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陈懋修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油价下跌,对中国利弊几何?]]> 最近全球油价下跌,令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石油消费国受益,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则沦为输家。中国是原油进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这波自2009年以来幅度最大的油价下跌,中国的反应是大量购入石油,因而该国在2014年底的战略石油储备量达到了一年前的两倍。上个月,中国又实施了另一个获取更多供应的举措:该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指示国内成品油炼油企业囤积原油,每月向政府提供自己的最新库存数据。陈懋修(Matt Ferchen)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学者。他的最新研究领域侧重在中国能源部门及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联系上。在本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的节能之路来说,油价下跌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原油价格已经跌至五年低点,中国的一个反应是扩大战略石油储备。这个机会它把握得如何?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储备量相对较小;美国可以维持数月,中国大概只能维持数周时间,所以中国真的有必要扩大储备。虽然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已经回落,降低了中国进口的总体价格,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长期能源安全问题。这终究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及其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考量。

中国消费者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吗?

油价下跌应有助于降低通胀。不过,我听说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基本平稳,这意味着石油企业本身以某种方式提高了盈利能力。我认为,在中国,谁真正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在美国,情况就很明显——受益的是消费者,但是这也有一个缺点,因为之前大家有更多的动机购买能效更高、更省油的汽车,现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这种购车趋势的苗头,但油价下跌可能会对其造成打压。


因此,即使中国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的汽油零售价格,这对中国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说。当你试图推进节能目标时,油价却下跌了,这会带来复杂的影响。

中国与一些东南亚邻国在南海存在领海主权争端,油价下跌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在那里的能源资源勘探活动,从而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局势吗?

我不认为这会缓解紧张局势。我觉得,中国将继续进行资源勘探。它进行的很多探勘活动只是为了看看那里有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油价如此之低,对中国的勘探工作是个不利因素,但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投资期概念,并且面临不同的经济激励措施,特别是与私人公司相比,因此他们会继续开展已经制定的计划。

终究来说,中国的国营公司不用支付私营公司需要付出的那些成本。举个例子,如果你赊账开展勘探活动,就像美国的页岩开发那样,那会有一个有限的投资期,最终你需要把钱还给某人。但中国国有企业没有这种问题。

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遭受了西方制裁,而且石油出口收入也减少了,为此它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俄罗斯会向中国靠拢吗?

我觉得,中国在能源交易上的考虑,取决于更为有利的油价谈判地位,所以中国对和俄罗斯合作的兴趣增加了。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的选项很有限,所以也愿意达成更多的协议。我认为,俄罗斯一直都很希望展示,它确实能在市场上找得到替代买家,而且能在一个被描绘为对非传统势力(比如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利益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战略性合作伙伴。俄罗斯目前承受着制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因此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认为,双方合作既有实质利益的推动,也有展示延续伙伴关系的动机。

那么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如何?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由于发展核计划,它遭到了国际制裁。

我觉得更有趣的问题是:在中国眼里,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而言,中东的哪些东西是稳定的,哪些不稳定。在美国眼中,伊朗不仅在核政策上有问题,而且也是叙利亚等政府的支持者,因此是该地区很多问题和不稳定局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中国的看法不是这样。中国对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感到担心,希望他们能靠谈判的方式取得结果。

在谈到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时,中国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及该地区在政治、能源生产和运输上的稳定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提及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可能和中国国内部分地区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存在联系。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增加伊朗石油的输出,并让伊朗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可能就会把伊朗视为一支有助于中东稳定的力量,中美都表示希望能这样。

油价下跌将如何改变中国追求可再生能源的动力?它会帮助中国实现其阻止气候变化的目标吗,比如在2030年左右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我觉得,油价下跌对可再生能源有弊无利。如果汽油零售价也相应降低,可能就会对可再生能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车辆、购买车辆,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从油价下跌中获了益,能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入到其他类型的节能政策上,那可能就是件好事了。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一些更加绿色的计划。

在一次给外国记者协会做的讲座中,你说在2014年,能源以一种自七十年代以后前所未见的方式回归了世界首要议题之列。你能不能阐释一下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公共政策、学术和非政府组织对跨国公司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监督有一个显著的融合。许多——尽管并非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美国能源和其他采掘业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上。由于70年代的两次OPEC石油危机,人们愈发关切美国的整体能源安全,且很多人也开始追问美国跨国公司的个体利益是否和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一致。作为回应,政策制定者通过了像《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这样的法律,学者开拓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环境与劳工类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海外行为。

过去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自己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尤其是在能源和其他采掘业方面。在很多国家,比如苏丹、缅甸和委内瑞拉,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行为可以说带来了意外和多余的外交政策难题。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中国经历其政府与公民对中国公司海外行为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管理方式的新生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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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与拉美:艰难寻求新愿景]]> 1月中旬,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现身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讨石油价格问题,在这之前他刚刚访问了中国。由于委内瑞拉国内经济衰退,其总统希望寻求中俄等国家的帮助。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投资所面临的最大也是最迫切的挑战,都来自于委内瑞拉。

中国谨慎应对委危机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回到查韦斯执政时期,委内瑞拉领导层强调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政治上甚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联系。委内瑞拉高调公布其每一项新贷款协议,比如创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中方巨额投资基金”,设立专门委员会以方便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这些迹象都向世人宣称委中存在特殊的关系。这些都帮助委内瑞拉重新确立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则日趋疏远。

对此,虽然中国没有在外交声明中高调回应,但中国与委内瑞拉以贷款换石油的融资协议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实际价值。即便中方不愿意将双边关系政治化,查韦斯的继承者们仍将继续维持带有政治色彩的双边关系。

但是,去年以来,委内瑞拉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由于石油价格不断下跌,该国深陷泥潭。很显然,中国在进行贷款和投资时对其风险的评估出现了失误。委内瑞拉的希望和中委关系的最佳抉择是该国开始改革其经济政策,其中要为它依赖于石油的经济找到一条更加平坦之路。

仅就此次中委双方签订的协议本身,及其带来的长远影响来看,马杜罗的访华成果尚不明朗。马杜罗在公开场合赞扬了与中国达成的总值200亿美元的一组新的投融资议,但据我所知,中国官方并没有发表相应的声明。中国官方没有否认马杜罗宣称的投资总额,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笔20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但合作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中国高层对此保持沉默,并且在表述与委内瑞拉发展积极关系时用词小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对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持一种谨慎态度。

几乎在马杜罗访华的同一时期,北京举行了“中国-拉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据中国官媒报道,该会议通过了《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和《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等三个成果文件。

这个论坛已经开设了三年,其中部长级会议环节是全新的,中国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论坛面临的问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合作方面,讨论的结果能够有何新意。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延续了之前的高层外交出访模式。但是,仅仅举行双边领导人会谈并不一定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预测将来的情况还为时尚早。

中拉关系的建立开始于十年前,当时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原材料的出口大幅度地增长。而现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但不一定是积极的趋势,那就是大宗商品出口狂潮的落幕。拉丁美洲的铁矿石、铜、大豆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跌部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放缓和转型。

所以,在大宗商品价格越过巅峰之后,中国和拉丁美洲需要共同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和外交合作出发点。现在的问题是,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不一定符合拉丁美洲的利益。“互惠双赢”、“南南合作”不能仅仅是华丽的词藻,它需要双方相互理解对方的优劣势和真实意愿。

中国对拉经济外交存在短板

尽管不断有声音传出,中国对拉美关系的考量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诸如“中国闯进美国后院”这样的说法很流行。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策略,不光是在拉丁美洲,其实都是一种经济政策。

2008年以来,中国针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体现出中国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中的大部分原则,比如“互利双赢”、“互惠互补”的“南南关系”。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原则建立在一种经济逻辑之上,实际上是一种以比较优势和现实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即要想让中国在其独特的经济道路上持续发展,就要参与到国际经济中来。因此,中国需要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合作,以满足其能源需求,同时也为其出口和海外投资开拓市场。所有这些经济合作反过来也加强了双边关系,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上,这种逻辑并不完美,某种程度上,还会让合作显得过于理想化。首先,一些中国的外交官、学者和商界人士明确或含蓄地相信或希望,这样的经济交往可以演变成在美国“后院”的一种政治影响力,有些人也抱有此类观点,只是还不清楚这种经济互补性能否成为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坚实基础。

实际上,去年南美洲的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就表明,经济互补性是建立在一个活跃的市场之上。一些依赖出口原材料到中国的国家,如出口铜矿的智利、出口铁矿石的巴西,逐渐把互补性看作是一种弱点。更有甚者,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从未体验到经济互补带来的好处,相反,却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即便是委内瑞拉这种和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它依赖于石油的出口,某种程度上讲恰恰是由于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性,反而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阻碍和薄弱之处。因此,中国想通过经济合作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如意算盘”也许显得有欠考虑。

美古交好对华带来冲击

有些声音将1月中拉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此前美国与古巴决定将两国关系正常化联系起来,认为这体现出未来中美在拉美的竞争。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古关系正常化将对古巴的人民带来极大好处,并最终将有利于美国与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美国与古巴领导人做出的这个历史性的决定与中国介入拉丁美洲几乎毫无关系,但将肯定对中国对拉丁美洲施加影响的能力产生冲击。

美古关系是冷战时期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也折射出美国曾经对拉丁美洲的粗暴干涉。因此美古决定缓解紧张关系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标志着两国间非正常关系的结束,而这种非正常的关系使得美国无法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即使在冷战时期,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也远比它与中国的关系紧密得多。苏联不复存在以后,委内瑞拉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者。中国则与古巴建立了实用主义性质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但这种关系程度较低,因为古巴在贸易和投资机会方面乏善可陈,并且古巴也不想成为中国在美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工具。

最终,美国与古巴关系的修复将加强美古两国之间的联系,并提升美国在美洲地区的整体形象。这种改善将使美古两国的关系更加健康,并可以削弱地区性大国巴西的影响,彻底地消除该地区对美国产生反感情绪的根源。

相反,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实质上只局限在经济层面。除了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左翼倾向的政府之外,古巴和委内瑞拉在表面上充当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伙伴的角色。但是近年来,那几个左翼倾向的政府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其他拉美国家感觉到,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太平洋联盟性质的一体化与对外经济政策似乎更加切实可行。中国也会发现,作为伙伴,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智利这样的国家比起古巴更受欢迎。

本文最初发表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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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拉美与商品繁荣的终结]]> 十年前,中国对南美商品需求的激增带来了中国-拉美贸易的蓬勃发展。为了满足国内工业与消费者的需求,智利的铜矿、巴西的铁矿石、阿根廷的大豆和委内瑞拉的石油都涌向了中国,中国的进口量越来越大,商品价格也越来越高。中国外交官将中国-拉美激增的贸易赞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赢南南合作的典型范例。尽管有人担心中国与拉美间的贸易发展也会重演繁荣-萧条周期,但南美物产丰富,大多数政府与商人都选择尽可能地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快车。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以及新的商品冲击全球市场,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商品繁荣已走到尽头,铁矿石、铜矿、大豆,尤其是石油的价格跌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近期之内,商品繁荣的终结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而与此同时拉美却要承受苦楚。但这也许会为中国-拉美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次机会。

在拉美国家中,当前最需要转变与中国商品关系的当属委内瑞拉。全球油价的暴跌对于依靠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来说是场灾难,而对于依靠进口石油发展经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在过去的15年中,这两个国家构建起了以石油为基础的特殊关系,通过这一关系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回报中国可长期获得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中国把自己打造成委内瑞拉最为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但如今中国发现委内瑞拉不断恶化的问题也成为其自身的问题,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很是不利。

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下跌,在外界纷纷传言中国将会进行新一轮数十亿的贷款换石油项目时,委内瑞拉外长尼古拉斯•马杜罗恰好抵京。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委内瑞拉而言,这样的交易都是不利的,这只会加剧两国石油关系的运转失灵,并不能帮助委内瑞拉解决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而对其他依靠向中国出口商品的拉美国家经济体,尤其是南锥体国家经济体和安第斯山脉国家经济体来说,商品价格下跌对其造成的存亡威胁都不及委内瑞拉。不过影响是相似的:商品出口国的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中国公司则会从中受益。商品繁荣的终结可能会导致中国遭到这些南美国家政客与商人的批评。同时,中国外交官也难以继续宣扬南南经济关系的益处。

然而这些困难与挑战也可能会为中国-拉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次机会,将“超越互补关系”提上日程。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于2011年就职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本周于北京举办的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论坛会议可能就是新的开始,着手处理在商品繁荣的末期中国-拉美关系应如何发展。商品繁荣还未完全转向萧条,商品贸易仍将是商贸关系的基础。目前一些拉美商品出口国的发展受到中国需求变化的影响,更不用提来自中国工业输入品的竞争,这引发了拉美地区长久以来关于发展政策与模式的担忧和辩论。

委内瑞拉即是拥有商品依赖问题的一个极端案例。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论坛也许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邻国可以借此平台探讨如何帮助委内瑞拉脱离自我毁灭的道路。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委内瑞拉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帮助委内瑞拉避免彻底崩溃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其他拉美经济体来说,要想超越与中国的互补关系并不简单,这一重任落在了该地区商界与政界领导人的肩上,他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重要改变并适时调整加以适应。同时,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也为建立新合作形式提供了可能。在经济方面,中国寻求建立更为可持续的、由消费带动的发展模式,这给创新型的拉美公司提供了机会,可以向中国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出口原材料以外的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十分关心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为建立中国与拉美国家间对话制造了机会,双方可以就共同面对的发展挑战进行探讨,例如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打造有关教育与养老保险制度公共-私人合作关系,以及如何应对有关腐败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如果中国与拉美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商品繁荣的终结可能会带领中国-拉美关系进入新的十年,且比上个十年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本文(西语)最初发表于西班牙《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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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委内瑞拉石油危机:中美合作新机遇]]> 最近几个月的油价下跌激起了一系列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俄罗斯、伊朗等国虽受到不小影响,然而委内瑞拉才是最大的输家。鉴于石油出口占委内瑞拉全国出口收入的95%以上、政府收入的近50%,全球油价的下跌(从今年夏天的每桶110美元到如今的每桶70美元)使人们纷纷猜测委内瑞拉可能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甚至是政府倒台。

而另一边中国与美国却成为了石油价格下跌的受益者。中美两国是世界两大石油进口国,同时也是委内瑞拉最为重要的石油贸易与投资伙伴。尽管美国不断减少了对委内瑞拉石油的依靠,中国却与这一石油国家贸易金融纽带日益稳固。中美两国最近提出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委内瑞拉日益加剧的危机给两国领导人提供了合作机会,借此契机制定积极协作的发展议程。两国有责任这样做,共同应对委内瑞拉超重原油对气候的影响,同时帮助委内瑞拉找到更为稳定的经济、环境发展方式。

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居世界之最,其中绝大多数是位于奥里诺科河石油带(Orinoco Basin)的超重石油,意味着开采、运输与提炼奥里诺科石油的经济和环境成本都特别高。尽管该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自进入21世纪以来油价一路走高,但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变得越来越动荡、极化。

在1999年到2013年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任职期间,他不断管控国家的石油资源,并利用这一收入促进委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组,并且在安第斯山脉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抗的联盟。去年查韦斯因罹患癌症去世。在此很久之前,由于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政治化与经营不善,他的“石油民粹主义”导致了原油产量的持续下滑。查韦斯去世后,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领导不力,查韦斯主义石油热潮的余波愈演愈烈。最近全球油价的下跌将该国石油推动型经济早已存在的深层次运行不良和失衡问题暴露无遗。

在查韦斯石油激进主义的鼎盛时期,委内瑞拉与中美两国的石油、政治联系都在弱化。虽然美国仍然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但随着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和康诺克(Conoco)等在两国商业和外交交恶的氛围中,纷纷停止了在委内瑞拉的投资项目,2000年左右委对美的石油出口量就日益减少。美委关系冷却之时,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却日渐升温。中委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国家间贸易与金融协议,大幅拉动两国间石油贸易量,两国吹捧这一关系为互利的南南合作的具体实例。虽然中委之间石油和信贷的流动在过去十年稳步上升,石油贸易和投资额却远远低于委内瑞拉官方发布的数字以及中国政府与公司此前的预期。

比起该国的经济困难,委内瑞拉石油在全球范围的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和简单提炼轻质原油(比如美国提取油页岩)相比,委内瑞拉出产的石油需要更加复杂的焦化精炼,会对气候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如果亚洲和欧洲等石油进口主要区域的炼油厂效仿美国,进行改进以精炼超重原油,那么可以说这是对限制碳排放量的公然挑战。要知道,炼制超重原油的碳排放量是传统石油的两倍。

尽管中美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关系走向不同,推动力也不同,但有理由认为委内瑞拉危机的加剧可以被视为制定积极议程的机会,以实现委石油及其自身更为可持续化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委内瑞拉超重原油和加拿大亚伯达油砂仍然会是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今后主要的能源来源。鉴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达成共识治理碳排放问题,超重原油的使用政策不仅应在达成这些目标上扮演重要角色,更应在全球最佳操作标准的制定上发挥作用。中美应与委内瑞拉的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共同合作,为委内瑞拉及全世界找到一条石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如今的危机便可创造出一个新的开始。


英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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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还是穷国吗?]]> 对于“中国是否还是穷国”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认为既是又不是。从国家整体财富或者GDP来看,如今的中国在世界上排名数一数二,仅次于美国。但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只排在世界90名左右,这反映了中国具有的庞大人口数量,以及中国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仍与北美和西欧等富裕国家存在巨大差距。

即便着眼于中国国内,答案也很复杂。东部沿海富裕地区城市居民与内地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居民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有些人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有机会进入政府或企业得到最好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二者之间收入与生活水平产生了差距,中国贫困阶层、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分化日益增大。

关于中国是否“穷”的答案,放眼世界来看则不那么复杂和令人困惑。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是穷国,但这确确实实地表明中国的财力和影响力尚未达到预期的程度。

2011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官方外交政策框架。题目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将以有利于构建和维持全球和平环境的方式下继续寻求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极大富裕,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也期待中国作为大国能够得到相应的尊重。

尽管中国领导人和大多数人民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期望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仅在国内造成了一些观点上的矛盾,在国外也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在美国等这样的发达国家,他们看到中国令人惊叹的GDP增长,并将其视为一个日益富裕和强大的竞争者,而不再是200年前那个极贫积弱的国家。非洲、拉美甚至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心怀钦羡的同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也把中国视为一个日益富强的大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一枝独秀。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将面临越来越多地质疑,因为这一身份更多地反映了中国的过去,而非未来。


本文节选自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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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取消高铁订单 墨西哥严重失礼]]> 我最近接受了《世界政治评论》关于中国与墨西哥经济关系的邮件采访,其中谈到了墨西哥取消了与中国铁建集团签订的高铁建设合同一事,相信中国的读者也会有兴趣了解。

WPR:近些年来墨西哥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怎样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有了哪些发展?

陈懋修:中国-拉美商贸与外交关系的蓬勃发展仅始于十年前,这是由于中国对于拉美商品的需求激增。智利的铜、巴西的铁矿石、阿根廷的大豆和委内瑞拉的石油都涌向了中国,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满足顾客的需求和商业的发展。

然而,所有与中国交好的南美国家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墨西哥则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主要拉美国家。这是因为即使早在中国加入WTO前,墨西哥与中国就已经是直接竞争对手,例如两国在针对美国的产品生产与出口方面就存在竞争关系。一直以来,单看墨西哥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能知道墨西哥没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及墨西哥的竞争力有所提升,这些不平衡发展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了变化。与此同时,在墨西哥总统捏托( Enrique Pena Nieto)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两国共同深化了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包括墨西哥正在改革中的能源行业。

WPR:由于墨西哥已加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协定,而中国没有,那么TPP对中国-墨西哥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陈懋修:近期来看,对于中国-墨西哥经济关系来说,TPP的重要性可能远不及墨西哥经济改革成果及墨西哥在太平洋联盟中角色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墨西哥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国内以及区域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墨西哥就已开始着手进行这一进程。中国对墨西哥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制造业的投资兴趣不断增加。但是主要的兴趣与合作机会都存在于墨西哥的能源行业,中国的金融与能源公司希望可以参与其中。

从地域角度来说,墨西哥在太平洋联盟(包括智利、秘鲁与哥伦比亚,哥斯达黎也将加入其中)的角色标志着拉美太平洋海岸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是最有活力且最为开放的。对于中国而言,墨西哥在此集团中的角色很可能会延续这一趋势,进一步提升国内以及区域开放与一体化程度。

WPR:您认为中国将会如何回应墨西哥上周取消与中国铁建集团高铁建设合同的问题?

陈懋修:从墨西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来看,本次取消高铁建设合同的行为属于非常严重的失礼行为,并有碍于中国与墨西哥在过去数年中建立的积极发展的势头。涉及的中国公司与政府部门已明确表示在此次竞标过程中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然而,不论墨西哥最后对于取消合同给出怎样的解释,中国都可以从中吸取两项教训。首先,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必须付出格外努力以保证这些高调的合同在法律与公共关系方面既符合当地法律又可以得到严格执行。第二点,中国对拉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强调基础设施投资与合作的双赢互利性。然而在本次事件中,就像在世界其他更为不稳定的地区一样,墨西哥国内对于政府是否善治的担忧(而导致的毁约)需要中国对于当地政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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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摇摇欲坠的拉美负累]]> 虽然中国无缘2014年巴西世界杯,但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于巴西伏塔雷萨召开,届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汇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上。此次峰会很有可能会宣布在上海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同时习近平主席对古巴、委内瑞拉以及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访问一定会更引人注目。

国内外学者对此次拉美访问毁誉参半,称之为中国对拉美社会主义集权伙伴的访问以及给美国的响亮耳光。尽管这次给大众的感觉是访问社会主义伙伴和南南合作,习近平主席的出访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与强大区域盟友既有的良好关系,而是为了缓解与表现不佳的友邦商业与外交关系上的忧虑。

今年春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东亚与东南亚,旨在加强与其盟友的关系,而习近平主席的本次拉美之旅则与此形成对比。危机四伏的坚定左派国家(古巴与委内瑞拉)以及民粹主义债务国(阿根廷)将会突显出中国这些拉美“战略伙伴”深陷的麻烦。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的访问)并不会彰显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反而会凸显出中国在被称之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影响力有限。

如果说中国基于互惠互利原则、旨在发展国家间关系的以商品为重点的拉美政策有效,那么对委内瑞拉及其丰富的能源资源来说也应该奏效的。确实,中国——委内瑞拉关系从一开始的蜜月期到如今的担忧都源自查韦斯主义与石油。正是在1999至2012年乌戈•查韦斯就职总统期间,中国与委内瑞拉两国基于寻求新石油贸易与投资伙伴的需求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这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也可以说是狂风暴雨,完全取决于以什么角度来看。查韦斯的目的很明确,要以社会主义同志的身份联合中国,同时也要减少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一直以来对美国的依赖。尽管中国对查韦斯全面发展跨太平洋意识形态联盟一直敬而远之,但中国的行动说明了一切问题。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由国家资助的“贷款换石油”方案,总值超过500亿美元,此外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还向其提供了投资,通过这些方式中国夯实了与查韦斯治下委内瑞拉的国家间关系。

虽然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以及访问之后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官方态度肯定会被一再鼓吹,但两国间的双边商业与外交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事实上,恰恰与官方论调相反,中国对于委内瑞拉日渐焦虑和不满,这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包括中国的高预期未得以实现以及中国逐渐发现自己被危险地卷入了委内瑞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日益动荡的政治制度之中。

石油供给是委内瑞拉未能达到中国预期的中心问题。虽然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与委内瑞拉的确扩展了石油贸易与投资关系(现在中国6%的进口石油来自于委内瑞拉),但这两项的总量都远不及中国的预期。即使是在查韦斯在世时,中国对于表现不佳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已然十分不满。但在马杜罗(Nicolas Maduro)治下,当前的委内瑞拉政府逐渐失去公众支持,对经济的管理不善。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更为忧虑,也得到了习主席的特别关注。在查韦斯去世前,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不太亲华的反对派当权,但如今现任政府却成为了中国心神不宁的主要原因。

但对此中国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也许习近平主席对古巴的访问即是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或者说至少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古巴与委内瑞拉的经济与安全联系对于古巴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更不必提两国的意识形态联系。因此,习近平主席的古巴之旅必将包括与其领导人探讨中国和古巴应如何帮助麻烦缠身的委内瑞拉同志。毫无疑问,两国不会对此类探讨发表任何声明,但对于此类探讨的需求也突显出在简单而束手束脚的“不干涉”原则之外,中国对拉美以及其他地方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多么重要和困难。中国理想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没有提供太多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方针来引导中国趟过这滩浑水。的确,在金砖峰会后,习近平主席对于其危机重重的拉美伙伴的每一站访问(包括易怒的阿根廷)都很有可能会宣布新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投资以及发展合作协议,这会使得中国对拉美的下注更为岌岌可危。

英文最初发表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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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拉美关系:创新型合作还是不干涉政策?]]> 习近平主席本月的拉美之旅标志着中国-拉美关系长达十年的蓬勃发展,这段关系始于2004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拉美地区进行的历史性国事访问。本次在访问巴西、古巴、委内瑞拉以及阿根廷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高度赞扬中国与拉美国家,尤其是与资源丰富的南美国家之间,繁荣发展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当前,拉美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二大“南南”外交对象,仅次于非洲。这种关系强调互补的经济联系,同时也让中国成为了拉美国家除传统西方(美国)霸权之外的另一选择。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然而,这样的外交原则一直以来都与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实际影响并不相符,且逐渐难以成为指导中国与政治或经济动荡的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准则。

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原则是尊重他国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投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些做法在拉美深受好评。然而,即使是在2004至2011年中国-拉美经济关系蓬勃发展期间,南美出口商对于向中国出口矿产、农业以及能源大宗商品已经开始表现出担忧,担心会日益依赖中国。虽然像巴西和阿根廷这样商品丰富的南美国家很乐于见到中国成为其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伙伴,但这些国家中仍有部分人担心与中国的新合作会对本国经济结构以及竞争力造成影响。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智利、秘鲁以及委内瑞拉,则对中国抱以过高期望,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对于其矿物以及能源产品的需求会源源不断,这样的想法使得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对自身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

即使是在中国-拉美关系繁荣发展时期,中国对南美铁矿石、铜和大豆的需求不断攀升并保持历史高位的收购价格,这些国家也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与扭曲的预期。近几年,此类担忧有所加剧,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期望落空以及忧虑情绪增加,中国经济的放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拉美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以及价格的下滑。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有明显“干涉”过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的内政,但中国的影响已经使得这些国家希望与忧虑并存。此外,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下个十年关系发展的重点应为如何建立更加深入、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的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

中国对拉美国家采取不干涉政策有些地方很不协调,也很不现实,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包括巴西,与中国的南南合作都没有就像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合作这样互惠互利。就能源关系一项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委内瑞拉所掌握的石油资源在全球首屈一指,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本应算得上天作之合。但即使是在两国关系由于受到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推动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大量“石油换贷款”项目作为回报而欣欣向荣时,两国的能源合作也未达到预期的水平。即便是在查韦斯当政期间,两国的石油贸易与投资也未曾发挥出其应有的巨大潜能,如今在查韦斯倒霉的继任者马杜罗的领导下,两国能源合作的潜能更加像是海市蜃楼。在如此情况下,中国的不干涉原则尤其无法引导中国的行动与政策。


一方面,中国有足够能力可以影响委内瑞拉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外国主权资金来源,同时在过去的15年中两国政府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由于社会分化严重且多年来对于其严重依赖石油的经济管理不善而导致严重国内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不稳定。就中国国有银行以及国家石油公司向委内瑞拉提供的国家间贷款以及投资来说,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面对其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感到更多的是毫无保障与无能为力,而非运筹帷幄。与缅甸一样,委内瑞拉也向中国政府官员、商界领导以及学者展现出中国不干涉原则的局限所在。仅仅依靠不干涉原则无法实际引导中国针对这两个国家提出恰当政策。相反,中国需要通过创新型思维来思考如何与委内瑞拉以及缅甸这样的国家进行多产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打造更为健康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对于未来十年中国与拉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走向至关重要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创新型合作,这也需要具有全球化思维的新一代中国公民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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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Creative Engagement versus Non-Interven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trip to Latin America this month marks a decade-long boom i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that began around the time of Hu Jintao’s historic 2004 visit to the region. On visits to Brazil, Cuba, Venezuela and Argentina, President Xi will praise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 that has flourished between China and especially the resource-rich countries of South America. Next to Africa, Latin America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for China’s “South-South” diplomacy, which emphasizes complementary commercial ties as well as a Chinese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Western (read: American) hegemony. Fundamental to such a Chinese alternative is a principled commitment to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 However, such a commitment has long been out of step with China’s actual impact on Latin America and is increasingly a poor guide to engaging with economically or politically unstable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China’s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commitment to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ference, along with China’s ri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ties in the region, has overall been well received in Latin America. However, even during the boom in commodity relations from around 2004 to 2011, South American exporters of mining, agricultural and energy commodities to China already began to grow anxious about a rising dependency on China. Even as commodity-rich South American counties like Brazil and Argentina welcomed China as a major new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partner, some in these same counties worried about the impact of this new engagement on the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own domestic economies. For others, such as Chile, Peru and Venezuela, sky-high expectations and wishful thinking about endless Chinese demand for their minerals and energy have fed idealistic percep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impact on their countries’ economic prospects.


So even during the boom, when strong Chinese demand drew in ever-increasing amounts of South American iron ore, copper and soy beans at historically high prices, there were already serious concerns and distorted expectations about China’s impact and influen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such concerns have only intensified as expectations have been disappointed and worries have grown that a slowing Chinese economy is at least partly to blame for falling demand, and prices, of Latin American commodities. At no point during this roller coaster ride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vertly “interfered” in any Latin American country’s domestic affairs, but China’s influence and impact have already created a potent mixture of hope, mixed with rising anxiety. From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the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decade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focus will be on how to create even deeper, but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forms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diplomatic ties.


The other incongruous, and largely impractical, dimension of China’s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a Latin American context is most clearly demonstrated by the case of Venezuela. On the surface, no other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not even Brazil, offers as perfect a fit for China’s win-win, mutually-beneficial, South-South engagement of Latin America as Venezuela. In terms of energy relations alone, 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importer and Venezuela as the holder of the world largest oil reserves,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be a marriage made in heaven. But even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ushered in by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and reciprocated with massiv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loans-for-oil deals, relations were never as rosy as promised. Even under Chavez, oil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Venezuela never seemed anywhere near reaching its vast potential, and now under Chavez’s hapless successor, Nicolas Maduro, such potential seems even more of a mirag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is an especially poor guide for action and policy.



On the one hand, China has the real potential to wield influence over Venezuela given its role as Venezuela’s largest source of sovereign foreign finance and the close government ties that have been built up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Venezuela’s serious and home-grown domestic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stem from a profoundly polarized polity and years of mismanagement of its already oil-dependent economy. For all of China’s state-to-state loans and investments from its state banks and national oil companies,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officials find themselves feeling more exposed and helpless than powerful in the face of rising Venezuelan instability.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Myanmar, Venezuela presents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business leaders and intellectuals with the limits of its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s. As a practical guide to policy in both counties, simple non-interference will not do. Instead China needs creative thinking about how to fruitfully engage countries like Venezuela and Myanmar to help their people build healthier economic, social and potentially ev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ot interference, but instead creative engagement including from a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ly minded Chinese citizens, will be crucial as China looks forward to the next decade of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egions from Latin America to Africa to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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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矛盾之处]]> The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ty


四月下旬,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报告,其中出人意料地指出中国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报告发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到2019年左右才有可能会位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 排行榜首位。但对于大部分国际媒体而言,比这项报告本身更令人惊讶的当数中国官方与民众压倒性的否定回应。事实上,中国对于突然间跃居榜首的否定回应,显示了其面对国内外挑战时的敏感与不安全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与中国的否定回应都凸显了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其中的矛盾之处。最终,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发展中国家伙伴都无法平心静气地视其为发展中国家。


对于我的大部分中国学生而言,中国无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估计大部分中国民众也是如此认为。中国政府与媒体经常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巩固并延续了大众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因此,造成中国公众与官方拒绝认同世界银行GDP新排行的一大原因是,认可这样的排名可能会给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带来挑战。而这些挑战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再次投身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一些与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其中。因此,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是围绕着解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挑战而进行的。在近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数十载中,其政府与公众也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挑战,包括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等问题。任何重要的GDP总值数据,例如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都必须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从这一更为谦恭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约为第90位。因此,就像中国官方从不宣扬“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一样,承认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似乎与中国所面对的实际国内挑战不符。


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仅是中国核心外交原则——“和平发展”的基础,更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打造“南南合作”这一重要外交活动的基础。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要打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通过贸易与投资维系其经济发展的全球相互依存战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地区(如非洲、拉美以及东南亚)的关系,尤其体现在中国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起到领导作用。然而,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突然间将中国摆在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与中国推动“南南合作”国际日程的努力格格不入。


事实上,中国理所当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大力推进的“南方”(因此并非北方也非发达国家)身份都凸显了其中的矛盾和挑战。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同南南合作战略的核心区域——拉美和非洲,迅速发展了外交与商业关系。很大程度上,这些举动都被这些地区的政治与商业领导人视为是善意的表现,其中大部分人都很乐于将中国视为新的商业与外交合作伙伴。但从一开始,尤其是在拉美地区,中国就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不同于一般的“南方”合作者。


在这方面巴西显示出了谨慎,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过是商品出口依赖区域模式的重复。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2011年就职后就表示中巴商业关系需要“超越互补关系”。更形象的是,巴西前总统、“依赖性”理论家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明确地表示“很多年来中国都非常巧妙地将这种关系设计成南南合作关系……表示中国与巴西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南方国家。中国就是中国,有着自己的利益。”很明显,即使是金砖五国的一些成员国,对于中国本着平等、发展中国家原则互动的声称也持谨慎态度。



最后,拉美和非洲等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伙伴或“南南合作”伙伴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是否公平、是否可持续。在距中国更近的东南亚和南亚,像缅甸、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贸易和投资方式的可持续性也表示出了同样的担忧,此外这些国家还担忧中国的行为日益强势,表现得像地区霸权。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现出了担忧,这突出显示了世界银行将中国列为榜首的新排名困扰的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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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The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ty]]> In late April the World Bank released a report unexpectedly forecasting that China was likely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ometime in 2014. Until this announcemen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was that China’s leap to the very front of the world’s GDP league tables wouldn’t happen until around 2019. But for many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more surprising than the announcement itself was the overwhelmingly negative Chinese official as well as public response. In fact, the negative responses to being suddenly, and prematurely, vaulted into the position of Number One highlight Chinese sensitivities and insecurities about a rang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In particular, the report and its rejection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but also the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identity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Ultimately neither China nor its developing country comrad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mfortable with China’s statu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For the majority of my 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for the Chinese public in general I suspect, it is simply an obvious truth that 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fazhanzhong guojia). This popular self-identity is both reinforced and exte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edia, which frequently underscore China’s status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a key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for popular as well as official Chinese rejections of the new World Bank GDP rankings is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that accepting such a status would present to China’s identity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se challenges ar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mestically,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team has recommitted itself to reform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order to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to which it sees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s itself, having fallen.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reform agenda is thus about confronting China’s own challeng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For all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decade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re acutely aware of the many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from air pollution to food quality to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any headline gross GDP figure, such as the World Bank’s new one, must account for China’s huge population. In this more humbling perspective, China’s approximately US$10,000 per capita GDP places it around 90th in the world. Thus just as there has been a reticence to officially trumpet a “Beijing Consensus” or “China Model” of development, accepting the status as world’s biggest economy seems a poor fit with the actual domestic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Internationally, not only are China’s core foreign principles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predicated on the country’s statu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diplomatic initiatives is to build “South-South” relations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heart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idea that China requires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globally interdependent (via trade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relations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s well as Southeast Asia, feature prominently in China’s efforts to take a leadership role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e World Bank’s re-rankings, which would catapult China to the status of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it uneasily with these Chinese efforts to promote a “South-South” developing country global agenda.


In fact, China’s taken-for-granted popular identity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explicit promotion of its “Southern” (hence, not Northern or “developed”) status in its engagement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ighlights important contradic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last decade, China’s rapidly expanding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wo of the regions at the core of its South-South strategy,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have largely been received with good will by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hose regions, many of whom are happy to have China as a new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partner. But from the beginning, especially in Latin America, China was perceived as a different kind of developing country, or a different type of “Southern” partner.


Brazil exemplifies a wariness that its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a repeat of regional patterns of commodity export dependence. Upon coming to office in 2011, president Dilma Rousseff expressed a need to move “beyond complementarity” in Brazil’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More dramatically, former president and “dependency” theorist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explicitly stated that “China for many years cleverly tried to frame the relationship as ‘south-south’... that its interest was the same as Brazil’s interest. But China’s not the south. China is China, with its own set of interests.” Clearly, even some of China’s BRICS partners are wary of China’s claims to be engaging on equal, developing country terms.


Ultimately, such concerns from China’s developing, or “South-South” partners in places like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rest on worries about unequal and unsustain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Closer to home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Myanmar, India,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also expressed similar concerns about unsustain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as well as a perception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ly behaving as an aggressive, regional hegemon. Anxieties from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simply underscore that the World Bank’s new rankings, placing China at Number One, are more than just a concer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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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开放了三十年 中国对非洲拉美还几乎一无所知]]> 上个月,《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俄罗斯专家论排名下滑对美国政策的影响》(Russia Experts See Thinning Ranks’ Effect on U.S. Policy)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有关当前乌克兰持续的地缘政治危机暴露出美国外交人员与学界对于俄语地区状况了解的相对不足。这篇文章引用了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的话“美国政府对于俄语地区的了解远不如二三十年前,学界也是如此”。麦克福尔刚刚卸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重返斯坦福大学任教。如果说美国面临着了解包括俄罗斯和其邻国等其他国家的挑战,那么中国也面对着相同的挑战,而且挑战更为严峻。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于政界和学界“区域研究”相对衰落的担忧一直存在,相关的辩论从冷战结束便开始了。确实,正是冷战的结束与20世纪90年代“历史终结”的思维导致了美国大学与政府整体上相对减少了对于其他国家以及区域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减少了对前苏联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提出“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本人对这样的趋势进行了大肆批判。他指出,由于缺乏区域与语言专业知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后9-11冲突中屡遭掣肘。然而,这样的衰减是相对而言的,自二战开始美国学界、智囊团与政府都建立起有关外国地区专业知识的强大储备。此外,为了应对后9-11冲突与具有活力的新兴经济、权利中心的崛起(比如说中国),美国的政界与学界领袖都再次重视起区域研究知识与专业技能(虽然说美国很明显对于一些地区的关注远胜于其他地区)。

这又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有很大关系。从2014年的状况来看,很明显中国对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国际事务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如此。虽然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增加与他国的合作,但国内外对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角色既兴奋又担忧是近年来的现象。事实上,中国与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之间急速扩张且具影响力的贸易投资关系不过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即使是在东南亚与中亚地区等邻近区域,中国“走出去”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也是在千禧年之后才出现的。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政府、智囊团以及学界对于世界的了解,在中国疆土以外的次国家层面尤为明显。

作为前沿观察者与直接参与者,每天我都见证着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构建有关外国“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实际上直至近期,北京和上海设有国际关系学院的各大高校主要关注的“区域”还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再次可能还会有邻国(日本)或周遭地区(东南亚)。自2008年秋天起,我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我是整所大学唯一一位开办“区域研究”课程的教授,而且据我所知我也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大学里开办有关当代拉美状况课程的老师。虽然清华大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大学已经开始针对更多国家与地区研究提供更多的课程及项目,比如清华大学针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新设立了博士学位,但是中国大学还未能为学生提供机会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或历史现实进行细致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虽然有很多大学都设立了国际关系专业,但鲜有大学提供比较政治学专业。当前掌握比较政治、本地政治以及次国家层面知识的重要机构主要还是国家部委(外交部、商务部等),或是由政府扶持的智囊团,如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如果中国希望可以成功掌管自身的崛起,并希望其企业与人民能够在全球经济环境中获益,那么中国就需增加区域研究的力度,而且不能仅针对大国。从某些角度来说,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与外交关系到目前为止都是巨大的成功,比如与拉美地区以及与非洲的关系,因为这些地区的政界与商界领袖都乐于见到中国成为自身新的贸易、投资与外交伙伴。然而,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已过了蜜月期,一些原料出口国尤为担忧中国经济的放缓。现在,中国应该与这些地区建立起更为成熟、更为复杂的关系。

巴西总统罗塞夫捕(DilmaRousseff)捉到了这一变化,她强调中巴关系需要超越”互补”层面,建立起更为可持续且更为广泛的贸易、投资与外交关系。其他拉美国家以及一些非洲、中亚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都在私下表达过类似想法,现在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这一想法。要想成功满足这些需求,中国政府、中国国有与私有企业以及中国学界都需要对于这些需求背后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更为深刻详尽的了解。进来缅甸在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方面都做出了改变与调整,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中国措手不及。中国要想理解并成功应对这样的变化就必须更加关注该国国内或者说“当地”政治,以及这些变化与国际层面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现在中国最为欠缺且最亟需努力增进了解的区域莫过于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现在缓慢展开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与外交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当前的新重点是需要对整个世界有更为细致的了解,这一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积极的,但仍不够明显且亟需提高。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日益复杂,而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社会以及对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复杂。在约一个世纪之前,也就是一战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直至经历过二战的浩劫后美国才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认为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以提供全球领导并战略性地应对美国的对手。当时作为一名美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我有机会可以从教授那里学到很多,这些教授都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专家,研究对象既包括美国的周边地区与国家(拉美)也包括距美国较远的地区(东亚)。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大学与教授,更不用说那些独立智囊团,他们都在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与世界的互动产生重要的累积效应。然而,即使有这样的知识库,当前乌克兰的危机还是显示出,要想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状况有充足的了解并有效做出反应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中国也应大力扩展关于复杂世界的知识储备。我们应该给新一代中国大学生与研究生机会,使他们可以对于世界有所了解,并寻求相关事业的发展。最后,中国要想成功实施“和平发展”这一全球政策,就一定要持续付出大量努力来更好地了解他国,甚至要感同身受。想要达到这样的了解程度并不容易,但中国越是有效地站在他国角度上看问题,中国就越是能够实现自身利益,同时也会赢得更多国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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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The US and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Beyond Their Borders]]> Last month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titled “Russia Experts See Thinning Ranks’ Effect on U.S. Policy” caught my attention. The article was about how the ongoing geopolitical crisis in Ukraine has exposed the relative decline in Russian area expertise amo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The article quotes Michael McFaul, who recently return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from his position as American ambassador in Russia, as saying that “the expertise with the government is not as robust as it was 20 or 30 years ago, and the same in the academy”. If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challenges in understanding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China faces the same challenges but on an even greater scale.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concerns about a relative decline in “area studies” expertise in both policy and academic settings, have been a point of debate since at leas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eed, it wa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an “end of history” mentality in the 1990s that ushered in a relative decline in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foreign country and region-specific expertise in general and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particular. Ironically it was Mr. End Of History himself, Francis Fukuyama,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vocal critics of this general trend when he pointed out that America was particularly hamstrung by a lack of area and language expertise specific to the post 9-11 conflict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ever, such a decline was relative to the strong and broad base of foreign area expertise that had been built in American academia,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 since World War II. Moreover, in response to the post 9-11 conflicts as well as to the rise of dynamic new economic and power centers, notably China, American policy and academic leaders have reprioritized area studie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although obviously more in some areas than in others).


What does any of this have to do with China? A great deal, in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2014 it may seem obvious that China’s impact on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is important and growing and that, in turn, what happens beyond China’s borders is of great and rising importance to China itself. But while China’s embrace of greater openness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beyond its borders goes back over three decades, much of the excitement and concern about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and ro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is much more recent. In fact, China’s rapidly expanding and influent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with far-away regions like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are only about a decade old. And even in areas closer to China like Southeast and Central Asia, the impact of China’s “going 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cies in those areas is not older than the new millennium. But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s global impact has largely outpaced Chinese government, think tank and academic sources of knowledge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beyond China’s borders.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I am both a front-row observer and direct participant in how China is responding to this challenge of creating its own foreign “area studies” knowledge. In fact until very recently, at leas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s in China’s elit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only “area” that mattered much was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ed maybe by Europe and then possibly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Japan) or regions (Southeast Asia). When I began teaching at Tsinghua in the fall of 2008 I was the only professor in the entire university teaching an “Area Studies” class and to my knowledge one of the only people teaching a class o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at any Chinese university. Although Tsinghua and other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since started to add more course offerings and degree programs on a wider rang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Tsinghua’s new Ph.D. in “Developing Country Studies”, university curricula offer surprisingly few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 detail about the local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or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countries beyond China’s borders. It is instructive that while many universities now off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major, few offer a Comparative Politics equivalent. The primary institutions that house comparative and local, sub-national knowledge remain government ministries (Foreign Affairs, Commerce, etc). or government-sponsored think tanks lik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or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A more concerted effort at area-studies understanding, and not just for “great powers” (or daguo in Chinese), will be necessary if China is to successfully manage its rise and for its companies and people to thrive in a global economy. In some ways China’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y regions like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have so far been a major success a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hose regions have welcomed China as a new trade, investment and diplomatic partner. Yet the honeymoon phase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raw material exporters worried about China’s slowing economy, has already passed. Now a more mature, and more complex, relationship must be established and managed.


The Brazilian President, Dilma Rousseff, has captured this sentiment by stressing the need to move “beyond complementarity” toward a more sustainable and broad-based trade, investment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ehind closed doors, but increasingly also in public, leaders of other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Central and Southeast Asia have expressed similar ideas. To successfully respond to these deman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public and private businesses, and its academic community need a deeper and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se demands. Close to home, recent changes in Myanmar’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s, caught China unpleasantly by surpris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successfully respond to such developments requires careful attention to domestic, or “local”, politics and how those interact with international-level factors. Nowhere is such an effort at enhanced understanding more urgent, and more far behind, than in Venezuela’s slow-mo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a crisis that has high potential to adversely affect Chines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nterests.


Overall the trend toward a new focus in China on the need for more nuanced, care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beyond China’s borders is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but it is still woefully underdeveloped and must become more urgent. Just as the reality of China’s domestic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s everyday more complex, so is the nature of China’s involvement with, and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a century ago, in the years after World War I,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itself in a new position of global influence, but it wasn’t until after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that it began to take seriously th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ocal realities of the world outside America in order to provide global leadership and to strategically respond to its adversaries. As 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 and then as a graduate student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professors who were global experts i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both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Latin America) and far away (East Asia).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ny such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ors, not to mention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which however indirectly have an important cumulative impact 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beyond its borders. However, even with that knowledge base, as the current crisis in Ukraine demonstrates,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ly reacting to the complex realiti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yond ones own borders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task.


China too must rededicate itself to expanding the base of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lex world beyond its border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and graduate students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that world and then to seek related and fulfilling careers. Ultimately, for China to successfully implement its commitment to a global polic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re must be a vigorous and sustained effort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even empathize with countries beyond its borders. Such understanding will not come easily, but the more China can effectively put itself in the shoes of others both near and far, the better it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its own interests and the more international respect it will earn in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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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新任驻华大使鲍克斯与蒙大拿州的亚洲外交传统]]> Max Baucus and Montana’s Asian Diplomatic Legacy

2月21日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宣誓就职,接替骆家辉(Gary Locke)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鲍克斯曾六次当选蒙大拿州参议员,而骆家辉曾任华盛顿州州长。如果说有部分中国人可能一开始会将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与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混淆,那么更有可能的是鲜有中国人对蒙大拿州有所了解。甚至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蒙大拿州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人口稀少、处在美国政治外围且“远在天边”的州。因此,尤其是在国际外交领域中,蒙大拿州很容易遭到中美两国的忽视。但作为土生土长的蒙大拿州人,请恕我不能苟同。

事实上鲍克斯是奥巴马任期内第二位来自落基山脉以西的美国驻华大使,第一位是曾任犹他州州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骆家辉在内,奥巴马任期内的这三位驻华大使都来自美国的西北地区,而非是人口比较密集、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海岸地区,如纽约州或加利福尼亚州。

与提名其前任一样,奥巴马总统决定提名鲍克斯出任驻华大使,很显然考虑到了很多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4/02/max-baucus-ambassador-china-103225.html)但至少在提名鲍克斯时,他他考虑到了蒙大拿州关于东亚政策和外交的传统。已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曾出任大使的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就来自蒙大拿州,也是该传统的最佳代表。

不久之前我拜读了丹•奥博道夫(Dan Oberdorfer)所著的曼斯菲尔德传记,(http://www.randomhouse.com/book/206367/senator-mansfield-by-don-oberdorfer),此书对曼斯菲尔德以及他的成就进行了褒奖。我也高兴地得知我不是唯一一个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蒙大拿州人。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与同时期的国会议员相比,可以说曼斯菲尔德在美国对东亚及东南亚的政策上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1961-1977年曼斯菲尔德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深入参与了美国关于越战以及对华开放的政策辩论。从参议院退休后,他继续作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服务于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当时日本经济活力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与今日的中国十分相似。为了向曼斯菲尔德对美国与亚洲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致敬,美国国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米苏拉市的蒙大拿州大学建立了曼斯菲尔德中心(http://www.umt.edu/mansfield/)。该中心依然是研究蒙大拿州,更广泛来说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以及互动的重要场所。鲍克斯大使也遵循并发扬了蒙大拿州这一优秀传统,成为又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有影响力的前参议员及大使。

遗憾的是,至少据我所知,在麦克•曼斯菲尔德生前我都不曾有机会与他相见。我说“至少据我所知”是因为即使我回忆不起来,我孩提时代也有可能在蒙大拿州见过他本人。据我父亲称,曼斯菲尔德会定期与蒙大拿州选民进行非正式会谈,包括我的出生地康拉德(该地区人口不足3000人)及我后来居住过的米苏拉市(因电影《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而出名)。事实上,正是在那一时期鲍克斯开始了他在国会的职业生涯。

虽然作为参议员,鲍克斯不如曼斯菲尔德那样关注外交事务,并且他也承认他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这两位大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位前参议员都在退出国会后接受担当大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曼斯菲尔德曾表示:“毫无疑问,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http://www.mansfieldfdn.org/backup/about_fdn/mike_quotes.htm),而在近期一次对参议院的讲话中鲍克斯则表示:“我坚信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将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影响全球事务的走向,因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中美两国关系。” (http://www.rawstory.com/rs/2014/02/06/senate-confirms-sen-max-baucus-as-u-s-envoy-to-china/)。

很显然,自30年前曼斯菲尔德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其中中国的迅速“崛起”最为突出。然而就像外交旧影重现,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开始掌管美国在亚洲如此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我们无法确切预测鲍克斯大使在中国将会遇到怎样的状况,但曼斯菲尔德确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历史也许不会完全重现,但作为一个蒙大拿州人,我期待至少会有相似之处。


*说实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随家人从“长空之州”蒙大拿州搬到了相邻的“牛仔州”怀俄明州,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怀俄明州的人口密度甚至低于蒙大拿州(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s_by_population_density),但它却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家乡。因此,无论是有关国内还是国际事务,我想我们都不应低估任何一个黄石国家公园所覆盖的州。也许下一任美国国务卿就会出自爱达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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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Max Baucus and Montana’s Asian Diplomatic Legacy]]> On February 21st Max Baucus was sworn in as America’s new ambassador to China. Baucus, a six-term senator from the state of Montana, replaces Gary Locke, the former governor of Washington state. If some in China may have initially confused Locke’s home state with America’s capital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country, it’s even more likely that few will know much about Montana. Even for many Americans, Montana may simply be just another sparsely-populated, “fly over” state o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periphery.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Montana might therefore be all too easily dismissed by both many Americans and Chinese alike. But as a native Montanan myself, I’d beg to differ.


In fact, Max Baucus is the second ambassador from America’s Rocky Mountain west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sent to China (Jon Huntsman was the former governor of Utah). Including Gary Locke, it’s worth noting that all three of President Obama’s ambassadors to China have been from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US and not from more populous, and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East and West coast states like New York or California. There are obviously complex domestic political calculations that entered into President Obama’s decision to nominate Baucus for the China job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4/02/max-baucus-ambassador-china-103225.html), as there certainly were with his predecessors, but at least in Baucus’s case he follows in an important Montana tradition of East Asian policy and diplomacy. Mike Mansfield, the late Senate majority leader and ambassador from Montana,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at tradition.


Not long ago, I read Dan Oberdorfer’s terrific biography of Mansfield (http://www.randomhouse.com/book/206367/senator-mansfield-by-don-oberdorfer) and came away with a newfound appreciation of the man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I was also happy to learn that I was not alone among those Montana natives with an addictive interest in Asia,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n fact,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ansfield went on to play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US policy towar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f any congressman of his generation. A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from 1961 to 1977 Mansfield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merican policy debates about the war in Vietnam as well as the opening to China. After retiring from the Senate, Mansfield went on to serve for over a decade under Presidents Carter and Reagan as the US ambassador to Japan, whose economic dynamism at the time presented America with similar challenges as China’s does today.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US-Asia relations, in the 1980s Congress established the Mansfield Center (http://www.umt.edu/mansfi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in Missoula. The Center remains a focal point for research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Montana, and the US more generally, and Asia. Ambassador Baucus thus follows in some very illustrious footsteps.


Unfortunately, at least to my knowledge, I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meet Mike Mansfield when he was still alive. I say at least to my knowledge because even though I don’t recall, I may have actually seen him when I was a child growing up in Montana. According to my father, Mansfield was known to show up regularly for informal conversations with his Montana constituents, including in Conrad (with a population under 3,000 people!), where I was born in the early 1970s, and also in Missoula (of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fame), where we later moved.* In fact, it was just around this time that Max Baucus was beginning his own Congressional career.


While as a senator Baucus had less of a focus on foreign affairs than Mansfield and has admitted the limits of his own China background, there is a remarkable similarity to the ambassadorships that both former senators accepted upon their retirement from Congress. In the 1980s Mansfield said: “The U.S.-Japan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bar none” (http://www.mansfieldfdn.org/backup/about_fdn/mike_quotes.htm), while in a recent speech to the Senate Baucus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hip,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It will shape global affairs for generations — we must get it right” (http://www.rawstory.com/rs/2014/02/06/senate-confirms-sen-max-baucus-as-u-s-envoy-to-china/).



Obviously much has changed in the time since Mansfield so effectively served as America’s ambassador to Japan three decades ago, not the least of which has been China’s dramatic “rise”. Yet it feels a bit like diplomatic déjà vu that a senator from Montana is taking the helm of such an important Americ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Asia. Of course it’s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what ups and downs Ambassador Baucus will experience in China, but with Mike Mansfield he certainly has an excellent role model. History may not repeat itself, but I’m at least one Montana native who is hopeful that it will at least rhyme.


*Full disclosure, I moved with my family from the “Big Sky” state to neighboring Wyoming, the “Cowboy” state, in the early 1980s and Wyoming remains my adopted home. Wyoming may have an even lower population density than Monta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s_by_population_density), but then again it is also the h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vice president in US history. So both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 guess the lesson is don’t underestimate any state with part of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in it. Who knows, maybe the next US Secretary of State will be from Id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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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反思智库排名: 中国不应过多关注智库的排名,而应更多关注多样化与质量]]> 我一直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排名的价值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当然也包括智库的排名。所以,当今年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于1月22日新鲜出炉时,我百感交集。不要误会,当我在申请美国大学时(80年代末),和其他雄心勃勃的申请者一样,我也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年度大学排名了如指掌。但即使是在当年,年轻的我也已意识到这样的排名多少有些肤浅,至多也就能够作为反映学术质量的大致指标。


随着我一路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我仍在继续关注这类排名,但我对其价值的怀疑也与日俱增。我并不是说这些排名,例如最好的国际关系专业硕士项目或者最好的政治学博士项目排名不准确,而是他们经常拿苹果和橙子做比较,而且对细节的关注度也不够。从特定的学术或研究重点的某一层面来说,我很清楚,不同的大学、院系和个体研究者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具体且独到的,而通常这类排名都未能反映出这种细微的多样性。


自2000年起我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我强烈地感受到不少中国人非常重视各类排名。不论是学生在班级里的排名、国内大学的排名还是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或实力排名,中国是一个极具排名意识的社会和国家。自2008年我在清华大学执教起,我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了中国社会对于排名的这种敏感度。但我也清楚,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很多排名的价值,我的很多学生和同事(不论国籍)的态度都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持有更大的怀疑。他们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明白,学术与研究的质量和诚信度不一定与排名完全相符。


智库的排名是一个新兴的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2006年才推出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对此排名持谨慎的怀疑态度更是正常不过了。事实上,对于智库排名的结果我并没有特别的异议,尤其是我所在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在榜单上名列前茅。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智库是有理由庆贺的。例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自2009年已经举办了三次“全球智库峰会”,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毕竟,有6家中国智库跻身全球100强,并且在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区域内,中国占据了近25%的顶尖智库。然而,中国不应盲目迷信这类排名,因为中国所真正面对的挑战是改善国内智库与大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多样性。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这些飞速的改变也在国内外给中国带来了棘手的政策与治理挑战。中国的研究机构,包括智库和大学,也都在迅速地发展着,但在创新理念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这些机构还未做好充分准备,以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且不断增加的挑战。


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与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中蕴含的挑战很明显且在不断增加。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已成为该地区众多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然而从事拉美地区研究的中国智库和学者仍然十分有限。理解中国国内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制定适当的政策,这已经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然而理解并制定迅速发展的外交政策也无疑是同样艰巨的挑战。


对于关注中国智库的国际地位的人来说,最新的全球排名确实值得开心,但也应该意识到中国智库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除了具体的排名结果,还应该注意到在美国有大量的智库就诸多的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此外,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各种各样复杂的方式进行竞争与合作,虽然这些机构都希望影响政府的政策结果,但它们都并非从属于政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正是美国智库的深度、多样化与相对独立性使其为美国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作出巨大贡献。对于中国而言,应该着眼于促进国内现有的或即将成立的智库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非仅仅关注具体的排名。至于谈到“独立性”,也许就要借用邓小平的理论了——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还将这种根本转变形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智库和学者能够同时也应该具有创新精神、竞争力,当然还要具有独立性,即使是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实现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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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Rethinking the Think Tank Rankings]]> Rethinking the Think Tank Rankings: China Should Worry Less About the Rankings, More About Diversity and Quality

 

I’ve always been a bit skeptical about the value of rankings of universitie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ink tanks.” So when the latest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Report” report came out on January 22nd I downloaded it with mixed feelings. Don’t get me wrong, ever since I applied to college back in the late 1980s I was as aware as any ambitious American university applicant of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nnual university rankings. But even at that youngage I had a sense that such rankings were somewhat superficial and at best could serve only as a general guide to academic quality.

 

As I progressed through my Bachelor’s, Master’s and Ph.D. degrees I continued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rankings, but my skepticism about their specific value becam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It wasn’t so much that I thought such rankings about, say, the best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 programs or best political science Ph.D. programs were inaccurate as that they were often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and doing so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detail. At a certain level of specific academic or research focus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the things th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departments and individual researchers were doing were very specific and unique and all too often the rankings failed to capture this specific diversity.

 

Since coming to China to study, live and work beginning in 2000 I have become keenly aware of the value that many in Chinaplace on rankings of all kinds. Whether it’s a ranking of students in a class,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r countries in a global wealth or power ranking, China is a deeply ranking-conscious society and country. Since I became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08 I’ve become even more keenly aware of this sensitivity to rankings. But I also know that many of my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China are just as skeptical, or even more so than me, about such rankings globally and within China. Their own experience has taught them that academic or general research quality and integrity is not necessarily perfectly aligned with the headline rankings.

 

When it comes to the ranking of global think tanks, itself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anking dating to only 2006, such a healthy skepticism is all the more warranted. In fact, I have no serious disagreements with the specific findings of the think tank rankings especially since institutions to which I’m connected, namely Tsinghua and Carnegie, feature prominently. And in a certain light there might be cause for celebration for those in China, like the CCIEE sponsors of the three “Global Think Tank Summits” since 2009, who have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think tanks.  After all, six Chinese think tanks placed in the top 100 globally and in the China, India and Korea category Chinese think tanks occupy almost 25% of the region’s top institutions. However,China should fight the temptation to fetishize such rankings because the country’s real challenge lies with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diversity of knowledge being produced by its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ce of change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hree and a half decades has been remarkable, but such rapid change has produced equally or more daunting policy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untry’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ts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been rapidly evolving, but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ve idea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not yet adequately prepared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one of my own research interests, China’s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regions like Latin America, such challenges are clear and growing. In the space of just about a decade China has become the number one trade partner of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maybe most prominently Brazil, yet the number of think tanks and scholars with a focus on the region remains very limited in proportion. Understanding and creating adequate policies for China’s increasingly complex domestic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s challenging enough, doing so for the country’s rapidly developing foreign policies will prove equally daunting.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status of China’s think tank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ave reason to be happy with the most recent global rankings, but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Stepping back for a minute from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results of the Penn think tank rankings, what comes through is that in the US there is a vast array of think tanks doing research and presen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an array of issues from a wide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Moreover, these institutions compete and cooperate in a variety of complex ways and while all them seek to affect government policy outcomes, none are themselves instrumen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an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 perspective, it is the depth, the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the US think tanks that make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pecific rankings, China needs more diversity, more competition, and certainly more cooperation, among its existing and yet-to-be-created think tanks. And when it comes to “independence”, maybe a page should be taken from Deng Xiaoping who so capably and radically transformed China by portraying fundamental changes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think thanks and scholars can and should be innovative, competitive and yes, independent, even if that means doing so in a uniquely Chines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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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是时候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了]]> 2013年11月06日



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虽然改革日程的细节还未经披露,但毫无疑问将于11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解决国内艰巨的经济挑战。不幸的是,似乎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会迅速推出大胆改革以应对危机,但这却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即新型以及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思想。

诚然,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已决心以创新、大胆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例如,习近平主席积极与美国接触,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开展讨论;就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邻国的一系列领土争端问题,他也重申了中国的主张与利益。

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依然以“和平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越发无益。在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总体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双赢合作”。

中国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发展,这听起来也许不是件坏事,但采取这样的方式至少有两大问题。

首先,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想化(乌托邦式)认识。事实上,尽管大家都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杰出的实践者,但其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专业化与贸易可以加强国家间相互依赖,促进和平。其核心理念是,中国持续的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

尤其是在与非洲或拉丁美洲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政府强调这种关系是互补的、互利共赢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需要从这些地区进口能源、矿产与农产品以促进自身发展。这样的经济合作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促进发展的双赢结果。

这样的构想在原则上是没问题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则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例如,巴西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表示中巴关系需要超越互补关系。而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近来则表示“非洲各国必须要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在非洲发展并不是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无法满足其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伙伴。互补的经济关系不一定会使合作双方都同样满意,也不必然等同于稳定、健康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关系。

和平发展战略的第二大潜在问题是错误地假定中国公司的海外经济活动等同于中国总体的国家利益。中国核心的对外经济政策,如“走出去”政策,推动了中国在海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而这类政策是建立在颇为乐观的假设之上的,即中国企业,尤其是在海外运营的国有企业,将会积极推动双赢的国际关系。

然而,从中国与委内瑞拉以及缅甸的互动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与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为与利益会使中国政府陷入始料不及的外交政策困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Hugo Chávez)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随着委内瑞拉陷入了不断恶化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如今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应对由协议引发的问题。而在缅甸,中国国有企业参与了大坝以及能源管线建设,但这最终促发了政策反弹并带来了广泛影响。其中,2011年缅甸政府由于国内反对情绪高涨叫停了中国投资的密松大坝项目。这一举动体现了缅甸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大幅转变,即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如此举动使中国在缅甸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处于被动。

诚然中国政府面对着诸多外交政策挑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三中全会上国内政策才是更为重要的内容。不过这些挑战也需要得到解决。与其说和平发展能够实际指导中国日益复杂的外交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表态,这在中国与很多地区在很多领域的接触中都有所体现。即使是一向乐于与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接触的蜜月期也已结束。这些国家现在寻求拓宽并加深与中国的关系,而不仅仅满足于利用基本经济相对优势进行经济互补合作。

35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双管齐下。中国政府正努力重振这一方式的前半部分,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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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风险分析]]> 问答专访 2013年01月11日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该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但正如陈懋修(Matt Ferchen )在《问与答》中强调的,中国与拉美日益增多的商业和外交联系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风险。随着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些政治与经济风险与委内瑞拉给中国带来的挑战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上的变化可能会进一步改变中国与拉美国家互动的方式,这将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产生重要反响。

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而言,中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如何?

在过去十年里,随着中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以及国际分析员都指出,中国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例如,在苏丹、安哥拉、津巴布韦,尽管政治和投资环境风险较高,中国企业还是加大了投资。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就是最好的例子。
关于中国具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这一认识形成的原因,人们未能达成共识,但通常有两种解释。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国际能源市场的后来者,因此别无选择,只能与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打交道。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的支持,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些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获得的信贷优先权以及国家提供的其他政策保证。
从近期利比亚和缅甸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政治风险评估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这两起事例中,中国都需要立即去理解并应对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动摇着中国在该国的经济和外交地位。
利比亚陷入阿拉伯之春之际,反对派奋起反抗前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此时中国十分关切其在该国的投资。中国担心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危机可能会危及数百亿的石油和工程建造合约,更重要的是,还肩负着保证数万在该国的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责任。
过去两年间,缅甸政府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发生巨大转变,这使得中国措手不及。中国尤其担心缅甸军政府搁置了一项重大的中国投资项目——密松水电站(Myitsone Dam),同时对美国敞开外交的大门。
远至北非、近至东南亚这些地区的发展,引起了中国外交政策分析者深深的忧虑。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评估外国的政治性风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做出更好的评估、预测,从而更好地应对这些投资对象国的变化。

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成为拉美向中国出口量不断增加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出口产品包括矿产、能源以及农产品。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一些主要商品,如巴西铁矿石、智利铜等的价格非常不稳定,铁矿石的价格在2012年骤然下降,近几周又骤然回升。这些问题归咎于供应方方面的变化,但同时也与中国需求不稳定有关。中国的国内市场及政治因素,共同决定了需求的大小。
因此,许多拉美国家十分关切他们向中国出口矿产的前景。中国企业仍有兴趣与拉丁美洲进行石油交易,但是这也会变得日益复杂。
中国和南美不断扩大的合作需求在农业贸易和投资领域里能得到充分满足。由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安全、健康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大,因此,中国想与拉美达成双赢、互补关系的期望最有可能在农业领域实现。考虑到南美洲农业资源的丰富程度、农业的生产力以及发展空间,中国和拉美形成的这个贸易格局十分合适。
拉美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蓬勃发展,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大豆贸易,这些大豆主要生长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锥体(Southern Cone)共同市场国。事实上,这些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大豆和豆制品的出口量是数一数二的。除了大豆以外,从糖到牛肉等一系列的南美农产品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中国想在南美农业上扩大投资的愿望,还是在阿根廷和巴西遇到了阻碍。在那里,外国拥有土地所有权会触及主权这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对现有的法律重新做了解读,从而加大对外国尤其是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

中国在拉美地区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风险是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里,依赖迅速扩展的贸易和近来中方投资力度的加大,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时期。拉美地区也基本上不会发生像利比亚或缅甸事件如此大规模的重大争议或挫折。
中国在拉丁美洲面临最主要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就在委内瑞拉。尽管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国内及国际政策时常饱受争议,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和贷款增长迅速,自2005年起,中国的银行向委内瑞拉共提供了超过420亿美元的贷款。
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是委内瑞拉和查韦斯本人的主要支持者,即使仅从财政上来说。但是,因为在拉美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查韦斯这般饱受争议,因此就贸易管理、投资管理、以及外交立场而言,中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查韦斯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中国当前的处境更加不稳定。
对中国来说,阿根廷也是潜在的经济、政治风险因素。这种担忧主要是基于去年阿根廷政府高调地将外国资产国有化,其中包括将西班牙石油公司国有化。这使得一些中国分析家开始担心,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也有可能被国有化。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前景如何?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十月竞选连任后,许多中国观察家公开表示,这对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现有的贷款及能源交易将得到扩展和深化。
对于查韦斯而言,他表示有兴趣继续扩大与中国的联系,其中包括不断增加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但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复杂,因为有一点很明确,两国关系的发展依赖于查韦斯本人。
查韦斯正与癌症抗争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一些担忧。如果查韦斯离开人世或因病不能继续治理国家,那么接下来关键的问题是,谁将替代查韦斯执政,以及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查韦斯已经指定了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作为他的继任者。但如果有人呼吁发起新的总统选举,那么反对派的候选人很有可能获胜。假如恩里克•卡普利莱斯(Henrique Capriles),查韦斯在十月份总统大选中的竞选对手,获胜,那么中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后果。
卡普利莱斯曾宣布,他将兑现中方与委内瑞拉已达成的协议,尤其是“贷款换石油”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定期贷款,份额40亿到200亿不等,委内瑞拉将以向中国出售石油的方式偿还。但是,反对派内部的部分人士对这些协议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协议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战略,即查韦斯要利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进一步实行其国内及国际议程。他们认为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未来已经通过这些协议抵押给了中国。
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性,未来委内瑞拉政府除了单纯公布之前协议的细节外,还可能更全面地调整有关向中国出售石油的条款。

其他拉美国家给中国带来的重大风险有哪些?

目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与墨西哥的关系可能是最艰难的,部分原因是墨西哥与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墨西哥并不像巴西或智利那样向中国出口大量原材料,同时墨西哥还将中国视为其向美国等第三方市场出口的强劲对手。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了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张关系。
双方都期望能改善这种关系,墨西哥新一轮的总统选举也许能带来一些转机。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总统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当选墨西哥总统,可能会开辟一些机会。
由于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一直发展的比较艰难,这也意味着两国关系有着广阔的改善空间。墨西哥制造业的竞争力一直在稳步提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加在墨西哥的投资对中国来说是明智的。尤其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意识到在墨西哥投资,将有利于开发毗邻墨西哥北部美国的广阔市场。
如果中国开始向墨西哥更具附加值的制造业注入投资,那么,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同时也给了其他寻求类似中国投资的拉美国家一丝希望。
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游击队之间最近的和谈对话,突出了对中国潜在投资的另一挑战。中国已经表现出对哥伦比亚土地的兴趣,以此增加农业投资。此外,中国还参与了修建油气管道项目提案的讨论,这条管道计划起始于委内瑞拉,穿过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哥伦比亚海岸。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地的中国企业和人民将更多地置身于哥伦比亚复杂的农村冲突中。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长期政策,在应对深化与南美国家经济联系的实际挑战时,可能是不够用的。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或发展模式转变,这将如何影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随着中国努力改革其发展模式,不再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投资,拉美将面临重大而复杂的影响。
近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引起了相关利益方的关切,他们担心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会不断下降。有些人把中国需求的下降与一些商品价格的下降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中国继续城市化,中国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总体需求仍然十分强劲。
南美与中国矿产贸易的前景是否明朗,最根本地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领导人已经宣布,计划减少对重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政府投资,这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同时,中国新的领导层强调城市的发展将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继续需要原材料的投入以此来发展房地产行业、城市消费类产品,例如:汽车和大型家用电器。   
在过去十年里,如果拉美对中国矿产和农产品的出口已经成为推动贸易和投资关系蓬勃发展的核心,那么一个正在改变的中国可能会影响这些模式。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起伏不定,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 of Brazil)等一些重要的企业,可能会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是巴西(和其他南锥体)的农业生产商,将从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益。而随着中国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和多样化,拉美国家可能成为中国不断变化的发展模式的受益者。
无论哪种方式,拉美国家都应准备好去适应同中国关系的变化及不可预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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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模式所属谁家?争议中寻求共识]]> 2012年04月03日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美国所主导的西方自由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挑战。欧美学者主要争论北京共识是否应成为美国式西方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十条政策措施并无大异,作者也认同两者存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但作者发现,北京共识同华盛顿共识的理想形态还是有显著差别。例如,在中国的“战略性”或“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少数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成为行业大头。

美国学者拉莫(Joshua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理念,认为中国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都有作用。在国内,中国通过创新和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实现发展;在国际上,中国强调“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的外交成为了美国霸权外交的替代选项。 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并未真正实现创新,社会不平等也日益严重,而尽管中国的全球影响增加,这可能并非北京共识所推崇的模式的作用。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不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不良的引导——它们可能美化和模仿中国不民主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同东亚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甚为相像,实质是一种国家主导经济的亚洲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就像此前日本飞速发展后衰落的情形一样。

在中国国内,争论则主要是关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点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作者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观点入手进行分析。
中共并未公开表明对北京共识的态度,但它通过抨击新自由主义发起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中共指责新自由主义该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系列社会主义失败案例负责,同时将华盛顿共识与金融危机、拉美和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
新左派认为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是有可能的。他们将华盛顿共识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联系,认为新自由主义带来不平等、腐败和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认为“重庆模式”应该是中国发展的典范。
自由派推崇市场经济、公民个人权利和民主自由,反对国家垄断,认为最好的经济和社会是国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涉,让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发挥作用。他们并不支持华盛顿共识,认为它给予了政府过大的权力。而对于北京共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各种错误夸大的结果。作者指出,尽管自由派受到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对中国政府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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