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吴钩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吴钩


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这里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 

但著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的余辉先生却提出,《清明上河图》“深刻地揭示出了开封城的种种痼疾和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画家的忧患隐于心中之深邃、其画谏现于幅上之委婉,仅为时人所识,而难以为后人所破。其意味深长,令细赏者不忍掩卷。” 与曹星原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

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我举个例子,相传五代时,罗隐在吴越国主钱镠的王宫见到一幅《番溪垂钓图》,乃咏诗一首:“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这当然是在委婉地向钱镠进谏废除“使宅鱼”税。但创作《番溪垂钓图》的画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则谁也不知道。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非常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今天的时事讽刺漫画。企图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后人的臆想罢了,不可能得到论证周密的证实,除非你能起张择端于九泉之下,请他亲口说说。

比如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城外画有一个高台,余辉先生指出,“画中惟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下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 认为这是画家在暗示东京城消防设施的荒废。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处高台,形制跟《营造法式》规定的望火楼构造完全不一样(按《营造法式》的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是塔状的建筑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出来的望火楼造型迥异。显然,这并不是望火楼,而是一处供市民登高望远、饮酒作乐的亭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也画有这样的亭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高台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 左:据《营造法式》记载绘制的宋代望火楼剖面图,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望火楼 )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亭台

​再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不设任何城防工事,没有驻兵,倒是在城门内侧布置了一间税务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余辉先生据此认为,这一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以及“沉重的商税”问题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张择端其实是用画笔说明宋代东京城的开放性与宋政府对于商品税的重视。

历代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人学士,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认为画家所绘者,“盖汴京盛时伟观也”,甚至觉得,“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市井中还出现了很多《清明上河图》仿品、摹品,以及“镂板以行”的印刷品,借以“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师杂卖铺,每《清明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简繁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 。

由于看到北宋灭亡,东京梦华转眼如烟云消散,许多观画之人也会油然生出“兴废相寻何代无”的感慨,乃至为北宋王朝亡于安逸而痛惜:“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 但是,这只是后人读画的观感,很难说是画家绘图的本意。事实上,画家的本意后人永远也无从深究了。

我们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清明上河图》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就如宋朝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汴河上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但余辉先生认为画家在这里暗示了“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则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余辉先生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反映“泛滥的酒患”,也属于不可证实的臆想);《清明上河图》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图中马只有20匹,毛驴与骡子则有46头),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想了解宋代城门构造、民居造型、桥梁结构、市民服饰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清明上河图》找到最直观、真切的图像材料。

这正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所在。


]]>
<![CDATA[《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吴钩


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这里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 

但著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的余辉先生却提出,《清明上河图》“深刻地揭示出了开封城的种种痼疾和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画家的忧患隐于心中之深邃、其画谏现于幅上之委婉,仅为时人所识,而难以为后人所破。其意味深长,令细赏者不忍掩卷。” 与曹星原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

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我举个例子,相传五代时,罗隐在吴越国主钱镠的王宫见到一幅《番溪垂钓图》,乃咏诗一首:“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这当然是在委婉地向钱镠进谏废除“使宅鱼”税。但创作《番溪垂钓图》的画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则谁也不知道。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非常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今天的时事讽刺漫画。企图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后人的臆想罢了,不可能得到论证周密的证实,除非你能起张择端于九泉之下,请他亲口说说。

比如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城外画有一个高台,余辉先生指出,“画中惟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下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 认为这是画家在暗示东京城消防设施的荒废。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处高台,形制跟《营造法式》规定的望火楼构造完全不一样(按《营造法式》的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是塔状的建筑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出来的望火楼造型迥异。显然,这并不是望火楼,而是一处供市民登高望远、饮酒作乐的亭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也画有这样的亭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高台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 左:据《营造法式》记载绘制的宋代望火楼剖面图,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望火楼 )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亭台

​再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不设任何城防工事,没有驻兵,倒是在城门内侧布置了一间税务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余辉先生据此认为,这一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以及“沉重的商税”问题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张择端其实是用画笔说明宋代东京城的开放性与宋政府对于商品税的重视。

历代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人学士,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认为画家所绘者,“盖汴京盛时伟观也”,甚至觉得,“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市井中还出现了很多《清明上河图》仿品、摹品,以及“镂板以行”的印刷品,借以“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师杂卖铺,每《清明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简繁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 。

由于看到北宋灭亡,东京梦华转眼如烟云消散,许多观画之人也会油然生出“兴废相寻何代无”的感慨,乃至为北宋王朝亡于安逸而痛惜:“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 但是,这只是后人读画的观感,很难说是画家绘图的本意。事实上,画家的本意后人永远也无从深究了。

我们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清明上河图》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就如宋朝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汴河上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但余辉先生认为画家在这里暗示了“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则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余辉先生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反映“泛滥的酒患”,也属于不可证实的臆想);《清明上河图》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图中马只有20匹,毛驴与骡子则有46头),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想了解宋代城门构造、民居造型、桥梁结构、市民服饰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清明上河图》找到最直观、真切的图像材料。

这正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所在。


]]>
<![CDATA[《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吴钩


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这里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 

但著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的余辉先生却提出,《清明上河图》“深刻地揭示出了开封城的种种痼疾和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画家的忧患隐于心中之深邃、其画谏现于幅上之委婉,仅为时人所识,而难以为后人所破。其意味深长,令细赏者不忍掩卷。” 与曹星原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

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我举个例子,相传五代时,罗隐在吴越国主钱镠的王宫见到一幅《番溪垂钓图》,乃咏诗一首:“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这当然是在委婉地向钱镠进谏废除“使宅鱼”税。但创作《番溪垂钓图》的画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则谁也不知道。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非常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今天的时事讽刺漫画。企图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后人的臆想罢了,不可能得到论证周密的证实,除非你能起张择端于九泉之下,请他亲口说说。

比如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城外画有一个高台,余辉先生指出,“画中惟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下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 认为这是画家在暗示东京城消防设施的荒废。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处高台,形制跟《营造法式》规定的望火楼构造完全不一样(按《营造法式》的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是塔状的建筑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出来的望火楼造型迥异。显然,这并不是望火楼,而是一处供市民登高望远、饮酒作乐的亭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也画有这样的亭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高台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 左:据《营造法式》记载绘制的宋代望火楼剖面图,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望火楼 )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亭台

​再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不设任何城防工事,没有驻兵,倒是在城门内侧布置了一间税务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余辉先生据此认为,这一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以及“沉重的商税”问题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张择端其实是用画笔说明宋代东京城的开放性与宋政府对于商品税的重视。

历代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人学士,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认为画家所绘者,“盖汴京盛时伟观也”,甚至觉得,“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市井中还出现了很多《清明上河图》仿品、摹品,以及“镂板以行”的印刷品,借以“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师杂卖铺,每《清明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简繁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 。

由于看到北宋灭亡,东京梦华转眼如烟云消散,许多观画之人也会油然生出“兴废相寻何代无”的感慨,乃至为北宋王朝亡于安逸而痛惜:“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 但是,这只是后人读画的观感,很难说是画家绘图的本意。事实上,画家的本意后人永远也无从深究了。

我们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清明上河图》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就如宋朝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汴河上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但余辉先生认为画家在这里暗示了“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则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余辉先生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反映“泛滥的酒患”,也属于不可证实的臆想);《清明上河图》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图中马只有20匹,毛驴与骡子则有46头),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想了解宋代城门构造、民居造型、桥梁结构、市民服饰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清明上河图》找到最直观、真切的图像材料。

这正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所在。


]]>
<![CDATA[​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吴钩


1、跳水。宋人称“水秋千”。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2、足球。宋人称“蹴鞠”。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3、相扑。本是宋朝的国技,后来成了日本的国技。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4、举重。宋人称“掇石墩”。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5、投壶。如今韩国还有投壶,中国早没了。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6、高尔夫。宋人称“捶丸”。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7、马球。 如今西方的上流社会还很流行。​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8、龙舟争标。比现在我们看到的龙舟赛更多花样,更具观赏性。
​宋朝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
<![CDATA[​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国的自由传统
作者:ingrid

​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国的自由传统 
在中国传统书画长廊里,《清明上河图》就像北极星一样璀璨夺目。无论尘封了多少年,甫一亮相,焦点和头条都是它的。9月份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展出期间,武英殿外每天都排起了长队,人们争先恐后,生怕错过一睹名画风采的机会。

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一幅画如此惊人的魅力?如雷贯耳的名气?高超的史料价值还是一流的艺术水准?这些都是,但还不是全部。《清明上河图》的火爆是一滴水,折射出当下社会的人们对历史的执念。

德国学者阿斯曼把文化划分为记忆、身份认同、仪式、文字和传播媒介五个维度。根据阿斯曼的理论,以文字和仪式为主要媒体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经过长期的演化构建出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这里只打算把记忆和身份认同拎出来讨论。记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缩微的历史,历史是放大的记忆,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构成了身份认同的基础和联结社会成员的精神纽带。换句话说,发现“我”是谁,应当从发现“我们”是谁开始。类似的理论早有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只是没有阿斯曼那样严密和体系化而已。比如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历史的地位在这里已经被提升到了事关立国、纲纪、宗庙和文教的高度,可见中国人热爱历史确实其来有自。

好吧,掉了这么多书袋,其实我只是想说,中国人并没有忘怀过去,虽然今天我们享受着空前丰富的现代文明成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恰逢有充分理由“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代,但我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历史的敬畏和追根溯源的高级情感。从这个角度说,一个没有淡忘过去的民族才是有未来的民族。

当我们在看《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在看些什么? 是的,我要推荐好书,而且是两本。一本是《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号称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另外一本是《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国的自由传统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国的自由传统
 《中国的自由传统》,吴钩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之所以一次推荐两本,是因为《自由传统》是内里,《拂晓时辰》是表层;《自由传统》是纲领,《拂晓时辰》是注释;《自由传统》是骨架,《拂晓时辰》是血肉,两书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不放在一起读不足以领略其全部主旨。三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从金钱和时间的角度,读这两本书都物超所值。

增长知识
一位西方汉学家曾这样评论中国文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展示出了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我从汉朝穿越到南北朝,从南北朝穿越到唐宋不会产生任何违和感,因为人们使用着同样的语言文字,遵循着同样的伦理纲常,一如既往地祭祀上天与祖先,崇拜皇帝和官员……” 

几年前看到这段话时我深以为然,读完了《拂晓时辰》才发现这个论断离真相有多远。我们看待历史不能这么大而化之,而要去探究细节,因为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作者用翔实的资料证明,宋朝与前朝历代相比,在经济富庶、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发育程度、制度建设水平上都出现了质的飞跃。一个唐朝人穿越到宋朝也会感觉大开眼界。

唐朝及之前,城市普遍实行宵禁制度,只在元宵节驰禁三日,谓之放夜。“火树银花开,星桥铁锁合”的盛况只有过年时方可一见。到了宋朝,宵禁制度终于被突破,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都是彻夜灯火通明、笙歌不停的不夜城。市民们晚上出来可以逛街购物,享受美食,欣赏文娱表演,丰富、喧哗和热闹的夜生活把皇宫都衬托得冷冷清清,令宫中人生出多少羡慕。

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传神地描述了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的格局。这种设计虽然气势恢宏,却与市民生活严重脱节。唐时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将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买卖交易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进行。在北宋的汴梁,坊市制逐渐瓦解,官、商、民杂居,商铺遍地开设,一种充满市民味道的城市生活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展开《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时,宋朝社会的现代气息、市井气味和繁华气象扑面而来:街道纵横交错,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酒楼歌馆随处可见,商旅云集,车水马龙。

看了这两个例子,是不是觉得“中国历史停滞论”可以休矣?历史学家公认,唐宋之际中国发生了从中古社会到准近代社会的深刻变迁。宵禁制的突破和坊市制的瓦解只是其中很小的两个方面。在《拂晓时辰》一书中,作者还对宋代的市场经济、司法体系、意识形态、文官体制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论证。他所运用的海量论据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典籍当中。可以想像,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提要钩玄、分门别类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艰苦的梳理。虽然这本书没有以学术书籍之名刊行于世,但是优秀学者的名号作者肯定当之无愧。
       
学习方法
读作者的著述时,我常错觉自己在读当代政治理论。随便放几个标题上来感受一下:《宋朝怎样防止公款吃喝》、《宋代的留守儿童问题》、《在宋代拾到了狗头金需不需要上交国家?》、《城市拆迁》……三权分立、专业司法考试、诉讼时效、普通法体系、公开招标、通货膨胀、信托机构、税务律师事务所、版权、广告、商标,诸如此类的名词比比皆是。

这是作者为了接地气而哗众取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种叙事手法会启发读者去思考:我们是否真的比古代人更聪明?我们真的比古代人更懂得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制度吗?

我们既不应该低估古人的智慧,也不应该高估与古人在社会理想方面的差距。4000多年前的一位佚名诗人这样列举对大同社会的憧憬:“仓中有美谷,城中有美屋,在假日前沐浴,在庭院中嬉戏,外邦人熙来攘往,老妪美言相劝,老翁忠言以告,女郎倾情歌舞,少年扬威奋武,幼童尽情欢愉,百姓安居乐业。” 40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理想可一点都不过时。社会革命风起云涌,人性底色却鲜有改变,对幸福的追求是永恒的普世价值。

我们探索历史,不是为了钻到故纸堆里“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观照现实;我们发现过去,不是为了躺在祖上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为了更好地向未来前进。作者对这一点显然是明了于心的。他很擅长用现代术语去解释古代历史,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在当今历史著述者中相当罕见。 如果作者仅仅是罗列一大堆史料,我对其评价不会有这么高。在硬知识之外,这种纵横古今、横贯东西的视野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是真正的史识,是值得学习的方法论。

重塑价值观
尽管如此,读完《自由传统》和《拂晓时辰》,有人很可能会问:作者把宋代描述的这么好,难道他想穿越回去吗?作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评价也太溢美之辞了吧,难道他不了解封建王朝的黑暗面?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都做出了回应。

首先,他很欣赏现代社会的种种文明与便利,并不愿意穿越到古代,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宋代的好处,只是为了说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内生动力,并非死水一潭。其次,对封建时代的黑暗面,作者并非不了解,但是我们自身的优良传统应当得到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中国人的历史没有柏杨批评得那么不堪。

我作为读者受到的第一点启示在于,我们对待自己的传统需要更多的耐心。儒学是一套开放的思想体系,经得起不断解读、试错与修补,所以不要害怕那些陈规陋习与糟粕得不到扬弃。另一方面,传统是自发演进、由时间积累而成,所以它必定合乎人情常理,适合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传统是自由的保护屏障而不是敌人,合宜优良的治理秩序必定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石上。

保守传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理想社会更非一蹴而就。如果不想从头再造轮子或者学习钻木取火,那就必须正视我们手里的历史遗产,去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事实上,好的社会都是演进而来,而非设计出来,任何脱离了传统的乌托邦终将沦为灾难。所以每个人在传统面前都应该保持一点起码的谦虚。

对未来应当保持审慎的乐观。虽然一两天建设不出来理想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要失望,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作者给出的社会复兴路线图是:兴儒学、造士绅、建社会、行自治、分权力、立宪则、保自由,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必须承认,这个方案非常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总结
作者用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论证告诉我们,认识“我是谁”应当从认识”我们是谁”开始。研究历史的要旨在于求真,求真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妄自尊大固然不对,妄自菲薄也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说,《拂晓时辰》和《自由传统》既可增进智识,又可完善人格,确实是我近期发现的好书。
]]>
<![CDATA[说说你对“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的理解]]>
湖南师大附中2016届高三历史课试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2分)
 
材料一:
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以唐代长安、洛阳为例,除了用高大的城墙封闭整个城市以外,在城内,皇宫被封闭。百来个居住区——坊,三两个商业区——市,又分别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大街。大街两旁,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汉代临街开门的资格是万户侯。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
 
材料二
中世纪的城市是在封建主的领地或教会领地的包围之中出现的,以商人为首的城市居民通过与封建主的斗争取得了城市的自由。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一方面是相对于封建领主统治的自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管理或自我统治。在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这样城市就成了一个自治自由的世界。而包围着它的却是一整套以束缚个人自由为特征的封建体系,所以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我管理的核心是它的市民群体。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因而市民群体就是城市的公民群体。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他们参与城市事物和城市管理的权利。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材料三
宋代时“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宋代高承《事物纪 原》)。宋代政府一般会在镇派驻官方机构,但主要负责收税和消防,镇 的日常治理还是有赖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秩序。市镇通常也没有修 筑一道画地为牢的城墙,因为作为自发的商品交易中心,它们具有天然 的开放性。……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1)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主要特征。(8 分)
(2)结合材料一、三和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城市发展的变化。 (6 分)
(3)综合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说说你对材料三中“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的理解。(8 分)
说说你对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wbr>的理解 
 
]]>
<![CDATA[​给生育二胎的家庭减税如何?]]>
给生育二胎的家庭减税如何?
吴钩

​给生育二胎的家庭减税如何? 

许多人都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迟早会修订。在日历终于快要翻完的20151221日,该法的修正案(草案)终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修正案文本上,“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替代了原来的“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这是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国策在实施三十多后的第一次大调整。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面临严重挑战——出生率超低、总抚养比高企、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提高降临——的当下,全面放开二孩自然而然地成了既希望保留计生基本国策,同时又能改善人口结构、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项。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二孩政策的放开将会明显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按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预计每年能够拉动GDP增长0.2%”;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则认为,二胎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有0.5%左右的拉动。

婴儿潮确实是拉升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学者的乐观估算,显然是建立在二孩政策能够促发一波婴儿潮的预设之上,如李稻葵教授认为,“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保守的预测每年能够增加200万个孩子”。然而,中国目前低迷的生育率是否会因为二孩政策的刺激而明显回升,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超低出生率之后,不管政府如何出台政策鼓励,生育率的回升都非常困难,人口学家易富贤先生的研究表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在1960年代都曾经提倡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方的生育率分别于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后来当局鼓励生育,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现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

回到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全面放开二孩之前,国家已经推行过“单独二孩”,政策初出炉时,国家卫计委人士预计每年会新增出生人口200万人左右,但实际上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据统计,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但截至2015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育龄夫妇只有169万对,占比仅为15.4%

那么全面二孩政策会不会同样“遇冷”?并非没有可能。江苏如东县曾是中国计划生育模范县,尽管当地已经发生了非常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但按2013年如东县计生部门对2.8万对夫妇进行的调查,仅有11.6%的对象表示有生育二胎意愿。少生育甚至不生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就是最有效果的避孕药,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生育率迅速下降、回升艰难的现象,正走在现代化路上的中国社会也不会例外。

为重振生育率,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出台各种政策激励国民生育,如澳大利亚给予每名新生婴儿5000美元补贴;英国给刚刚当上母亲的女性长达39周的带薪假期;韩国政府向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德国为男性公民提供带薪陪产假期。

我们当然不会“照搬西方那一套”。那么是否可以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呢?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都鼓励生育。为维持较高的生育率,古代政府甚至会强制国民生育,如春秋时的越国立法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西汉的惠帝也发过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向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剩女”征收五倍的人头税。这类依靠惩罚的鼓励生育政策不足为效,值得另眼相看的是南宋政府的做法。

南宋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层面:一、给生产的贫困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每户每胎发4贯“奶粉钱”,约值1200元人民币;二、对妻子有身孕的居民免除一年杂色差役,有点像给予“陪产假”;三、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四、鼓励地方精英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做“举子仓”或“举子钱库”。今日的中国公民已经不用承担杂色差役与丁税钱,但宋政府的做法并非没有启示作用:比如国家完全可以立法确立男性公民的陪产假;给生育二胎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

如果中国社会的生育继续走低,那么光“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怕于事无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迟早要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表。今天网上出现了一组搞笑的“十年后计生标语”:“怀上来生出来养起来,就是不能打下来!”希望它不会出现真的出现在未来的城乡墙壁上。

(原载本期《南方周末》) 

]]>
<![CDATA[不一样的宋朝]]>

不一样的宋朝

慧 远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帖子,名为“你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据说,参与回答的人士大都选择了宋朝,理由是,宋朝是一个富庶的朝代,社会开放,商业发达,市民的生活丰富多元,有着浓浓的市井味。而且,宋朝最适合文人生活,因为朝廷重文轻武,皇帝对文人轻易不加责罚,文人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历代之冠。

在宋朝的全盛时期,不仅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甚至有不少日本女子慕名前来中国,“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以改良种族。

那么,宋朝究竟好在何处,会让时人倾心,会让后人仰慕呢?“宋粉”吴钩在他的新著《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是这样介绍宋朝的:首先,从生活方面看,宋朝人精于生活审美,他们爱美食,爱游乐,爱运动,爱宠物,爱打扮,爱鲜花,爱一切与美、与享乐相关的人、事、物。

从社会方面看,宋朝有着许多宜人宜居的城市,有着许多好玩的瓦舍勾栏,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盛大、隆重的节日盛典,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文化,到宋朝才真正发展起来。

从经济方面看,宋朝号称是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可谓经济发达,商业繁盛,即以唐宋两朝作比较,唐朝被称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但其年铸币量却远远低于宋朝,在经济总量方面,更是与宋朝相差甚远。

从法政方面看,宋朝的政治体制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皇权受到很大限制,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均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宋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契约化的时代。

吴钩把宋朝称作“现代的拂晓时辰”,他主要从细节方面一一罗列出一个人生活在宋朝的种种好处。在他笔下,宋朝的城市已经不是由“城”而来的具有封闭性的、人力规划、官治等特点的传统城市,而是由“市”而来的具有开放性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等特点的新型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出现了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艺人、艺人、破落文人、市井小民、雇工、流民等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了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这些职业不同、身份各异的人们,一方面努力挣钱,另一方面则尽情追求物质生活,他们频繁地出入于各种娱乐场合,享受富裕带来的生活便利。

正是在两宋时期,宵禁制度被正式突破,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原始的自来水网络、日报、“灯箱广告”、印刷品广告等各类新生事物,与之相关的法律契约也开始渐趋完善。而许多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见识到的日用小商品,居然在十世纪前后的宋朝即已出现,更让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说实话,吴钩对宋朝屡创世界第一的论述固然令人振奋,也改变了我们对宋朝“积弱积贫”的一贯印象,但他通过翻检、对照各类有关宋朝的史料笔记,得出的如果没有出现元代以降的复古回潮,宋朝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结论,却不免让人起疑。

众所周知,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早期盎格鲁人的“贤人会议”,形成政府依约而治的雏形,到英国《大宪章》的确立,用以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直至“光荣革命”正式将国家权力由君主移交到议会——资本主义有着一套自成一体的文明基因,而它们在西方社会的逐渐普及,亦主要得益于基督教新教派生的文化运动以及启蒙主义运动的广泛传播。

相比之下,宋朝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皇权传统,其本身也依然是一个专制的皇权社会,尽管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专制是相对温和与开明的,但那不过是农耕文明所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个人以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或许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朝代,但就文明的本质而言,宋朝的文明依然是农耕社会的文明,宋朝的繁荣依然是农耕社会的繁荣,宋朝人也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吴钩将“太祖碑文”比之于英国《大宪章》已是强作解人,他将“通贤共治,示不独专”的近义词说成是“共和”,反义词说成是“专制”,当更属自作多情。

历史其实是不容假设的,但将宋朝视作近代中国的开端,毕竟还是有些过于乐观。诚如吴钩本人所言,他以细节论述宋朝的“近代化”,并非“故作惊人语”,也不是为了扭转人们对宋朝的成见,而是换一个视角重新观察宋朝,发现宋朝——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吴钩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原载《深圳特区报》)

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CDATA[[转载]張先《十詠圖》山水人物畫卷賞析]]>

[转载]張先《十詠圖》山水人物畫卷賞析

    張先是北宋的著名詞人,脍炙人口的名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即出自他的妙筆。82歲那年,他偶爾翻閱父親的詩集,觸動懷念的情感,仿佛看到了91歲高齡的父親和馬太守等老人,在青山綠水之間,瓦牆亭閣之中,酒酣耳熱,吟詩作賦,怡然自得的情景,于是張先傾其畢生才情,繪製出這幅流芳百世的《十詠圖》來,畫面清雅,筆調流暢,一草一木皆透露出濃濃的父子深情。

   張先十詠圖畫了26人、兩匹、一隻仙鶴據說張先只流傳下來這一幅,物以稀為貴,《十詠圖》後來成為歷代皇室的收藏,受到了鑒賞家高度評價,被譽為世間孤品。

<>

<>

<>[转载]張先《十詠圖》山水人物畫卷賞析

    張先十詠圖》是根據其父張維的10首詩作出的畫,畫面卷首部分的內容,是張維第一首《吳興太守馬大卿會六老于南園人各賦詩》詩中描繪的情景:
        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恩輝同喜及桑榆

          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會此無,它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國。” 

     詩中的“太守馬太卿”即馬尋,他于慶曆六年知湖州事,到任不久即宴請當地有名望的六位老人。顯示這位新上任的湖州太守是很重視文化並且尊重文化人,而文化人對此也未忘記將此事寫入詩文。

 [转载]張先《十詠圖》山水人物畫卷賞析

   張先十詠圖》(局部·圖一)畫面:卷首部分,吳興南園一角,主體建築為一座重檐歇山頂的閣樓,配上欄杆回環曲折。

[转载]張先《十詠圖》山水人物畫卷賞析

   張先十詠圖》(局部·圖二)畫面:樓閣內馬太守正陪著二位老人對坐弈棋,一女子在樓閣一角款款彈琴。

]]>
<![CDATA[[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一)]]>

鉴赏之四百九十 

 

 

中国历代绘画长卷 • 北宋  (一)

请点击欣赏大图

 

 

北宋建国之初推行“偃武修文”国策,并沿袭五代南唐和西蜀旧制设立“翰林书画院”,西蜀的黄筌、黄居寀、赵元长、高文进和南唐的王齐翰、周文矩、厉昭庆、顾德谦等都随其故主来到北宋画院,并直接影响了北宋画院风格的形成。此外,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画家也应募入宫。北宋末年,一代庸君和书画家宋徽宗赵佶偏爱绘画,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画学,并正式纳入科举考试,进而宫廷绘画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画学共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地方加以培养和考评。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其服饰和俸禄上也比其他艺人为高。同时,皇家收藏也更加丰富,宣和(11191125)年间编撰了《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以李成和范宽为代表的山水画,风格多姿多彩,并与五代关仝被认为是“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大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李唐《采薇图》和《晋文公复国图》为代表的人物故事画、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风俗画、以李公麟《维摩诘像》为代表的白描画法和道教壁画及肖像画,更将人物画提高到了完美境界。花鸟画则强调了“有以兴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之有得也”的伦理道德观。除了宫廷和民间职业画家外,米芾、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等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画作被称作“文人画”,他们强调绘画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股潮流的兴起,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01北宋 李成 寒鸦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水墨,纵27.1cm,横113.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淡墨画雪霁严林、群鸦、寒塘衰草。画中无名款,定为李成,亦有人认为风格相差太远,当为南宋初期画院之作。元人赵孟钐獍嫌为能品,拖尾题跋还有元代知名词章家钱塘仇远和乐府名家蒙古族贯云石两题,尤为难得。

 

李成(919-967年),字咸熙,中国五代宋初画家,青州(今属山东)人。唐宗室,山水画家,在北宋时期和范宽、关仝并称为“三家鼎峙”,他多作淡墨山水,所谓“惜墨如金”,如在梦雾之中。当时评价他“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将他的山水和吴道玄的人物相提并论。他主要描绘齐鲁一带山水,后代郭熙等人都是师法他的山水画法。

 

 

02北宋 李成 小寒林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墨本,纵40cm,横7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的近处是山涧,涧水不深,有人相互扶助着涉水而过。四周山石间杂树丛生,郁郁葱葱;远处山峦耸峙,隐现在烟云中的寺庙殿堂,屋脊犬牙交错。尽管此图为后世摹本,但也能反映李成山水画的气势和风貌。画山石多用披麻皴,重于勾擦和渲染,“皴擦甚少面骨干自坚”;画树干用线勾,色淡,由山石的深色衬出,画树叶多用点虱法,浓淡得宜,疏密有致,不过,此图不用蟹爪画法(也是摹本的缘故)。此图与其他的诸如《晴峦萧寺图》的“寒林”之作还有所区别,严格说来,称之为“小寒林”是不确的。

图前隔水有行书“李成小寒林图”题识,接缝处钤有宋高宗乾卦印,画心处有明纪察司半印,前后有梁蕉林收藏印多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03北宋 李成 茂林远岫图轴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淡设色,纵45.4cm,横141.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画场面开阔,气势恢弘。远处,雄壮巍峨的山峰拔地而起,昂然屹立,显示出顶天立地的豪迈与庄严。近景处,小桥流水、泊岸轻舟,以及往来不断的行人车马,营造出的却是一派轻柔舒缓的场景。与远山相互衬托,刚柔相济,使画面既和谐又生动。更有楼台塔寺、流泉飞瀑点缀于溪畔崖间,丛林苍翠,连绵不断,使得整幅作品春光满目、郁郁葱葱,令观者心情舒畅。

《茂林远岫图》经南宋贾似道、元代鲜于枢、明代项元汴、清代梁清标等名家收藏,后入清宫内府,上有百余方收藏印迹。作品后有南宋向冰、元人倪瓒、明人张天骏三人题跋。画上有乾隆的一首七言诗:“元气淋漓万木枝,荆关而外自成师。奁屏合付闺中秀,砚匣琉璃冥写时。”由于南宋向冰在卷后题跋中称此图为北宋李成所作,所以该作品多被看做是流传有绪、唯一可信的李成真迹。

 

 

04北宋 张先 十咏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淡设色,纵52cm,横125.4cm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是一幅山水人物画,画卷的开首部分便是吴兴南园一角,主体建筑为一座重檐歇山顶的楼阁,相配小亭栏杆回环曲折,花草树木掩映,庭中有鹤,亭角有花一株,环境幽雅而气象恢宏。楼阁内,马太守正陪二老对坐奕棋;小亭内,二老手扶栏杆,一面赏景一面闲话;另二老或携琴或曳杖,款款而来。此外有童仆衙役陪伴侍候。这是一次风流儒雅的集会,轻松愉快,表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气氛。这一段表现了三首诗的内容,除前述一首之外,另有《庭鹤》、《玉蝴蝶花》二首。 南园临水而建,湖对岸远渚汀洲,村庄茅舍,树木葱浓,群山耸翠,依次表现出《孤帆》、《宿清江小舍》、《归燕》、《闻砧》、《宿后陈庄偶书》、《送丁秀才赴举》、《贫女》七首诗的内容。 张先的绘画作品,无论历史流传还是文献记载,仅此一幅。至于它的时代,从山石皴法及布置方法看,大体是北派山水的继承,属于荆浩、关同体系,而无李成、郭熙痕迹,更不入南宋格调,显然是北宋前期的风格。

这件作品的文献价值一直受到前人的重视,它所记载的当时的文化活动及有关人物,都是唯一的现存第一手资料。陈振孙根据南园立石,对各种人物作了详细的笔录和考证。刻石在元代便毁灭了,颜尧焕的跋记录颇详。到今天,其画和所有的题跋,更弥足珍贵。 此画原为清宫收藏,溥仪以赏溥杰的名义将画盗出宫廷,后携至长春。伪满政权覆灭时,此画被窃,此后50年中不知下落。

1995年,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中此画才再度面世。故宫博物院根据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专家的建议,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以1800万元竞价将此画购回,使这件国宝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用这么多的钱保护一件国宝,用启功先生的话说:“两个字,值得。”

画前引首有清乾隆皇帝弘历手书“诵芬写妙”四字,拖尾有南宋陈振孙,元颜尧焕、鲜于枢、脱脱木儿四跋,画中有北宋孙觉一跋。本幅上有南宋贾似道“悦生”、“秋壑”、“秋壑玩赏”等印,明初“典礼稽察司印”半印,清乾隆、嘉庆宝玺十余方,又溥仪印三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祐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以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

 

 

05北宋 赵光辅 番王礼佛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设色,纵28.6cm,横103.5cm   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画中国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番王朝拜佛祖的形象。佛祖高坐莲台,诸番王作礼拜、贡献之状,服饰皆异域装束。画面气势宏大,人物安排疏密有致,表情各异,生动自然,是宋代人物画的一幅杰作。

 

赵光辅,活动于960975年左右。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宋太祖朝为图画院学生,擅画佛像、人物、番马。据史料记载:“华原赵光辅,工画番马,故天下称赵评事……然后知光辅不独工于马也。”《番王礼佛图》传为他所画。

 

 

06北宋 武宗元 朝元仙仗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墨笔,纵44.3cm,横580cm  美国纽约王季遷藏

 

此图是北宋初年道教壁画的稿本,以卷的形式流传至今。其临本《八十七神仙图》,现为徐悲鸿纪念馆藏。图绘道教帝君诸神仙朝谒元始天尊的队仗行列。有两帝君(东华、南极)、真人仙人、玉女、神将等,共八十余人,其构图统一中求变化,在处理繁复的画面时,又能协调而不杂乱,全部行列有节奏地前进。线条遒劲流利,人物神采飞扬,衣袂飘举处,有“吴带当风”之遗意;虽不设色却有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之感。画家用流利的长线条描绘稠密重叠的衣纹,临风飘扬。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帝君庄严,神将孔武,女仙顾盼生姿。

壁画的“粉本”,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藏《八十七神仙图》卷与此本构图基本相同,而线描稍异,也应是同一种用途。此图无款识,卷后有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张字跋,称此图为吴道子所画,原传为唐代吴道子作,经赵孟钌蠖ù司砦渥谠婕#袢似毡槿贤庖还鄣恪1彼巍缎突住贰⒃獪珗嫛痘a》著录。

 

武宗元(约980-1050),初名宗道,字总之,河南白波(今河南孟津)人。真宗景德年间,建玉清昭应宫,征全国画师,分二部,宗元为左部之长。他家世业儒,以荫得太庙斋郎,官至虞部员外郎。擅画道释人物,曾为开封、洛阳各寺观作大量壁画。工人物、佛道、鬼神,师吴道子法,行笔如流水,神采活动,大抵如写草书,笔术精高。年十七即能画北邙山老子庙壁,颇称“精绝”。尝于洛阳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其间赤明和阳天帝画成宋太宗相貌,真宗赵恒见之,叹其画笔之神。曾在广爱寺见吴道子画文殊、普贤大像,武由此杜绝人事旬余,专在广爱寺刻意临摹。结果临摹之画骨格停分,神观气格,大衣缨络,乘跨部从,与大像不差毫厘,真灵心妙悟之天才也。

 

 

07北宋 王居正 纺车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设色,纵26.1cm,横6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绘怀抱婴儿哺乳的村妇,身旁置放一架纺车,左手正摇纺轮。前面一老媪,面向村妇,慈祥安宁。村妇身后有一儿童,席地而坐,手中拿着杆,牵着一只蟾蜍,活泼可爱。线条多用类似于周文矩的“战笔”,生动和谐。

此图无作者印款,原为赵孟罹刹兀姓悦项二跋,称为王居正作,跋曰:“图虽尺许,而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彩飞动,真可谓神品。”并有诗云:“田家苦作余,轧轧操车鸣。母子勤纺织,不羡罗绮荣。童稚善自乐,小龙恬不惊……”今二跋已不存。

 

王居正(公元11世纪),北宋画家,生卒年不详,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学丹青有父风,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与父王拙同驰名于画坛。善画仕女,师周昉,得其闲冶之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其:“精密有余,而气韵不足。”尝于苑圃寺观众游之处,居高临下观察游人众相及美人姿色尤为入微。其下笔前沉思静虑,力求形神兼备,故所作构思巧妙,形象生动,刻画细腻真实。画迹有《调鹦鹉士女图》、《绿窗焦雨图》,著录于《绘事备考》。

 

 

08北宋 赵昌 写生蛱蝶图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纸本,设色,纵27.7cm,横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幅描写秋天野外风物的写生画。在构图布局上,画家有意在画面上方留下很大的空白,景物多集中在画面的下部。将野菊、霜叶、荆棘和偃伏的芦苇等,布置得错落有致。在晴空中有三只美丽的彩蝶正在翩翩飞舞,一只蚱蜢正在向上观望。整幅画把秋日原野的高旷清新、风物宜人的景色,描绘得十分动人。作品用笔遒劲,逼真传神,设色清丽典雅,清劲秀逸。花卉用笔筒率,变化自然。双钩、晕染绘近处花卉的阴阳向背。蚱蜢和蝴蝶,用笔十分精确,微染出不同质感。画面有一种纯净、平和、秀雅的意境和格调。

此图画法细致工整,花草用墨线勾勒,用笔顿挫有致,色不隐墨,在宋代花卉画中颇为少见。 图卷上无作者款印,尾纸处有元代冯子振、赵岩题诗,明代董其昌题跋及清代乾隆帝御题诗一首。钤宋贾似道“魏国公印”、“秋壑”、“台州房务抵当库记”(官府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姊鲁国大长公主“皇姊图书”,明“典礼纪察司印”(洪武时官印),清梁清标“蕉林居士”、“棠邨”及清乾隆、嘉庆帝收藏印。因董其昌在该图上题跋:“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此其一也”,遂将此幅作品定为赵昌所画。

 

赵昌,生卒年不详,字昌之,剑南(今四川成都)人,北宋画家,专攻花卉草虫,早年师法滕昌祐。为了深入观察,他经常在清晨绕栏谛视,手调彩色当场描绘,自号“写生赵昌”。所作形态逼真,敷色鲜艳,为时所重。

 

 

09北宋 赵昌(传) 蜂花图卷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设色,纵25.2cm,横202.2cm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设色工笔,画工纤细缜密,气韵生动,无款,尾署“赵昌制”三字。此图旧传为赵昌所作,实为明清时期后人为之。

 

 

10北宋 赵昌(传) 花卉四段图卷

[转载]鉴赏之四百九十 <wbr> <wbr>中国历代绘画长卷"北宋 <wbr> <wbr>(一)

绢本,设色,纵49.2cm,横77.6cm  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画折枝海棠、栀子、芙蓉、梅花共四幅,枝页繁茂,花儿怒放。花瓣、花页用勾勒填色法。花之娇态、页之正反和明暗表现得恰到好处。图中用笔缜密严谨,但工而不板,设色艳而不俗。第一段海棠树干上署有“赵昌”二字款,从字迹、画风分析,此款伪,实为当时高手所作。画面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玺。曾经陈自明、清内府收藏,不见著录。

 

 

]]>
<![CDATA[宋朝与清朝的18个对比]]>

宋朝与清朝的18个对比

吴钩

 

吴按:我曾经从史料上选取了18个细节,对比了宋代与清代的不同。这么比较有好的地方,可以见微知著、一目了然地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但也有坏处,即容易以偏概全,挂一漏万。

 

这个小文章发出后,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昨天在知乎上看到有网友对我的意见逐条作了很不客气的反驳,有意思的是,又有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对他的反驳很不以然,又逐条作了反反驳。现在我将我的原文、网友反驳、网友反反驳都一字不易贴出来,到底谁更有道理,诸位自行判断。

 

为便于区分,我的原文用一般字体显示,反驳我的网友(网友A)意见用了下划线,反驳他的另一位网友(网友B)的文字,换成另一种颜色。

宋朝与清朝的18个对比

1、[文人煽颠]

吴: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网友A:宋朝大家都知道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一个小小的知府顶得了屁用?曾静那边却是以华夷之辨在吹岳钟琪的耳边风 他老岳还是个有军权的汉人 这种层次的造反 雍正没有砍他 大义觉迷录那么有名忘了? 乾隆看不惯他砍他有何不可?

 

网友B:宋代知府不敢造反跟“积贫积弱”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宋朝的守内虚外政策。精兵全部收到中央做禁军,地方上只有老弱病残组成的厢军(少数边州除外),造反就是找死。清代川陕总督和陕西巡抚同城而居,最近的军营就在西安东北的满城正中,他岳钟琪要是敢谋反,一样是找死。对于曾静,雍正的原话是“作一出奇料理”,并曾经下诏:“后世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但乾隆把他杀了。另外,雍正放过了曾静,却对吕留良家族下了狠手[1]。献反诗和投反书,都属于传统“十恶不赦”中的谋逆罪,处理的不同正好看出皇帝气度和自信上的差别。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网友A:密奏这个玩意儿 清代都是要归档的 有记录可以查询的 是为了更好的防范官员勾结 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有效措施(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这作者说的好像如亲临看见布政使像狗一样兴奋。

上面那个段子至少能说明宋代从真宗开始有密启 李沆不用 其他人不用了? 有无归档? 谁写谁的小报告你知道吗?密启给了政事堂还是枢密院看过了?读书不会思考,只会一字一句的区校对,这何读书死有何区别?

 

网友B:宋代的密奏主要是通过内侍这个渠道直接递交皇帝的,这一点沿袭自唐朝。这一渠道效率高、保密性好,但容易被用来打小报告,也有便利宦官插手政事等隐患,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宋朝的皇帝利用这一渠道时通常比较谨慎[2]。清朝皇帝以一族统治一国,普遍有危机感,因此要依赖密奏来加强控制。密奏不过使皇帝能扳回一点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而已,要达到监督官员的目的还远远不够,而且,它能起作用的前提是皇帝足够精明。

密奏制度能够强化独裁君主的权力,但后继者的素质如果劣于前代君主(这正是皇权传承中的必有现象),那这一制度必然发生蜕变。从是否依赖密奏这一点上,既可看出宋清两朝在政治风气上的不同,亦可见出臣僚格局的差距。宋代有据可查的密奏从太祖时就有了,随手一搜何难?这一条跟校对何干?是谁不会读书?

 

3、[君主逼格]

吴: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网友A:所以宋仁宗屁事不做 唯一做的就是软蛋怂包 所以大臣们才给他一个仁字 你们以为全交廷臣议事就能出现君主立宪了? 而乾隆的汉文化非常之高 武功的新疆 西藏 云南 都是他手下拿捏出来的 可与宋仁宗一拼否?四库全书(这个简直可以重开一贴说了四库就是文化瑰宝被网上的盲流子黑成那样)制造文字狱掐掐反应专制皇权的加强。

 

网友B:“廷议”是自汉朝就有的一项制度,目的就是集思广益,找出最好的处理办法,找到最合适的执行人选。宋代的洪迈总结过,按廷议结果执行,少有败事。乾隆自吹自擂,独断专行,还说出“本朝无名臣”这样的话来,在位期间的文字狱多数是他自己吹毛求疵搞出来的,拿什么跟宽仁俭素的宋仁宗比?这一条比较的是皇帝格局上的差距,拿武功出来跑题算怎么回事?后面的什么修四库、文字狱也全都跑题了,真要较真的话,修四库全书时禁毁的书有多少?篡改的有多少?有哪位校勘古籍时拿四库本当底本?搞文字狱一句“加强皇权”就有理了?专制皇权的加强还是一件好事?跑题也就算了,有理不会好好说理么?拿“软蛋怂包”这样的话来评价人,无异于在自己额头上贴上“没教养”三字,望你自重。

 

4、[伶人问政]

吴: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网友A:弄权放政搞得国破家亡的徽宗 也好意思跟意志坚定跟所有文官集团作对一心一意推行一体纳粮火耗归公的清世宗作对比?

 

网友B:这一条是论事,而喷子是论人,且仍然没有喷到点上。宋徽宗当皇帝比起雍正来差远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甩了后者十条街的风度。伶人问政从战国时就有了,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但像雍正这样神经过敏的,从前的朝代里真没有。

 

5、[朋党风险]

吴: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网友A:欧阳修死之后的事情 新党旧党掐的你死我活 稍微看点宋史的都看不见危害吗?

 

网友B:就事论事,欧阳修此文翻案翻得并不高明,至于所谓“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更是近乎胡扯。北宋根本没有什么“政党政治”,只有党争而已。帝制下的党争,与今天所谓政党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党争只有在专制皇权被削弱时才会发生,本质是争权夺利的官僚集团互相倾轧。雍正的《朋党论》和欧阳修的都是针对时事而发,谁有道理,尽可讨论,但若论容人进言的雅量,雍正输给宋仁宗不止一点半点。


6、[谥号风波]

吴: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网友A:皇权加强的体现 不多说

 

网友B:一个是反对皇帝的诏令,一个是拍马屁夹些私货,最后的结果充分说明了皇权加强的后果是什么。宋仁宗的好名声来自他从善如流,乾隆的恶评来自他只听拍马,不听意见,甚至拍错了也不行。

 

7、[宰相职权]

吴: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网友A:朱四四废了宰相咋算?细看宋史,除了宋仁宗对待宰相算恭敬,其他皇帝有对宰相还掏心掏肺了?

 

网友B:要比较的是宋朝和清朝,拿明朝出来算怎么回事?程颐只是经筵的讲官,从没当过宰相,宋代除了党争时期外,对宰相一直尊重,历历可考。明清不设宰相,初衷是以皇帝兼职宰相,但这必须在皇帝精力过人且勤政的条件下才成立,否则相权就会转到近臣手中。而且,这一段说的不止是尊敬宰相的事,同时也涉及古代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宋代的读书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以满怀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明朝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此一脉相承。而到了清朝,只允许老实听话,做好奴才!


8、[士子尊严]

吴: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网友A:宋朝的士子尊严 尊严到最后 被他们所说的蛮夷下跪了 又是个例看成共例的故事
宋朝没杀士子 牵强附会给宰相穿小鞋(蔡确) 恶毒报复党派之争(司马光)不够?

 

网友B:宋代士子有尊严,这跟对外不利,战败求和或亡国是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更不是个例。旧党借文字狱贬死蔡确,新党章惇为了报复想掘司马光墓而未成,这都是党争,不是针对士子的普遍打击,拿这两者跟清朝相比,那才是真的把个案当普遍。


9、[义庄救济]

吴: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网友A:南宋发光发大的程朱理学屎盆子都要往清朝上面扣 请穿越回去拯救中国 清初鼓励女性不裹脚 不知道哪个朝代喊的裹脚?

 

网友B:程朱理学是在南宋后期的理宗朝才受到皇帝尊崇的,在明清一直是官方正统政治哲学。宋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前一种情况占主流。理学产生于宋朝就赖宋朝,那你考试不及格是不是要怨蔡伦?裹脚的问题和辫子一样,开始不愿接受,后来不愿放弃,清初提倡了一阵之后还有下文么?辫子倒是严格要求了。能举出一个清代切实改善了女性生存状况的例子,才能算扳回一局。

 

10、[对外贸易]

吴: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网友A:10、11来说 宋朝的对外贸易额度和清朝对外贸易额度不是一个层次 都说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 宋朝在经济量上根本不能跟清朝比 说乾隆龟孙 想看点正常史料的各位 还能看得下去吗?很明显的偏颇性 乾隆那个一口通商又要讲噼里啪啦一大堆

 

网友B:此处谈到的是对外开放的态度,不是贸易额度。如果要谈额度,那就得有数据。我没有查到宋代海外贸易额度的统计数字,如果有可靠的数据来源,请拿出证据来。说到经济总量,如果用岁入来衡量,北宋初期太宗、真宗年间大约在6000万贯上下,仁宗之后多次超过1亿贯,南宋经济复兴后也达到1亿贯[3]。清代前期顺治、康熙年前在2000-3000万两左右,乾隆至道光年间则普遍在4000万两上下[4]。即使不考虑白银比价的变化,宋代也胜过清代,你说宋代经济量不能与清代比?


12、[重商轻商]

吴: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网友A:纯放屁 中国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农业社会 真正有点商业资本味道的(我可没说什么XXXX萌芽这个概念)已经是清仁宗的时候了 这些口号有屁用全都是昙花一现

 

网友B:宋代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仍是农业社会,但宋代的商业发达程度远超明清,这是当前学术界公认的。这一条说宋代重商,并未出错,宋代没有发展出商业资本,不等于宋代并未重商,喷子偷换了论题大骂“放屁”,结果把自己绕进去了。

 

13、[奴隶制度]

吴: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网友A:???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啊哈哈哈 看到这里我只好长笑三声

 

网友B:阁下未免笑得太早了。即使你是曹丞相或者魏延大将军,大笑三声也绝对没好处。去找找戴建国和何雪晴关于宋代奴婢制度的两篇论文[5][6],看完再告诉我笑得出来不?

 

14、[城市人口]

吴: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网友A:我手上没有数据 不能质疑 北宋南宋的繁华是一面 但是他的极端脆弱也是另外一面

 

网友B:这些数据我也未查到原始数据,暂存疑。另外一篇论文提出了不同的数字[7]。宋代的城市化与今天的城市化并不能简单等同[8],但与清代对比是可行的。在比较城市化程度的论题里说什么“极端脆弱”,仍然是离题万里的乱喷。


15、[圣君塑造]

吴: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网友A:宋仁宗在位没做什么就要被吹捧成为圣君了 康熙的大一统思想 打破华夷之辨 雍正的一体纳粮 乾隆的赫赫武功 哪一样不是中国传统专制朝代圣君的标准?还需要吹?

 

网友B:宋代是文人自认掌握道统,并以自己认为的圣君标准要求皇帝,清代是皇帝自认掌握道统,并以当代尧舜的身份要求文人听话,这就是区别。“圣君”的标准跟雷锋一样,都是可学但不可及的,康雍乾如果不搞文字狱,那确实接近传统圣君的标准了,但他们既然搞了,那就跟这个称号不沾边了,因为儒家传统中的圣君都有“不以言罪人”这个属性。


16、[经筵差别]

吴: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网友A:我先个人表态 经筵制度在各朝各代都是傻叉制度 真以为皇帝能学到什么或者皇帝能教育别人什么嘛?
经筵制度无非两点:1侧面反应皇权烈度  2作为一个政治政策的推行开端点

 

网友B:很遗憾,喷子这次又说错了。经筵制度跟皇帝亲耕、封禅大典一样,都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经筵制度是表示皇帝好学,努力向圣人看齐,亲耕是表示皇帝重视农业,封禅是展示皇权的正统地位。有些情况下,形式确实是重于内容的,例如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国庆阅兵,春节晚会,结婚仪式,哪个能够取消?传统政治哲学讲内圣外王,皇帝必须努力学习经典中的圣人,来给身边的臣僚当榜样,能证明他努力学习的证据就是经常出席经筵。宋、明时代为皇帝讲课的都是饱学宿儒,也有人借讲课之机借题发挥试图影响政策,但没有哪个皇帝要借这个形式来推行政策。清代的情况上面说过了,皇帝将治统和道统一肩挑,谁有资格给他讲课?当然只有他讲给别人听了。

 

17、[道统政统]

吴: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网友A:什么所谓狗屁的法统道统,全都是服务于皇权的。宋朝于是被更落后的蛮夷征服了 这就是酱缸子文化 前面产生的臭味会让后面的酱缸越来越臭而已 用臭比臭 还说前面那个比较香 我也是呵呵哒

 

网友B:道统这个提法是韩愈搞出来的,后来被程朱理学发扬光大。宣扬道统的目的是把道统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扶助皇权,又制约皇权。掌握了道统的学者是真理的化身,皇帝要想当圣君只有向他们求教。道统在今天早已是一件过时的工具,如果用嘲笑古人不会制造火箭炮的心态去看,自然可以一概视之为“酱缸”,但假如稍微谦虚一点,应该能看到他们打造这件工具的初衷,以及对于皇帝窃走了这件工具反过来压制他们的无奈。

 

18、[大臣气质]

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网友A: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像狗一样趴在皇帝面前的 也有在明君仁君面前当当闺蜜贴心小棉袄的
这就是段子的危害性啊 以小故事来概括整个朝代的事情 看的人自以为还摸清了一个朝代的尿性

 

网友B:小故事有没有代表性,要看它是不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普遍情况。宋代大臣跟皇帝顶牛的事有一箩筐,那清朝呢?张知白这样的例子,有一个没有?举出来一个,再笑不迟!

 

网友B的注释:

1、皇帝与秀才 史景迁
2、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 王化雨
3、宋史食货志
4、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申学锋
5、“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戴建国
6、宋代奴婢制度研究 何雪婧
7、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 柳平生,葛金芳
8、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 包伟民

 

]]>
<![CDATA[走进宋朝的历史现场与细节]]>

走进宋朝的历史现场与细节

张海龙

关于宋朝,我们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教科书上“积贫积弱”的论定,抑或影视剧中江湖丛林的艺术渲染。那么,真实的宋朝到底是怎么样的?宋史业余研究者吴钩强调,“首先我们需要将各种抽象的、大词式的结论放在一边,将主流史观与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宋朝形象放在一边,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回到宋代的历史现场,回到宋朝的细节中来,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这样,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个与成见并不一样的宋朝。”

在这一历史视角和态度中,吴钩不厌其烦地书写宋朝,因而被调侃成“宋粉”甚至“宋吹”。对此,吴钩辩解道,自己其实只是“文明粉”——不是粉宋朝这个王朝,而是粉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他的新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就是对宋朝文明成就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关于有宋一代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性因素,不少国内外学者多有述及。比如,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现代的拂晓时辰”也是他的一个历史论断。显然,吴钩是认同这一结论的,这也是本书叙事的基调。关于“现代的拂晓时辰”,对“现代”的界定是一个莫衷一是的命题,但更多的观点指向,这是一个文化和文明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就此而言,宋朝在城市化、商业化、法制化等方面的文明程度确实超越了以往王朝,但以现代眼光观照的话又很难说它已经实现了近代化,即一种处于前现代的“拂晓”状态。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的史见在本书长篇序文《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中基本明确,正文着力于史实、史识的建构。在结构板块上,全书分为生活(瓦舍勾栏)、社会(契约时代)、经济(全民皆商)与法政(共治天下)四个部分。钩沉考据宋人的正史、笔记、游记等文献,再辅以宋画等图像资料,像展开一幅横卷的宋画那样徐徐“呈现”,并注重细部勾勒和趣味。比如宋代开封的城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清明上河图》展示的酒店业“灯箱广告”、南宋杭州出现的“猫粮专卖店”、宋代大城市的“证券交易所”,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报纸……这些细节构筑起来的宋人生活现场,经吴钩的发现和叙述,重新活色生香。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述方式上,本书运用许多现代术语来书写历史事物,这种词与物之间因时空间隔带来的陌生化和紧张感,让叙事变得迷人。其实,在近些年流行的通俗历史读物和新兴的自媒体写作中,这种叙事手段并不鲜见。吴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善于控制,既有融合新兴媒介手段的市场意识,更有坐下来研读史料的书斋功夫,看似讨巧的叙事其实有着史料支撑,从而不至在迷人中迷失。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吴钩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
<![CDATA[宋朝东京的早晨]]>

宋朝东京的早晨

吴钩


如果你生活在北宋东京,清晨,你会在响亮的报晓声中醒来。报晓的通常是城市寺院的僧人,北宋的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方,日间求化(化缘)。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南宋的杭州也一样,“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听到清脆的铁板儿声响,你便知道天快亮了,可以起床洗漱了。

这些报晓的僧人,在报晓的同时还兼报天气:“若晴则曰‘天色晴明’,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这样,你躺在客店的被窝里,不用起床开窗,便可以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

这样的报晓,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天气预报服务。古代科技不发达,无法准确预测天气,不然的话,出现名副其实的天气预报服务也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南宋杭州的市民生活已经有点儿离不开报晓僧人的“天气早报”了,为什么呢?“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侯、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蕃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当值的公务员需要知道天气如何,好早做准备;一般市民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日程。大概正因为“天气预报”对于都城市民生活的重要性,所以报晓者“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

在这报晓声中,整个城市也从沉睡中醒来,宋朝都城的早市开始喧哗起来。东京开封,“诸门桥市井已开”;生肉作坊已宰杀好猪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入城卖麦面的农民,“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饭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

临安杭州,“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还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有论晴雨霜雪皆然也”。

洗漱完毕(请记得刷牙哦,宋朝市民已有刷牙的习惯了,市场上也出现了贩卖牙刷的铺子),吃过早点之后,你还可以买一份新闻报纸,了解一下最近几天的朝野时政消息。——你没有听错,大约从北宋末开始,东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报纸,叫做“小报”、“新闻”。《靖康要录》载,“(开封)凌晨有卖朝报者。”这里的“朝报”并不是官方出版的邸报,因为邸报是免费发给政府机关的报纸,不会进入市场。报贩子叫卖的“朝报”实际上应该是民间雕印与发行的“小报”,只不过假托“朝报”(机关报)之名而已。南宋时,杭州还设有专门的报摊,《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记录的杭州各类小本买卖中,都有“卖朝报”一项。

宋朝小报刊载的内容,多为“内探、省探、衙探”(报料人)提供的时政消息,包括“撰造之命令,妄传之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还有“意见之撰造”,相当今日的报纸评论。由于民间小报反应迅速,“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小报似未取得合法出版资质,但宋朝城市的早市上,很容易买到小报。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

]]>
<![CDATA[来说说宋代的地下排水系统]]>

来说说宋代的地下排水系统

吴钩


当我们说一千前的宋代已出现了人口规模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时,可能会有人觉得难以置信,会惊问: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庞大的排泄系统来维持城市的新陈代谢?确实,即使在今天,一些城市中,只要下大雨,都免不了要出现“水漫金山”的情形。宋代城市的排水能力如何呢?

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北宋汴梁城的排水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地面明渠有“八字水口”:“内外八厢创制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宋史•河渠志》);地下暗渠也四通八达:“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宋史•河渠志》)。陆游《老学庵笔记》的一段文字更是可以说明东京地下排水管道之发达程度:“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人们常说国外城市的地下排水沟宽敞而四通八达,可以容纳流浪汉与穷人栖身,所以是城市的“良心工程”云云。宋朝东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统何尝不也是如此?因为“极深广”,便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即便来了能吏,也难以将这个“地下王国”彻底整治。由此也可以想见东京地下的排水沟渠是多么宽阔、深长。

临安的地下排水系统同样很发达。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杭州的地下暗沟有:“李泌所开六井,沈文通所开南井,苏轼所开新沟,通猫儿桥及雄武营者;而布政司前百狮池,西通西湖,东出水于普济桥;又仁和学、府学前,亦有暗沟,绕棂星门,出于凌云桥者是也,余不可考。夫久废者,固不可复矣,有踪迹可寻,而坐视堙梗,非郡城之利也。”这些地下沟渠到了明代时,已经因年久失修而不可用,所以田汝成觉得很可惜,认为“非郡城之利也”。

不过我们还是有机会见识到宋代地下排水系统的生命力。宋神宗熙宁年间,知赣州的刘彝主持修造了赣州城的地下暗渠,因为整个沟渠网络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此后赣州福寿沟历代均有维修,至今仍在使用。前些年,许多城市因为暴雨发生内涝,而同遭暴雨袭击的赣州,却“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这其中就有福寿沟发挥了排洪的作用。

来说说宋代的地下排水系统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如果宋朝人听到这一句评论,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儿骄傲呢?

(本文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CDATA[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

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

——读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所想到的

周石


        在大学里,就读到过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的著名的话:“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赵氏郡望在天水,故以天水指代赵宋)。当时的确很不能理解,想不通我们从小印象里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与靖康之耻、亡国之恨联系在一起的宋朝何以能当此赞誉。

  后来又多读了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一是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没有中断,二是基本上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我以为,这两点与其说是停滞,倒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要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能维持文明传统不中断、能维持如此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实在是绝无仅有。

  而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何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关键时期逐步落后,而没有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期进入启蒙时代,开启工业化、民主化的近现代历程?这一关键时期的落后,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差一点亡国灭种。直到历经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才开启现代化之路,而到现在也还在奋力追赶西方。

 这个疑问也可以说始终萦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而不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一书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

​    这本小书作者写得通俗浅显,但并非戏说,而是广泛搜罗史料,把反映宋代近代化特征的众多历史细节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包括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繁荣的城市社会及经济,发达的商业活动和市场体制,理性化、一定程度上分权化的政治、司法体制等方面。特别是作者对宋代政治运行中“虚君实相”、“共治公议“、“重视法治”等近代化特征的揭示,对宋代司法制度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严密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巅峰,就是对现代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解读,最让我印象深刻。读了以后令人对中国在宋代发生的社会历史进步印象深刻,不能不感叹宋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作者充分肯定了宋代的历史进步,认为宋代已经达到了“现代的拂晓时刻”。然而为何宋之后现代并没有来临,反而迟到了近七百年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落后民族的侵略迟滞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既然宋代的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却不能把文明成果转化为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不被征服?

   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高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抵挡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在靖康之难中短短几年就沦丧了大半江山,并最后被彻底征服,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文明还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是说明这种文明的脆弱吗?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茅盾文学奖,在宋史爱好者中口碑颇佳)。小说作者徐兴业详考史籍,以悲壮苍凉的笔墨,叙述了北宋末年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锦绣江山是如何沦亡的。

  这部小说反映了,靖康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北宋朝廷的上层!当时北宋朝廷从皇帝到执政大臣,众多上层人物只知争权敛财、穷奢极欲、敷衍塞责,而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中下层人民的死活。与辽金的和战决策犹如儿戏,等到战端一开,却又胡乱指挥。当金兵长驱直入时,又只会逃跑或者干脆投敌。如此,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对民族存亡、百姓安危还有着责任心的忠臣良将,却受到权臣昏君所制,终不能力挽狂澜、有所作为。广大下层百姓积极抵抗,但由于缺乏组织、得不到朝廷的呼应,最终也陷于失败。终于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历史悲剧!

  从这部小说中,我以为能够窥见宋代中华文明的致命弱点。 文明发达的一个副产品,往往是内部矛盾的复杂、尖锐,特别是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与隔阂。这就成为文明的软肋,成为发达文明致命的弱点。而比较落后的文明,却往往内部分化水平不高,矛盾较少,上、下层之间比较团结,因此能够凝聚成强大的实力,战胜内耗的发达文明。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宋代虽然有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但却没有创造出抑制内部矛盾、实现“上下同欲”的机制,没有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机制。这就是宋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我以为造成宋代中华文明这一致命弱点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汉唐的强盛时代,中华文明依靠领先于世界的严密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对农户的控制(编户制、均田制),依靠与帝国休戚与共的军事贵族,曾实现了高效的资源汲取,实现了将发达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而在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众多传统的共同体解体,而出现了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乡村自然经济和农村共同体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已经解体,出现的是地权快速流转、农户在商品经济中沉浮不定而急剧贫富分化、失地流亡农民快速增加的这样一个(相比起中古时代)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乡村社会,而国家原先对农户的严密控制(同时也承担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因此被冲破而消亡,宋代大儒才极力提倡乡村宗族建设,为的是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建立能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曹锦清:《宋代以来的中国是如何建设乡村组织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7.html )

  在此背景下控制了宋代政权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士绅官僚集团。他们依靠科举发家,大多数出身乡村庶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富主要不是靠国家的授予和历史的传承(像汉唐时期的军功贵族、世家大族),而是靠自己努力经营、兼并小农以及把做官的权势用种种潜规则转化为物质利益。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成了在帝国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人”。然而这样的“中间人”是与“上下”皆不同欲的。对上(君主),他们实质上更像雇员和老板、经理人和股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汉唐时期贵族官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有绝对的利益动机去对上阳奉阴违来为自己谋私利;对下,他们与乡村小农在利益上是直接对立的,他们要扩张财富(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扩张冲动又特别强烈),就必须要兼并小农。而这又势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与国家要依靠小农来提供田赋、力役、兵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在这样的社会集团控制下的朝代,就不能不表现为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能力的弱小。

  在像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商品化、市民化、高度分化的社会,要抑制内部矛盾,要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以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掌控发达的官僚机构的士绅官僚越来越成为社会上唯一有力的集团,成为腐败的黑洞,汲取着发达文明创造的财富却不转化为积极的成果,而是在种种潜规则中白白耗费掉。

  要走出这一文明的困局,我以为需要超越森严的官僚政治体制,而建立更多不同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消除士绅官僚集团对政权的垄断;需要更多地发挥地方、民间的力量,引入分权、自治的机制,以缓解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民间虚弱——总之,需要把消极臣服于权力的古代臣民转化为能有效参与政治从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近代公民、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才能缓解“上下不同欲”,才能创造新的有效资源汲取机制使发达的文明转化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这的确是宋及以后几百年的中国所没有实现的任务。我以为,这里的原因有传统中华文化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想象力,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和士绅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有落后民族征服带来的社会倒退,等等……

  作为现代人,回望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华文明的悲剧,不禁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之感,然而,若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岂不悲夫!

(转自豆瓣读书)​

]]>
<![CDATA[​两个故事:宋仁宗与英王詹姆斯一世]]>

​两个故事:宋仁宗与英王詹姆斯一世

吴钩


宋代的仁宗皇帝赵祯是我最为钦佩的一位君主。讲个他的故事:

话说 有一回, 仁宗皇帝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

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便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闹出“有伤政体”的笑话。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宋仁宗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

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曾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绝了。

国王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件?”

柯克回答:“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詹姆斯一世

​这两个故事有些相似,不过结局却大不一样。

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免职。

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纳了谏官王贽的意见。可以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可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诉你故事的上半场,而不交待下半场,更不会告诉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
<![CDATA[儒家为什么要说君主无过错?]]>

儒家为什么要说君主无过错?

吴钩

儒家有一个立论,听起来无疑很像是为绝对皇权张目,这个立论来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意思是说,皇上您永远正确,错的都是臣下。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汉代“儒学法家化的一个显型”,《韩非子》中有“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语,便是董仲舒“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之来源。

我们不必否认汉代复兴的儒家受到法家专制主义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论的积极吹鼓手。不过,从“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导出绝对皇权?也未必。

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则,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恶”差不多。恰恰是这一原则,构成了英国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如何不负行政责任?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国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学者司马光写过一篇《功名论》,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与“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相近。司马光这么说,是要拍皇帝的马屁吗?不是。司马光在文章中接着写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归于君主,那么,君主就应该给予执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掌执政之权,“人主端拱无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荣名而已矣”。“古之圣帝明王”都是这么治理天下的。

——原来司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无为而治;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终都将归于君主,君主又何必亲自操劳呢?不能不承认,司马光的推论,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司马光是从“功名”(“善皆归于君”)的角度推导出君主应当“端拱无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则从“责任”(“恶皆归于臣”)的角度,同样推论出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宋神宗时,由于“内外事多陛下亲批”,皇帝出现专权的倾向,大臣富弼便劝诫宋神宗:陛下亲批政事,“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为什么富弼反对皇帝亲批政务?因为君主是难以承担行政责任的——总不能经常更换皇帝吧,倘若出错,“咎将谁执”?因此,皇帝还是“垂拱无为”的好。

我们再将朱熹的见解补充进来,从“君不名恶”推出“虚君制”的逻辑链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这么说的:“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在朱熹看来,人主不负责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都必须由执政大臣合议、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核通过、再经宰相盖章副署,才可以发布于王庭。这样,即使事后发现该命令有错,也可以由执政大臣负其责。

英国学者白芝浩这样论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政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于尊严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另一部分则是富于效率的部分。政制中富于尊严的部分给予政府力量——使它获得了动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运用了这种力量。女王不过是处于宪法中富于尊严部分的首位,首相则处于其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而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宋人心仪的政体,实际上就是白芝浩所说的这种政制:君主统而不治,作为道德、礼仪的象征垂范天下(因而需要强调“君为臣纲”),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大臣负责具体施政,并承担行政责任。

宋代的政体,虽然还称不上“虚君立宪”,但已庶几接近“责任内阁制”的雏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础,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绝对皇权的“君不名恶,臣不名善”理论。


]]>
<![CDATA[袁腾飞:宋朝: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宋朝: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袁腾飞

 

(本文系袁腾飞先生惠赐吴钩新书《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的序)

 

吴钩老师的新书《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问世了,嘱托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接到这个任务,我不胜惶恐!我并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教书匠而已,讲历史故事是我的强项,学术研究就是短板了。只不过因为在百家讲坛讲了《两宋风云》,从此与宋史结缘。但我的讲授,还是侧重传统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军事外交,对于经济民生,我也是门外汉。读了吴钩老师的大作,我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过:“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还有一个立天人境界的张载。二人的志业抱负浸透着对国家、对黎民百姓、对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和理想主义,体现了“士”的刚毅的“承当”精神和博大胸怀。特别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形成了宋代士人的心态、思维方式和风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思维方式和风格,确立了此后中国士人人生的终极关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使人为天地的主宰;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老百姓请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那么,宋朝老百姓的日子到底如何呢?翻开吴钩老师的大作,会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城市的面貌自宋代起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坊墙倒塌,宵禁废弛,城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甚至出现了“通晓不绝”的夜市。城市里,小客栈、茶馆、酒肆、车行、算命铺子云集,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正是这些底层人民造就了宋代城市,特别是都城汴京和临安的新气象。翻开吴钩老师的书,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城市里的许多事物,在宋代都已出现。比如,侵街占道经营、消防、城管等。


雅致的生活自然离不开吃,两宋的城市里,各色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琳琅的吃食,精致的品位,至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展开《清明上河图》,才踏进东京城里,迎面就是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孙羊正店。扎着彩楼,高悬栀子灯,车水马龙,高朋满座。舌尖上的宋朝,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琴棋书画剑,诗歌茶酒花。说罢美食,怎能无美酒呢?“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宋代是一个政府鼓励、全民畅饮的时代。鲁智深醉打山门,武松“三碗不过冈”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上,不论是都城的正店美酒,还是农家自酿的浊酒,宋人都在推杯换盏中体味着太平盛世的美好。

唐朝开阔、宏博、多彩,宋朝则是狂狷、自由、小资。相对于唐人的长河落日、匹马弯弓,宋人更喜欢庭院深深、飞红落英。宋朝人过着精致的生活,“花时游遍诸家园,为爱名花抵死狂。”甚至有人认为,是宋朝开启了中国人后来的生活方式。

我在接受采访和各种调查问卷时,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最想成为什么人?”我的回答都是一成不变的——宋代,当个读书人。宋代是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是文人的时代,是人人可以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路的时代。从武将造就的乱世中走出的宋朝,特别重视文治制度的构建,所以才能造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盛世。

宋代不仅仅是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民生最富足的时代。庶民的生活水平比起前代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唐以前,中国的商业活动以奢侈品贸易为主,于民生关系不大。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意境影响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汴京和临安都是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草根农民,而是形成了城市平民阶层,勾栏瓦肆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门前、街巷中、茶馆内、酒楼里,三教九流聚集,庶民文化开始繁荣。宋朝政府甚至设立了许多慈善机构,救济贫民,让贫民也能免于冻饿饥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主要的是重振中华文化,实现文化的复兴。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吴钩老师的这本书,能使你对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打开这本书,体验一份美好。

是为序!

 

《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吴钩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袁腾飞:宋朝: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袁腾飞:宋朝: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
<![CDATA[美国这场大选撕裂了中国舆论圈]]> 美国这场大选撕裂了中国舆论圈

美国这场大选撕裂了中国舆论圈

2016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川普以大幅领先的多数选举人票赢得大选,令无数人大跌眼镜。有论者说,这场狗血的选战与川普的上台,将会撕裂美国社会。美帝会不会被川普撕裂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中国的舆论圈已经被川普撕裂了。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而言,几乎所有在微博与微信群发言的自由派朋友(根据国际通行的政治光谱标准,他们毫无疑问属于左翼;不过按国内的标准,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是右派),都一致支持民主党的希拉里。

而很多粉红色网友(不管按国际,还是按国内标准,他们都是左派),则乐见川普的搅局。我认识的多数儒家朋友与保守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支持川普。

意见阵营的划分如此泾渭分明。

归纳一下自由派朋友为什么反对川普的两大理由:

1、基于政治光谱同质化的价值观认同。美国的民主党是左翼政党,希拉里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国内(这里的国内指中国,下同)自由派比较喜欢的,比如在同性婚姻、女权、宗教自由、移民、难民、少数族裔等议题上的立场,特别有共鸣。而共和党的川普虽然被许多人扣上“民粹”的帽子,但实际上他还是代表了右翼保守主义的鲜明传统,容易招来国内自由派的天然反感。

2、他们不希望看到川普重归孤立主义的政策倾向导致美国影响力在东亚的退却。换言之,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一个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美国。

一部分右翼儒家与保守自由主义者支持川普的理由,也试归纳出两点:

1、同样是基于政治光谱同质化的价值观认同,他们在同性婚姻、女权、宗教自由、移民、难民、少数族裔等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比较认同保守主义的,但出于政治正确的顾虑,也不好明说。

2、他们不希望看到美国在民主党与希拉里的领导下变成另一个欧洲。

另外一部分左翼儒家与粉红色网友,他们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美国假如在川普领导下转向内在,那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更有影响力的角色显然更为有利。

至于那些瞎嚷嚷的小粉红,无非是幸灾乐祸而已,不值得细究。

美国人的一场大选,吃瓜看热闹的中国舆论圈因此分裂成“川普粉”与“川普黑”两个阵营,并且相互取笑。


]]>
<![CDATA[​北宋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争论什么?]]>

​北宋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争论什么?

吴钩

​北宋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争论什么?

​(节选自最新一期《随笔》杂志。完整文章请读该期《随笔》)

司马光与王安石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却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本案中,“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即使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她也不适用“减罪二等”之法,因为大宋律法说得很清楚,“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已致韦阿大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则认为,大宋刑统“自首条”加有注文:“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又议曰:“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据此法条,犯盗杀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盗罪”的处罚,只追究其故意杀人之罪,“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盗杀罪重于谋杀罪,既然盗杀罪得以首免,那么按法理逻辑,完全可以推知,谋杀罪也允许首免。

司马光反驳说:法律确实提到盗杀自首、可免因罪的情况,但“盗杀”是两种并立的罪行:盗罪和杀伤罪;“谋杀”则不是两种罪行,如果将“谋杀”也分解成“谋”(杀人之意图)与“杀”(杀人之行为),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试问:一个人如果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心里想着杀人,但没有行动,那么法庭要判处他“谋”杀之罪吗?

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指出:“谋”杀之罪确实是存在的。按律,“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即列出了“只谋未杀”、“已伤”、“已杀”三等刑名,假使某甲持刀闯入仇人之家,未及行凶即被制服,便是“只谋未杀”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王安石指出的“只谋未杀”罪,其实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故意杀人未遂”。

司马光又说:如果谋杀罪可以“免所因之罪”,那假设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

王安石则说:“议者或谓,谋杀已伤,若开自首,则或启奸”,但法官的责任是体会法意,运用法律,不能因为顾虑“启奸”而设法罪人。“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各持己见,“难以同共定夺”,只好各自将自己的意见形成报告书,呈交宋神宗。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提出“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与刑部的裁定,认为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许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看到这里,你认为谁的意见更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