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熊丙奇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 大学校长有责任倡导大学价值观 ]]>
港媒报道称,香港中文大学六名学生于9月22日夜间,在校园 “百万大道”附近科学馆对出的空地打麻将,期间巡逻经过的保安员要求记录他们的资料。这件事情也惊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近日,沈祖尧在网上撰文《权利与尊重》专门谈及此事,认为此事不是校规或公共空间使用权的讨论,而是责任感和尊重的问题,以至对大学生身份的反思。他质疑六人态度“是否有欠读书人应有的礼貌”,并反问“面对中大校训‘博文约礼’,我们情何以堪?”其实,沈校长所谈并非深奥,这就是依法治校与大学精神的问题。一所大学,需要依法办学,维护学校秩序,但遵纪守法是办学的底线,大学作为教育与学术共同体,还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要求,否则大学也就难起到做社会的灯塔、引领社会的作用。在校园公共空间中,打麻将消遣,没有赌博,行为当然合法,可是,这确非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大学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定,是基于对大学共同体的基本认知而设定的,不在校园公共地带打麻将、不做与学生身份不相符的事,这是约定成俗,变为大学校园的“操守”,如果连这些都需要纳入校规规定,那大学的精神与道德是怎样的水准,是可以想象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一校之长对于此事的积极介入和回应。通常而言,这类事务如果发生在内地高校,多半会由学校宣传部门、新闻中心回应,校长不会直接表态。但其实,一所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大学精神与价值的维护,在涉及大学精神与价值的事件上,校长是何态度,极为重要。对于一所大学来说,6名学生深夜在学校公共空间打麻将,貌似小事一桩,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关系到学校基本价值观的大事——处理不好,会影响学校的整体价值认同。对大学的价值认同,某种程度是对大学和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即作为大学的一员,要接受其基本价值观,当然,这种价值观,是由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和学术价值观,不是某个行政领导的个人价值观。近年来,我国内地高校的教育和学术价值观,颇为混乱,在笔者看来,内地高校校长,对于学校教育和学术价值观的建立,是有责任的。大学校长要敢于对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发声,倡导大学的价值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在引导大学生形成大学价值观方面,做得不错,他的多次演讲,受到学生追捧,原因也在于此。随后,也有部分大学校长利用开学与毕业典礼演讲,给学生讲大学精神、社会责任,但总体的感觉是跟风模仿,缺乏针对性,人云亦云。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针对学校的具体事务,谈学校的精神和价值,更会得到学生的认同。这就需要大学校长善于就学校出现的热点事件、争议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对大学出现的学生逃课现象,最近笔者看到一家媒体刊发一所高职校领导对逃课的看法,认为“在制度层面赋予学生选择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学习时间的自由,容许他们'逃课',才是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方向。或许,他们逃掉了没用的课、不感兴趣的课,节约时间自主学习,反而会有更多、更全面、更具体的收获。"(中国青年报9月26日)这是出自高校领导比较特例独立的声音,即指出学生逃掉的很多课是无用、不感兴趣的课。但是,在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允许学生“逃课”,而是自主选择课程。即便逃课打上引号,也会被误解,否则,学生按照自己的“无用”判断逃课,学校如何治理?高校校长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从大学价值观出发,应坚定反对逃课,以及更严重的“有偿替课”,但要反思学生逃课原因,提出改革学校课程体系,重视教学投入,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自主选科、选课的学校探索,并听取学生的意见,如何采取改革措施增强学生对学校办学、课堂教学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高校,实行的都是现代大学制度,但就在现代治理框架下,也会有针对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争议,因为社会和学生群体是在不断变化的,大学维护自身的价值观,面临现实的挑战。我国内地高校正在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现代治理改革,这更需要在建立大学共同价值观方面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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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我国应改革调整大学生帮困助学方式 ]]>

针对近日各地决定上调公办普通高校学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14.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大学的学费十分高,61.5%的受访者认为比较高,48.1%的受访者能接受学费上涨20%以下,33.5%的受访者不能接受任何涨幅。如何在大学涨学费后保障贫困学生的上大学权利,又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总体看来,这次各地涨学费,对贫困大学生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我国高校基本已经建立覆盖贫困学生的帮困助学体系,对于贫困学生,高校基本上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国家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等渠道进行帮困助学,随着学费提高,只要按原有渠道,提高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额度,同时适当增加勤工助学机会和工资,就会平抑涨学费对贫困大学生的影响。可以预见,高校会把增收的部分学费,“返还”作为帮困助学资金。

但是,有一个群体,却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即“夹心层”大学生,按照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很难在大学里获得助学金,也不够格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可是,随着大学学费上涨、大学生活成本增加,他们又确实十分困难。要求他们通过兼职打工、勤工助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困难,也不太现实。对于这些大学生,我国有必要改革、调整目前的助学思路和助学模式,可尝试把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从只向家庭贫困的学生开放,调整为面向所有学生开放。这不但可以解决“夹心层”学生无法获得资助的问题,也可鼓励所有大学生自强自立,不是依靠父母支持完成大学学业,而是通过申请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在完成学业之后再归还贷款。

在美国,申请助学贷款,借款上学的学生,就不只是低收入或失业家庭的学生,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甚至富豪家庭的学生,也通过借款独立完成大学学业。助学贷款,是除奖学金、助学金之外,最重要的帮助大多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途径。毕竟,能获得奖学金、助学金的学生只是少数——奖学金奖励的是优秀的学生,助学金则针对家庭十分困难的同学。而美国的助学贷款,也是在大学学费上涨时快速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从1991年到1995年,全美名牌大学学费平均增长了41%,普通公立大学学费则上涨了38%,大大高于同期消费指数12%的增长,而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上得起大学,美国的助学贷款于是大规模发展。在有的大学,贷款的学生占到80%以上。

虽然近年来美国的助学贷款也遭遇争议,比如美国助学贷款余额已经从2006年不到6000亿美元,攀升逾倍至1.2万美元,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背着数十万美元的助学贷款,美国学生贷违约或延迟还贷的比例超过40%,但不可否认,助学贷款让更多学生实现了大学梦。

针对助学贷款的还款压力,美国学生在呼吁公立大学实行免费教育,以避免毕业生成为“学奴”,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很显然,免费高等教育很难实施(这几乎要让公共财政承担所有公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成本,同时也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不公平)。在实行收费高等教育,且大学办学成本不断提高的环境下,一方面,需要监督公立高校合理制订学费标准,而另一方面,则要构思如何完善助学体系,这比盼望实行免费教育更加现实。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助学贷款的经验(同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改革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笔者的建议是,可以减少国家助学金,把用于国家助学金的资金(从2007起,我国每年用于发放高校奖助学金的资金达500亿),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担保资金,以此降低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门槛,扩大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面。目前,国家助学贷款难以更大程度开放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出现呆账、坏账,那么,如果有专门的政府担保基金,来冲抵呆账、坏账,不就可消除顾虑吗?我国的国家助学金,是直接发给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偿还的,这表面上看是帮助贫困学生,但滋生很多问题,包括申请国家助学金中的弄虚作假,以及有的学生拿到助学金之后铺张浪费、乱花,近年来围绕国家助学金,就出现高校让学生晒贫、竞选,以及要求获得助学金的学生,不能用手机等等争议性的新闻。

如果把国家助学金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担保资金,扩大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面,这不会影响对原来贫困学生的帮助,也可让更多学生获得资助,还可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意识。我国高校帮困助学中,存在一个问题是,很多学生希望获得今后不需要偿还的助学金,可却不愿意背上求学“债务”,这多少反映出学生对待助学贷款的态度。扩大助学贷款覆盖面,会增加呆账、坏账风险,但即便有学生毕业后不能归还贷款,变为呆账、坏账,这就如同直接给他们助学金一样,可由于运作机制不同,所起到的效果也完全不同,由于所有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因此不存在弄虚作假,也不会有对申请助学贷款学生的另眼相看,由于需要在毕业后归还贷款,这就要求学生有更强的责任感认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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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预防和处理高校学术不端,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日前,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要求高等学校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明确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或线索明确的匿名举报,或者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高等学校应予受理或主动调查处理。据悉,《办法》是教育部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规定。

这体现了教育部对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高度重视,明确高校要针对媒体报道进行调查、处理,是这次《意见》的一大亮点。但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重要的是落实,有实效。教育部颁布的《意见》,在落实过程中,恐会遭到高校行政治校的阻扰,因此,在颁布《意见》的同时,教育部门还要努力推进高校进行校内治理改革,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高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学术不端问题,说到底是学术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治理。前不久央视调查发现,代写论文已在我国形成产业链,花钱请机构代写论文的不仅有教师,还有高校学生,其中,硕士、博士涉及几百所高校。按照《意见》,高校应该根据媒体的报道,启动对学术不端的调查,那么,对于央视曝光代写论文,高校就应该主动启动调查,可联系央视,获得花钱代写论文者的名单,并以此为线索展开深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可是,在央视曝光之后,不见有高校启动调查。现实情况与《意见》要求的,恰恰相反,很多高校,对媒体曝光的学术不端案件,往往采取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的“三不”原则。在治理学术不端问题上,有的高校的工作重点,不是教育、预防学术不端,而是想办法阻止媒体曝光。

《意见》对改变高校的“三不”原则,会有一定作用,这需要教育部门在颁布《意见》后,严格要求高校执行。但更重要的是,要推进高校建立学术共同体,对学术事务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之所以高校不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甚至有时主动充当学术不端的保护伞,是因为高校把发表论文、申请课题经费、申报成果,作为学校的重要办学政绩,而论文造假、抄袭,正服务于这样的政绩目标,高校领导担心学术不端曝光,影响学校的“声誉”,也影响学校的政绩。殊不知,这种对学术不端的包庇和纵容,严重伤害学校的声誉,也破坏学校的学术生态。

而高校领导能包庇、纵容学术不端,是因为高校没有能独立进行学术事务管理、评价的机构。虽然我国大多数高校都建有学术委员会,并号称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但是,学术委员会却是受行政部门领导,配合学校进行相关工作的,不客气地说,学术委员会在有的高校内就是摆设和工具。在出现学术不端举报时,学术委员会不能独立启动调查,要听学校领导的意见;在启动调查,取得调查结果后,学术委员会不能按调查结果做出处理,也要听学校行政的。大家所见的是,高校偶尔会对涉及学术不端的普通教师进行“严肃”处理,而对涉及院士、学校领导的学术不端举报,却能拖就拖,鲜有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于2014年出台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高校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这对于规范高校学术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如果高校有独立运行、不受学校行政干扰的学术委员会,会按照学术原则和标准处理学术事务,维护学术规范,对学术不端零容忍,而这就是对师生最好的学术诚信、学术规范教育。这是治理高校学术不端的长效机制。

据报道,教育部将积极指导推动各地、各高校贯彻落实《办法》,依据《办法》健全完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机制,依法规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优化高等学校学术环境。从中可见,落实《意见》,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在高校内实行学术治理。教育部门应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促进高校进行内部治理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大学内,必须实现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建立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教育和学术事务,尤其是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以此纯洁高校教育和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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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代写论文的庞大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


在这里,只要交一千多块钱,一篇职称论文就能代写保发,而学位论文则要贵一些。博士论文大概一篇大概五、六万元,硕士论文则是五千到一万元左右,难度大一些的比如医学类的论文则要更贵,一篇硕士论文要价大概一万七左右。论文造假,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近年来,从教授博导到普通学生,媒体曝光的论文造假事件呈高发态势。央视新闻的记者历经两个多月的调查,“潜伏”进了多家论文造假公司,发现论文造假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央视新闻712日)

代写论文已形成庞大的产业,早已不是秘密。有关研究者早在2009年就发布调查结果指出,我国代写论文市场的“产值”已达10亿。但从代写论文问题被曝光至今,对于代写论文,我国高校却没有真正动真格进行治理的意思,因此,一边是代写论接连被曝光,另一边却是代写论文更加明目张胆。代写论文产业链日益庞大,表明我国高校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仍旧以行政与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实行学术本位管理。

代写论文产业链,首先来自畸形的论文需求。众所周知,之所以有代写论文的需求,关键在于我国高校,不论对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求学,还是对老师的考核、评价、职称晋升,都提出撰写、发表论文的要求。对此,学校的理由是,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撰写、发表论文,是为了提高培养人才培养质量,要求老师发表论文,是希望老师重视学术研究,并把学术研究成果用于教育教学。但其实,发表论文的要求,在老师和学生那里,变为了为论文而论文,有的根本没有学术创新,但却要拼凑、炮制论文,为此不但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拼凑出的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垃圾论文。

论文本应该是创新成果的表达,因此撰写、发表论文必须尊重创新的规律。按照创新的规律,在学术研究中,那有那么容易就取得创新成果?因此,国外大学,没有对硕士、博士研究生提出在校期间要撰写、发表论文要求的,甚至对硕士生,都没有学位论文要求,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是通过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加强过程性评价实现。我国却恰恰相反,不重视课堂教学质量,却希望提出撰写、发表论文的要求,来抓质量,这是本末倒置,包括对本科生也是如此,有学校称要求本科生完成毕业论文,是把质量关,如果没有这一关,人才培养质量就更水了。

国外大学在考核教师时,重点关注的是教师本人的教育能力、教育贡献与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但评价教育和学术的能力与贡献,不是“唯论文论”,重视的是教师同行评价,即同行委员会怎样评价教师,而在我国,对教师实行的是行政评价,而论文数、课题数、经费数,就是行政化的量化指标,这引导教师关注的不是做好教育和科研,而是怎样发表论文、搞到课题。

这就有另一个严重问题,即我国高校,是把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学校的重要办学政绩的。高校重视论文的发表(以前重视发表数量、近年来也重视发表的期刊档次),超过重视论文本身的价值;很多学校在评价学生和教师时,只要求提交发表论文的题目、期刊,以及发表期刊的封面、目录,根本不对论文本身进行阅审,其对教师和学生提出论文要求的用意昭然若揭,哪是重视质量,分明是追求论文政绩。这也就不难理解代写论文市场的红火了,如果在评价论文时,不只看是否有论文以及论文是否发表,而是要阅评论文本身的质量,那即便有论文需求,也不至于出现代写论文——没有投入研究而撰写、发表论文,是难以通过严格的学术答辩和评审的。有的硕士、博士,就连学位论文也请人代写(媒体曝光东北一所高校的一位在读博士生就定制博士论文。全文12万字,全款高达7万元,买家已经支付了2万多元的订金),原因也在于此,本来硕士、博士论文是需要经过严格答辩的,但有的高校这一关也是走过场,以至于出现同门师兄弟论文完全抄袭,导师却“没有察觉”这样的奇谈怪事。

另外,由于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校的政绩相关,因此,与高校外部形成论文发表产业链对应,高校内部形成了“论文利益共同体”,论文造假、论文抄袭、代写论文等等被社会舆论质疑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高校处理起来都不积极,有的被轻描淡写,有的被不了了之。就像这次,媒体曝光的这家论文代写公司的客户名单中涉及超过500所高校的学生,如果高校对此负责任的话,应该启动调查,对花钱购买论文的行为进行严查,可是,很可能的结果是,就像以往每次对代写论文的曝光一样,没有高校当回事。事实上,由于论文造假、抄袭变得越来越普遍,在高校内,老师、学生花钱买论文,还被视为比较有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毕竟是花了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论文,那些凭自己手中行政权力在没有参与研究的论文、成果上署名(且署名第一作者)的,才是更严重的不劳而获的不端行为,当这类行为大行其道时,对代写论文,谁会认真查处呢?

说到底,代写论文源于学术管理、评价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学术行政管理、评价,提出畸形的论文要求;为达到需求,教师和学生被“逼良为娼”;各类社会机构(包括期刊杂志)针对论文需求,推出“商业化”服务;对于不端行为,行政管理部门再出于利益视而不见……因此,治理包括代写论文在内的所有学术不端行为,必须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去功利化,这才能恢复学术生态,引导师生有崇高的学术理想和正确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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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不能只靠县财政 ]]>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改革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按照越往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的原则,使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同职级县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要求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间表、路线图,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2020年,实现县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是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县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消除县域内城乡差距、校际差距,则是基本要求。这次意见提到要改革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这又是消除城乡差距,实现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这次意见提出,要“按照越往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的原则,使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同职级县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在笔者看来,这还不够,考虑到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更艰苦,乡村教师的实际工作收入,应该大幅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高于县镇教师工资才是,否则,有多少教师,愿意留守乡村学校?

而要做到大幅提高乡村教师待遇,靠县级财政进行统筹,是很难实现的。在解决乡村教师待遇问题时,我国应该立足于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建立新的保障机制。去年,我国出台规定,要求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统一标准,然而这只是统一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解决了免除学杂费之后,学校的日常运行经费问题,但是,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是教师的待遇,而教师的待遇,现在却并没有统一,原因是义务教育教师的待遇,很多地方还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这就导致各地教师的待遇,因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而不同,进而,影响到义务教育均衡的整体推进。

从发达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经验看,义务教育经费要么由中央财政保障,要么由省(州)财政保障,这才能实现全国、省(州)范围内的均衡。我国目前只强调县域内的均衡,这和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仍旧由县市财政为主有关,但是,就是实现县域内的均衡,也不能只依靠县市财政,如果县财政实力弱,当地用什么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另外,我国义务教育均衡的目标,绝对不只是满足县域内的均衡,而必须是省范围和全国范围的均衡,这也需要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就由县市财政来保障地方义务教育经费,地方政府的“均衡”理念会和上级政府与公众所理解的“均衡”不同。比如,对于生源较少的乡村学校,地方政府就会出于节省办学资金,采取低水平维持的方式办学,直到让其“自然”消失(当地老百姓对乡村学校、教学点的质量不满,而把孩子送到城镇学校读书),而国家要求的均衡,是保留、办好乡村学校基础上的均衡。最近公布的2015年全国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又减少1.11万所,这表明撤点并校还在我国乡村地区推进,个中原因需要深究。

要让县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是在保持学校科学合理布局基础上的均衡——从理论上讲,一个镇,只办一所小学,每个小学班额不超过56人,这样的均衡,也是均衡,但与每个乡村都有村小所达到的均衡相比,是不一样的——就必须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加强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统筹,而不是仅由县级财政统筹,其二,要推进教育的民主管理,在乡村地区,有必要成立乡村教育委员会,由县市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乡村学校领导、村民代表、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共同组成,负责乡村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学校撤并、学校预算等,因此使乡村地区学校布局,能尊重村民意见,同时避免中央、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给乡村学校的经费被截留、挤占,用到了城镇地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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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不解决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问题,改革学制毫无意义 ]]>

今年两会期间,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建议“将12年学制改成10年一贯制”。他的建议得到了众多网友支持。他们认为,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学制太长浪费时间,高三、初三就是复习,小学5年上完也没问题。7月13日下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京召开“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研讨会”,与会教育专家一致对作家莫言提出的“缩短基础教育学制”表示反对。他们承认莫言做过调研,但认为其观点缺乏理论支撑与科学依据。(澎湃新闻7月14日)

缩短学制的建议之所以得到网友的支持,无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满足“快出人才”,早上大学的功利教育需求,君不见,对于少年大学生,我国社会充满“膜拜”情绪,如果学制缩短2年,十五六岁就上大学,不亦乐乎?二是在应试教育制度之下,基础教育学10年和学12年一样,初中高中当前各有一年被用于复习迎考。可是,这说到底是从功利和应试角度来谈学制改革,而沿着功利与应试的角度思考学制问题,10年还可以缩短为九年八年,十四五岁上大学不更早出人才?学制变为10年后,学校不照样会提前加班加点学完,再留下时间来复习?

这只是从知识教育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而除了知识教育,对于学生还有更重要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心理教育,这是是急不得的。我国基础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严重功利化和应试化。一些专家和社会人士,希望通过改革学制,比如调整学制年限(从12年压缩为10年),调整小学、初中、高中学制组合(从6+3+3改革为5+4+3或5+3+4),来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问题,但不得不指出,在评价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改革学制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会被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消解所有积极的改革价值。比如,有专家建议,高中可借鉴国外调整为4年(九到十二年级都为高中),其中一年时间可用于学生选择大学、规划未来,可是,国外实行的是大学申请入学制度,而我国的升学考试制度,还是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制度不同,高中的学习生活也就完全不同。

只有改革评价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才能摆脱教育的功利化和应试化。一方面,我国必须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目前已经启动的高考改革,重点还是科目改革,并没有在招考分离方面有实质性突破,而由于招考依旧一体化,进而科目改革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基础教育还会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这是靠调整学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12年是应试,10年还是应试。

另一方面,我国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学校不能再行政治校,而应该是教育家办学。这需要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前,很多基础教育学校办学,追求的是行政政绩,包括分数、升学率,在行政治校办学环境中,校长难以成为职业化的校长,教师也难以实现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学校的办学和教育教学也就偏离教育规律和教育本质。

实现上述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系统改革,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应该把改革聚焦在两个分离上——管办评分离和教招考分离,这是基础教育的关键性改革。其他改革,如课程改革、教材改革、学制改革,都需要关键性改革的配套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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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综合评价录取可进一步扩充学生选择权 ]]>

今年,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首次试点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招生,中大计划招300人,华工计划招100人(理科)。7月4日,来自各地的800名考生分别在两校参加了面试选拔。据悉,综合评价总成绩将由“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学业水平折算成绩×10%”三部分构成,学校将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照考生专业志愿及招生计划确定入选名单。据悉,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相当于给了考生多一次机会,与高考填报志愿招生不冲突。(7月5日羊城晚报)

综合评价录取,是5%自主招生改革之外,我国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又一高考改革尝试。这一改革的积极价值是,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多元评价体系,不再是高考分数每分必究,但由于综合评价录取还未被纳进集中录取框架,仍需要高校根据学生填报志愿情况,获得档案,再对进档学生进行面试考察,并根据高考成绩、大学面试考察成绩和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评价进行录取,因此,综合评价的空间还很有限,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综合评价录取进行改革,给考生更大的选择权,给学校更充分的自主权。

据报道,中山大学是根据考生高考投档成绩排位从高到低排序,按照不超过综合评价录取计划的2倍比例确定了600名考生的参加资格。由此观之,学生要获得综合评价机会,首先要达到投档要求,学校进行综合评价的学生,必须是综合评价“线上”的学生,并只能对这部分学生实行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

中大和华工确定的2:1投档比例,还算比较高,在其他省市,综合评价的投档比例为1.5:1,只比以前等第志愿1.2:1投档比例高一点。另外,由于高校在录取时要将高考成绩、大学面试考察成绩和中学学业成绩进行加权综合,这也意味着如果学生没有参加学校的面试,也就无法获得三位一体评价的机会。显然,按照这一要求,综合评价的推广就有难度。

综合评价录取改革是我国内地高校的创新,但与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是在高考之后进行,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接受申请,并按本校的招生标准进行评价、录取,有的高校会有面试,而有的则没有,面试的方式也各异,一名学生可同时申请多所港校,也可拿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再进行选择、确认。不像内地高校的综合评价录取,要统一填志愿,要投档,确定综合评价投档线,最终,每个学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校的录取通知书。

由于只是部分名额的改革试点,我国高校的综合评价录取,以及5%的自主招生,完全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方式,可以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具体而言,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由大学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申请要求者可独立申请若干所学校,大学再对申请者进行综合评价录取——有的已经完全达到学校录取要求的,就可不再进行面试,而学校对其能力和素质,还不确定者,再进行面试考察,结合面试考察进行录取。像在广东,有7所学校试点综合评价,学生就可自由申请这7校,甚至可同时拿到这7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将是高考改革的重大突破。

高校自主招生的实质是建立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机制,让学生能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这可以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也可通过学生选择大学,而让大学转变招生、育人观念,从而提高大学办学质量。这应是我国下一步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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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学生命丧导师工厂”:大学应建立导师职权监督机制 ]]>

李鹏是华东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5天前,他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记者调查发现,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新京报5月28日)

对此,华东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张建雨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学校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开展调查。并指出,2007年,学校便明确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张建雨做这种事情,是瞒着学校和学院的。张建雨责任的认定要等待工作组最后的调查结果,如果他确实有违法违纪的情况,学校绝对不包庇。”

该校的回应明确的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教师个人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这避免了舆论对教师是不是可以在外开办公司的争论、纠缠。但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直到事发,学校都对此没有任何察觉?难道相关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教师只要“瞒”就可以“瞒”住?另外,这起事件,再一次警示高校,应该明确导师使用导师职权的规范,不能利用导师职权,把所带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或者公司)打工,压榨学生、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

近年来,有关学生把导师称为“老板”,“老板”导师把学生作为打工仔,甚至为长期廉价使用学生劳动力,而故意不让学生按期毕业的新闻时有曝光。舆论也一直呼吁高校应该纯净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要明确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一定要与学生所攻读的学位论文研究相关,不能布置不相关的、对学生攻读学位无益的任务。在欧美大学,学校鼓励教授创新、发明,但却对教师在公司兼职和开办公司有明确规定,教师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两年,但之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校当教师,要么去企业;导师也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进行求学经费资助,但是,导师是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事的,导师如果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有关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的报酬。

但是,我国却很少有高校对此进行明晰。这有诸多原因。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资源导向,导师能拿到多少课题、项目、经费,是重要的考核指标,教师能完成考核指标,学校对教师的其他表现,也睁只眼闭只眼,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职,是否办公司,像这起事件中,学校是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兼职、经商的,可是,这名导师在外开办公司,给学生的感觉是“更像一个商人,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却未见学校查处,与之对应,学生也得为导师的项目、课题“服务”,项目多、课题多的导师,在学校里是“红人”,而把学生作为“打工仔”的现象就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办学变得十分功利,理清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哪些是导师职权范围内的,那些是越权的,就比较困难。尤其是,我国没有规范的导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可以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然后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导师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师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由于导师职权缺乏监督,学生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渠道,导致学生相对于导师,就处于弱势。一些导师可以利用导师职权要挟学生。

甚至在有的高校,还出现学生因忍受不了导师的“盘剥”,提出更换导师,可是,这合理的诉求却很难得到积极回应,只要这名导师不同意更换,其他导师就不太可能接收这名学生,而且,提出更换导师的学生,还会被议论处理不好导师关系。考虑到如果更换不成功,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学位,一些被侵权的学生,只有忍气吞声,这也助长导师的气焰。

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导师和学生关系。这扭曲了师生关系,也败坏教育和教师的形象,影响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对此,应该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教师的真实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与此同时,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对教师在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违反规定、侵犯学生权利和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这样的管理、评价、监督体系,才能规范导师的职权,也才能让导师和学生关系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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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大学为何好课寥寥? ]]>

“大二的课件,老师现在又拿出来讲一遍。其实好好备一次课也挺省事的。”就读于某985高校新闻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章林忍不住在朋友圈“吐了槽”。从本科“直升”同校同院读研,章林在课堂上邂逅的老师多是熟悉面孔。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研一下学期一门与大二名称相近的课上,曾教过章林的老师直接“甩”出了原版课件,他只得硬着头皮又听了一遍。“那些案例早都过时了。”章林说。(中国青年报5月16日)

给研究生上课,都可拿出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件,那给不同的本科生上课,拿出的课件,就可能更没有多大变化了。拿原封不动的PPT给学生照本宣科这样的教学,早就饱受学生的诟病,可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在高校中非但没有被遏制的迹象,反而在被教师们发扬光大。对于这种现象,给教师们讲如何上好一门大学课,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教师们都懂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但是现实的大学考核评价体系,让不少教师希望“台下一分钟,台上年年用”,由此可把从教学中“节省”出来的时间,用到申请课题,发表论文中。

本来,PPT的使用,也曾被誉为教学的现代化,教师在上课时,使用PPT,可以拓展课程内容,但未曾想,目前很多教师患上了PPT依赖症,上课就对着PPT讲,离开了PPT根本就不知道该讲什么。这比以前不用PPT,写板书还省事——有的教师是备一次课,准备一次PPT,就用多年;还有的教师根本自己不做PPT,而是从同事那里拷来PPT,这更省事——而由于PPT把讲课内容呈现无遗,没有演进、推理过程,课堂极为乏味,学生也就应付课堂,只是在课后到老师那里拷一下PPT。这还是教师对必修课的态度,如果对待选修课,那情况就更糟糕,在一些大学,选修课还被学生称为混学分的“水课”。

如果是一个教师这样对待教学,这还只是个体的问题,可现实是,认真对待教学,对每堂课进行精心准备的教师很少,这就是学生们感慨的好课寥寥。当大多数教师对待教学都持差不多的态度时,就必须分析这背后的根源了。

其实,大学教师对课堂教学不重视,采取应付的方式对付,已是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了。这个问题最令人痛心的是,教育部门、大学和社会舆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明白该怎样解决问题,可是,却一直没有实质的改变动作,于是任由问题发展。教育部曾三番五次发文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学,建立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高校也提出要以本科作为立校之基,并从重视本科教学出发,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按教学、研究不同类型评价、晋升教师,社会则呼吁高校摆脱功利办学,不要追求功利的办学政绩,要回归要育人本位,可教育部门的文件归文件,学校的表态归表态,大学还是在功利的办学道路上渐行渐远。

怎样扭转大学的功利办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要害。为何高校表态重视教学,可最终教学在办学中处于次要地位,根源在于对于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普通教师和学生没有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学校的资源配置,都是由行政部门和一些有显赫学术头衔的“大牛”教授们说了算,如果不改变这样的资源配置模式,大学就不可能尊重普通教师、学生的意愿,老师们就是想好好备课,给学生上好一门课,都困难——这样的教师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只是另类。曾经引起社会热议的川大教师的“自白书”,以及清华大学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缺论文而无法晋升“非升即走”新闻,都一次次给教师们“反教育”,要上好课,就要做好做被边缘的“另类”的准备。因此,现在上得一手好课的教师,在大学中是寂寞的,只是在学校在宣传重视教学时,才拿出来作为典型表扬,聊以安慰,而那些写得一手好论文的教授,才是人见人爱,各处逢源。

一所好课寥寥的大学,绝对不可能成为好大学。一所追求功利办学目标而漠视育人的大学,永难成一流大学。要让大学办成好大学,必须让普通教师、学生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监督和评价,不能再由行政部门制订对教师的考核指标,而要对教师实行同行评价;不能不顾学生的权益,而要把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校友作为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每个办学者必须扪心自问,如果一名大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没有得到大学好课的熏陶,他怎么会对母校有感情,连校友都对母校的教育形象感到模糊,这所学校又怎能树立起自己的教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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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不要让利益因素的侵蚀让自主招生改革走偏 ]]>

近日,“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江苏某中学高三学生王某的作品被指涉嫌抄袭,该生5月6日已通过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报名初审,目前正在公示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北大培文杯”大赛官网显示,该比赛主办方包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高校,而该比赛的奖励设置上也曾明确表示:“高中组一等奖获得者将获得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推荐资格。”中国青年报5月11日)

由高校参与组织竞赛,竞赛获奖再与高校自主招生挂钩,这种做法很显然容易引发争议:高校会不会借组织竞赛培训牟利?会不会以此“抢生源”,影响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按照教育部今年3月29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自主招生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严禁将参加大学组织的先修课程、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作为自主招生的前提条件或者与自主招生考核工作挂钩,影响考核的公平公正由北大、清华参与组织的“北大培文杯”,是不宜于作为考生申请高校自主招生的材料的。如果该竞赛活动要继续举办,北大、清华等高校必须退出,变为纯社会机构组织的竞赛,竞赛获奖,不能与高校自主招生挂钩,而是由自主招生高校自主认可。

据报道,参与竞赛组织的培文教育将于今年暑假举办“阅读与创意写作”夏令营,为期9天,将招收营员300人左右,每人收费5600元。这就更让这一竞赛活动的公正性受到怀疑——竞赛组织方,怎么能组织与竞赛相关的培训活动,这不是对没参加培训的考生,很不公平吗?而且形成一条很清晰的利益链。更加有意思的是,该赛事的组织方宣称,“大赛属于国家级别的比赛,教育部公布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都对该比赛予以认可,获得相应奖项的学生可自行去相应的学校申报自主招生。作为一项民间机构组织的竞赛,是谁将其确定其国际级比赛?高校对这一竞赛是否认可,要由高校决定,而不能由赛事组织机构自说自话。而之所以竞赛组织方能有这般“底气”,与北大、清华两校作为竞赛的主办方有关,对此,教育部门应按照招考分离的原则,要求自主招生高校退出赛事主办。而民间机构组织的竞赛能否有权威性,是否得到高校认可,这要由竞赛本身的评价质量决定。

招考分离是自主招生的重要原则,可我国自主招生改革一路走来,在招考分离方面却一直做得很不好。像自主招生联考,本来是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举措,如果联考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大学自主认可,考生自愿选择参加,那么,这可成为对学生的社会化评价依据,大学可结合这一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避免各校各自为政,可是,我国的自主招生联考,却变为和学校绑定的联盟,各校结盟圈地抢生源,这让“联考”遭遇质疑,发展到后来,被取消。

目前高校推进的大学先修课程,也是如此,本来,先修课程应该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面向中学生提供先修课程,学生可自由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选读先修课,大学也根据本身对人才的要求,自主进行认可。先修课程不能由大学牵头,否则,就容易变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也影响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可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大学先修课程,仍旧由几所名校牵头,遭遇“抢生源”、“制造不公”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教育部的规定,要求不能把先修课程与自主招生挂钩,针对的就是这种先修课程。

为何我国高校总希望自己主导考试、课程,而不是按照教招考分离,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招考分离”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总认为自主招生就是由大学自己组织考试评价,而其实,大学的自主招生是利用各种已有的评价资料,结合自己学校的人才标准,评价选拔人才,并不需要学校自己举行笔试。二是受办学功利化的影响,有的大学,从自主招生中看到“商机”,组织自主招生竞赛,以及与之对应的竞赛培训就是一例。毫无疑问,利益因素的侵蚀会让自主招生改革走偏。

自主招生改革,是我国高考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近年来,自主招生已出现公信力危机,为此,让自主招生树立公信力,高校责无旁贷,高校必须有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正确理解,要按照正确的改革方向推进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排除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干扰,不能让方兴未艾的自主招生改革之路,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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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帮助贫困大学生,该怎样使用大数据? ]]>
贫困生资格认定是大学生资助工作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记者7日从江苏大学了解到,该校把手机消费情况作为贫困生资格再认定的第一步,对那些话费较高的学生将会进行再调查。而这一做法,也引发了多方热议。日前,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处正式公布了对4463名贫困生话费调查的大数据处理结果,或降级或取消,有21人被“摘帽行动”取消了贫困生资格,还有32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难降级为一般困难。(5月8日《现代快报》)
此前,江苏另外一所高校——南京理工大学也利用大数据,根据贫困学生在学校食堂里的消费情况,对贫困学生进行“主动”识别,把帮困款直接打到消费额低的学生帐号上,这被不少舆论誉为“精准帮困”,保护了学生的隐私。但也引发质疑,有媒体评论认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尊重隐私不能影响公平,仅凭食堂消费来判断帮困对象,可能有不公平隐患。相对南京理工大学的大数据帮困来说,江苏大学把大数据用到筛选非贫困学生身上,引起更多争议也就在情理之中,诸如大学不应该干涉贫困学生的消费支出,贫困生也有用手机的权利等。
大数据在高校帮助贫困学生中的使用,可以视为一种探索。以前,高校为甄别贫困学生,想了很多招数,包括竞选贫困生,评议贫困生,这些做法无不遭遇不尊重学生隐私的质疑。大数据的使用,使识别贫困生的过程变得“温和”一些,但很显然,这种探索也有些无奈,是基于对学生消费行为的大数据搜集,而非对学生真实家庭经济情况的掌握。如果我国有健全、畅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真实家庭经济情况,那并不需要所谓的大数据帮困。
在发达国家,学生获得学校的资助,是不需要民主评议,也不需要竞选的,只需学生把家庭的收入、纳税证明交给学校即可,这是学校掌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最权威的资料。学校不需要去调查证明的真假,因为没有学生和家庭会在证明上作假,如果作假,学校很容易从税务部门那里获取,一旦造假被发现,学校将取消贫困资助,而且会把这列入诚信档案,跟随学生终身。所以在帮助贫困学生方面,发达国家的大学没那么纠结,在如何识别贫困学生方面伤透脑筋。我国则不然,大学在帮困时,也要求学生提供家庭收入证明,还要地方政府部门盖章,可是有一些学生的证明却不可信,而学校又无法通过方便的渠道查证,于是面对证明造假骗国家资助金,有的大学就不顾学生的隐私,而采取让学生晒贫的方式来识别大学生。
在笔者看来,高校在帮困时,可以使用大数据,但必须注意两方面,一是使用大数据不能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大学可通过大数据“悄然”帮助贫困的同学,这可体现帮困的人文化,而不宜去监控学生的日常消费行为,这会让贫困学生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二是在使用学生消费大数据时,还要构建学校调查学生家庭情况的体系,使用消费大数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大学可以通过和校友、中学、地方政府的合作,来了解本校贫困学生的家庭情况,要建立另外的大数据平台,即借用现在的学生学籍信息管理平台,把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也进行如实记录,这有利于跟踪关怀贫困学生,包括今后针对贫困学生的招生计划,都应该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来实施,而不是只看学生的农村生身份,因为即便是农村生,也有学生家庭很富裕。当然,我国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完善每个居民的纳税证明体系,以及征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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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如何走出科研经费管理“恶性博弈”怪圈? ]]>

据半月谈报道,当前,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科研经费管理陷入收紧还是松绑的“恶性博弈”怪圈:花不动、赶紧花、胡乱花。“花不动”是因为预算、报销繁琐,钱越来越难花出去了;而“赶紧花”则是按科研管理规定,“花不完不能结项,甚至还要倒扣工资”;于是最后出现“胡乱花”,科研人员采取各种手段折腾科研经费,出现大量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

怎样破除这一怪圈,是目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最近,针对我国科研人员抱怨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受限,影响科研积极性以及科研创新的问题,我国已经出台政策,准备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经费支配权,但是,舆论也随之质疑,在目前严格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下,都有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在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经费支配权之后,会不会滋生更多科研乱象?科技部网站就于近日通报6家单位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涉及的问题有:以虚假票据列支费用;劳务费发放不规范;超范围开支经费等。这些违规问题,如何让公众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支配权放心?甚至还有舆论呼吁,要进一步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监管。

在笔者看来,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之所以出现“恶性博弈”怪圈,根源在于科研行政化,因此加强行政监管,只会加剧怪圈,而必须推进科研去行政化,在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科研成果评价过程中引入同行评价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才能走出怪圈。

我国目前的科研管理,采取是由科研立项机构进行前置审批、预算把关、督促检查的方式,而科研立项机构又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导致整个科研活动出现“重立项、轻研究”的问题,加之大学和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的薪酬,实行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的制度,其中津贴和奖金要自己挣出来,于是,在严格的预算规定之下,科研人员得想方设法折腾经费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的则把申请科研经费作为“致富”的手段。如果这种管理模式不变,很显然,下放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自主权、提高科研“人头费”比例,确实可能出现公众担心的科研经费流失问题。

在发达国家,科研人员是有较大的科研经费支配权的,而且,科研经费的“人头费”比重很高,但却没有严重的科研经费被贪污、挪用、挤占的丑闻,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科研项目立项时,实行学术同行评价,关注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能力;在使用科研经费时,科研人员可用科研经费聘请访问学者,以及支付研究生、博士生的费用,但却不能从科研经费“提成”出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额外收入——按规定,大学教授享受年薪,如果大学支付9个月年薪,教授可从科研经费中支付自己3个月的薪酬,可总额不得超过年薪;另外,对于所有科研项目的经费开支,明确要求要公开所有支出细目,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所以,我国在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时,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学术同行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以及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信息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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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治理校园欺凌,要专项治理,更要建立长效机制 ]]>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

最近一段时间来,校园欺凌事件高发,几成校园顽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国家针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专项治理,也足可见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而要让专项治理取得成效,还应该标本兼治,在专项治理的同时,建立规范学生行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长效机制。

根据《通知》,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4月—7月,主要是各校开展治理;第二阶段为9月—12月,主要是开展专项督查。对于专项治理,必须务求实效,避免运动式走过场,要对学生进行集中教育,加强校园治安管理,清理校园周边环境等,与此同时,要针对根源性问题,加强学校管理和教育改革。

我国校园欺凌事件高发,与三方面教育缺乏有关。一是法制和规则教育缺失,对于目前的校园欺凌事件,有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处理时,是采取学校内部处理方式进行处理,有的甚至在涉事学生家长出面摆平的情况下不了了之,这助长了欺凌者的气焰,同时也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法制和规则教育。目前诸多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从法律角度看,欺凌者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只有严肃追究欺凌者的责任,让其受到应该有的惩罚,才能让未成年学生有明确、清晰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

同样是校园欺凌事件,在我国,通常会被视为“恶作剧”淡化处理,然而,在美国校园,却不一样,如果欺凌事件,造成对学生肉体和精神的伤害,学生将被诉上法庭,由法院进行判决。去年,我国留学生殴打同学,被以酷刑虐待重罪诉上法庭,在达成认罪协议后,被分别判刑,曾引起舆论哗然——同样是这样的殴打学生的行为,在国内可能连记过处分都没有,这种对待校园欺凌的态度,怎样可以形成对欺凌者的“高压”治理之态?

其次是生命教育缺失。说到底,未成年学生间的相互伤害案,反映出学生对他人缺乏同情心、关爱心,动辄持强凌弱,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同学间的小小冲突和矛盾。我国教育部门曾反复要求各学校重视对学生的生命教育,要学生形成生命尊严意识,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可是,在目前强调知识教育的整体教育环境中,生命教育被边缘化,学校并不重视,就是开展生命教育,也只是给学生一些知识化、概念化的生命教育内容,并没有进入学生的内心。

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学生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要尊重他人的权利。比如,如果遭遇欺凌,应及时报警,或告诉老师、家长,但关于学生权利的教育,中小学也不太重视,在美国,小学生上学的第一堂课,学校老师会教育学生不要伤害他人,也不要让他人伤害自己,而我国学校则教育学生要拿第一名,甚至有中小学出台的校规,就漠视学生的权利。

类似的,还有学校心理教育薄弱,一些校园欺凌事件,与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关——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会在遇到问题时采取极端手段。这一教育也是教育部门反复要求学校必须重视的,但现实的学校心理教育,一方面学校投入的师资、精力很不够,根本不可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心理辅导、咨询,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不是采取专业的心理咨询手段咨询、疏导,而是把心理问题,作为道德问题和思想问题,对学生进行说教,尤其是对成绩差的学生,学校老师除了批评之外,就是把家长找来训话,这让这些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也与学校老师和同学变得更加疏远,很容易被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混迹网吧,变为问题少年,通过欺凌其他同学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概而言之,我国校园欺凌问题,是功利教育只关注知识教育,忽视学生除知识之外的生命教育、心理教育、法制和规则教育所产生的恶果,要消除这一校园毒瘤,应该改良功利教育的土壤,让学校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与这一治理的要求对比,目前的专项治理,体现了国家队这一问题的重视,而要彻底铲除这一老大难问,应该把专项治理和建立长效机制,回归学校育人本质结合起来,才能让校园回归其应有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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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科研“人头费”不是科研“提成费” ]]>

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健全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学、科研人员包括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京报4月18日)

而在15日考察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时,李克强询问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得知该院仅占30%后,总理说,基础科研关键靠智力,发达国家这方面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人头费”占比很高,数学研究甚至达80-90%。科研“人头费”不要管得太死,否则很难吸引一流人才。

这都指向如何给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曾经面临两难处境: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自主权,担心科研经费被滥用、侵占;而严格限制科研经费的使用,则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还违反科研经费规律,导致更大的经费浪费,比如购买并不需要的设备,以对付上级部门的检查。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缺乏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教师考核评价制度。要给高校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权,把更多经费用到人身上,而不是“物”上,需要改革我国高校的薪酬制度和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确实有很大比例用到“人头”上,但是,这不是用到提高项目负责人的收入待遇上,不是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中的“提成”,而是用于资助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聘请访问学者上,参与科研项目的高校教师,并不从科研项目中领取薪酬(提成),他们的待遇,通过年薪制保障。就是有教授在大学里拿9个月年薪,也只能在科研项目中领取其余3个月的薪酬,总年薪不能超过约定年薪。这种年薪制,保障了教师的待遇,与此同时,也防止教师靠申请课题“致富”。另外,科研人员所有的科研经费开支,包括每个细目,都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监督——不仅科研经费如此,所有办学的财务信息,都全部公开。

而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制度,却大多不是年薪制,而实行的是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的制度,其中,津贴、奖金,主要来自教师申请的课题,所谓课题经费“提成”,换言之,教师们要靠课题经费养活自己、提高自己的待遇。这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教师申请课题,并不完全出于学术研究兴趣,很多时候是为了生存,学术变得很功利;二是申请到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部分经费就进了申请者的腰包,在国家严控提成比例之后,有的教师就把精力用到怎样折腾经费上。近年来,对于科研经费被挤占、浪费,媒体多有报道,科研人员贪污、侵占科研经费,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

发达国家在年薪制基础上,还实行学术自治,采用同行评价机制考核评价教师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主要关注教师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而我国高校,则是由行政部门,根据行政指标,对教师进行数量化考核。大多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包括申请课题、课题经费、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为完成考核指标,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到申请课题、炮制论文上。对于申请课题,高校普遍存在重申请立项、轻研究的问题,原因在于,只要申请到课题,不但经费到手,而且,也完成考核任务,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搞学术研究是:“只要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只要做过了,就是做好了”。很显然,如果这种考核评价方式不变,给教师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很可能会滋生出更多更严重的科研腐败现象。

针对科研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科研管理部门,严格科研立项审批,并加强科研经费使用过程管理,但是,这并没有堵住科研经费漏洞,反而约束了科研人员的人手,很多科研人员把精力用到研究如何报销上。这是行政治理思路,只能强化对科研的行政监管。要给科研人员经费自主权,又避免科研经费被滥用、挥霍、挤占,只有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具体来说,要借鉴国外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和学术同行评价的办法,进行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和教师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不改革基本的薪酬制度和评价制度,只是局部借鉴国外大学的某些做法,这些做法很可能发生变异。

从我国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水平看——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已超过GDP的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也达GDP的2%——已经完全有条件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当年靠科研提成来吸引教师、科研人员搞科研的做法已经过时。要让不断增加的科研经费投入,产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需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理想,而这必须让学术摆脱行政化与功利化,年薪制与学术同行评价,这就是摆脱行政化与功利化的基本制度,应加快推进改革。这也是我国提出的行政放权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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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如何治理“割韭菜式”的教师流动 ]]>

“现在好教师流动就像‘割韭菜’,村里面的好老师到了乡镇,乡镇的到了县城,县城的好老师到了市里,中西部的到了东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城里的好学校聚集了大量的好教师。”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在深圳举行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提到了这种现象。(中国青年报4月11日)


毫无疑问,这种“割韭菜式”的教师流动,与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均衡要求背离——农村学校出了好教师,马上就被城镇学校“收割”走,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一名教师如果长期呆在农村学校、乡镇学校,会被认为“没出息”,进入城镇学校、中心城市学校和发达地区学校,会被认为是事业成功的体现。事实上,在不少地区,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镇学校,是作为一项人才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办学条件本来比较优越的城镇学校,越来越好,而农村学校、不发达地区学校,则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是制造学校不均衡的原因之一。怎样遏制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应该分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应该清理不合理的人才政策,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人才的作用。教师的“向上”流动,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类是地方教育部门的人事政策,把农村教师进城作为人才培养、管理的奖励措施。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促进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教育发展,国家推出的一大措施是实行教师轮换,但教师轮换在一些地方,却变为把城镇学校不合格的教师轮换到乡村,以及把乡村优秀的教师继续“收割”到城镇学校。这一措施的效果可想而知。地方教育部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还是有“锦标主义”思维,并不想真心实意地推进均衡,而是还是想办好少数几所学校,作为教育政绩。


对于这类政策导致的教师流动,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在农村学校评上高级教师、特级教师者,必须在农村学校教学多少年;额定每所学校的高级职务数,不得随意突破。防止一些教师把农村学校作为评高级职称的“驿站”,评上之后就离开。在国家推出农村教师评职称的优惠措施之后,这更需引起重视。


另一类是教师人才的自由竞争与流动,一些地方的学校,用更优厚的薪资待遇和事业发展空间,去吸引优秀教师。这类流动,从人才流动角度看,是很正常的,这也促进学校办学的竞争和教师资源的优化。对于教师的这一类流动,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设置障碍,而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市场机制配置教师人才资源的作用。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到,要“突出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提高人才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健全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使人才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对于教师人才,也不例外。


这其实就是从教师职业角度,来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具体来说,针对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教师的流失问题,应该反思导致教师流失的根本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高农村地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发达地区的学校,本身就有区位优势,加之薪酬待遇比农村、不发达地区高,而且也更重视人才,教师流向发达地区学校,毫不奇怪,这不必指责发达地区学校挖人,也不必说教教师要讲奉献,而要让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学校教师岗位有吸引力,其办法是,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大幅提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教师的待遇,甚至达到可以和发达地区教师待遇相媲美的程度,同时,农村学校和不发达地区学校要营造重视人才的环境,这才能引导教师合理流动,改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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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坚决对“早培班”说不 ]]>

北京市教委近日表示,此次收到网民关于学校以早培班名义组织考试,选拔超常儿童的反映后,已责令学校停止招生。同时,市教委还表示,已在全市范围停止以早培班、超常儿童班名义举行的任何选拔性考试,一旦出现违法违规招生行为,必将依法依规查处。(4月13日新京报)

北京责令学校停止早培班、超常儿童班招生,是在依法监管学校规范办学。但学校、家长为此叫屈,称早培班是培养创新人才的积极探索,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把超常儿童的成长之路堵死。这实际上是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名搞违规招生,于学校而言,是想抢生源,于家长而言,则可通过这一渠道让孩子进名校。

事实上,用专门的班来招收、培养所谓的超常儿童,并不利于这些超常儿童的健康发展。这些班往往就是多学、早学、学难一些,结果是,孩子们可提前两三年时间进大学,成为少年大学生,似乎这就完成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显然,这追求的是上大学的速度,而不是个体的健康成长,服务的还是应试教育目标。

早培班的存在,迎合了一些家长的“神童心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管孩子是否有天赋、兴趣、特长,就对孩子进行高强度训练。而且,少数早培班的存在,带动了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

对于早培班,有关部门的态度也曾比较暧昧,虽然早已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举行测试,和证书挂钩、开设占坑班,可是监管并不严,对学校的违规招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这种早培班的办学政绩,也被有关部门作为办教育的政绩。而这是锦标主义的教育发展思维在作祟,与新时期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换句话说,早培班这类培养模式,是“锦标主义”教育政绩观的产物,而现今,需要政府把均衡作为首要职责,要有全新的教育政绩观。

很多人担心,推进均衡将影响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的培养,是“一刀切”地对待所有学生。这是对均衡的误解,均衡是保障每所学校办学条件一致,而不是千校一面。均衡和学校办学的关系是,政府(举办者)保障学校的投入,学校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在此基础上,如果学校有办学自主权,重视对学生的个性教育,那么,每所学校在大致相同的办学质量基础上,走出特色办学之路,这既解决了均衡的问题,也能满足受教育者对个性教育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义务教育不均衡,存在重点校、重点班的情况下,这些重点校和重点班的教育模式也没有什么不同,都千校一面,学生的差别,只有分数高低不同而已。这表明,个性教育的关键是学校要有自主办学权。

因此,政府部门在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引导、鼓励每所学校办出个性、特色。如此,也就不必担心学生的个性、兴趣、特长得不到发展,而且这是学生自然的个性、兴趣发展,而非为进入某一升学渠道的功利性的兴趣、特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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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厕所文明是基本的校园文明 ]]>

前不久,广州市番禺区北京师范大学南奥实验学校两名小学生吐槽学校厕所太臭,没办法好好拉便便,得憋到回家才能释放,并做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建议书递交校长。大家给两位小豆丁点赞的同时,也关注起学校厕所的环境卫生问题。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就此回应称,学校厕所作为学校的一项卫生基础设施,国家、省、市均有相应的标准。广州明确要求,学校厕所必须四有,即配备符合要求的厕纸、洗手设施、洗手液和干手设施。(新快报329日)


广州这两名小学生,提出的是学校文明的一个大问题。广州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厕所做到“四有”,也非小题大作。这个问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乡村学校,十分严重,一些学校的厕所污水满地、恶臭味很远就能闻到,这不但影响学生的入厕,还影响他们的健康;而一些大城市的学校,也没有过基本的卫生关,校园的其他地方都还不错,可一进厕所,就产生很大的落差感。


曾经有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一所学校的文明程度如何,首先不是看校园的道路、绿化、景观,而是要看这所学校的厕所,是否保持整洁,干净、无臭;还有一位校长,每天在学校里做得最多的事,是在学生上课时,去检查学生便后是否随手冲水,他认为,如厕习惯,是一个学生的基本习惯。


要提高学校的厕所文明,首先当然需要重视硬件投入和日常管理。在建设学校时,政府部门应该把学校厕所的改造作为重要内容,我国目前很多学校的厕所设计,还是开放式或者办开放式的——开放式,指包括蹲坑之间也没有遮拦,半开放式是尊坑之间有间隔,但是间隔很低,而且也是没有门的,这可能是出于节省经费,但说实在的,当大家意识到如厕也是隐私时,这种如厕情形令人难堪,随着国家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建保护学生如厕隐私的厕所,应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当有人指责中国学学生如厕时不关门时,我们很难找到回应的理由:很多学生平时如厕根本就没有门的概念。


广州市教育局要求学校厕所做到“四有”,这是管理、服务的进步,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基本的服务是前提。配备厕纸、洗手设施、洗手液和干手设施,一方面为学生养成卫生习惯提供条件,而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设施,提醒学生要养成便后清洁、洗手的习惯。也有人觉得配洗手设施和洗手液就可以了,配备厕纸不必要,一来学生可以自己带,二来担心学生把厕纸拿走,而其实,配备厕纸,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教育,这是学校予学生方便,学生不能为同学制造不便,不能随手拿走公共财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要求学校做到“四有”之前,有必要对所有学校的厕所硬件设施进行调查,看还有没有不能保护学生隐私的厕所,如果有,需要投入资金进行改建。


厕所文明的形成,最终还要靠学生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后勤环卫人员的打扫。教育男生在小便时,要靠近便池;在大便之后,要随手冲水。这是学生应有基本的卫生习惯,近年来,大学生的如厕文明,引起社会关注,有的大学宿舍管理人员就一直抱怨,有大学生大便后重来不冲水,起身就走。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还要应聘的大学生去清扫厕所,以此观察学生的卫生习惯,可见,如果不从小培养学生的如厕文明,还会对其一生的卫生习惯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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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从虚假大学、虚假招生、假大学生反思我国的招生和学位授予制度 ]]>

甘肃陇南小伙子冯亮去年秋天告别了亲人,来到兰州科技职业学会计电算化专业,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春节过后,在大学第二学期刚开学的第二周,冯亮却被突然通知要前往河南郑州,在河南继续学业直到毕业。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将来的毕业证可能并不由兰州科技职业学院颁发,而是出自此前闻所未闻的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在兰州科技职业学院,和冯亮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数百名学生。是否去河南继续学业,成为他们求学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选择。中国青年报331日)


整个故事很是错综复杂,但究其实质,却很简单,这是学校(本科或高职院校)与学校(高职院校或中职院校)之间为了招揽生源利用各地不同的招生政策,进行串通,搞的“虚假招生”“曲线办学”——在一地以学校“预科生”,或者“1+3”的名义,把学生招来,却是把学生送到另一地一校去读中职(中专),再以当地较宽的高职对口招生的方式,进高职读书,获得高职毕业文凭。此前,山东就曾发生独立院校招本科预科,却是把学生送去成人中专,再参加春考招生的丑闻(此举既为中专招揽生源,也为独立学院预订生源),因考生没有通过考试顺利“招进”,结果东窗事发。还有,在不断被曝光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丑闻中,我国有的高校主动招收难以注册的“假大学生”,也令人匪夷所思——既然学校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招生,为何还招“假大学生”?


有舆论分析,这是由于学生、家长不懂招生政策而被诈骗,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近年来,接连出现虚假大学、虚假招生、假大学生、高考招生诈骗等问题,必须反思这背后的根源。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要步入普及的时代——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2020年,将达到50%,我国应该对高职院校(包括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实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的招生模式改革,同时,推进学位授予改革,实行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文凭),如此方可引导高校宽进严出,保障培养质量,也引导社会转变学历情结,不再为混一张文凭而选择高校,而真正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教育回报。


在近年来的的高考升学中,存在这样的“奇妙”景象:一边是纳入计划内招生的高校,有不少学校因办学质量、办学层次不高,而很难招满学生,甚至遭遇“零投档”,而另一边则是不少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达到高考录取线的学生,他们想上大学,可却在计划内招生中没法被任何高校录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虚假招生、虚假大学、招生诈骗,大多针对的是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招揽的理由是,没有高考成绩也可进大学拿一样的文凭,而卷入虚假招生、招生诈骗的,有一些是在计划内招生招不满生源的学校——这些在计划内招生不受待见的学校,在虚假招生中却很枪手。


损害学生利益的虚假招生,当然要进行治理,可是,为何不转变一下治理思路呢?不再给这些院校的招生设定一个分数线,而让其完全自主招生,任何考生只要愿意到这所学校读书,用高中学业成绩申请注册即可。这不就把想读而读不上、想招而招不到的矛盾给解决了吗?学校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招生,而不是走虚假招生的歪门邪道。对此,很多人会担心高校的培养质量很低,难以保障培养质量,甚至干贩卖文凭的勾当,那么,完全可以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即取消国家授予文凭,由学校自主办学、自授文凭,文凭的含金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评价、用人单位认可。也就是说,学校是凭本身的办学质量吸引学生选择,因此,必须重视培养质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


近年来,我国有一批在内地无法进高职院校读书的学生,选择每年花几十万出国留学,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出国留学,是因为国外的社区学院或职业学院,就实行注册入学、宽进严出。其中,也不乏被舆论质疑的垃圾留学。而问题是,既然他们有求学的需求,可以每年花几十万去消费国外高等教育,我国为什么宁愿有的学校招不满学生,却眼睁睁看着他们留学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维护计划内招生、国家授予文凭的权威吗?事实上,就是严格控制计划内招生的分数线,我国一些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培养质量也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在国家授予文凭的制度保护下,做贩卖文凭的交易,而不是回报给受教育者高的教育质量。目前的虚假招生现象不就是在当前的制度下产生的吗?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我国必须改革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学位(文凭)授予制度了,只有推进高校自主招生,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才能淡化社会的“学历情结”,关注教育的质量。必须意识到,计划模式招生、计划培养管理,已经与市场竞争脱节,面对市场竞争的学校,在计划的约束之下,为学校的生存,很可能走歪门邪道。当允许所有学校凭办学质量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授文凭时,虚假大学、虚假招生、假大学生,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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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劝退使用手机学生的校规是不具法律效力的“土校规” ]]>
今年3月初,河北沧州市第一中学12名高中生因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随后引起热议。22日,沧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称,已经确定该校12名高中生因携带或使用手机被劝退后暂未返校,教育局已介入调查。(新京报3月28日)

据报道,该校校方表示,对12名违纪学生进行处理,是“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教育不是万能的,惩戒本身也是一种教育。”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校规合法吗?学校是按照合法程序执行校规吗?其二,对“违规”使用手机的学生该怎样进行“惩戒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使用手机习惯?

近年来,很多学校为管理好学生,出台了比较严苛,甚至被舆论称为“变态”、“奇葩”的校规,比如禁止男生和女生单独相处等。学校在处理学生时,声称是依照校规,可是,这些校规就是学校校方单方面制定的“土校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校规不能与上位法(规)冲突,而河北这所学校的校规,已明显超出上位法——2014年9月1日起执行实施的《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违反中学生守则和校规校纪或犯有错误的学生,应耐心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轻易处分;不应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夺学生学习权利。

其次,校规不能由学校行政部门(或行政领导)单方面制订,在制订时必须广泛听取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的意见,不经过民主决策程序审议通过的校规,很难避免学校某个行政领导或行政部门把自己的意志通过校规强加到学生身上,我国中小学的变态校规,大多是没有经过听取学生(家长)意见而随意出台的,出台之后遭遇争议在所难免。

而在执行校规时,学校也存在程序不完备的问题,对学生进行行政处分,应该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学生违反校规的事实,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还要举行听证会,然后根据事实,对学生依据规定、事实作出处理,可从媒体报道的信息分析,这所中学并没有依照这样的程序,而是直接由校方将学生劝退。校方称,这是对学生进行惩戒教育,可是依照程序办事,才是对学生最好的规则教育,连基本的规则教育都没有,何来惩戒教育?另外,学校称,处罚这些学生,是体现“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这是什么逻辑?处罚应该对当事学生负责,而不能不顾事实,学校的这种说辞,暴露出真实想法,就是杀鸡给猴看,让所有学生一门心思学习。

有关学生在学校中使用手机而闹出的冲突、矛盾,近年来不时占据媒体的头条。学校担心学生用智能手机沉迷游戏、视频的“好心”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教育、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养成文明使用手机、电脑的习惯,不是一禁了之,而必须有耐心,要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具体而言,学校和家长应该各司其职,在学校内,学校要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规划、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引导学生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家里,父母应该多陪伴学生,指导学生使用手机和电脑,包括每次上网多少时间,在上网看到有非法链接、网站时,告诉学生不能去浏览这些页面信息,在网上聊天时,要学会甄别,警惕网络欺诈,等等。——这些是引导学生养成文明使用手机、电脑习惯的基本要求,可是,很多学校和家庭却没有这这方面的教育。在校内,只关注知识教育,除了知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全部被边缘化,而家庭教育也围着知识教育转,为了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学校,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采取灌输、说教或者屏蔽、禁止的方式,让学生远离书本之外的一切,这不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也难以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当他们完成升学的“任务”,离开学校和家庭的监督、约束之后,就很可能失控,我国大中学生严重的网瘾问题,就是这样出现的。

所以,如果真是从教育学生出发,那么,学校应该反思所作所为,是否真站在育人角度。对学生进行简单、粗暴的管理,这是为了学校“好管理”,这不是现代学校管理模式,也早已不适合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和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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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在线教师”收入高于网红争议何来? ]]>

最近,微信朋友圈流传着一张在线辅导老师的课程清单:2617名学生购买了一节单价9元的高中物理在线直播课,据透露,扣除20%的在线平台分成后,该老师一小时的实际收入高达18842元。然而,南京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称,“线上辅导”应该属于“在校外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兼职从事学科类教学、文化补习并从中获取报酬”一类,所以是被禁止的。

我想,如果在线教师,不在体制内的学校担任教职,而是一名独立的或者来自社会培训机构的教师,那么,他(她)怎么上课,上课收入多少,这都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线授课的教师,如果来自体制内的学校,也就免不了争议,因为如果政府部门禁止公办学校的老师在校外有偿兼职,那么,不管哪种兼职方式,都是不允许的——在线授课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能说在线下有偿授课就是有偿兼职,在线上就不是有偿兼职。

因此,这一事件的争议,其实不是来自“在线教师”,而是来自是否允许公办教师利用课余时间有偿兼职。这实质是一个老问题,有的舆论此前反对教师有偿家教,现在又赞成教师在线授课,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的实质。

禁止教师有偿家教,在我国当前只是“道义”看上去正确——教育部门、学校也是用师德来约束教师,认为这有损教师形象,且可能有教师以职权要挟学生去补课的隐患——而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撑。首先,我国《教育法》和《教师法》,都没有规定教师不得利用休息时间兼职挣钱,目前各地出台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且与上位法不吻合,涉嫌侵犯教师的合法权利;其次,我国《教师法》虽然明确要保障教师的待遇,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但《教师法》颁布至今,教师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有力保障,在教师待遇、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很难要求教师履行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有的地方部门在治理有偿家教时,就睁只眼闭只眼。

在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公办学校任教的老师,是不得在社会机构兼职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纳入教育公务员序列管理的教师,待遇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也就得按相关规定,履行作为教育公务员的责任——要么在公立学校任教,不得在外兼职,要么选择离开,到社会培训机构谋职。这就没有什么模糊和灰色地带。

因此,要让教师不得有偿家教这个问题摆脱争议,理顺关系,关键在于我国要切实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如果有这一制度,治理有偿家教,也就有法可依,理直气壮——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有偿兼职——而现在,由于没有这一制度,治理显得很拧巴,每年各地都会发文强调教师不得有偿兼职,但治理总是一阵风走形式,等风头过后,一切照旧,而且,由于教师待遇没有得到保障,社会又有补课的旺盛需求,因此,对于教师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补课挣钱,社会舆论也有同情之声。这次“在线教师”收入超网红引来热议,表面上是新话题,但还是教育老大难问题的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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