题很清楚,为了解决13亿、1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动植物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保障高密度养殖的存活率,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提高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它一切科技手段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尽管许多所谓“高科技”手段的安全性并不确定,比如转基因食品技术。

然而,这一切都没法顾及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并且也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这些污染恶性循环,累积恶化。

1980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总人口净增35.9%,绝对增量3.5亿人。为了解决这3.5亿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让13亿人口一起去大量“消费”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和二恶英毒素。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口现实!

有养殖户告诉笔者,这两年国家加强饲料添加剂管理,他的生猪饲养周期延长了12个月。这也就是说,其实家畜家禽的生长周期尽在有关管理部门的掌控之中。在宏观上,当市场供求紧张时,适当放松管理,增加供给;反之,则加强管理,减少供给。

其它食物相关领域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问题曲折复杂一些而已。

因此,笔者完全不可想象,如果中国进一步“放松并放弃人口控制”,甚至鼓励生育,那中国14亿以上人口(即人口超高位运行),在这片国土上持续折腾几十、上百年(见图1-7),那该会是什么样的不堪情形呢?

(二)绿色生态农业的现实意义

近些年,化肥、农药、激素和抗生素现实危害性的个案层出不穷,在此教育下,国人的绿色生态食品意识开始苏醒。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披露的“绿色食品特供”[4]也给了公众相当多的启示。

其实,化肥农药种植方式(含大面积规模化经营)是完全可以为“绿色生态农业”所取代的,只不过耕地需要一个35年的“脱毒期”,这期间会有大幅减产发生。从农业转型、摆脱“石油化学农业”陷阱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虽然理论、实践、技术都支持农业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中国的现实却难以支持这一转型。

一、传统农家肥完全可以取代化肥

前几年,笔者给受训官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讲课,会问他们说,“有人主张全部停用化肥和农药,你认为这可能吗?”在所有各类培训班上,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由此可见,“化学农业”的“两大害”已经深入中国农业的“骨髓”。

但问题是,中国传统农业数千年,尤其是近现代传统农业(本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绿色生态农业)一百多年,怎么就养活了数亿中国人,而且耕地越种越肥沃?面对化肥农药对人类的深重伤害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今天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这种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精耕细作,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甚至在“现代农业”的发源地欧美等国,也悄然开始拒绝化肥农药“两大害”,兴起了所谓“有机农业”的种植模式。“据2015年的数据,欧洲有机种植面积达到127万公顷,消费额近300亿欧元”[5]。在美国,如今有机农业生产也已经成为农业中发展最为快速的一部分。

英国《自然》杂志2016年的文章对有机农业的评价是:能源使用最小化、水污染最小化等等重要指标远远超过化学农业,对自然的和谐性也远远大于化学农业。

国际有机运动联盟(IFOAM)成立于1972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庞大、最权威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800多家成员组织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它的组织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以有机农业为基础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

最近,中国农业专家也表示,“从历史发展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看,化学合成肥料是有可能逐渐被完全替代的”。他们给出的替代方案是“有机肥+生物肥+矿物肥”。

在这些农业专家看来,化肥的主要优势在于“速效”增产,而传统农家有机肥虽然养分含量并不低,但却没有这种“速效性”优势。有机肥的养分需要缓慢释放,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增产作用。不过,生物肥料可以弥补这一弱势。

生物肥料“具有速效性”,能够替代化肥。它由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所产生,能够直接或间接提供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养分,改善土壤、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比如生物氮肥,便是固氮微生物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成氨,使植物能够迅速吸收。常见的寄生于某些豆科植物根上的根瘤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诺丁汉大学爱德华•科金教授的研究显示,“几乎可以在所有植物上用生物固氮技术替代化肥”。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实践中,“也做到在种植许多作物时百分之百替代化肥而不减产”。[6]

笔者在农村考察发现,中国农民拒绝化肥的实践,比农业专家的研究更丰富。例如,四川简阳的双河村,在养地肥田方面就颇有成就。(详见下一节)

二、绿色生态农业完全可以替代石油化学农业

上面仅仅是从种植用肥的角度论证了绿色种植,若加上利用生物多样性防病治虫,那就形成了笔者主张的绿色生态种植。

本书不使用“有机”而使用“绿色、生态”概念的原因有四,一是因为市场上“有机概念”泛滥成灾。二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机食品”是无污染的天然食品,不含化肥农药激素转基因等人造成分,但这需要相关机构的检测、认证。三是土地“脱毒”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绿色生态种植的农产品难免还会有“残毒”,真正要达到“有机食品”标准还需要若干年。四最重要,即“有机农业”仍然没有与单一种植划清界限。在欧美国家,80%通过认证的有机种植仍然是单一作物种植,他们只是不使用化学、农药而已[7]。绿色生态种植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它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传统耕作方法和生物多样性为基本特征。因此,本书的“绿色、生态”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农作物种植中不再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和农膜等所谓“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与此相应,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绿色生态种植和养殖,一方面,它采用传统的种植养殖方式,另一方面,它也吸收能够满足绿色生态条件的现代农业科技,例如后面将要谈到的蒋高明的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和四川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

美国农业生态学家米格尔·阿尔铁里教授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尤其以其基因和物种的多样性为特征”,“这使得该系统可以自我调节”。他举例说,“如果土壤中氮含量太少,那么这不是因为添加的氮太少了。而是导致氮形成的微生物进程出了问题。要重新令其恢复正常。或者拿害虫问题来说:这往往要归咎于单一的种植以及因为单一种植而失去的自然多样性。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缔造害虫的天敌能够逗留居住的环境”。他进一步指出:“成百上千的研究表明,混合种植的生产率高于单一种植,因为混合种植对光、水和营养成分的利用更为高效”。[8]

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农民的绿色生态种植实践比美国教授的理论研究更具说服力。

2006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完成了一系列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的理论研究后,去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40亩全村最差的耕地,以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意,取名弘毅,开始了他的绿色生态农业试验。蒋高明给弘毅生态农场的定位是,生产纯正绿色生态农产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他的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摒弃“现代农业”的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激素、转基因等“六大害”技术,代之以绿色农家肥、“秸秆—养牛—还田”,通过作物倒茬、休茬和种植豆科牧草等实现“用地养地”,利用生态平衡的方式(即物理与生物方法相结合),管理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例如,在整个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用捕获的害虫养鸡,或者,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养鹅,将害虫杂草变成鸡鹅的饲料,鸡鹅粪便又成为田里的肥料。

试验的前两年,弘毅生态农场的玉米小麦产量低于常规产量,减产严重时仅为常规产量的40%~50%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亩产才1000来斤;2009年略高一些。蒋高明知道,对于严重毒化退化的耕地,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生态修复。在他的生态试验中,这个时间大约在3年左右。

到了2011年,生态试验的第5年,蒋高明的生态试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农场单季产量小麦480.5公斤/亩,玉米547.9公斤/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产水平相当。[9]

2014年初,笔者与回国考察的熊航博士结伴考察四川农村,发现四川简阳的双河村已经实现了全面生态种植,这包括水稻全部生态种植和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

该村从2010年开始,在农技干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借助四川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创造性地革新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并在全村阶梯式全面推进绿色生态种植。仅仅3年时间,该村的绿色生态种植就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大豆、小杂粮、多种蔬菜和水果等等)和半数以上耕地。该年,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农民不可以自留种)单产提高到520530公斤/亩,常规稻(农民可以自留种,但产量稍低)的平均产量也有450公斤/亩(2015年秋收,该村部分试种并提前收割的常规稻单产高达682.1公斤/亩[10])。这显示,绿色生态种植已经不输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产水平。

2010年起,该村实行生态种植的耕地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村民的家禽家畜也完全拒绝激素饲料,其饲养周期都在1年左右。受益于此,该村农产品已经成为附近地区城镇居民购买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首选。

目前,在全面生态种植的双河村,绿色生态种植的“生物多样性”原则和“取之于地还于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多年技术培训和种植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围绕“生物多样性”的一系列治虫防病措施和“以地养地”的一系列传统耕作技术。

“生物多样性”,这意味着要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的合理搭配、合理间作套作,坚决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要尽量保留田间地头的各种杂草(即科学管理杂草,长势和高度优于种植的杂草需要割除、碾压、覆盖);还要给所谓的“害虫”(它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合法”居民)留一块“蛋糕”,允许它们繁衍生息,以维持生物物种平衡,避免谁“独大”为害。

双河村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设计人、高级农艺师袁勇为杂草开列的生态作用有[11]:维护平衡,草的多样性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保持水土,杂草覆盖土壤,可防风吹、日晒、雨淋,保持水土;培肥土壤,杂草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制造养分;保湿恒温,杂草可以调控土壤温湿度,保湿、防涝、自然空调;改良土壤,老化死亡的根、茎、叶都是微生物良好的食物,帮助改良土壤;昆虫家园,给昆虫,特别是天敌提供食物和环境,保护作物生长;减轻病虫,给所谓的害虫提供取食的选择,给天敌储备食物,减少虫害损失;保护土壤,减轻病害。

“以地养地”的一系列做法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农耕经验,它包含了现代农业科技论证了的一切营养元素“取之于地还于地”的理论精髓。

双河村全面规划并贯彻了“取之于地还于地”、“以地养地”的原则,这包括:家家修建沼气池,人畜粪便和绿肥(秸秆、杂草和尾菜等)入池,所有沼渣、沼液还田;草木灰还田;野草还田(田里不影响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野草都不除掉,田边地角多种植本地香草和菊类);所有作物的秸秆(油菜杆下部不容易腐烂除外)尽量就地还田;冬闲田、果园、小麦均套作豆科绿肥(这便是生物固氮);部分主要作物(如水稻)施用人畜粪便;因为缺乏年轻劳动力,使用农家肥受限,暂时还要多用油枯有机肥;自制酵素改良土壤(采集本地未受污染的植物制作酵素,稀释后浇施或根外追肥);将免耕技术(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将耕作减小到保证种子发芽即可的深度)从水稻逐步推广到旱粮作物、蔬菜和水果;如此等等。[12]

在该村现场座谈会上,笔者专门就“生态种植会不会使耕地肥力没有后劲”的问题请教了农技干部、村干部和老农。他们的结论是,该村生态种植的一系列“以地养地”措施只会使耕地越种越肥,而不是相反。其实,蒋高明的理论研究和他的“弘毅生态农场”试验也支持这一结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传统农业地区,尤其是那些号称“粮仓”或“鱼米之乡”的地区,我们祖先采用传统耕作方法耕种几千年后留给我们的都是非常肥沃的耕地。不像现世我辈,极有可能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片被“五大害”毒化的贫瘠土地。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什么庄稼都种不活”的土地,甚至有农民“深耕1米”,想埋掉那些“有毒泥土”。

其实,在笔者看来,规模化种植与绿色生态种植是两种对立的农业生产方式。

“现代农业”的标配是规模化种植,其构成要素可以用下式表述:

 

所谓“科技手段”包含了许多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更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急急忙忙商业化只不过是为了缓解食品缺乏或者赚钱,比如,生长激素增产技术、转基因食品技术等等。

“现代农业”的这个公式显示,在规模化机械作业的条件下,不可能使用农家肥,不可能利用“生物多样性” 治虫防病,相反,它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并且,其使用量有越来越多、越来越滥的趋势。

有农业专家论证了化肥与农药的“密切关系”:原本在植物生长的土壤里有一个菌丝体网络系统,“这些菌丝体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物质,特别是微量矿物质,其效率可增加上百倍”。“用了化肥后,植物会得这样那样的病”,原因就在于,化肥破坏了植物的菌丝系统,使植物无法抵抗病虫害,所以,使用化肥后不得不使用农药,而农药会进一步杀死菌丝系统,造成恶性循环。[13]

土壤是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现代农业”对土壤的破坏史无前例。它一方面造成土壤肥力递减,使耕地越种越瘦弱,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造成土壤严重污染,例如,化肥农药摧毁了土壤的微生物系统,导致土壤沙化或板结,同时,化肥农药都含有相当多的重金属,这是土壤重金属污染更为普遍的来源。

所以,化肥本质上是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被规模化种植(现代农业)弃耕的土地往往板结、坚硬,土地肥力耗尽,农业生产力所剩无几。目前没有相关数据说明,如此弃耕的土地需要大自然多少年的“造化”,才能恢复其耕地属性。

相反,绿色生态种植是经过数千年农业实践检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它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以虫治虫,用综合手段治虫防病,并且使用传统农家肥,“以地养地”,实现耕地永续利用。

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选择规模化经营还是小农作业,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规模化经营以“剥夺并消灭小农”为条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规模扩张越广,社会危害性越大,因为,它必然造成大量小农破产、造成大量依附于城市的“贫民窟”式贫民。与此相反,绿色生态种植、小农作业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只要农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压低(这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农业萧条、农村衰败的根本原因),农业人口就可以安居乐业,城市人口也可以远离有毒有害农产品,吃上健康放心食品。(当然,这还需要一系列条件,后面将会谈到。)

三、绿色生态农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

如前所述,弘毅生态农场、双河村和“特供”种植基地的实践以及农业专家的理论研究都说明,拒绝化肥农药的绿色生态种植完全可以替代石油化学农业而不减产或少减产,然而,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还是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拒绝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所产生的肉蛋奶菜粮的“减产效应”。

在养殖业,用不用激素和抗生素的产量差别巨大。例如生猪的产量比约为(34)∶1,家禽约为(810)∶1

纵观最近几十年中国农业的演变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两条“线”,一条“线”是,随着总人口逐渐进入高位(1970年过8亿、1982年过10亿、2005年过13亿),杂交稻、化肥、农药、农膜、激素、抗生素先后进入农产品生产领域,农产品产量因此逐渐走高;另一条“线”是,农产品品质和安全性逐渐走低。杂交稻虽然平均增产20%左右,但其“口感”远不如常规稻,而常规稻又不如产量更低的优质稻“口感”好(农业专家告诉我,生长周期越长、产量越低,稻米品质越好);用化肥种出来的粮食、水果、蔬菜,其“口味”普遍较差;凡与农药沾边的食品,包括粮食、果蔬和水产品,其安全性都有问题;凡是用激素、抗生素喂大的家禽家畜水产品和使用激素的果蔬,不仅安全性有问题,口味、品质也较差;最后,总人口刚过10亿,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便因为过度捕捞而几近枯竭,著名的四大渔汛一一消失,大多数渔民无鱼可捕,于是海产品悄然变成了海水养殖品(参见第6章)

可见,中国的人口增长与中国食物的品质和安全性呈现负相关性,即总人口越多,食物品质和安全性越低。

如今,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人的肉类(包括家禽、家畜和鱼类)消费已经占据了食品消费的“半壁江山”(见图3-6)。2014年,中国粮食消费量中超过一半用作饲料[14]。更为一般的数据是,“我国粮食消费量中,口粮消费约占30%、饲料用粮约占40%、工业用粮约占20%、种子和新增储备用粮约占5%、损耗浪费等约占5%”;“预计未来饲料用粮将达粮食消费总量的50%左右”[15]。这也就是说,中国有半数粮食在激素、抗生素等现代养殖技术的“协助”下被转化成为肉蛋奶和水产品。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国家统计局的肉类产量统计包括猪牛羊肉和禽肉的产量,鱼类统计在水产品项目中;(3)图中禽肉数据为近似值,它等于肉类产量减去猪牛羊肉产量,与《国际统计年鉴》的禽肉数据相近。

3-6显示,2015年,中国畜禽肉类和鱼类的总产量是1985年的5.2倍。其中,猪、牛、羊、禽肉分别占畜禽肉类总量的63.6%8.1%5.1%23.2%,其产量分别是1985年的3.315.07.412.1倍;鱼类占畜禽鱼总产量的32.4%,是1985年的7.5倍。这些数据说明,如果全面停用动物激素、抗生素,那中国的畜禽鱼肉类产量将会萎缩到1980年代中期的产量水平。

显然,全面推广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种植和养殖业)所发生的“减产效应”是14亿中国人口承受不起的。因此,本书的一个结论便是:绿色生态农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相适应。不要忘记,中国总人口1970年过8亿、1982年过10亿,那时的食品基本上还算是绿色生态食品。

欧美国家“疯牛病”的启示:

19854月,医学家在英国工厂化饲养的牛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病,次年将其定名为“疯牛病”。随后,疯牛病迅速蔓延,波及许多欧美国家。

后来的研究发现,疯牛病是由朊病毒(prion)引起,并可通过喂食含有该病毒的动物骨粉传播。

牛原本是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不会去吃动物,更不会吃同类。

然而,在工厂化饲养牛的场合,为了加速肉牛生长,让牛多长肉,人们喂牛吃所谓的“动物性蛋白”饲料,这类饲料是由废弃的家畜肉、内脏(下脚料)和骨头制成,业内称为肉粉、骨肉粉。

牛是反刍动物,吃下去是植物需要经过“反刍”,即第二次“咀嚼”才能够消化。牛、羊等反刍动物在其演化过程中,因此进化出四个胃(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来消化植物。

牛羊如果被强行饲喂掺杂了“动物性蛋白”的饲料后,其肠道内微生物群落便会发生改变,上述四胃的协同工作将出现紊乱,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受到病毒感染。此时,若再遭遇含有prion病毒的“动物性蛋白”饲料,牛便会感染疯牛病。[16]

事实上,进口骨头和动物遗体用来喂养家畜,这是欧美许多国家多年来的做法,而疯牛病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到欧美各国。

对公众来说,坏消息是,疯牛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至少,人类食用被污染的牛肉会感染疯牛病。

1996320,英国首次声明食用“疯牛肉”,可能导致一种“脑衰竭”绝症。英国政府的声明,立即引起欧亚非众多“涉英”国家的恐慌。[17]

可见,疯牛病也是“现代病”。它源于现代养牛业喂食“动物性蛋白饲料”这样一种荒诞饲养方式。为什么要给食草动物强行喂食“动物性蛋白饲料”?因为牛肉消费需求高涨。为什么牛肉消费需求高涨?因为战后欧美国家人口增长较快。

在一些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例如,与1950年相比,1990年欧洲人口增长了31.3%,加拿大、美国的人口分别增长了101.4%60.2%[18]

在这种背景下,当人口对牛肉的消费总量超过了牛自然生长所能够提供的牛肉总量之后,人类就会违反牛的自然生长规律,采取各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干预牛的自然生长过程,使牛快速生长,以便向市场提供更多的牛肉。而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增肉方式”(除“动物性蛋白饲料”外,还有动物激素、抗生素、精神药品……),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至少没有经过人类自己长期实践的检验,因此,几年、几十年后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必然性。

上述结论可以推广到所有肉类蛋白质供给模式,包括所有的家禽家畜和水产品人工养殖。

这一结论从肉类供给的角度说明,绿色生态农业(包括种植和养殖业)只能与适度人口规模(见第1章第4节)相适应。

人类要想生活得安全、健康、绿色、环保,就需要自我约束,将人口总量控制在适度人口规模以内,以保证自己的生存环境能够长期保持绿色生态条件。

中国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一方面,耗费大量宝贵资源生产了大量有毒有害食品;另一方面,又在主流社会的引导下形成了令世界震惊的享乐型、浪费型消费模式。富豪精英们动辄几千上万元一桌餐是享乐,平民百姓一餐吃下来剩菜半桌是浪费,但也是享受。而其实,那满桌的食物都有太多的有毒有害成分。

在理论上,减少食物浪费就可以减少食物生产量,从而可以减少食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提升食物品质。但现实是,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太多笔墨才能说透,笔者计划在《假说:破解中国增长模式之迷》一书中详细讨论。

四、绿色生态农业的真正意义

笔者在考察中看到,双河村村民从全面生态种植中受益颇多。一是农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村民吃上了绿色生态健康的食品。二是一系列绿色生态剩余农产品都卖出了好价钱,例如常规稻大米的价格提升了4倍。三是村民的种植劳动是健康的,他们不再因为喷洒农药而受到毒害,这明显减少了患病的概率。四是环境明显改善,水质、空气逐渐好转,土壤里又有了蚯蚓,昆虫种群逐渐恢复平衡,虫害明显减轻。五是全面生态种植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笔者与该村村民交谈,他们认为自己吃得比城里人健康,再加上水好、空气好,身体更健康,其“自豪感”油然而生。笔者看到,该村村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大增,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其面貌焕然一新。[19]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成功经验不可能在全国推广,因为,前面已经论证,在14亿人口大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以双河村为例。该村500余户,1700多人,大多数劳动力外出打工;耕地面积约1980亩,人均耕地1.15亩,其中,水田300亩,人均不足0.2亩。粗略估算,由于人多地少,在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条件下,该村目前能够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农产品不会超过20%

正因为如此,14亿中国人口现在还不得不主要依靠“现代农业”去养活。尽管本书将“现代农业”的一系列弊端、危害陈述得如此清楚明白,但目前也只能如此。这便是中国“人口高位、超高位运行”条件下,历史的无奈。

在上述背景下,目前,绿色生态农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想,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第一,在有条件(主要是远离城市、工业区且没有外来河流污染)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生态环境尚好的山区,可以像双河村那样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这可以让村民、山民过上绿色生态健康的生活。

由于生态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生态农产品又有更高的价格,因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可以吸引打工“游子”回村就业,“空巢”家庭有望减少,农村和农业的衰败有望被遏制。

但是,不能期望绿色生态种植能够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其主要原因还是人多地少,人均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太少的缘故。不过,它能够在有限地区恢复农民山民低成本、绿色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笔者曾在双河村考察报告的结语中写道:我们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和主流学者,就是看不得农民、牧民、山民的低成本、绿色、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总认为他们落后、保守、不开放;总想把这些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赶尽杀绝”,以便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所谓“现代化”、“城镇化”的“宏伟规划蓝图”之中。殊不知,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是轻视人类丰富的创造力,无视人类文明多元化,并明显带有某种非常恶劣却又难以言说的偏执和狭隘(其背后往往暗藏私利);他们骨子里把“美国式现代化”看成是发展方向,把高楼林立看成是“现代化”的标志,把汽车拥堵看成“现代生活方式”,其结果便是今天的现实,“资源严重超载透支,环境严重污染,生态持续破坏”。

然而,关系根本的基本法则是不容破坏的:正像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一样,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20]

前几天,笔者认识了一位山区农民。他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村有100多户人家,他家有五六十亩地,200多亩山林。他们种粮、种菜、养畜禽,生活富足。只是前些年现金收入少,但这两年山林里的经济林木成材,可以轮流砍伐出售,每年可以卖10多万元。几年前,他们村所在地被市里规划为水源保护地,全部山民将要迁出。这位山民告诉笔者,即使耕地被征用,人迁出去,但依靠那200多亩山林,他们家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

第二,全面实施绿色生态种植的农村地区能够有效恢复生态环境,增加中国环境后备容量。

笔者在《人口困局》出版后的后续研究中曾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概括为[21]: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这意味着,中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中国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在这种局面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中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但是,如果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养殖,那可望在许多流域(尤其是小流域)的源头地区恢复绿色生态环境,这无疑会增加中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对于遏制严重水污染无疑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近些年,许多地方政府出台的水源地保护法规,都明确规定,禁用农药、化肥、激素。例如,《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2]规定,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使用农药和化肥,禁止畜禽养殖(这等于禁激素和抗生素)。

第三,由于人多地少且环境严重污染,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已经非常有限,所以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所能够提供的剩余农产品非常有限。从全社会来看,除了从事绿色生态农业的农民以外,恐怕只有极少数城镇人口能够从中受益。

由于绿色生态农产品稀缺且价高,于是有人便想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手段去扩大绿色生态种植,比如,使用机械化耕种,通过公司化、规模化经营,等等。但是,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深深打上了“现代农业”烙印的惯性思维与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格格不入。

例如,虽然绿色生态种植并不排斥农业机械(一般应小型化),但拒绝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方式;绿色生态种植也需要资金投入,需要金融扶持,但是拒绝非农产业资本下乡,拒绝侵占农民利益的公司化(如“公司+农户”),拒绝排挤小农并力图消灭农业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经营。而且,绿色生态种植所遵循的“生物多样性”和“以地养地”基本原则都与“现代农业”不相容。

绿色生态种植的上述基本原则和要求,是“现代农业”及其大型机械化耕种、公司化、规模化经营完全无法实现的。从根本上说,“现代农业”只能依靠“六大害”支撑,而与绿色生态农业无缘。

推而论之,在中国“人口高位运行”结束之前,绿色生态种养殖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绿色生态农产品给城镇居民。这也就是说,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绿色生态食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与一般奢侈品不同的是,这种“奢侈品”主要由从事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享用。

第四,对于绝大多数城镇人口来说,绿色生态农产品可以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并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人还是需要希望的。至于这些人口的现实食品供应,那恐怕还是只能依靠“现代农业”提供浸润“六大害”的农产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然,从理论上说,在“现代农业”和绿色生态农业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例如,在种植业增加农家肥,并采取生物治虫防病措施,减少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的使用量以改善农产品品质。但这条“中间道路”荆棘丛生,其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纯正绿色生态农业。一则,增加农家肥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需要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这需要调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利益关系,需要调整一系列三农政策,这难乎其难。二则,采取生物治虫防病措施往往需要与生态环境形成“互动”,本质上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但这与中国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大趋势相悖。三则,“中间道路”本质上与官方提倡的城镇化、土地规模经营相左,这更增加了付诸实施的难度。最后,好像与许多重大事情一样,“中间道路”往往只存在于理论与理想中,而与实践和现实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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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3单元:食物

中国粮食的脆弱平衡

“戒”不掉的化肥、农药

“离”不了的激素、抗生素

“垃圾发明”——农膜


◎绿色生态农业的现实意义

◎分辨绿色生态的“味道”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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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粮食的脆弱平衡]]>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3-1):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从表面上看(在普通民众的心中),中国现阶段是最不缺粮食的年代,每年仅仅浪费掉的粮食,就有800万吨和5000万吨(500亿公斤)之说[1]。“大手大脚”说明粮食多得是。

然而,真正为中国粮食算过帐的人,无不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担忧。

一、粮食增长为人口增长所吞没

1950198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5倍,但总人口增长了78.83%,除开3年全国性饥荒,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240340公斤/人之间。前30年,人们增长粮食的所有努力全部被人口增长所“吞没”,而且总体上全体国民还“吃不饱”,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年。(见图3-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

1980201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0.48%,但总人口增长了35.85%,其结果,粮食增产完全被人口增长所“消化”。最近30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325412公斤/人之间,2003年甚至跌到了333公斤/人。(见图3-1)近几年人均粮食产量虽有所回升,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较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全体国民“吃饱”的问题,这主要受益于三大手段。一是制度变革,即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代之以“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6年就将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7公斤/人提高到1984年的390公斤/人,基本解决了10亿人“吃不饱”的问题(1984年中国总人口10.35亿人)。二是依靠科技手段培育良种。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比常规稻平均增产20%左右(但品质劣于常规稻且“口感”较差),从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据说,从1976年到2005年的3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约56亿亩,增产稻谷5200多亿公斤[2],这相当于每年增产1733万吨。三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19761990年,通过上述三大手段,中国将粮食总产量提升了一半以上(56.8%),15年年均增产3.05%;此后,便增长乏力。

从更长时期来看也是如此。若以1984年(基本解决“吃饱”问题)为界,则前34年中国粮食年均增长率为3.37%,后26年为1.14%;而最近20年,年均增长率低至1.02%

上述数据显示,中国粮食增长越来越“乏力”。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最近20年,恰恰是中国大力发展工业化“化学农业”,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农膜并自认为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

观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1984年的390公斤/人(即当初基本解决10亿人“吃饱饭”的水平)是一个标志,此后26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一标志性数据上下波动,且低于这一标志的年份居多。(见图3-1

从总量来看,粮食增长明显被人口增长所“吞没”。1984年以后的26年里,中国粮食增长34.2%,而人口增长28.5%

况且,中国的粮食生产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因为,中国真正高标准旱涝保收的农田还不到中国耕地总量的45%

二、未来粮食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2008年,官方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评估是,“我国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粮食安全的基础比较脆弱。从今后发展趋势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我国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官方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是,“保障粮食等重要食物基本自给。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到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00亿公斤以上。其中,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3]

上述目标实际上与中国2010年的粮食总产量54648万吨基本持平。

据有关方面估算,按中国需求水平和人口增长情况(官方估计2020年人口总量14.5亿人,203315亿人),“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4]

不过,2010年以后,官方的粮食统计数据有些蹊跷,即中国粮食总产量从2004年开始,实现12年连续增长,并于2013年突破6亿吨大关,2015年达到6.2亿吨峰值[5]。这一串粮食总产量数据与上述2008年“国家粮食规划纲要”的基本判断差距太大,况且,笔者在前言也说过,本书对2010年以后的资源环境数据持保留态度。

而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近10年,中国粮食净进口呈现逐年走高的态势,到2015年,主要粮食(即“谷物+大豆”)的净进口已经高达1.14亿吨(见图3-2),这与国家海关总署的粮食净进口数据1.23亿吨相差不到0.1亿吨。如此大的进口规模,实际上早已击穿了中国粮食自给率安全红线(95%)。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国家统计局的粮食统计包括了谷物(稻谷、小麦和玉米)、豆类和薯类。

从长远来看,通过国际市场填补国内未来粮食缺口的想法恐怕也很难实现。

2012年,中国一改过去“少量进口优质大米和小麦,近乎零进口玉米”的保守政策,于当年进口谷物1398万吨,其净进口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中国农业部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底,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国际市场价格分别2006年初上涨了111.8%201.6%158%,年均分别增长11.3%17%14.5%[6]。价格上涨体现的是供不应求。19982008年,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年均增长1.1%,但谷物产量年均增长只有0.5%;“世界谷物库存消费比已接近30年来最低水平”。可见,有关部门2008年的基本判断今天仍然成立:“今后受全球人口增长、耕地和水资源约束以及气候异常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供求将长期趋紧”;“全球粮食产量增长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增长需要”的基本格局将长期难以改变[7]

其实,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便发出警告说,“我们离粮食警戒线已经不远了”。所谓“粮食警戒线”是指全球粮食库存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低至18%,而2012年年底这这一数据约为20.6%。“消费的刚性需求增长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动用政府粮食库存”。[8]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最近10多年来,中国不得不在“加工原料”的名目下进口了包括大豆、玉米和油菜在内的大量转基因农产品。

可见,将14亿人口的“吃饭”大事托付给国际市场,其风险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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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3单元:食物

◎中国粮食的脆弱平衡

◎“戒”不掉的化肥、农药

◎“离”不了的激素、抗生素

◎“垃圾发明”——农膜

◎五大“毒素”的叠加效应

◎绿色生态种养殖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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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6

李尚勇 

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两条,一是限制非市场化的土地集中,二是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主要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也包括农业自身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会逐步自然减少,或者逐步自然转移到非农产业,与此相应,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也会经历一个自然逐步提高的过程。正因为看到或预见到了这个自然过程,所以决策层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导性意见。(决策层第一次明确提出“适度规模经营”是在1987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自从决策层有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提法以后,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就被不同利益和观点的人反复引用,不过,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自说自话。一般地说,我们通常见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直接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意义上使用,即“适度”只不过是幌子而已,重要的是要有“规模”。这在代表土地规模经营既得利益的语境中很常见,例如“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主张里就有。二是相关研究者在经济技术规范下使用,他们往往论证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怎样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才是“适度”的,而且不同的经济技术条件总有不同的“适度规模”水平。[1]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很少有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研究[2],因为人家的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由农业机械要素价格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相对运动所推动,这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和市场博弈过程,而更少有政府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推动,所以几乎不需要“经济研究”去为政府进行“指导”,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府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合理性。

国内情况完全相反。决策层提出适度规模经营概念,强调的就是“适度”,并期望以此约束地方政府五花八门的圈地行为;地方政府则遵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想尽办法突破既有政策限制,以谋取更多的土地和土地利益。这种上下博弈,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于是,大量关于如何衡量和确定土地规模经营“适度”的研究成果随之产生。

不过,与地方政府的“热情”和研究者的“短见”不同,由农户自主自愿自发推动的土地规模经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那里更多地体现了尊重自然、尊重市场的特征,表现出不急不躁的特点。刘凤芹对此有非常准确的描述,她说,“(由)农民承包地的市场化流转导致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虽然土地流转现象大量存在”;“其本质性的原因并不是人均土地面积少或流转土地不连片,而是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大”;“农民惜地,劳动力转移困难才是根本”。[3]

出于尊重规律、尊重市场,以及遏制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觊觎,保护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局,笔者主张在第三种意义上、即经济进步和福利提升的意义上使用适度规模经营概念。所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水平“帕累托提升”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推进、农户真正自主自愿选择的土地流转和集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提升。

至少,决策层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含了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这一前提条件。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研究者也表示肯定。例如,美国学者普罗斯特曼等人认为,“尽管中国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总是强调,只有在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地方,规模经营方才合适,但是这些标准在地方推行规模经营的热情中有时被牺牲掉了”。[4]

这里所说的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是指在社会经济进步的基础上,在正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由市场配置、有就业保障、并且能够真正溶入城市经济生活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显然,如此性质的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不仅能够提升农转非劳动力的福利水平,而且也会提升整个农民阶层的福利水平。

与此相对,农业劳动力的无效转移说的是为了某种短期的政治、行政或经济目的而人为制造出临时短暂甚至虚假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或者干脆用低成本“养人”的办法,如提供城市“低保”,临时“消化”农业劳动力。地方政府实施的“土地换社保”之类的“农转非”大量存在农业劳动力的无效转移,给未来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隐患。

因此,在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提升,是界定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的现实和科学的标准。

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提升,任何按经济技术标准评价再有利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都是“不适度”的。

反之,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在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条件下(包括农村经济体制和土地关系没有理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权力不受制约、等等),任何人为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出台,其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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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2)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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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5

李尚勇 

地方政府热衷于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以外,还因为理论上、观念上对土地规模经营存在诸多错误见解。

1、错误地认为土地规模经营会增加农产品供给

其实,中外农业经济学家早已证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增加土地产出率,相反,重视精耕细作的小块土地上的单产水平往往比大农场大面积耕种的要高。世界银行专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数据表明,“小农场的生产率(指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高于大农场”,“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每公顷单产呈反比”。例如,在肯尼亚,“农场规模减小10%,产量要增加7%,劳动力用量也增加8%”;“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例如,有学者分析796个普通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对土地产出率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对山东358个农户的调查结论也是如此。有学者得出的结论与国外数据类似,“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比小农的单产低15%”。[1]

学者刘凤芹提供的计量分析数据显示,“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大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正,小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负),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她的研究表明,“增加农户的经营规模不一定能够带来更多的食物增产”。她的研究结论是,“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所以单纯从粮食产量考虑推进大规模土地经营的政策是不足取的”。[2]

现有国外文献对中国农地经营规模效果的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江西、江苏、吉林、河南和河北等地各项农业投入要素系数之和为1.04519871988年调查数据),即规模报酬基本不变;吉林、山东、江西、四川和广东等地粮食生产总的规模报酬系数为1.0261994年调查数据);其它研究者的数据“也不能拒绝中国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3]

2、错误地认为土地规模经营会提高农户收入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由于更加重视精耕细作,所以小农场的单位土地收入水平比大农场要多很多。例如,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农场的单位土地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在巴西,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的单位土地纯收入“比规模在1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2000公顷的农场则高30倍”。[4]

法国1970年的数据显示,不同规模类型农场的每公顷平均产值依次降低:“510公顷农场2538(法郎,下同),1020公顷农场21832050公顷农场192050公顷以上农场1637。在这四种规模的农场中,规模每上一个梯级,土地生产率就要下降14%左右,以致50公顷以上农场的单位面积产值仅及510公顷农场的64%,不足2/3”。从不同规模耕地对全国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来看,“1970年,法国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使用了35.2%的耕地,只提供了26.2%的农业总产值;而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仅使用了9.5%的耕地,却提供了20.6%的农业总产值”。[5]可见,同样1%的耕地,小农场提供的农业总产值是大农场的2.9倍。

笔者的经验支持上述数据。笔者少年时代曾居住于一西南小镇,那里人均土地在0.5亩上下。“土地承包制”以后,当地农民对自己承包地的精耕细作做到了极至。再加上当地气候条件好(年均日照1470多小时),该镇小麦和水稻高产全国闻名。后来,该镇农户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其单位土地收入水平远高于其它地区。

1983年全国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当年,笔者的顶头上司回家收稻谷,应笔者要求,他专门划了1亩田测算产量,其结果是,当场收割过秤,湿谷超过1500公斤,折算成黄谷(干谷)1200公斤/亩。其实,早在1970年代,当地小麦亩产便高达400500公斤/亩[6],而年均粮食亩产一般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500公斤/亩(当地小春种小麦,大春种水稻)。据说,当年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当副总理,不相信当地小麦产量过千斤,曾派人私访求证,并最终确认。

当然,如果极少数农户大规模扩大土地耕种面积,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是以剥离大量农业劳动力为代价。刘凤芹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东三省粮食种植农户中,种1050亩地的家庭净收入为0.81.5万元,种400亩地的家庭净收入为10万元。[7]这就是说,要将1户种粮农户的家庭净收入提高到10万元水平(对于4口之家这也只是小康水平),需要将739户种粮农户(约28156人)“剥离”或“挤出”种植业。而实际上,这些土地提供给这些被强力“剥离”或“挤出”种植业的农户的福祉,远胜于自谋出路的“待遇”。更何况,如果采取正确的“三农政策”,他们是可以步入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

3、错误地认为农业经济进步主要表现为土地规模经营

实际上,农业经济进步有两种典型表现,一是土地规模经营,用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一是维持小块土地家庭经营,用生化技术替代土地,节约土地和劳动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劳动力紧缺,但土地富裕、资本充足,在理论上,劳动力稀缺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加以解决,也就是通过农业机械化、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单位劳动力耕作土地的数量(但它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事实上,正是一次次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于农业机械要素价格的上涨,也包括因为技术进步导致农业机械要素价格相对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下降,推动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导致土地规模经营扩张。据此,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以及多数发达国家“农场规模的提高并不是政府政策和行政手段的结果,而是农民(农场主)顺应市场信息而逐渐实现的”;“农场规模的扩大,是因为有种田积极性的种田能手从已经迁居城市或年老无力的农民或农民子弟手中购入或租入了新的田产”。[8]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是有规模效益,只不过这种规模效益不是增加土地产出率,提高单位产量,而是降低单位成本。在法国,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要比小农场低10%30%。这种规模效益主要来源于活劳动的节约,是资本取代劳动、机械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正是降低单位成本的规模效益,推动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不过,在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扩大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初期,虽然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单位产量降低。在那些土地富裕的国家(如美国),一般是通过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去补偿土地产出率的下降,从而稳定农产品(如粮食)总量。[9]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才有了进一步的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和一系列生化技术的应用。

农业经济进步的第二种典型表现是在维持小块土地家庭经营的条件下,用生化技术替代土地,其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于是,政府限制土地规模经营,转而支持并推广生化技术以节约土地提高产量,支持小农户对小块土地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实行集约化经营[10],采取绿色有机的现代耕作方式,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和单位收入,并由此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11]。后来,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它们才有节制地支持节约劳动力的一些生化技术(如除草剂),同时,也有节制地适度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后者如1980年代以后的荷兰。

笔者14年前的观点[12]与今天刘凤芹的观点完全相同,她说,“那种认为只有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才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也是错误的”。[13]

4、错误地认为小块土地经营排斥农业机械化

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小块土地经营并不排斥农业机械化。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大型机械可以由小型机械替代,从而缓解决定规模效应的所谓“投入物不可分性”[14];另一方面,农业机械的可租赁性使小农户机械化作业成为可能。这些年,每到麦收季节,大批小型轮式麦收机都会奔驰并穿梭于大江南北的各类公路上,成为展示中国推进农业机械化丰硕成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刘凤芹的研究证明,“土地的不同权属导致的土地分割并没有阻碍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因为耕地的不同所属或不同家庭的小块土地经营而受到影响”,“大量的小农户及其小规模土地经营的存在,并没有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她认为,由于农业机械可租赁和劳动力可兼业,“小规模的土地经营与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在要素(指农业机械)效率利用上没有明显差别”。大小农户权衡是使用农业机械还是使用人力畜力,“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成本而不是取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多寡”。“如果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那么劳动力市场价格就高,农业机械的使用就会增加;如果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变,而农业机械价格相对下降,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会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依然会提高。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是土地规模经营的结果而是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的结果”。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很快,位于松辽平原的黑龙江农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居于最高水平,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加拿大的标准。而“东北三省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并没有像它的地域优势那样明显,在全国仅处于中上游水平”。[15]

其实,真正妨碍农业机械化推广的是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这导致农业劳动力不愿意离开土地,并直接限制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二是地形地势的限制,如地势过于崎岖不平的山区农村;三是农业机械技术不成熟、不适宜,影响了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

5、错误地认为小块土地经营排斥农业产业化

实际上,那些至今仍然小农遍天下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日本、韩国等国都是在小块土地家庭经营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产业化[16],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了农业现代化。它们的成功经验不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去推动农业产业化,而是通过保留并保护土地家庭经营、帮助小农建立农民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引导小农走向农业产业化。[17]

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化肥化、杀虫剂化、除草剂化”(土地规模越大越需要依赖这“三化”)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的观点也值得商榷。适量使用化肥,有节制地使用农药,对种植业提高产量有利,但极端化的“三化”农业肯定不可持续。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要恢复地力,必须采用生态循环农业的办法,让有机质还田,在源头停止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农膜使用”;从根本上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并采取精耕细作农耕方式”。[18]世界“石油农业”、“化学农业”之路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国家甚至有些“走火入魔”。比如,那些通过土地大规模经营,越来越多地利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植物,并大量出口国外的国家。

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不可能摆脱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严重不足的困境,小农经济、小块土地经营、土地家庭经营,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农业的主流,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只能走日本、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的道路,那就是限制土地规模经营,在土地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有节制地推广生化技术以节约土地提高产量,通过精耕细作来保持地力并吸纳农业劳动力,通过“农民合作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引导广大农户走上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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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2)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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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2)]]>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4-2 

李尚勇 

2010年,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所谓“三个置换”的政策,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区保障,以分散的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并宣称可以由此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民身份。

此前,200812月,重庆率先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国土资源报》的“点题”很精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为户籍改革中农村居民转户进城退出农村土地开辟了价值实现的新渠道”。[1]该交易所试图“通过市场化流转,盘活农村存量土地,通过城乡统筹为城市发展寻求更大突破”,这暗含隐忧,因为其“市场化流转”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

在中改院2011年面向专家学者的一份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中,关于“土地换社保”的调查问卷结果是:专家们认为,“土地换社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容易诱发社会矛盾。44.8%的专家对部分地区推行的“土地换社保”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不能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此外,55.6%的专家指出“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会诱发地方政府谋求农民土地的利益动机。对一些地方“三个置换”的做法,40.1%的专家赞同;54.1%的专家持谨慎态度,其中27.6%的专家明确表示反对。

那些质疑“土地换社保”的专家认为,所谓“土地换社保”,“既是政府卸责与城乡二元制度的表现,也是地方政府误导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诱因,而且从各地的实践看,土地换来的保障并未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社会潜在矛盾增大”。[2]

5、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风险分析

1)土地规模经营中的“劳动力剥离效应”

毫无疑问,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会大量剥离农业劳动力,但剥离效应究竟有多大,即到底有多大比例农业劳动力会被剥离呢?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却可以通过一些个案实证分析作一个大概了解。

“表1”为成都“汤营模式”土地规模经营的“劳动力剥离效应”。

2005年,成都市邛崃羊安镇汤营村506户农户以约1000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邛崃市汤营农业有限公司,每亩地每年有800斤黄谷作保底收入;入股农户可以自行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农业公司务工,务工工资每天20元;农业公司当年经营利润的一半用于分红,另一半留作发展资金。这就是所谓成都“汤营模式”。

全村入股农户506户,按每户平均3.5人、1564岁劳动人口比例71%计算[3],全村入股农户劳动力总数约1257人。[4]

笔者在四川农村考察时了解到,在半机械化条件下,100亩土地常年大约需要56人耕种,农忙季节临时增加10多人。综合计算,100亩耕地常年需要农业劳动力约78人。农业公司规模经营一般种植粮食,搞果园或者果园+旅游;规模种植蔬菜所需要的劳动力依蔬菜品种不同而增加几倍不等,但通常耕种规模都不太大。因此,在半机械化条件下,考虑到种植品种的不同,1000亩耕地所能吸纳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在80150人左右。若提高机械化耕作水平(这是农地规模经营的方向),那农地规模经营所能吸纳的农业劳动力还会大幅度减少。例如,在欧美国家,这个规模的农场均采取“家庭经营、少量季节性雇工”的模式。

按以上情况计算,该农业公司规模经营“剥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大约为88.1%93.6%。(见表1


在媒体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新闻报道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错误倾向,且已经形成“报道公式”,即它们往往片面渲染农业公司化规模经营的成效,如农户不用种地就可以得到多少收入(地租),在家门口种田就挣几许工资,公司解决了多少农民就近就业,公司规模多大多大,等等;相反,却将失地农民承受的众多风险“凉”在一边,绝口不提这些规模经营剥离了多少农业劳动力,从而将他们置于怎样的难以预料的就业和生存风险之中。

其实,只要对他们报道的有关数据稍作分析,很容易看出农业公司规模经营只是对公司有利,对农户很难说真正有多少好处。比如,在上例成都“汤营模式”中,每户农户约有2亩地,每年地租收入约1200元(800斤黄谷约值600元),每年分红约200元;虽然表面上可以在公司打工每天挣20元,但除了农忙季节,所有失地农户一年能在公司打几天工?这些收入加总后,能够维持一家34口人的基本生活吗?显然,被“剥离”出来的八成以上农业劳动力必须外出打工才能维持生计。

另外,对于农户来说,“股田制”这类经营形式隐含着很大风险。因为这是市场资本化做法,如果农业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相当多的农户也将被迫用自己的承包土地承担经营风险,并因此而最终失去自己入股的承包土地。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潜在风险。因为普通农户在土地入股前并不知道或者没有被告之会有失去承包地的风险,所以,当出现市场风险时,农户往往会把自己的怨气洒向当初忽悠自己的地方基层政府。

2)“土地换社保”及其潜在风险

20063月,成都市温江区正式启动并实施“双放弃”试点。所谓双放弃是指农民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换为城镇户口,优惠购买政府在城区集中修建的安置房,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即像城镇职工一样缴费参加社保。

“表2”和“表3”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所提供的资料[5]制作。

“表2”为一郭姓失地农户的“双放弃”相关资料。

郭家4口人,有4亩多承包地,8分宅基地。其“双放弃”后的收入为:(1)承包地补偿不超过12万,宅基地近1万元,土地补偿总额不超过13万。(2)政府承诺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优惠,5年共计3840元。

郭家转换为城镇户口的花费为:(1)按标准(人均35平方米)购买定向安置房1套(140平方米),费用4.9万元。(2160岁老人缴费9100元参加社保。

郭家转换为城镇户口所得到的利益为:(1)有一套140平方米安置房(该房产权问题不详);(25年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优惠共计3840元;(3160岁老人每月可领210元养老金;(4)另外3名失地农民有缴费参加城镇社保的资格;(5)全家有7.2万元生存和发展资金(但需要扣除社保缴费),人均仅2.4万元。(见表2

但是,除可以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外,郭家其余3人的生活需要自谋出路,这必然要求3人承受潜在的失业风险。当然,这也是政府的风险、社会的风险。

“表3”为成都温江“双放弃”试点中政府成本收益和劳动力剥离情况。

温江首次试点有农户1180户、农民3894人参与,他们放弃承包耕地近3700亩、宅基地1000多亩。政府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约150亩,这里按人均35平方米的基础安置标准、7层楼房(实际是电梯公寓楼层更高)、街道和房屋间隔面积为建房面积4倍计算。

政府最后得到宅基地约900亩。按现行政策规定,“整理土地”得到的宅基地可以直接置换为城郊的建设用地,因此,政府可以将900亩宅基地置换的土地按市场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和其它工商企业。按2007年的平均价格计算,该卖地收入为13.5亿元,扣除政府试点先期投入资金(包括土地补偿费用和各项安置费用等)4.7亿元(人均12万),政府规范操作的卖地净收益为8.8亿元。(实际上,这里卖地的操作空间很大,“通过政府的一系列运作”,总可以在更高的价位上卖掉更多的土地。)

此外,政府手里还有农用耕地约3700亩,政府将其出租给各类农业公司,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中国2006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为72%[6],按此计算,温江首次试点有农业劳动力28033894×72%)人。由于土地规模经营能够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大约为6.4%11.9%(见表1),所以,大约有24702624名失地农业劳动力被土地规模经营所“剥离”。(见表3

成都上述“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很快被众多地方政府模仿,而规模最大的可能是重庆的“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此外,还有南京等地的“三个置换”之类的做法,当然,也有更加急功近利的低级别地方政府的类似做法。在中国农民承包土地产权不清不楚的条件下,只要地方强权盯上了小农的土地,它总会有办法迫使他们放弃土地产权,离开自己的土地。

然而,“土地换社保”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潜在风险巨大:

第一,政府的隐形支出巨大。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在推行“土地换社保”以后并不轻松。问题在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失业救济、社保等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在以后若干年内逐步解决、兑现。(政府有关部门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们要求对一些高风险失地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要“单独管理”。[7]这等于是“当前”地方政府在现阶段赚一笔钱花之后,将大量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和养老问题留给“未来”政府去解决。

第二,“土地换社保”剥离出来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约占八、九成)必须自谋出路,被迫加入庞大的城市就业大军。这些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他们虽然在种植业是骨干劳动力,但在城市经济中,他们并没有工作经验和技能,而且年龄偏大,其中一些人也许根本就无法找到工作。由于缺乏就业和创业能力,一些失地农民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未来生活极不稳定。当他们吃完那点微薄的土地补偿金(在“表2”个案中人均约2万元)而生活无着后,必定会找地方政府的麻烦。

第三,从根本上说,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缺乏保障,因而并不稳定。因为,城市经济本身的波动会引起就业波动,而没有城市根基的失地农民显然是最缺乏失业承受力的人群。眼下,中国经济在强劲发展30年以后已经初显疲态,宏观经济增长的下行拐点已经基本确立,未来城市就业形势会愈发严峻,大量农民工被“挤”出城市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第四,失地农民按规定数额“一次性缴费”参加社保的做法暗藏着风险。以海南为例:

2013年,海南公布并实施《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规定,满足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即失地50%及以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由政府全额提供一次性缴费补贴”,政府缴费补贴纳入征地成本。该缴费补贴标准为:“被征地农村家庭享受缴费补贴对象的人均被征收农用地亩数(上限4亩)×征地当期当地农村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80个月×50%”。(“180个月”满足所谓“参保15年”的要求。)

记者以三亚一户农民家庭为例计算:该农户有3人在16周岁以上,被征收农用地18亩,人均失地6亩,按人均上限4亩计算,由政府提供的一次性参保缴费补贴为:4亩×320(元)×180(月)×50%11.52万元/人。按照上述标准“参保”,该农户失地农民(已到退休年龄)当年在三亚领取养老金每月830/人。[8]

失地农民按照地方政府规定的数额“一次性缴费”参加社保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各地养老保险统筹的情况不同,各地“一次性缴费”的数额也有所不同。但社保“风险大”是共同特征。

以上述海南个案为例:失地农民“参保”一次性缴费11.52万元/人,每月领830/人。若该笔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年养老金按2%增长以抵消通胀,则该笔养老基金只能维持11年,随后9年,该失地农民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11万元。

以“表2”个案为例:失地农民“参保”一次性缴费0.91万元/人,每月领210/人。若该笔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且年养老金按2%增长,则该笔养老基金只能维持3年,随后4年,该失地农民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当初的“一次性缴费参保”数额。

前几年,笔者所在小区门卫便是一失地农民,他“一次性缴费”51480元“参保”,每月领910元养老金。若他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且年养老金按2%增长,则他的养老基金只能维持4年,随后5年,他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当初“一次性缴费参保”数额。

显然,这是“当前”地方政府将社保风险转嫁给“未来”地方政府。尽管有地方政府意识到这里的“高风险”,并要求对失地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单独管理”,但这除了为将来削减失地农民养老待遇留下伏笔外,对于化解危机、化解矛盾完全于事无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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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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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4-1

李尚勇 

【导读】中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代表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及其利益集团急切向农业领域扩张的愿望。

1、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有严重问题

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很少(2009年中国农村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仅有2.26亩∕人,许多土地更少的地方人均仅有几分地)[1],如果单纯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立竿见影,再加上前述欧美国家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完美市场逻辑,中国主流经济学认定减少农业劳动力,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是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方法。多年以前,笔者也曾经被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迷惑,也错误地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极大地减少农民”。

主张“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人说:“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1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2]

上述理论的错误在于:(1)那些提炼“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美市场逻辑”的理论家们只看见(或者故意只看见)农业土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方面,即土地兼并和集中,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大量小农并没有在土地兼并和集中过程中消失。[3]在极左思维主导下编撰的世界经济史中,学者们往往遵循“土地兼并集中—土地规模经营—形成并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公式去组织历史材料,进而论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仔细分析他们提供的历史数据就会发现,除少数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以外,他们提供的土地规模经营的比例都不大,从他们的数据反推,就会得出“小农数量庞大”的结论。在许多国家,例如欧盟几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即使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几乎还是“小农遍天下”。

2)毫无疑问,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必然与土地集中、土地规模经营相联系。根据国际经验,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除了土地规模经营这条虽然经济但社会弊端很大的道路以外,还有通过农民合作社将小农经济纳入产业化轨道一条路。如今,已经或者大体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大面积成功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并不需要以消灭小农为条件,相反,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在小农数量众多、有些国家甚至是在小农遍天下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4]

3)“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美市场逻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城市化进程会同步消化和吸收因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而形成的“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个理论前提从来就不成立,或者说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土地兼并和集中形成的“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从来就不曾被各自的城市化进程所消化,他们或者被城市经济“边缘化”,陷入困境,沦为贫困人口,或者被自己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转移到边远地区,甚至被转移到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二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瓦解,各国人口膨胀,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后一条路被完全堵死,大量“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只有涌向城市求生存一条路。

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没有可能大规模向外部转移过剩人口的情况下,人为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只能迫使“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放弃低成本生活方式和低成本发展方式,涌向城市求生存,由于主客观因素限止,大多数失地农民很难真正溶入城市经济,其结果只有被城市经济“边缘化”并陷入贫困这一种结局。

自称“走遍了亚非拉,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曾撰文指出,那些按照西方理论逻辑践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国家,“无一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甚至走向恐怖主义”。其中,印度“有1/3农民没有土地”,“出现了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墨西哥有“长达10年的农民游击队”;巴西“有全国性的饥饿和大规模的‘无地农民运动’,而且每个大城市都有几个百万人集聚的大型贫民窟!”[5]

4)从本质上说,企图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延续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继续走牺牲三农利益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这与中国在经济发展第三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1970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对早期重工轻农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他们依据发展中国家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总结说,“早期有一种简单的看法: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将急剧减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每一单位土地应在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吸收或保留更多的劳动力,以减小乡—城人口流动的推出(push out)力量,从而减轻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的压力。”[6]

2、中国土地规模经营正在快速推进

目前,中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事实上正在推进之中,有些地方甚至在快速推进。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形类型:(1)农民承包土地易主。这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整理土地、集中居住、置换身份和土地换社保之类的办法,诱导或强迫农民放弃土地。

2)非农产业资本(包括大量外资)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倡导或配合下,通过所谓“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土地入股和假合作社等形式,大规模租种农民土地,将农民从土地“剥离”。

3)在农村内部出现了两种性质的土地集中,一种是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即土地往农业经营大户集中,这里事实上有自愿和被迫两种情况,但是外人很难区分;另一种是农村基层官员(包括村官)和农村地方势力巧取豪夺,侵占农民的承包土地。“酷6网”一段由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广东省东源县一村主任强占村民水田受阻,带人砸了村民的家。[7]

非常明显,非农产业资本在中国非农领域的扩张已经基本完成,尔后,当农业已经具备投资价值或农业利润能够被接受时,非农产业资本就会“以气宇轩昂的状态”进入农业领域,蚕食农业资源,以攫取更多利润。这与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近现代历史非常类似。因此,在本质上,中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代表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及其利益集团急切向农业领域扩张的愿望。

正是在这种愿望驱使下,地方政府和非农产业资本盯上了农民的两样东西,一是承包地,一是宅基地。早先,他们更多地是先蚕食承包地,再转向宅基地;后来,更多的地方政府先向宅基地下手(如“集中居住”),先让农户耕种不便,再伺机向其承包地下手;如今,更多的地方政府同时向承包地和宅基地下手。

虽然,社会经济的进步(最先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会自然推进农业的适度土地集中和适度合理土地规模经营,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低级别地方政府推进的以“GDP至上”为核心的非理性城市化、城镇化和以农业企业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已将太多的农民逼向了绝境。正因为如此,人们已经很难严格区分并界定,哪些是因为经济进步而带来的社会公正所能够容忍的合理土地集中,哪些是地方权贵、贪婪资本和农村地方势力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

多年以前,笔者只要有机会面向农民和村官讲课,就会告诉他们,千万保住自己的土地,谁来也别卖。

最近读到温铁军的新书《告别百年激进》,发现他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各地演讲时,也会提醒:“在座如果有谁家还是农村的,请千万告诉家乡父老,无论谁来要你家那块地,别给!”。[8]

3、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的做法令人担忧

按照决策层最初设置的制度框架,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原则上由农民“自主自愿”在村社内部进行(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9],后来,出于有限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考虑,政策逐步放宽,并逐渐演变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进行。地方政府显然不满意承包土地的自发流转,不满意土地流转仅限于村社内部进行,也不满意由农民主导的土地流转规模,甚至也对过于严苛的土地用途管理持有异议,而极富弹性的“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于是有地方政府试着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当这些“擦边球”并没有招致批评或者任何严重后果,反而受到鼓励或默许以后,更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效仿。

目前更进一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由政府自己直接充当土地流转主体。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政策资源,快速推进土地流转,并强调“整体推进、集中成片、规模打造”,强调流转的经济效益,甚至直接以农民市民化作为配套。

在具体操作上,一般由地方政府出资组建的国有公司充当土地流转“自营商”,先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诱导、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向其流转土地,然后再以农业招商形式将土地转包出去。当然,地方政府通常对增加建设用地更感兴趣,因此,对于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来说,做土地流转文章是为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而已(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而言,这种情况很恶劣,因为,这往往意味着粗放式使用农用土地)。为此,土地流转必然要指向农民的宅基地,且必然要求承包土地流转捆绑宅基地整理、集中或置换,甚至出现了“双放弃”之类的置换农民身份的地方政策。

分散居住的农民把宅基地置换并上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将其恢复为耕地,这样农村的耕地就多出来了。在国家对地方耕地面积总量控制、总量平衡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周边或者拟建工业区置换出同样面积的耕地用于城市房地产开发或者工商业建设。

“据我们的调研,试点地实际上是将宅基地置换成本、土地流转两种成本和工商用地开发、土地流转两种收入混在一起核算,资金来源都是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实际依靠承包地流转后农业招商的收入,即使一步到位,也远不能实现资金平衡”;“调研中得知,实际上政府公司存在3050%的资金缺口,平衡资金缺口的希望被寄托在变相改变流出土地(的)农业用途上”,即将农业用地合法或准合法转变为工商业和房地产建设用地,例如“以搞观光农业为名开发旅游,以搞设施农业为名开发房地产”。[10]

试点地有关官员说得更直白:“只要不改变土地的用途,没有将土地水泥化,或采取其他方式的固化,使得农地无法恢复,以租代征的方式进行农地的流转就不能算是违规”。[11]

为了达到土地大规模集中成片长期流转和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一些经济手段甚至“超经济手段”,例如在农业政策、土地流转补偿、转移就业、城镇入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强有力地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机会成本,诱导甚至变相强迫农民就范。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沿用一些传统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强力影响农业土地流转。例如,有些地方政府给基层下达土地流转任务。笔者手中的资料显示,一些农业区县给下属所有乡镇都下达了土地流转任务,这些任务一般为每年几百上千亩,多的有几千亩。

青岛市政府的有关文件显示,青岛市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全市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总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30%以上。”[12]

再如,河南省许昌某县级市出台财政政策强力支持农业土地流转。其文件规定,从2010年起,对流转土地进行集中连片规模经营面积达到200亩及以上,流转期限在5年及以上,租金在8001200元·年∕亩之间,纯粮食生产经营的,按每亩200元给予农业业主一次性补贴,从事种植业相关产业的(林业除外),按每亩给予业主100元的补贴,同时给予村委会一次性每亩50元的补助;对新增面积1000亩以上、租期在5年以上并符合前款条件的土地流转项目,对农业业主的补贴标准提高到每年200亩,并且第一、第五年再增加100亩;对整村或整组所有土地全部流转的,承包期前5年,按照流转出的土地面积,对整村或整组村民给予一定补助。[13]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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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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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再造被保留]]>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3

李尚勇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的论断有失偏颇

在欧美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成为主流,而小农的灭亡及其悲惨命运好像也被锁定了。

马克思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1]

恩格斯据此将小农看成是“过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他认为,“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换句话说,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2]“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3]

列宁亦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4]

基于上述理论,理论界普遍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小农是一个易于分化而不稳定的阶层,小农经济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式,其结果必然是走向灭亡。

然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现实模式却对小农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安排。总起来说,这些国家的小农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各国的农业现代化再造并保留下来。

历史资料显示,各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在19501970年代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虽然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是各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趋势,但是,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没有出现经典作家设想的全面土地规模经营的情况。相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前后,它们的中小农场(农户)在农场(农户)总数中仍然占绝对多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面积不大的家庭农场(农户)。

美国的农场规模最大,大农场最多。在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前夕的1900年,它的占地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只有5万多个,仅占农场总数的0.8%,其土地面积只占农场土地总面积的19%[5]到实现农业高度现代化的1974年,它的大农场(平均占地1814英亩、年销售额28.6万美元)的数量也只有15.3万个,只占农场总数的6.7%,其土地面积也只占农场土地总面积的27.2%[6]同一时期,中小农场仍然是美国农场的大多数,其中,基本上自耕和完全自耕(只雇季节工或者不雇工)的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70%,而农场的兼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比例高达59.4%[7]

与美国农场动辄几百英亩耕地不同,法国、前西德和日本基本上是在小农遍地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中小农户的比重仍然高达88.2%,其中,小私有制农场占80%左右。[8]前西德人均耕地只有2.4亩,占地10公顷以下小型农场在半数以上,占地30公顷以下的中小农场则以89%的比例处于绝对优势。[9]日本农户的平均耕地仅有1.1公顷,小农户不到半公顷,大农户也不过45公顷,只在北海道才有耕地在20公顷以上的大农户,[10]而占地1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占比高达69.9%[11]

1980年代,意大利占地不超过1公顷的农场有31.8%5公顷以下的农场约占76%520公顷的农场为18.8%20公顷以上的农场仅有5.2%[12]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几十年后的1997年,意大利全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也只有6.4公顷。[13]

此外,荷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小农遍天下”的情况下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典范。其中,荷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更高。

荷兰的农产品出口世界第一,土地生产率世界第一,农业设施世界一流。但是,荷兰的土地资源却非常紧缺,2000年它的人均耕地只有0.058公顷(0.87亩)。在荷兰实现农业现代化近20年后的1975年,在马铃薯种植农场中,占地1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54.3%,占地10公顷以下的中小农场占比高达89.0%;在肉猪生产农场,养猪100头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63.3%;在肉鸡生产农场,养鸡2.5万只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81.0%;在温室蔬菜和温室花卉生产农场,占地2公顷以下的占99%,其中,占地0.5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分别占60.5%72.6%。荷兰农业的基础也是家庭农场,没有雇工或极少雇工,即使按平均数计算,每个农场也只有2个家庭劳动力,再外雇0.89个劳动力。[14]

此后25年,荷兰的农场总数有了大幅度减少,农场规模有所扩大,但1997年农场的平均规模也仅有18.6公顷2000年,荷兰的大型农场占总数的12%(以温室园艺业和蘑菇业农场为主);中型农场占50%(其中奶牛业农场占70%);小型农场占38%。荷兰农业的这种进步,是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推进。这与中国现阶段许多地方盲目追求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全不同。

2、小农经济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再造

其实,依经济条件不同,小农和小农经济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家庭经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自给自足满足自己消费为生产目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亦从事家庭经营,且一般采取兼业经营形式,但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

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小农经济。新型小农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亦从事家庭经营,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在人均土地偏少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兼业经营形式(这以日本最为典型,1988年日本兼业农户比例高达85.7%[15])。与前两类小农经济相比,新型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这些国家的所有家庭农场或农户都加入农民合作社,而农民合作社则在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下,通过统一经营活动(如统一采购、统一销售或加工销售,但不统一生产),将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提升到了农业产业化的水平。[16]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这些中小农户虽然本质上还是小农经济,但是,由中小农户组织的农民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化、社会化和产业化。这种经济形式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农民合作社保留了中小农户的家庭经营自主权,农户仍然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要求生产农产品。而农民合作社则通过一系列统一经营活动,“拿”回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大部分利润,并通过“二次返利”和提供服务等形式,将经营利润悉数返还农户,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广大中小农户的收入水平。

可见,“发达国家并没有走消灭中小农户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它们“肯定众多中小家庭农场在农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小农业进行‘生产社会化改造’,使之与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化大市场相适应”[17]。其具体做法是,政府在肯定家庭经营合理性并保持小农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社,并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实现对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形式的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小农户的土地产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是私人性的,土地仍然采取家庭经营形式,但此时的家庭经营却是有组织的,整个农业生产已经产业化、社会化了,经营管理也已经企业化,中间桥梁是农民合作社,与之配套的是政府的农业政策支持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此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即“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8](李尚勇:《农民合作的制度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对于那些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们更多地是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政策。例如,战后的日本,通过立法限止土地兼并和集中,甚至还“消灭了许多较大的农场,建立了大量小农场”。[19]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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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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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农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2 

李尚勇

(一)维持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捷径

站在宏观决策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进军农业似乎正当时。

1)改革开放30年、全面推进市场化2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2003年人均GNP突破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2010GDP总量超过日本,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2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继续,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减弱。(3)海量投资(前有4万亿,后有地方融资平台14万亿)刺激经济,既不可持续,又没有效率,徒增过剩产能。(4)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内需也因此而难以扩大,更不能指望它接替出口和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5)……(6)在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累积并日益严重、而既得利益集团又难以制约的情况下,短期内维持现状显然比推进体制改革的政治风险要小,因而更容易被选择。于是,在既有体制条件下,通过支持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以继续长达20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便成为捷径。

站在非农产业资本的角度来看,现阶段进军农业也似乎正逢其时。

1)近几年,由于长期过度投资累积起相当多的过剩产能,再加上投资环境(土地、劳动力成本、税收等等)恶化,目前实业(尤其是制造业)普遍不景气。大量企业因为主业丧生了盈利能力,转而拿大量资金去炒房、炒股,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例如,国有企业拿了刺激经济4万亿的大多数,但并没有拿去做主业、做实业,而是拿去炒房地产、炒土地,争做地王。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主退出实业,转而投资高价楼盘、高档汽车、奢侈品和古董艺术品。这说明,我国现阶段有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急于寻找出路,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2)由于农业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薄,在非农产业存在更有利投资机会时,产业资本对农业大多不感兴趣。但是,当中外资本差不多已经填满了除农业以外的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之后,投资农业就会形成“共识”。由于实业界存在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这种“共识”得以强化。非常明显,《新世纪》周刊描述的“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共识”。

3)在此之前,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主要(或最大)障碍是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这种分散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显然不利于产业资本大规模利用土地,而国家对土地流转的事实上的限制(如强调农户自愿流转),明显保护了这种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土地产权,而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所以,近几年大量非农产业资本虽然急于寻找出路,却也不能顺利进入农业。如果《新世纪》周刊记者披露的情况属实(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文件,核心内容是支持现代农业转型与农业规模化发展),那么,国家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农用土地政策将可能有重大调整,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障碍将可能被清除或部分被清除。

然而,这仅仅代表了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向农业领域扩张逐利的愿望,它与失地农民和潜在失地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并不相容。

为了深入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世界各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果。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看似严密完整

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多种途径中,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农业的美国式道路”成为其经典途径。

美国的独立战争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关系,此后,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无偿分配或者低价出售国有土地[1]的方式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并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2]随后,小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生分化,即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所形成的“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受工商业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压榨或者天灾人祸等等)经营失利或者失败的小农,于是,小农的土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向经济实力更强、土地规模更大的农场主集中,从而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趋势。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克服传统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薄、专业化程度低和经营管理落后的弱点,有利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进行改造,从而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这里的市场逻辑清晰完整: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为市场经济清除制度障碍)→建立土地私有制(形成市场竞争条件)→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小土地形成(或并入)大土地→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近现代,其它西方国家也大致遵循上述途径形成或者扩大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这包括通过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确立了小土地私有制的英国,也包括那些大致按照“普鲁士式道路”(列宁语)发展的普鲁士德国、俄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那些生存于大中土地所有者“夹缝”中的小农在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束缚以后,也是按照这里的市场逻辑发生分化,并“成就”了本国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

(三)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被忽略的严重后果

上述市场逻辑造成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这乍一看来近似完美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往往为主流经济学所津津乐道。

然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上述市场逻辑的另一个后果,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就是,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往往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虽然在理论上失地农民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吸收,从而溶入城市经济,然而,各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他们的命运往往很凄惨。

其实,不仅是市场暴力,其它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包括英国式“羊吃人”资本原始积累和由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所谓“普鲁士式道路”,也同样造成大量失地农民。

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式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掠夺教会土地,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式、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指氏族财产——作者注)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3]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伴随着这些土地上成千上万小农,包括小土地所有者、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拥有世袭份地的独立自耕农、世代生存于此的世袭佃户和其他租地农民,被剥夺,被驱逐,被消灭。

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死于饥饿与贫困,有的被迫迁往偏远贫瘠的地方,有的沦为短期租地小佃农,有的成为农场主的雇工,而最大的一部分流入城市,成为没有就业保障的产业工人“后备军”。[4]

(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这些欧美国家都碰到了消化“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问题。毫无疑问,被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剥离”出来的成千成万“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是不可能被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步消化的。这些“过剩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漫长过程中,那些主要西方国家(即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大规模向本土以外(殖民地)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以减轻本土的人口压力。例如,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以前,每年将上千名囚犯流放到北美的弗吉尼亚、马里兰;1787年,英国开始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囚犯的地方并在此建立殖民地;1790年,首批英国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美国独立战争前夕,“除印第安人外,大约有250万居民,其中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也有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瑞士人”[5]

温铁军说:“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6]

(五)缺失历史条件的严重后果

二战以后,一些国家也遵循上述市场逻辑形成一定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但是,由于时代进步,殖民主义没落,向本土以外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方略已经完全行不通,于是,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谋生。由于他们缺少文化知识,缺乏技能技术,难以溶入城市经济,最终被“边缘化”。大量失地农民聚集于城市周边的低成本生活区,形成所谓“贫民窟”,成为战后一些新兴经济体贫富悬殊的鲜明写照。印度、孟加拉、印尼、墨西哥、巴西成为其中的典型。

战后,巴西农村人口以空前的规模向城市迁移,这使它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和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

大量无地或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局面。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所谓“非正规部门”(包指家庭服务、微型企业、个体经营、地摊经营)就业,于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收入水平低,造成大量城市贫困人口。

2000年的数据,巴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其中,67.4%生活在各类城市;当年,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0年增加了22.5%;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大中城市。[7]

菲律宾可以算是按照“市场逻辑”、走土地规模经营道路的典型个案。

1946年独立时,菲律宾半数耕地为地主(占地20公顷以上者)所有,占收成3/4的分成制地租占优势地位。菲律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大幅度减轻佃农的地租负担,即将分成制地租,强制改为占收成1/4弱的定额地租。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制手段赎买地主土地,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如,强制地主将超过7公顷的土地低价买给佃农;政府亦收购地主土地,再按成本价转卖给佃农,并辅以低息贷款。不过,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菲律宾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仍没有完成。[8]

在上述背景下,菲律宾政府在包括强势地主在内的精英阶层支持下,选择了以资本力量改造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逐步控制了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产业链环节。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进而失去土地,被迫做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农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城市;随着韩战结束,冷战趋缓,城市就业岗位的需求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

李昌平总结说,在菲律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即“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9]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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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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