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伯通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总有人要负责失败 | 2017年终盘点]]> 本文首发于虎嗅APP


“如何总结即将过去的2017年?”
“你现在还认为2016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吗?” 

这条社交媒体上的段子,非常符合当下“云焦虑”思潮的主流审美。虽然其内核不乏回忆滤镜和思维惰性,但依然有可用之处:同比或环比分析,本就是年报研判的重头戏。

事实上,2017年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些情结,的确与2016年以来的跌宕起伏有很大干系。

话很多,我们慢慢说。


不欠债,毋宁死

现在回首2016年,那刀兵四起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本能的求生欲望促使人们在中介的撮合下,去敲开一扇又一扇或破败或拥挤的门,以防被时代列车抛下。炮声迫近的车站,难民潮水般涌向最后一节车厢:2016年9月30日,倒数第二班列车开出;2017年3月17日,最后第一班列车鸣笛。还扒在车厢上不肯放手的,都被齐刷刷砍断手指。

这是打了极大折扣后,由国家统计局收集的官方数字,2016年最高点时,北京二手房同比价格指数为140.5%——

北京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所有挤上车的人都应当庆幸。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所有主动负债家庭的财富年均增长率为9.9%,比那些没搭上车的家庭要高2.4个百分点,四年下来的平均财富差距,更是高达34万元。别小瞧,这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2014年谷底买了房,等于比那些没上车的人多赚了十年工资。

而这还是全国平均数据,具体到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可以去水木等跳楼气氛浓厚的社区围观,那里每天都会上演各式没上车或上错车的人间劫难小剧场,在此不表。

经历了这样一轮财富跌宕,再没心眼的人也发现了一个规律:买房,或者说负债,才是撬动财富杠杆的真正法门。按吴晓波的话说,屌丝的银行负债率为零。

于是这个本性上厌恶风险的民族,开启了全民借贷的浪潮——

图片来源:《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

这条曲线,叫“家庭杠杆率”,即普通家庭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可以衡量出一国居民负债水平。不难发现,虽然国人负债增加的根源出自2008年大放水,但2016年的宏伟之力依然令人耀目,不仅将原本平缓的曲线硬拔出一个陡峭坡度,且威力不衰,延至如今。考虑到中国居民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比重较低,这样迅速攀升的杠杆率水平其实已经值得警惕。

你以为这样人们就收手了吗?当然不会,即便房产持有率接近90%,工薪家庭的购房意愿依然高达25%,这其中占23%的家庭都已经有房,即只有2%的家庭是真正购买首套房——谁也不愿意再错过下一班列车,谁也不能阻拦国人追逐负债的迫切心情。

于是到2016年底时,房贷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高达68.3%。并且人们还在努力加码。

我们这样迎来了2017。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

而2017年密集出台的房产新政,却以冻结交易的方式,瞬间冰封了家庭资产总额的70%以上(参见上文北京房价曲线图右侧,少部分城市除外)。这下不光是没上车的痛哭,在车上的也茫然:折腾了一年房子,接下来干啥呢?

在平行世界里,另一场人生游戏同样激荡不息。

肇始于2014年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直接将数以百万计的中青年脑力劳动者投放到残酷的创投游戏中。他们也习惯于在风口上,享受着远超出国民平均收入的感觉。下图中高高在上的蓝色柱状图,象征着中国式“新中产”的荣光。

2015年中国各行业平均工资

然而,风向在2017年开始全面逆转。创投两端都开始大幅度趋冷——

数据来源:IT桔子


数据来源:投中信息

无论是看新公司数量,还是投资趋向,都可以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回落之势。当大炼钢铁一般的创业热潮逐渐褪去,“市场上全都是FA,好项目倒是没几个,忙两年也不开张。”

2017年10月时,虎嗅曾经刊登过一篇热文《我们终于都消停了》,说的就是这种心态——

那时候,中国处于一种追逐财富的亢奋和创业的狂热中。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那种狂热中辞职,跳槽,创业,改变人生轨迹。
大家都在尽量的折腾。
但近两年,我发现大家都开始“消停”了。

刚刚享受完房价上涨推动家庭财富增长的快乐,新中产们就一头撞上了行业低谷。可是那些在阶梯上升中逐渐打开的胃口,却再也缩不回去了。这其中,既有勃发的消费需求,也有对自己的人生期许。

然而,不能买房,创业又遇冷,你让这些早已不安分的灵魂如何自处?

不要忘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随着互联网变现渠道的兴盛,以及全民创业热潮的泛滥。人们愈发坚信互联网给了普罗大众足够的支持,让每个能独立赚钱的人都有机会把自己做成生意。而那些经过一轮又一轮做号热潮、直播热潮、知识变现热潮后,还在上班打工的人,无疑是被时代抛弃的落魄者。

于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忠实反映了这个社会思潮——

数据出自知乎用户“chenqin”

这项调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社会有10个阶层,你认为自己处在哪个阶层?结果有60%的人选了比自己实际所处阶层更低的阶层(根据其收入可计算实际所处阶层),对自己所处阶层做出恰当判断的人只有10%。全社会自报阶层平均值只有3.9,和5有不小差距。

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甚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放低自己。这种情绪,贯穿了2017年。


比丧更丧的

2017年5月时,我曾在《丧逼简史》一文中表了个态:如果进行2017年年度汉字评选,我现在就提名一个字——“丧”。

到现在了,我也没发觉有能超过这个字的选项。

因为随后又衍生出了一系列丧文化词汇:佛系、脱发、凉了……而且所指代人群也迅速蔓延,堪称全民皆丧。不信,你去问问第一批90后。

可这终究是耍小聪明式的假自嘲,自称丧的人,大多是丛林法则和社会金字塔的真正拥护者,并心心念念希望通过这个体系换来更多的名利以及社交认可。听听——“又一年过去了,怎么样,梦想是不是更远了?”

所谓丧,其内核还是不甘,还是觉得我怎么没别人混得好。如果再套上年初滥俗的“阶级固化”讨论,这两种思潮的合力就是“别关门,我还想继续上车啊!”

然而,真正的丧也出现在这一年。

先是年初一篇《深圳两套房,面临失业,中年财务危机引发家庭悲剧》刷爆中产朋友圈,接下来“华为开始清理34 岁以上职员”的传闻又加剧了技术白领的焦虑感,最新的案例,则是前几天中兴42岁老程序员坠楼事件,为全年划上一个悲情句点。

人们纷纷开始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种失业悲剧会轮到我头上吗?”

很有可能,大量出现的薪酬倒挂现象,预示着BAT们不会为你养老。而根据招聘网站拉勾的调查,出于低人力优势等多种原因,国内科技领域的年龄警戒线并不高,只有35岁。

没错,35岁。倒推一下,正是2000年左右入学,中国第一批既不包分配又赶上高校扩招的大学生。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提速,未来这样的悲鸣只会越发普遍,华为中兴只是起步早动手早而已。

在这个单向欲望水泵永无停息的时代,总有人要负责失败。


单向欲望水泵

学界对于债务风险的界定为,总债务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400%。然而中国有将近20%的家庭突破了这个界限,换算下来有将近2.4亿人。这其中有下岗后养不起全职太太和两娃的程序员,也有被现金贷逼上绝路的更低收入群体。

无论是满足中产阶级两房两车两娃的标配生活,还是让10亿缺乏信用记录的人群也能用上iPhone,伴随这个过程,互联网金融机构们在2017年接连兴盛、违约、跑路。区块链不仅是骗子的金手指,亦成为部分互联网公司挽回业绩的强心剂。

表面上,是消费主义把失业中年逼上了天台,而实际的根源还在于单向欲望水泵,或者说,是人们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迷信。

作为提倡“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代表,作家连岳在2017年写下多篇文章力捧这种心态——

赚不到足够的钱?那是因为自己不值钱。
我很多朋友勤奋而聪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是啊,承平日久,我们已经对自己所处境遇愈发模糊,让太多人误以为自己并非凡俗,既天资聪颖又生逢盛世。总以为已经搭上人类史上速度最快的复兴号列车,可以在没有尽头的上升螺旋中享受时代红利。

这种乐观的直观表现,就是上文中那不断高企的杠杆率,亦是单向欲望水泵快速运转的象征。而更深层的心理动机,还是相信只要自己跑得足够快,就不会被影子追上。如果谁要是倒霉了,那说明跑得还是不够快。

这种价值观的拥趸为数众多,其中也不乏很多成功人士。直到杭州纵火案发生,才发生第一次明显的动摇。


“从见缝插针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绝望往往不需要很久”

网友“Jackie .Meowww”在杭州林先生遭遇灭门惨案后,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我们国家是这样的,如果你一辈子不摊上什么大事儿,那幸福指数是真的很高。
可一旦摊上大事,从几千万身家的小富豪,到每月几百的农民,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大多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都有个很朴素的逻辑:就是那些维权的,找媒体的,都是穷人,都是社会底层。我努力挣钱,好好工作,多认识几个当官的经商的,不惹事不闹事,本本分分过我的小日子,那些糟心事儿肯定通通和我没关系。
其实呢?大家平时都是BAT工程师,江浙沪小老板,外企资深HR,光鲜亮丽,文明礼貌,看美剧听巴赫,谈投资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横幅拉起来,膝盖跪下来,和进城讨薪,在包工头面前磕头的农民工其实没啥区别。

这算不上多么高深的见解,但却力透纸背。因为人们眼睁睁看着能够在钱塘江边住豪宅的小富翁,沦落为江歌妈妈一般的微博上访户。甚至于可能还要指望被告保姆的辩护律师,以非常规手段,去赢得请那些本不可能登堂作证的公共机构成为证人的机会。

就在昨天,有人问王志安:“杭州保姆案(的访谈节目)还能做下去吗?”

“不能。”

仔细品品这两个字。

起码已经有人品出味道来了。这个人叫“风小餮”,曾经是著名的“小粉红”代表之一。(这个定义非常不严谨,如此称呼只为便于理解)

风小餮在2014年时,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脖子上套饼的懒媳妇》。在文章中,她形容那些担忧互联网资源逐渐消失的网民为“不会伸手转饼,导致脖子上套饼也饿死的懒媳妇”——

究竟是什么,让你产生了在不断开放的中国会被网上的一堵墙困住的错觉?
未来的青少年们,可以在人人网和Facebook之间自主做出选择(Facebook即将进入中国),他们不用担心在人人网上遇不见外国小伙伴,因为外国留学生及他们的朋友会自然地慕名前来;
未来的青少年们,会在电视里看到《冰与火之歌》《纸牌屋》及更多国外电视剧;

三年过去了,这几点在中国目前是什么现状,似乎也不必赘述了。而数年来一直因这篇文章被网民诟病的风小餮,也终于无法忍受那个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于2017年年尾,发了一篇“道歉信”——

从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现状来看,我是欠围观群众一个自打脸的。
2014年时,我觉得只要个人好好拼搏就一定会有自我成就的一天,我一定是上升期的幸运者,不会是历史倒车的遇难者。
然而,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也经历了各种大小不同的“丧”,时常感觉有人捏着我的鼻子往我嘴里塞药丸。
如果问我2014年是不是傻,我只能说,是的,挺傻。

正像黄薄码所说,“从见缝插针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绝望往往不需要很久,你不能解开一条没有系住的船,不能听见一个穿着皮裘的影子,同样也不能穿过阴暗的生活而不怀恐惧。”


………

36年未动的主要矛盾,在今年被更换了,但我觉得下边这个版本更好——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依旧稀缺的尊严感之间的矛盾。

希望在2018年,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哪怕一点点。


题图:曾梵志《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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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请让我做一个歌颂者]]> 几乎是整整十年前,2007年12月5日午时,厦门市民连岳发表了博客《厦门人民这么办2》,这篇文章,与他此前发表的第一篇博文《厦门人民这么办》一起,构成了当时一件重大公共事件的关键节点。

其中部分文字,拿到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依然令人眼前一亮——

首先,你不要怕,议论全国政协的头号提案不是罪,你不会被抓的;
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以后,厦门之死你就没有责任了;
反对没有门槛,人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长可数十万言,短则只需“我不同意”四个字;
即使只是表面上给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也要用足,这是可能走向实质改变的第一步;
请鼓励别人,厦门公民正在完成中国维权史与中国环保进步史上的一件奇迹;请鼓励你认识的人参与。

在连岳第二篇博文发表11天后,福建省政府召开专项会议,最终决定中止该项目建设。(数年后,连岳博文中具有巨大科学性错误的文字被指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此后,连岳从一位专栏作家晋升成为公众人物,即便在其成名阵地牛博网倒闭后,也依然保持了极高人气,并在十年间不断幻化的社交媒体演变中,长年保持情感类一线KOL的位置。在2017年11月的新榜情感类微信公众号榜单中,连岳排名全国第74位,月阅读数超过442万,比咪蒙的月阅读数还高。

然而十年弹指,时间之力不止模糊了往事,还有那张曾经鲜活的面孔。

理性乐观派

乐观,一向是连岳的表达风格,即便在2007年的数篇“檄文”中,连岳也只是表示“不要被阴谋论与悲观情绪击败”,号召“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但不要勉强别人”,与同时期其它意见领袖时常表现出的暴戾、悲观等情绪化态度完全不同。这种理性、平和、有建设性的声音,是不少受众认可连岳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理性乐观态度在随后的文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在2008年的两篇雄文《我们就是体制》和《等爸爸死掉》中,连岳这样写到——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做自己的事,等爸爸死掉,等新一代人少一点偏见。
不要指责那些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不要指责那些因生存而淡化理想的人,不要指责不幸到没有声音的人。
你只能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让人自愿站在你这边,而不是消灭竞争者。
慢慢当一个公民,世界是我们的。

而这种理性乐观,在2013年时,开始了某种细微改变。在一篇引发众多争议的《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文章中,连岳这样写到——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我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不为别人代言,别人也不要为我代言,你争你的权利,我争我的权利,我们不交换,你争你的自由,我争我的自由,我只对自己负责。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

在这篇文章中,连岳依然理性乐观,只是似乎有些不一样,究竟是什么不一样,我们下边再说。

到了今年,连岳又连写了《阶层有没固化?》、《乐观者得天下》、《中国的未来会很惨吗?》、《你一天天烂下去,我一天天好起来》等充斥着理性乐观的文章,他这样写到——

很多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是正常的,想买得起?多赚钱。赚不到足够的钱?那是因为自己不值钱。一无所有的人去了北京,在北京有房有车,比比皆是吧。这就是阶层上升通道。多跟这种人学习,少叹气,少抱怨;
承认世界在变好,当一个乐观者,这是最有价值的改变;
(以下写于幼儿园虐童事件后)
我很多朋友勤奋而聪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每天都有读者和我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他们凭借着努力、智慧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像火箭一样升空,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我有些多年的好友,他们有远见、有行动力,现在的成就已让我仰望,有的甚至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投资家,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我的朋友圈都是我爱的人,他们不可能虐待儿童,不可能成为小偷强盗,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的朋友圈也是如此。所以,过去、现在发生的、以及未来将发生的惨剧,始终是小概率事件;
我看好未来,是因为身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很多,正是他们的冒险、他们对体面与美好追求,正是他们穷尽一切手段提升家人的生活,中国才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在的世界老二;
相信中国未来更好,相信世界未来更好,这不是盲目乐观,这是理性乐观。

不难发现,连岳现在的乐观,和之前的乐观,味道上已经截然不同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连岳的理性乐观以及“转变”,接下来我们引入一个参照系,即铅笔社一哥、罗辑思维主笔李子暘。选择李子暘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面有着与连岳相近的价值观(包括理性乐观),并且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同样在十年前的2007年,李子暘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其“自由主义”观念,是推动社会制度健康前行的动力,同时一边号召警惕公权力膨胀,一边对中国未来保持乐观态度——

《计划经济恶果重现》:“现行体制并没有有效制约权力膨胀的机制。在社会舆论层面,公众对国家权力膨胀更是没有任何警惕,甚至抱有热烈欢迎的态度。与20世纪中期相比,虽然时过境迁,具体的原因不同,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却是一以贯之的。公众把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和不足的希望寄托在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国家那里。”
《致宪政原教旨主义者》:“假如社会的发展在基本的原则上符合自由发展的趋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此时大动干戈地铲除邪恶。邪恶固然难以容忍,但如果铲除邪恶就意味着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断,那代价是不是未免太大?具体到现实。在原有的高度集权体制下,任何有利于瓦解这种集权,同时又有利于民间经济力量扩张的趋势,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目标的趋势。”
《原则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虽然我们不放弃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各种政治权力所有者的批判,但我们对中国目前的改革形式整体上持乐观态度。对于许多悲观的批评意见,我们并不赞成。我们认为这些悲观的意见是在以完美的标准要求现实。不但没有推动制度演进的作用,反倒很有可能促使权力再一次集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

随后几年间,李子暘的观念一以贯之——

2009年《政府统计不是什么好事》:“政府确实在不少方面很像强盗。尤其是那些权力没有被有效节制的政府,行事方式和强盗实在差异不大。让公众认识到政府权力扩张的危害。每少一个政府扩张的欢呼者,我们就离一个自由社会近了一些。”
2010年《市场的力量》:“在正面临重大社会抉择的中国,所有理解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最终稳固地确立。这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2014年谈治理雾霾:“雾霾当头,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雾霾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倒是纷纷跳出来抢着‘问责政府’。把政府想象成无所不能、威力无穷、深谋远虑或者老谋深算,这不是深刻,而是对政治事务的无知。要理解真实的政府运转规律,一个拿警棍的家伙闯进来,只能添乱。”

接下来,李子暘的画风渐渐陌生了起来——

2015年《说说中国的行政垄断》:“相比乱七八糟、很有可能绑架政府的政商利益集团,政府中性、规则明确、逐步改进的行政垄断,显然是更优的选择,至少可以接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国有化和行政垄断确实阻止了政治影响力巨大的政商利益集团的出现。为此而牺牲一些效率,我表示理解和支持。”
2016年《独特、高效的中国政治制度》:“事实表明,在治国人才的数量质量上,中国远超很多国家。这才是中国能取得罕见的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中国具备全世界最高效的政治人才培养机制。中国的各级官员,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的。”
2016年《“历史终结论”的落空》:“中国的这套制度,避免了选举民主制和专制独裁两种制度的核心弊端,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统治能力。有此统治能力,中国根本不会崩溃。各位大可放心。”
2016年《为爱国主义平反》:“人们不应该因为国家可能危害个人自由、个体利益而彻底否定国家,否定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这样的长期理性。贬低嘲讽爱国主义,不是什么先进、文明、高级的表现,而只是某些颓废文人寻找优越感的一种无聊方式而已。”
2016年微博:“这几年我的观点一直在变化,实际上从来没停止过,比地球温度变化大多了。我建议其他人也转换问题,从继续批评中国计划经济,转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

到了2017年后……

铅笔社成员“通货朋仗”:“上次铅笔社聚会,李子暘老师告诉我,铅笔社要成政府的五毛了。我听后很开心。”
李子暘微博问答:“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我从右狗变成了五毛。”
《生于中国,活在当下》:“投胎到当代中国,我不敢说一定是最好的,但应该算是幸运的。从能够提供充实人生的角度说,现在世界上比中国更好的地方,我认为,不多。”
《我是怎么改变思想的》:“早些年,我写过很多文章,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批评中国的多项政策。但批评来批评去,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犯了那么多错误,可为什么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呢?”
《中国人有理由对未来乐观》:“今天我想说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重新崛起。如果通过是否有一人一票的全国普选、是否可以用Google、Facebook,是否可以公开大骂总统来看,中国好像确实没什么进步,反而有退步。但问题是:这些指标真的那么重要吗?真是是衡量国家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吗?我对自己生逢时代的运气之好,简直不敢相信。”

抱歉引用了这么多文字,但唯有梳理十年间二人的思想流变,才能引发接下来的讨论。

自由主义的歌喉

虽然连李二位都号称“自由主义者”,但对自由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比如连岳是无政府主义者,李子暘从小政府主义进化为体制支持者。这就更令人不解,为何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二人,最后都成为了时代的歌颂者?

我们先来看看连岳眼中的自由,连岳毫无疑问是位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公务员们的收入不是由人自愿付费,那他们就符合强盗与小偷的定义。”虽然李子暘曾经提倡警惕公权力膨胀,但李对公权力的警惕不及连的十分之一。

最经典的案例,便是连岳对公共场所禁烟令的死磕。

当然,除了反对禁烟外,连岳还支持性交易、毒品的合法化。先不讨论这些具体观点,在这一系列对自由的号召中,不难发现,连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对你情我愿的自由意志的限制,都是反人性的。

比如,在连岳文章《谈谈代孕》中,他这样写到——

只要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任何选项都是对的。只要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任何选项都是错的。

国人都非常熟悉这种“两个凡是”格式的语句,当这样的语句出现时,正常的交流基本很难发生了。事实上,在支持个人意志外,连岳还写了《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利他病菌引发集体主义癌症》等一系列论证“不要指望他人”的文章——

不要指望他人,对领袖要死心,对集体要死心,一切要着眼于你自己变得更自由、更强大。
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
永别了,集体主义!永别了,无私的美德!万岁,自私的个人!万岁,自由的个人!

其实连岳很早就说过,“我没有拯救感。有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能拯救他人拯救这个时代,这种想法是比较可怕的。”这种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理念,其实本无什么可说的,但当这种价值观成为观察事物的绝对律令后,就会使人成为丛林社会的支持者

试想,不需要政府、个体自己照顾自己、永别无私、自私万岁、不指望他人、对集体死心、不需要关心他人、把个人放第一位、多跟能在北京买房的人学习、勤奋而成功的朋友圈不会遭遇不幸、负面新闻都是个例……当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时,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服务(或公共服务总是缺位),人们争相攀爬社会金字塔,努力将别人踩在脚下,并对高层顶礼膜拜的社会,这不就是丛林社会法则吗?这不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写照吗?

所以连岳在历经十年后恍然发现,原来现在的社会,和他想要的社会还挺像的。虽然还没那么理想化,比如连岳非常厌烦社会新闻刷屏,但好在已经有很多成功人士都渐渐不再关心这类话题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变好的速度还在加快,这是事实。一代又一代悲观的预言家全部失算了。”

这就是连岳的乐观,这就是连岳的歌喉。

那么李子暘眼中的自由又是什么呢?李子暘曾经发过这样的微博——



李子暘非常厌恶“傻逼”,倒不是因为这些人傻或者观感不好,而是因为李子暘觉得这些人发表不靠谱的言论,会导致“坏事”,而当他发现“当局保持着对公知的知识和治理能力优势”时,李先生就长出一口气:“这很让人放心。”

从很早以前,铅笔社就一直提防“民主”,登过《中国现在搞民主会变成民粹》、《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等多篇文章。李子暘认为这些庸众“不但没有推动制度演进的作用”,反而可能破坏当前发展大好局面。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当然,连岳也写过一篇《“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呼应李先生。

因此,当2012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公知”得到集体收拾整肃,舆论管理越来越高效成体系,曾经的公众舆论场变成娱乐时间轴后,李子暘得到了某种连岳式的快感——恍然发现,原来现在的社会,和他想要的社会还挺像的。

当然,这些“自由主义者”在当下一展歌喉还有其它诸多原因,比如李先生发现了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等等。限于篇幅,就先将主要因素记载于此,今后有机会再分析其它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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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谁来劝劝于大爷]]> 本文首发于虎嗅APP

“于谦的爸爸是个大善人,最见不得人受穷。他说天下穷人太多管不过来,但在自己住宅方圆二十里内,不允许有穷人。然后,老爷子把附近的穷人都赶走了。”——郭德纲《怯富贵》

高级的幽默往往暗含格调和褒贬,讽刺更是艺术风骨的支柱。虽是相声,但“赶穷人”这一幕却足以让国人发出会心笑声。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不妨聊一下“于大爷现象”。

赶走穷人,于大爷会更幸福吗

按照相声设定,于大爷位列北京十大富豪,住在二三环之间的四合院里,生活中各种奢华富贵难以尽述。什么是妻妾仆从,哪个叫车水马龙,当真是豪门盛宴,天上人间。

我们假设于老爷子成功将方圆二十里的穷人都赶走了,这就基本上在北京的中心地带造就了一个高达314平方公里的富人区(相当于北京城六区面积总和的五分之一)——总之一国首都不可能是无人区,那留下来的自然非富即贵,起码能入于老爷子的法眼。

那么接下来,于大爷和他的朋友(邻居)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便了。

首先是直观的生活服务不便了。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对于生活服务的需求列表如下:

可以发现,除了一卡通充值点、燃气缴费服务点这种带有“公家”性质的机构,其它绝大多数服务都是需要市场上的私营企业甚至个体户提供的。就拿TOP5的卖菜点、便利店、早餐店、家电维修、餐厅来说,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基本全是外地流动人口。

然而,北京居民可真是离不开这些外地人——以中老年龄段北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频率最高的需求,卖菜点为例。如果品质差别不大,有63.7%的人更希望在家门口的小摊买菜。而早餐店是中老年北京居民第四高的生活需求,有68.4%的人表示,每天都是在“个体早餐摊点、小便利店、小餐厅”解决早餐问题。

不消说,这些服务机构里,雇佣了大量穷人。如果把他们从方圆314平方公里的地下室、防空洞、群租房里赶走,那么于大爷和他的邻居们,每天就只能跑到十公里外的小摊上去买菜和吃早餐。

当然,于大爷和邻居们非常有钱。一不在乎每天至少跑来回二十公里的油钱,二不在乎让仆人每天在家自己炸油条……噢对了,仆人。

于大爷还将增加一笔可观的开支,要么给每个仆人提供住宿,要么就得开更高的工资,弥补他们来回奔波或居住在临近高级公寓内的损失。然而,这还没计算仆人们的隐性损失——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场景基本全部断绝,甚至于就有亲戚朋友属于被赶走之列。

要知道,即便在目前,也有47%的北京居民对当前的社区生活服务算不上满意。而穷人们消失后,于府仆人们甚至还要被迫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理发这种原本可以低价购买的服务。不难想象,这些仆人的幸福感将会被削减到什么程度。最终,于大爷不仅要花更多钱雇佣仆人,还得到了品质更不稳定或更差的服务。

于大爷再有钱,也改变不了基本经济规律,这就是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在美国,一个高端人才(比如高科技从业者)来到城市,一般会创造4.3个就业岗位(律师、牙医、教师、收银员、服务员等)。所以在美国大城市的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有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类似的乘数效应为2.19。平均下来,每增加一个高端职业(或称可贸易职业),将创造0.24个金融职位、0.11个租赁职位、0.08个地产职位、0.06个批发零售职位、0.09个餐饮职位、0.06个其它生活服务职位等。

即便不算于大爷,光于府那上百号仆人(类似于中产阶级),就需要200多个社会岗位为之服务,与之交易。如今这些人大半都被于大爷赶走了,中产阶级的悲鸣即将迅速填满于大爷的耳朵。想必,于大爷也不会那么快活吧?

穷人有苟活的权利吗?

于大爷可能会问:这些城市里的穷人,都是谁?他们住在地下室、防空洞、群租房里,有什么意义?

还是用数据说话吧——

不难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第一产业(农业)人口,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当这些农民进城干起服务业后,他们创造了比以往高得多的价值——

2011年,中国第三产业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仅仅一年后,第三产业对GDP的增加值就超过了制造业,位列第一。如果问城市里的流动穷人有什么价值,这就是穷人的价值——他们通过自身的勤奋拼搏、对生活条件极度的容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极低的公共资源占用,解决了自身庞大群体的生存与转型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这就是中国人的可怜可贵之处,当国企衰微时,工人们纷纷“我不下岗谁下岗”;当农业凋敝时,农民们纷纷跳下热炕头,进城去服务那些享受信息经济红利的中产和新贵们。不需要什么调控指导,也等不来什么支持保障,每当变天时,中国穷人们就会自觉找活路,在沉默中摊负整个社会的转型成本。

坊间曾流传一首《下岗妹自强歌》,虽有戏谑,但其中部分字句,恰是这种场景的真实写照——

“不占地,不建房,不给国家添累赘;
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 

这些城市里的穷人,曾经的农民。由于此前被禁止土地流转,没有生产资料,因此不具备什么资本性收入,也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和十年间房价涨了近400%的北京居民而言,这些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家伙无疑破落不堪,在朝阳大妈面前,这些蓬头垢面的家伙则更颇为可疑,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未尝不可。

“价格接受不了可以选择搬家”

然而,如果不让他们苟活于城市贫民窟中,他们要去哪里找活路呢?农村出身的劳动力人口依然占据全国的一半以上,除去逐渐衰微的密集制造产业,还有哪里可以安排这么多人的工作?除了隔壁邻居外,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够做到一边是宽阔干净、静谧安详的都市,另一边是破败凋零、食不果腹的乡村,两个世界的人可以互不打扰、永不相见?

于大爷不是金三胖,也承担不了赶走穷人后的微观和宏观后果。要不你们谁劝劝,让于大爷收了神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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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命好才是核心竞争力]]> 本文首发于虎嗅APP

当一起伤害公众利益的恶性事件出现后,人们会愤怒;而当十起类似事件发生后,人们会茫然——为什么?怎么办?没人管吗?还会好吗?是不是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但这种愤怒并不致命,因为当不了解事件发生规律时,人们依然会殷切希望此种灾难是可预防、可规避的,并认为自己能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或货币手段,防止这类伤害加诸于自己头上。

所以如果当人们得知“有些事情其实并没有规律,也难以完全通过个人力量预防,主要看运气”的真相时,真正的绝望才会涌上心头。

比如频发的幼儿园虐童事件。


虐童事件似乎越来越多?

怎么一夜间,出来这么多把手伸向孩子的恶魔?这是我们的错觉,还是媒体常见的“井喷式报道”效应?

可能都有,但决定性因素更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每年幼儿园里的孩子都越来越多了。从2011到2016这五年间,全国幼儿园里多出了990万(近30%)的孩子。更关键的是,全国的入园率都在快速提升。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的幼儿园入园率将达到85%。

即便我们假设某儿童进入幼儿园后,遭到虐待的可能性为一个常量X%,那么随着入园基数的增加,虐待事件自然也应水涨船高。过去几年至少应该涨三分之一。

这也正是第二个原因——这个X%,很可能不是个常量,更可能是个会随机增加的变量。


为什么出了丑闻的幼儿园还能继续办?

每逢类似事件发生,媒体上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放开牌照管制,让市场加速竞争,淘汰不合格的幼儿园;二是提高门槛,不能再让缺乏硬技能的“中专生”们当幼师。

可惜,这些观点都存在巨大的错谬和误解。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了解一下私立学前教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尤其在媒体聚焦和微信群监督最有效的一线城市。

这是幼教行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近年的动向——


不难发现,2015年似乎是个转折点。无论是投资案例还是投资金额,在2015年时都获得了巨大的突破。那么2015年发生什么了呢?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被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允许取得“合理回报”。但是,由于教育法规定“任何人或组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学校”,民办学校(幼儿园)举办者无法真正实现营利性教育。

2012年,教育部启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工作。2015年1月,包括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内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过,开始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并在2015年8月经过一审。2016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工作。2017年9月1日,新法施行。

新法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允许开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允许收费按照市场调节,学校自主决定,办学者可以获得收益。至此,资本介入最后的障碍也被扫清——资本热潮汹涌的2015年,正是新法提交修改,并获得初步通过的标志性年份。

而2016年实行的全面二胎政策,更驱使产业链条的每一环都“撸起袖子加油干”。原本生产LED屏幕的威创股份,以8.57亿元全资收购了“金色摇篮”;原本生产白酒的皇台酒业也停牌重组,拟从白酒转幼教。无论原来是干出版的,还是干地产的,A股上市公司们纷纷开始投资幼教。当然,最一骑绝尘的还是红黄蓝——这家公司跑到纽交所敲钟去了。

资本的热衷,难免给人以“这些公司应该很赚钱”的误导。非也,红黄蓝从1998年就创业了,然而根据IPO材料,这家公司到了2015年还在亏损。原因在于,红黄蓝近75%的营收来自旗下直营机构的营收,开放加盟制起步太晚,自己搞直营幼儿园很难有规模化收益。

所以民办幼儿园都非常热衷于搞品牌连锁加盟,金色摇篮为什么敢和威创股份签对赌协议?因为加盟制搞得好,净利润高啊。

加盟的条件也不复杂,对方只要有“办学许可证”和“办园场地”即可快速加盟——这正是外界对民办学前教育的重大误解。以为只要放开管制和牌照,就能迎来市场之手快速的筛选,大浪淘沙。

其实即便没有牌照管制,开幼儿园也是个门槛极高的生意。因为和任何其它学校不同,这个学校是非常挑地方的,或者叫“地域垄断性行业”。大部分家长只会把孩子送往3公里以内的幼儿园,然而在一线城市,这样的好地方基本已经全被占满了。

下图是中国五大城市,北上广深杭在2015年时的入园率。

为什么很多幼儿园曝出丑闻后,休整一下还能继续营业,并且火爆如常?因为这个行业所有的门槛都在牌照和土地上了,如果这家幼儿园不开了,附近的家长会瞬间感到不便。尤其是当国家大力鼓励民办教育的当下,牌照的门槛已经远远低于土地。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上文的内容——

1.二胎及政策红利导致资本热潮

2.资本获得回报的主要途径就是开展加盟

3.加盟的瓶颈,在于极高入园率背后的无地可拿

不难发现,这个行业的主要竞争不是教学水平的竞争,不是教师资质的竞争,而是土地所有权的竞争。能拿地或者能买地,才是幼教集团真正的竞争力


家长们花钱越多,孩子们遭受虐待的可能性就越高

再往下推论,如果幼教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土地资源的话。那么在资本热潮中入场的幼儿园加盟方(资方),实际上是优质土地资源和牌照资源的所有者。好,这是第一种人,我们叫他园主。

幼教行业的另一个特色,叫园长责任制。这也使民办连锁幼儿园的标准化管理难以落地,有的幼教集团,旗下几十个园就有几十种风格,完全因人而异。这是第二种人,我们叫她园长。

而每次幼儿园出事后,都被网民们拎出来吊打的“中专姑娘”们,则是我们最熟悉的第三种人,就是幼师。

实际上,就是这三种人,园主园长和幼师的素质,而不是什么教育理论或者硬件设备,决定了一个孩子是否会受到虐待的X%。

说到这里,先普及一个常识。目前已经有大量翔实的调查佐证:在幼师这个职业中,厌童早已是一种普遍性的高发情绪了

1987年,国家教委“适应我国实情,提高幼儿素质”课题组,对十省市1000多名幼师及两万多名幼童做了调查。有34.3%的城市幼儿园教师,明确回答“对儿童的喜爱程度一般”,有3.26%的幼师直接说“不喜欢儿童”。
1993年,“当前我国幼儿道德启蒙教育研究”课题组,对六省市964名幼师做了不记名调查。有31%的幼师表示,“对于有些孩子我就是爱不起来,有些讨厌”。 
2016年,有学者对Y市78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准幼师进行调查,结果有34%的准幼师表示无法完全接受儿童调皮的样子,甚至会因此而生气发火,“做出不合教育的事”。此外,还有4%的准幼师认为儿童“无知、恶魔”。 

如果说幼教从业者门槛高,我认为门槛不在于她的学历或技能,而是天赋。这个职业首先要求无论从业者是否已经婚育,都应当具备足够的激素以体现母性(雌、孕激素、催产素、催乳素与母性行为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幼师应当是人群中为数并不那么多的“天生喜欢孩子”的一员。如果天生不是亲子体质的,基本应当直接pass。

其次,这个职业要求从业者有着异于常人的,对噪音、啼哭、非理性行为、无序场景的容忍及处理能力,从业者应当有与金融从业者类似的心理机制——适应与未知复杂系统打交道,并能够在接收大量无效信息的前提下,继续对该系统输入大量有效信息。

这个门槛有多高,每个在网上骂过“熊孩子”的人心里都知道。

那么,那些在资本热潮中加盟的地主,被请来替老板看场子的园长,为了谋生而选择当幼师的年轻姑娘——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具备以上天赋的?

资本热潮增加了许多从事幼教的岗位,又招聘了许多并不适合干这行的人。一方面是门槛低,大量根本不喜欢孩子的人当了幼师;另一方面是收入低,即便喜欢孩子的人也很可能留不下来。这样的逆向淘汰久了,幼儿园自然就成了危险之地。X%更成为可能会不断增加的变量

家长们也很可怜,正是这些父母供给的热钱,将整个行业推向失控的境地。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谁年少的时候看到这种话,不是嗤之以鼻呢?

然而这种没什么逻辑的“华夏智慧”,却还真就跨越千年还有现实指导价值。一个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的遭遇,和家长花多少钱无关,和所在城市无关,和教育集团的品牌及理念无关,甚至和媒体监督都无关。基本上,完全只能依赖于园主园长和幼师们,谢不虐之恩

必须就那么碰巧,在家附近不远的地方,有家园主对业务上心、园长和蔼可亲、幼师细致耐心的幼儿园,才能基本保证孩子安全度过学前教育阶段。这完全是个赌博,没任何技术含量。

细想想,这种事情还真不少。

比如2016年,哪个在中国一线城市购买二手房的人,不是提心吊胆,烧香拜佛希望房东不要突然失踪,突然说不卖了呢?

所以说命好才是核心竞争力,在不讲逻辑的混沌市场上,大家都是赌徒。当然久而久之,人们也就麻木了,看到某人出事,不过是认为又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被清盘而已。

祝各位赌运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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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快被这个时代打败了]]> 1

今天又被删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为何有这么多奇葩户型?》,内容是探讨保障房政策与奇葩户型的共生关系。可能还是不合时宜吧。

于是翻看了下,这半年来,我已经被删了7篇文章。以本人每周一篇的低产效率而言,7篇就意味着50天的工作全白费了。从公司角度来说,这样的员工几乎属于负资产,半年要发一个半月的无效工资及社保。更别提,我还曾经连累虎嗅被封号一周。

像《天津折叠》那种文章被删了,倒也早有心理准备。反而像这种感觉没碰什么G点的内容被删,情感上更难以承受。

作为媒体分工的一种,时事评论之道早已衰微,然而如今星辰大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召唤,更把这个工种摧毁殆尽。从商业角度讲,做这种毫无收益只添负担的事情,只会彰显愚钝。

这就是时事评论行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这就是时事评论行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

2

前段时间发了个招聘启示,想培养些年轻人,也为公司储备人才。

有位朋友发来了简历——

“目前依靠个人变态的努力月薪已经能达到5万左右,可以说非常幸运的。但是我并不开心,以前似乎一直是为了赚钱而活着。”

聊了下得知,他在一个时常给虎嗅投稿的新媒体团队做文案,写包括商业稿件在内的各种内容,刚刚毕业2年。

我比他大9岁,从来没靠写作赚过这么高的工资。

他说:“一定要带带我,让我和你学写作!”

我说:“你见过谁向比自己收入低的人拜师的吗?你学这玩意干吗,受穷吗?”

3

几天前,青年导演胡迁自杀了。他留下的微博里,有几条挺疼的——

“有一次在三里屯遇到个火山女主播搭讪,她说帅哥你是做什么的,我说纯文学,她说什么文学,我说文学,她说网络文学?我说不是。她说那你一个月得赚十万吧,我说没有,她说五万总有吧,我说不可能,她说两万呢?我说看收成。她说这会儿他们给我刷了几个火山,一个三千快。我说你厉害。”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一时感慨,就转发了一下:拥有难以成为商业品类的手艺,再无其它糊口技能,勉力维持生计,却被周围人误认为已经混得不错。每到夜里想及此处,人都难免低落自卑。我完全能体会博主的心境。

有人在我微博下评论到“可你收入那么高,你怎么体会到的?”,之前也有人说“你月入应该不止5w吧”、“我感觉伯通月收入不低于20万”。

4

然而我所鄙夷的一家土豪公司却送钱来了。今日头条的金字节奖评了我,据说奖金有2万,几位朋友在微信上向我道贺。

我是这样回复的——

两万元就这么扔了,俗话讲“穷横穷横的”,的确在理。

5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可能又该换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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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天津折叠]]> 天津折叠

这是几个被写进历史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支付了推动变革的代价——


孙志刚死后,收容遣送被废止;

魏则西死后,互联网广告管理制度出台;

徐玉玉死后,电信网络诈骗专项司法解释出台;


那么,李文星和张超也不应该白死。起码,他们的不幸,值得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那些被折叠掉的阴影地带。


蹊跷


传销进入中国的初始地点,是东南沿海地区,至今南派传销的名头也较北派更响。但根据中国最大的民间反传销协会公布数据显示,天津是中国传销重灾地区中最靠北的一个。不仅如此,天津还是四大直辖市中唯一的传销重灾区。


2010年9月21日,《天津日报》刊载新闻《迎国庆,维稳定,静海重拳严打非法传销》。此后直至2016年,类似的新闻年年都有。每次取缔的传销窝点少则数个,多则近百。光看查处传销人员数量的话,有些年份力度比眼下还大。


不奇怪吗?作为京畿重地,天津为什么会成为传销沃土?或者说,静海的传销从业者为何不去经济发达的东南,或鞭长莫及的中西部,要常年驻守天津呢?

 

(图自凤凰周刊,颜色越深传销案件越高发)


借知名小说《北京折叠》的话说,李文星和静海,实际上都只位列传销之城的“第二空间”——这也是媒体和管理部门历来关注度最高的地带。我们不妨稍微费点时间,去少人知晓的“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看看,或许能够离答案更接近些。


出于某种原因,下文即将提到的部分公司及企业家名称,均进行了技术处理


梦想


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和你聊“北部湾大开发项目”,就应该赶紧报警了。可如果别人向你推荐天津知名公司天师集团的保健品,你会提防他吗?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至今,全国媒体至少报道了135起“假天师”传销事件。伪装成天师员工的传销团伙遍及福建、河南、湖北、四川……覆盖大半个中国。为此,各地管理部门已累计行政拘留数百人,刑事拘留数十人。


如果对以上描述没有概念的话,我再举个例子:在直销行业媒体总结的《2016年度中国直销行业消费舆情分析报告》中,唯一能因“打假”和天师并列上榜的企业,叫安利。


为什么传销团伙都要假冒天师?因为在传销团伙眼中,天师集团已经诠释了他们梦想中的“成功”啊。


1993年,天师创办,在几经周折最终确立保健品方向后,其主力产品“营养高钙素”却销路不畅。创始人李金园在逐渐摸索中,发现了传销模式,并迅速应用。其后短短3年间,李金园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天师靠传销就拿下近20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在1998年国家明令禁止传销之前,天师集团已在国内设立34个分公司,1700多个代办处。


其后,天师将主要传销市场设在海外,由于历史原因,直到2010年才终于拿到国内合法直销牌照。


前两年有一个刷屏的新闻,叫“6000人赴法游豪华年会”,就是天师集团搞的。李金园乘坐二战吉普检阅这支6000人大军,身后跟随70多辆二战古董军车。旅游团在巴黎包下了140座宾馆,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单开整整一层楼来为其办理免税事务。

 

(外界称李有“领袖情结”)


翻阅天师集团的官网,你会被这个每年去世界各地刷屏的公司震撼:50多辆豪车及260辆摩托巡游巴厘岛、25000名天师员工包场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2002年在德国的年会上,李金园甚至为业绩优异者颁发了100部宝马轿车、43艘游艇、32架私人飞机以及6栋豪华别墅——如果你听过传销团伙内部打鸡血的演讲,看到这里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中,李金园作为天津唯一上榜的企业家,以400亿身家排在全国第32位。同时,天师集团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127位,排在所有直销企业首位,营收达332亿元,资产利润率比BAT还高。


不难脑补,传销团伙将会怎样把老前辈李金园的经历讲给新人听——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支柱


排在“第二空间”非法传销之上的,自然就是“第一空间”中合法的直销企业了。


要知道,商务部批准的直销企业,全国一共89家,天津就有8家,数量之多并列排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而位于天津的直销企业分支数量也位列全国第三高。


天师毫无疑问是天津“第一空间”的标志性企业,但这还远不足够支撑传销之城的产业氛围。


在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在天师后边的第二个带有直销性质的企业,是位列第189位的天津知名企业天土力集团,年营收241亿。天土力的旗帜型产品,叫“复方丹参滴丸”,这款副作用不明确、临床研报疑点丛生的中成药,在国内销量极好,连续十几年稳居中成药单品年销量冠军。


天土力旗下控股公司中,有一个名为金土力佳友的公司。金土力继承了母公司与管理部门关系良好的优势,于2006年成为天津市首家获牌直销企业,金土力总经理目前是天津市营养保健品行业协会会长,金土力公司则是天津市首届直销企业自治联盟会议的轮值主席单位。


然而,手握好牌的金土力,业绩却平平。据世界直销(中国)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金土力佳友业绩仅为12亿元。


幸好,另一家天津企业的强势业绩,捍卫了传销之城的产业氛围——这就是连续三年排在中国内资直销企业业绩第一的天津权建。权建在2016年的直销业绩仅次于外资企业无限极、安利和完美,全年斩获192亿。要知道,这家企业2013年才获批直销。


权建同样是一家知名度极高的企业,因为“天津权建足球俱乐部”目前排在中超联赛第3位,仅次于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此外,权建在天津电视台有专题节目《权建时间》,在天津《今晚报》有专题栏目《权建时代周刊》,甚至还有自己的权建机顶盒,以及QJTV(权建电视台)。


权建之所以常见于媒体,主要还是有一个爱出风头的老板。今年5月18日,权建老板束总乘坐直升机“从天而降”激励球队,俱乐部总经理、前国脚李玮峰迎接陪同,成为中超的热门新闻。

 

(前排左一李玮峰,左二束总)


要知道,权建的赢球奖金比广州恒大还高,位列中超第一。而除了非常有钱之外,束总还是一位热爱思考和传递价值观的老板,今年年初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他曾经对中医药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振聋发聩)


与折腾十几年,就为了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复方丹参滴丸”路线不同,束总认为同城兄弟太傻了。老祖宗都临床试过几千年的东西,哪还需要药监部门临床检测?


正因为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权建集团旗下的医药保健品事业才愈发红火。据媒体报道,束总从民间搜集了600多个中医秘方,其中就包括耗资8000万元的治疗癌症肿瘤的秘方。集团对外销售的产品,就是利用这些秘方进行现代化制药生产的。


对了,说到足球,天津城另一支更有名也更老牌的中超球队,叫天津泰大。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泰大集团也有着优良的直销血统。


2003年,泰大旗下的泰大益生公司成立,随后高管进出眼花缭乱,这其中有江湖人称“直销师爷”的钱人齐、天师副总裁狄振江、“华南直销第一人”刘贵生……随后,泰大益生被媒体评为2005年“10大最具成长性直销企业”。


然而好景不长,泰大益生由于管理不善,业绩一直没有起色,后来又以挂靠项目制的方式,培养了“泰大国林”、“泰大科康”、“泰大麦罗”等多个直销公司,直至泰大益生消失于江湖。如今,前泰大益生董事长王总,摇身一变成为泰大生物旗下“天津阿尔法”公司的董事长。


天津阿尔法虽然没有直销牌照,但公司官网“招商加盟”页面中的内容,风采依旧——


公司21年积累的1000万粉丝和忠实消费用户,进行有效导入区域市场管理。在区域建立社群经济,进行社群互动,完成社群营销,不让粉丝浮在半空,完美落地,实现更大效值。


说完老字号,再列两个新生力量。


在中国直销企业业绩榜中,还有一家天津直销企业与权建同列TOP10——这家名为天津尚赫的黑马,2016年业绩75亿,业绩环比增长261%,力压老牌直销企业如新,位列全国第9。


再往下数,天津直销企业还有排第14位的天师(天师主要市场在海外,下文将会详述),以及第17位的康婷,康婷2016年业绩27.5亿。


那么,上述这些直销相关企业在天津是个什么地位呢?


以下数据,出自天津市工商联《2016年天津市民营企业应缴税收百强名单》——



此外,在2017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中,泰大、天土力分别排第380和第423位;在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天师、天土力分别排第127和第189位;在2016天津市民营企业销售收入百强榜中,天师、天土力分别排第4和第6位。


真可谓“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若说直销相关企业是天津市经济支柱之一,恐怕不为过吧?


可能你会问,这些企业都是直销,有牌照,合法的。和传销有什么关系?


还真有关系,我们再打开一个折叠层,去“第三空间”看看。


火热


2017年2月2日,半岛电视台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调查记录片,名为《乌干达健康金字塔——人与动力》(Uganda's Health Pyramid - People & Power)。


片中,记者Halima Athumani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区的一家天师诊所看病,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并掏出一个非常简陋,伸出两个电极的仪器,将电极分别按在记者手上后,这位工作人员准确说出记者身上的6大类病变,从牙齿到腿,甚至包括心脏病和脑中风。

 


虽然病有点重,但解决方法却非常简单,购买并使用天师的保健品就行了。


 

根据天师的内部手册,这些保健品还可以帮助癌症和艾滋患者缓解病症。



为了能够更多了解天师,记者选择了一家天师分销商,交钱加入了进去。拉她进伙的导师毫不讳言,我们就是在使用多级传销体系(Multilevel marketing)。

 


在天师的官方视频中,已经为你规划好有汽车有游艇的美好前程。但你需要从拥有5个下线做起,多拉人进来,才有机会升级。

 


随后,记者参加了内部培训。负责培训的非裔工作人员指着中英双语的 PPT 向一整屋的乌干达学员传授“财富的关键”(key to wealth)、带领学员齐刷刷为自己鼓掌、高喊“我是赢家”(I am a winner)、追问“梦想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the dream gone?)。


在PPT中,李小龙先生也成为了天师的精神导师,感召非洲人民倒空自我,迎接新生。



最后,记者记录了一次天师内部的颁奖盛典,来自中国的领导为乌干达的优秀骨干加油喝彩。黑人朋友的天赋在这种场合更是如鱼得水,场面非常热闹。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时,记者James Wan就已经在《乌干达的中药死刑》(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eath sentence in Uganda)一文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自2003年起,天师便已进入乌干达市场,至2014年已在全国拥有30多家门店,年营业额600万美元。由于乌干达的卫生资源极差,年轻人失业较高,加入天师健康事业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很多当地人积极加入,去销售那些昂贵却疗效不明的中药保健品。天师甚至买通了当地卫生部门的官方日历,以做广告。


这不止发生在乌干达,因为天师业务已经进入全世界190多个国家。这也不止是天师,上文提到的权建集团正以“一带一路”的方式攻城掠地,将中医理念和销售模式扩散至蒙古、印尼、东非、越南……这些在国内恐怕多少有些拿不出手的业务,还在一些更合适的土壤上发酵着。


而这些天津的直销公司,有时在国内也控制不住“擦枪走火”,频繁触及传销红钱——


天津康婷自2013年获直销牌照起,已在徐州、青岛、海口三地涉嫌违规传销被媒体曝光,并被海口工商部门查处;

天津铸源直销团队,于2017年4月被警方查处,据悉团队骨干曾因传销被判刑;

自2011年至今,有关权建“拉人头入会”涉嫌传销,并被管理部门查处的新闻就屡见不鲜;

2012年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下达判决,因被告人孟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判决书中写明“孟某对上的领导就是权建公司束总”;

2015年,天师名为“超越计划”的投资项目被指违规,其“砸金蛋得奖金”诱惑致多人倾家荡产。被指类似传销或非法集资;

2016年,天津尚赫在辽宁因为身陷传销风波,被当地媒体连续曝光。

 

(节选自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2)蛟刑初字第121号)


疑惑


如果我是一个静海的传销团伙成员,看完以上内容,我肯定会疑惑的。在传销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国两治”?为什么我就是人人喊打,那些大佬都已经成了时代风云人物?天津市委书记说“重典治乱,除恶务尽”,可这些无论从起家还是模式上都颇具争议的公司,为什么每天可以安心大块朵颐?


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在“第一空间”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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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让罗永浩、黄章晋、褚明宇为你打工?]]> 给大家介绍一个好项目

本文首发于虎嗅网


朋友,你在互联网上赚过钱吗?

做淘宝、微店或者内容电商的,打开后台一看转化率都会流泪;写文章拿打赏的,正在给库克扎小人;靠软文吃饭的,半个月等不来一个单子,发完阅读数400还掉了100多粉,还得自掏腰包刷几千阅读量;搞音视频订阅的,发现人家头部团队都已经包下录音棚开工了;拉付费社群的,总觉得有人会在外边捅自己篓子;干直播的,要时刻协调平台、公会和恩客的关系,关了镜头比面对镜头表演还累……

一盘算,好像哪行都没有红利了。

对于你我这样无资质无资源无资历的三无人员,通过互联网赚钱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流量机遇的把握。什么是好的流量机遇呢?我有一个定义:即除了个人时间成本外,不通过其它资源置换,也可以自然获取充沛启动流量的机遇期

这样一来,就明白为什么好像哪行都没红利了。现在但凡是能叫上名来的平台,想上首页或获得流量输送,要么你有无可替代的高辨识度,要么就必须有其它形式的资源置换,或者你在机遇红利期已经收割了大量用户。

别灰心,今天我就为广大三无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网赚机会,这个项目启动资金较低,有万把块钱就能干,无需维护进销存、无需发展下线、无需咬牙创作、无需花钱买粉,且绝对合法,是真真正正的“只需一部电脑就可以在家做的兼职”。收入情况视各人悟性而定,月入过万者大有人在,天份上佳者再加一个零也未尝不可能。

这不是玩笑,也不是传销,这个项目的名字就是——微博问答。



项目理论

别误会,我当然不是让你去回答别人的问题赚钱,就咱这脑子和面子哪赚得了那个钱。微博上大部分人回答问题的围观数不会超过三位数,没有围观收益,提问金额也就没法设置太高。

但如果反过来看这个产品,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曾在《“知乎精英”怎么就成了骂人的词》一文中分析过知乎上著名的“一觉醒来”现象——

从论坛贴吧再到微博,大多数小透明用户的唯一感受是越来越透明,除了在某些垂直细分社区(如朋友圈)可能还有些存在感外,一旦上了微博这种汪洋大海则简直如同玩单机游戏,常常骂人都不被搭理……这也正是无数小透明无意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知乎上回答后,收获此生从未见过的社交认可后惊喜交加的根本原因。(“没想到醒来一看就这么多赞了!”)

不妨给出一个简化公式,在大多数社交平台上,普通用户获得社交反馈的几率与该平台的日活用户数成反比,比如微博有1.3亿日活用户,那某小透明发微博上千转的几率等同于中彩票。而知乎则完全不同,每个问题都是单独的彩票池,绝大多数问题的答主不会超过两位数,即小透明最多只和几十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争抢注意力资源,“一觉醒来”的概率剧增。

而微博问答,恰有着与知乎类似的激励机制。以微博问答作者5月总榜上排名第14名的阑夕为例,他曾称“日均两百多个问题沉积后台”,而整个5月,他一共回答了36道问题(无独有偶,5月作者总榜排名第1的褚明宇,当月同样回答了36道问题)。粗算下来,每天被阑夕翻牌子的几率大概在1/200。

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与知乎“彩票池”的原理雷同,除了必要的提问成本外(如果对方一周没回答还会退钱),你只需和200人竞争,便有机会被56万粉的阑夕翻牌子,进而将你的项目以他的名义,推荐到微博时间轴中。想一想,养个56万粉的行业活跃号要多少成本,即便买下这个号,运营又要多少成本?如今你既不必做号也无需养号,还让阑夕和褚明宇们以几乎免费的价格(别说阑夕设定的提问233块钱了,就算2330块钱,你在市场上也约不到阑夕半篇稿)帮你创作内容,更别提有时候一高兴他们还会多次转发,微博官方亦会提供多种推荐位。

本项目的赢利点就在于,当阑夕们回答了你的问题后,每多一个人花钱围观该问题,你就可以分成0.45元,且这部分收益将在72小时后直接转到你的微博钱包,比你老板发工资还利索。比如提问阑夕需233元,如果他的回答得到518人围观,你的本钱就回来了,如果有2000人围观,你就净赚666元。



流量是KOL们已经费劲折腾圈好的,你只需买张过期退款的彩票,便有机会搭上内容付费的高铁,内容还是由这些KOL们起早贪黑撰写——说白了,这个产品模型几乎等同于花张彩票钱,雇佣这些KOL为你打工

进阶技巧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发现本项目的关键节点了,没错,那就是提问的问题。KOL每天看到那么多问题,能被他们翻牌子的问题要么能满足精神需求(足够有趣/有意义/符合其人设),要么能满足物质需求(足够有流量)。以我们的三无水平以及赚钱出发点而言,肯定是不会去务虚的,当然是怎么有流量怎么问。(怎么才能有流量,我们将在下方案例中讲到)

同时,微博站方并未限制“一题多问”“一人多问”“多人一题”,所以经历过历次互联网赚钱风口的朋友都会意识到,多注册几个马甲是非常必要的。这将迅速扩张你的事业版图,类似于批发购买双色球号段。

而最终极的奥义,便是干脆和KOL们结成利益联盟,把松散和不确定的打工关系,变成稳定可期待的合伙人制度,这个打法我们也将在下文中具体展示。

总之,做到以上三点,你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位“职业提问人”了。



项目实战案例

1.如何勾搭KOL

这是一位职业提问者与微博问答健康榜第二,5月人气榜第五的医疗科普作者@白衣山猫的对话节选。对话内容已经将技巧展现得非常完备,不需要再过多解释了——



2.职业提问明星选手的光荣战绩

4月26日,微博问答天王褚明宇回答了“@soil不比卡丘”的问题,提问价格1698,共有8779人围观,这位提问者净赚3186元。



然而,当我们搜索这位“@soil不比卡丘”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位“千人斩”……






更有趣的是,他改名了……



那么,打开问题可以发现,这位“@soil不比卡丘”已经改名叫“@醉清水源迪界”了。



这位“@醉清水源迪界”曾在6月8日点赞过著名微博问答主“@二逼瓦西里”的一条问答,看出亮点了吗?



这位简直是“@soil不比卡丘”兄弟的“@soil可爱比卡丘”,同样也是一位“千人斩”……



好,我们还是回到“@醉清水源迪界”这边来,2月7日时,她曾经向微博问答5月勤劳榜TOP10的答主“@我就是锁骨答人”提过一个问题。



然而,在“@我就是锁骨答人”的主页,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叫“@两个好梦”。



当然,不出所料,这也是一位……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太天真了大兄弟!喝口水压压惊我们继续。

5月31日时,阑夕回答了一位名叫“@ofo单车不好骑车”的问题——“我老公每次啪啪啪三五分钟完事”,这条回答提问者又净赚了1593元……



我们搜索一下这位朋友,他在前一天,还从黄章晋那里赚了687块钱。



当然,这位朋友也改名了,而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再举一例,3月16日,老罗玩微博问答的兴趣还方兴未艾,他回答了一位名叫“@小江先森森”的问题,提问者净赚1729元。



我们搜一下这位提问者……



当然,他不出意外的也改名了,现名叫“@江江江伊森啦飞驰”。






3.问什么才有流量呢?

5月15日时,“@爱吃面条的猫科动物”问了褚明宇这个问题——“刘德华东北演出被扇耳光,向华强都不敢吱声。辽宁东北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请刘德华到沈阳嘉阳之夜开演出。刘涌因认为刘德华敷衍了事只付了原定出场费的一半150万。刘德华向刘涌要剩下的150万,结果被刘涌狠狠扇一耳光,并恐吓让刘德华躺着回香港,后来是赵本山出面解决了!东北黑帮当年有多牛逼,现在东北还有哪些黑白通吃的黑社会,东北黑社会和香港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11608人围观……净赚4000元……

然而,容易满足就是人类赚不到钱的最大阻力!

6月5日时,“@睡不醒的微博用户”又将这个问题一模一样地问了黄章晋一遍——



23852人围观……净赚10508元……

曾有网友这样评价微博问答一哥褚明宇,“如果你年纪轻轻就关注了褚明宇并且听取他的建议,你简直比他本人还幸运”。

然而我想说,“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让快50岁的褚明宇为你打工,那你简直比这位上等人幸运到不知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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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本文首发于虎嗅


最稳固的群体划分,皆来自共同的爱恨。

因为一段视频,中国分裂出两个平行群体,一方坚决支持女大学生教训在饭馆内喊闹的4岁女童,而另一方认为,如果这是自己的孩子则一定会对着女大学生打回去。

这个讨论并不新鲜,却昭示了中国社会一股长年暗流涌动的思潮——对儿童陌生、排斥甚至厌恶,而且拥趸为数众多。

不同于讨伐直男和中年人,“排童”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交歧视欠缺字面上的合理性,因此鲜有脱离某个具体事件的直接表述者,而这种思潮却也因此蔓延深远,更难察觉。

“恳求你们的谅解和宽容”

2017年3月28日,地产商许仰东搭乘上海飞往悉尼的航班,刚一上机,空姐送上了巧克力及一封《致歉信》。许仰东以为是机组要为延误道歉,没想到打开一看,是头等舱一位乘客写的信——

我是一个刚满6个半月的小宝宝,在此向您们请安了!
今天有幸和您们同乘一个航班去悉尼,在乘机过程中也许会因为我的哭闹影响到大家的休息,对此我深感不安和歉意!
我妈妈会尽可能地安抚好我,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许仰东将这封信发上网络后,迎来好评如潮。恐惧于公共场合婴儿哭闹困扰的国人,纷纷表示这个妈妈懂得尊重他人。

实际上,早在2015年春节时,杭州一家人在出国旅游的航班上,就准备了一套手绘四格漫画,夫妻共同描绘上色,其内容是以防孩子哭闹的“道歉卡”。这家人还专门买了几十个红包,“给边角上打了个孔,用红线穿上一个吉祥符,把卡片放在里面,顺便再放进两颗巧克力”。


漫画配文:恳求你们的谅解和宽容漫画配文:恳求你们的谅解和宽容


“中国好父母传递文明出行正能量、乘机不扰民网友点赞、文明之举需要被模仿”,中国媒体和公众纷纷表扬这两对父母,并号召需要带娃出行的家庭向其学习。

然而同样是这些道歉信和道歉卡,美国育儿媒体却大多并不支持,美国今日秀育儿版的高级编辑Rebecca Dube曾就是否该写道歉信给糖这件事写了篇文章——

这些父母很可爱,但他们的举动却反映出一个危险的趋势:你需要为你有一个孩子而道歉。
我会倾尽所有,用尽所有办法让我的宝宝在飞机上不哭。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恨婴儿的哭声,尤其是当它离我耳朵只有四英尺的时候。当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我会带他在过道上走到头再走回来,抱一抱哄一哄。如果我们的眼神相遇,我会给你一个“太抱歉了,没办法啊”的苦笑,然后你给我一个“没关系,顶住啊”的同情表情。朋友们,这叫社会契约。如果你对我翻白眼或者用憎恶的眼神看我,你是在毁约。

国人看完这篇文章后难免纳闷:社会契约?我和你一个哭闹儿童的家长有什么契约?

陌生的魔鬼

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至少两三代中国人缺少与婴儿接触的机会。421结构的家庭既不需要外人帮助带孩子,也不需要帮别人带孩子,加之孩子们天性不愿和比自己小的孩子玩,这就让两三代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鲜有机会了解人类生命的成长规律。

如果浏览过母婴类论坛或社区,你就知道国人对儿童或婴儿的认知有多么空白。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那段名言用在今日中国再合适不过——“今日,人们只有受到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律师或医生,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却能够身为父母而不必接受任何教育,以为无需教育就能胜任此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世界沧海桑田,但这些人类幼崽的特质却并未随之改变。他们还是需要4年时间才能渐渐懂得共情,需要4-6年时间才能在家长帮助下学会控制情绪。好奇和冲动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能,世界上也没什么喊一声骂两句就能让他们停止哭闹的奇门妙术。

大多成长于打骂教育的国人,既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正确的儿童认知,也缺乏生活实践。于是对于儿童的想象往往来自更久远的信息传递。

传统中国对待儿童的最高赞誉,就是“少年老成”,类似于现代父母评价孩子的“乖”。《世说新语》中写的小孩子,凡是成功的、优秀的小孩子,说话办事无不像成年人一样,默认具有成年人的思维和成熟度的孩子才是值得一写的。所谓“童心”在过去也是贬义词,在汉代作品中提到“童心”指的是人“无成人之智,有儿童之心”。

中国传统主张的儿童教育,从出生到三四岁这个阶段大多是空缺。教育的方式比较注重认知和理性,相对忽视孩子内心的情感。像《颜氏家训》这类书,都是教育孩子怎样适应父母、顺从父母,甚至是如何迎合父母。人们不允许子女有过失,要求子女的言行必须与成人的言行看齐,以成人的兴趣爱好要求儿童,常常对儿童好奇与冲动的天性进行嘲弄与讽刺。

于是,面对这些陌生的哭闹魔鬼,独生一代的国人难免对其产生排斥,并希望这种生物的所有者能够立刻对其进行某种教育,从而成为“乖”或者“少年老成”的生物。如果没人能管教他们,我就要出马替天行道——逢年过节,如何教训熊孩子都会成为热议话题。


某网友的“孩子安眠论”引发争议某网友的“孩子安眠论”引发争议


而经历过兄弟姐妹、照顾过邻居家孩子、拥有过大量儿童接触实践的外国人,自然更了解这种生物的脾气秉性,并对孩子父母的难处有更多体谅与理解。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社会契约”。

于是,缺乏这种契约导致社会舆论对育儿的同情越来越少,父母带孩子到公共场合容易“丢人、打扰他人”,于是干脆少带出去,或者出门先道歉。而不在乎丢不丢人的,又常常是熊孩子,进一步加深社会舆论对陌生魔鬼的排斥。于是人们逐渐认为,提前写道歉信的才是养儿家庭的正常道德标准,没这么做的肯定是熊孩子没跑。

可事实上,那不是正常的标准,那是超出标准的高尚之举。当公众舆论拿高尚去要求普通人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生育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把孩子删了”

这两天,网上很多人在传一则段子。说有个孩子做作业,要描述未来的家庭生活,并需要把收入支出做平,体验当家滋味。当家长提供了各项生活参数后,孩子感叹维持“两娃一狗”的生活成本如此之高。最终,原本入不敷出的孩子做平了账,交了作业。家长好奇问之如何把账做平的,孩子答到“我把孩子删了,两个都删了。”

删掉孩子,非常有象征意味的时代选择。而在豆瓣上,挂着断子绝孙头像的“讨厌小孩组”“无后为大组”“婚姻皆祸害组”已经逐渐聚拢了一些固定成员,成为丁克及“排童”的根据地。



在“你为什么选择丁克”的问题下,有网友这样回答到——

因为父母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的累赘,我也觉得小孩是累赘。
因为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关爱,没有能力对另一个生命负责。
因为一直怨恨父母让我出生。

发现了吗,“讨厌孩子组”和之前媒体早就热议多年的“父母皆祸害组”是个一体两面的关系。很多人之所以不要孩子,是“连小时候的自己都讨厌”,而这种讨厌的背后,正是原生家庭的障碍及亲子关系的恶劣。

而另一位网友说得更惨白——“伪完美主义的我不允许自己像我见过的几乎所有父母一样稀里糊涂凑合着把他养大。修理好自己加上寻找和实现人生价值对于我这种‘残次品’已经是很困难的任务了,我没有信心再去增加一个更复杂更需要投入的任务。”

正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这些孩子长大后多数会逃避婚姻或者选择丁克,没人傻到愿意让上半生的噩梦继续在下半生重演。或者用较美好的话说就是“因为我太爱我的孩子,所以不舍得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而这种推论只需要向前再挪动半步,就会演进为“只有不负责任的家伙,才会把孩子生在这个世界吧。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熊孩子呢?”——这种论调在豆瓣几个排童组中比比皆是。

对儿童并不友好的国度

1989年,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在近30年时间里,世界上有近400座城市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儿童智慧型和友好型城市,有些还获得联合国有关荣誉和认可。遗憾的是,中国迄今没有一座城市获得这样的认可。

2015年,美国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发布了年度《全球母亲状况报告书》。这份年度报告依据孕妇保健、儿童福利、教育程度、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5个指标,调查全球179个国家的母婴健康和权益保护情形,进行“母亲友好指数”排名。中国仅位居当年第61位。

这些指数的直接体现就是,谭晶和马伊琍这些名人,生养孩子后才发现“国内的机场和火车站的母婴室形同虚设”,于是赶紧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3.6亿育龄女性鼓与呼。

这些指数的直接体现就是,当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为孩子哺乳时,竟被一位乘客拍摄传到网上,并揶揄到“北京地铁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事实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通过法规的形式,支持母亲在公共场所哺乳。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母婴设施也远比国内普适。

反婚反育打倒“繁殖癌”,早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而排斥甚至厌恶儿童,由于不便公开宣扬,只有在每次热点事件时才会得以体现。这种情绪,从不曾也很难被联合国或任何一个组织捕捉到,而当机缘巧合时,它就会转化为某种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暴力行为

豆瓣排童组的网友说得没错,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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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丧逼简史]]>

丧逼是丛林法则的真正拥护者,嘴里喊着丧逼,心里都是怀才不遇

如果进行2017年年度汉字评选,我现在就提名一个字——“丧”。

因为丧就是浓缩的当代生活啊。

当代生活就是在晚高峰的东三环更新微博“当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添堵”;

当代生活就是在优衣库的试衣间发朋友圈“多照照镜子,你就明白人生为何不易了”;

当代生活就是被甲方打回提案后顺手甩条豆瓣(或饭否)“我不需要性生活,生活每天都在强奸我”;

当代生活就是咪蒙哭诉《谁不是一边当老板,一边当孙子呢?》;

当代生活就是新世相从潮水中捞出了天问《坚持就能成功吗?》

即便没喝过丧茶,光看这两位情绪流量天王天后的标题,也不难感受到时代口味的变迁。

2017年春夏之交,丧逼症候群在中国一线城市爆发了。

事实上,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起•平权的地狱

直到18世纪,几乎所有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在出生时便被安排进某个社会阶层中,并难以轻易改变。除非没有活路或遭遇改朝换代,大部分人是完全接受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这个设定的。

比如晋惠帝听闻饿死人后的“何不食肉糜”,以及陕北老农对“江青是不是每天都蘸着糖水吃馒头?一碗红糖水,一碗白糖水,一口一换,可劲儿蘸”的悠然神往。皆属于阶层相隔遥远后,只得臆测对方生活方式的笑话。

自启蒙时代以降,伴随着民主制度扩散和科技演进,人类的平权进程大大加速。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基于性别、种族、年龄、外貌的歧视与不公。

这几年女权话题之所以兴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独生子女时代的家长们按照传家宝标准培养的大批女孩子们(此前不可想象),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结点。2006年时,《嫁给大山的女人》原型郜燕敏被媒体评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仅仅9年后,电影在豆瓣上就被打了3000多个一星,骂声不绝。中国的平权进程简直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

更妙的是,伴随着媒体勃兴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目睹习近平吃庆丰包子,不必再臆测“红糖水白糖水”,我们可以天天穿乔布斯同款牛仔裤和马云同款千层底布鞋,而清代像马云这种副部级行政待遇,至少是云雁补子的云缎朝服外配青金石顶戴,普通人就算买得起也不敢穿。

看久了,人们就难免心生感慨——我如果有想法、敢执行,再找个车库弄几台电脑,是不是也可以踏上成为乔布斯或马云的道路?人们愈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机遇去实现理想,“民主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藩篱。”

在一个种姓社会里,底层的首陀罗能泰然接受他们的命运,愉快地喝恒河水,不去过问此生意义何在。然而,在一个平权社会里,每个公民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跃社会金字塔的上层,甚至成为马云乔布斯。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往往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或者换一种说法,现代平权社会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普通人常常误认为自己混成马云的概率,要大于自己的祖先混成胡雪岩的概率。


“香港社会结构”,某香港网友2008年创作“香港社会结构”,某香港网友2008年创作


社会金字塔的分布定律当然不会因为平权而发生改变。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消逝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甚而憎恶周边混得比自己好的人。

因为平权制度本身就暗含这样一层条款——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同等的教育,而后又有同等的职业机会,那么日后即便出现了收入不均衡或声望不平等,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理论上这些不平等就是人们自身智识和才干的差异造成的。所以,一些人坐私人飞机,是他们智识超人的结果,而一些人被房东赶出隔断间,也只能自怨自艾,怪不得他人。或者说,活该。

承•爱我或者去死

在决斗盛行的17世纪,仅西班牙一个国家就有5000人因决斗而丧命。

现代人当然会对这种莽夫嗤之以鼻,解决尊严问题何必诉诸于暴力?然而我们和决斗者的心理机制真的没有多大隔阂——自尊来自外部的赋予,在他人的轻蔑之下,人类都一样脆弱。

1992年,台湾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正式进入中等发达地区行列。同年,国民歌手郑智化唱出了一首《中产阶级》:“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无独有偶,2014年北上广深全部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而社交媒体上的中产危机也如期爆发。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

来自他人的社交反馈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我们非常重要:一是物质方面,因为社会对我们的遗弃能够带来物质方面的缺乏与危险:二是精神方面,因为一旦他人停止对我们表示尊重,我们就很难对自己继续怀有信心。

然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残酷性再次体现。一方面德先生借助平权社会误导人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方面赛先生却借助互联网将社交反馈集中供给至王侯将相,把每个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普通人逼上绝路。

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人类无论是长相还是财富名望都是正态分布的,大多是其貌不扬又搬砖维生的蓬蒿人,达官显贵难遇,倾城绝色更鲜有。可是互联网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了王思聪、马云、鹿晗和Angelababy们身上,富商巨贾才子佳人在时间轴上的出现几率要远远高于这些人在人群中的实际占比。互联网已经撕碎了“二八定律”,几乎是“1:99定律”——1%的人群,收割了99%的社交反馈

2013年,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53.2%的微博用户认为微博话语垄断程度较高。没错,王思聪日一次狗的互动量,可能比绝大多数普通人终其一生所有微博的汇总还要多。



缺乏社交反馈有多可怕?早在1890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就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入木三分的精彩阐述:“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游荡,却又视之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关注。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

2011年,佛蒙特大学对Twitter进行的三年数据跟踪调查显示,人们表达幸福快乐的词汇,以稳定下滑的曲线随时间下降。此外,无论英国还是美国,无论密歇根大学还是英国劳动经济研究所,众多研究机构均证明: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越长,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越低,因为当看到他人光鲜的生活时(哪怕是精心修饰甚至伪装的),大家难免会质疑自己是个Loser。

因此,即便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

不想被恐惧笼罩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在社会金字塔上继续攀爬,即使是对名利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名利,并且向外界展现自己拥有名利,以期逃避责备博取青睐。这也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秀炫晒的心理根源。

不过很多人认为更可行的方式并非赚取更多名利(因为的确赚不到),而是尽可能远离那些和我们关系上互相接近但又比我们成功的人(比如“别人家的孩子”“当上CEO的老同学”“群里比我年轻漂亮的姑娘”),并在情感上疏远他们。不要拿你们丰富的社交反馈来映射我的失败,眼不见为净。

疏远、屏蔽、拉黑,不爱我就死吧,西班牙人的枪声响起。

转•屌丝的历史局限性

总结一下平权社会的特点:

1.祛魅导致误解:人们误认为自己也能成为马云

2.单向度竞争:唯有成为马云,才能博取社交反馈

3.褒贬个体:马云能成功因为他智识过人,你没成为马云就是你自己蠢笨懒废物。

上文说过,社会金字塔的结构不会因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物质基础发生改变。所以通往马云的道路上,必然扑满了普通人的尸体。

据John L. Nesheim撰写的《High Tech Start Up》统计,在100万家初创公司中,只有6家能最终走到IPO。IT桔子的报告则显示,能够进入A轮的50个项目最终只有4.8个能进入C轮,1个能够进入D轮。绝大部分项目都死在了A轮前,同时,获得A轮的项目也有74%倒在了爬向B轮的路上。

而同时,阶层固化的到来异常迅速。根据《中国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3(代际收入弹性指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子女处于父辈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个指标高于美日澳加法意等众多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固化在全球都属于较高水平。



于是逐渐认识到自己今生没有逆袭指望的普通人傻眼了,没想到从小被灌输的“人人生而平等”竟然是一个谎言。紧接着,2015年的深圳和2016年的北京啪啪两耳光,普通人扑通一声给生活跪下了。

人生惨淡到这个地步,普通人必须要给自己找补一个说法了。

先从拒绝打鸡血、拒绝崇高、隔离Winner开始。普通人把原来戴着的“有志青年、职场精英”标签统统撕下,给自己安了个名号,叫“屌丝”。这也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第一次全民式的自嘲与主动隔离——李毅吧的屌丝们心想:我已经是一坨屎了,高富帅不会站到我头上了吧;戒赌吧的老哥们暗讨:我已经跑路到了三和,高炮们到哪里找我?

但随着时间流逝,就如同丐帮分为“污衣派”和“净衣派”,屌丝群体中也渐渐出现了裂痕。

屌丝这个词,实际上是颇具反抗意味的。媒体人郑褚曾经这样评价到——“尽管喜欢把自己描述为天生的失败者,但归根结底这恰恰说明他们不相信丛林法则,因为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以丛林法则看待社会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弱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居弱者就等于放弃了任何权利。而屌丝敢于自居弱者,恰恰是因为他们狼奶喝得更少,他们相信弱者也有平等的权利,这种自我作贱的自尊甚至有一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味道。”

说白了,屌丝是真心拒绝平权社会那套玩法的,既不臆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也没打算成为马云,更不认为当不了马云有多难过。这种对宏大叙事和成功学的全面排斥,为屌丝赢得了真正的喘息空间——我就是首陀罗,我知道你们宁肯看王思聪日狗也不日我,那又如何?外界常常以为屌丝口中的“穷矮丑”是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实际上屌丝的心中没有任何怀才不遇感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彻底的反叛精神,尤其是那些还梦想在一线城市买学区房的年轻人,他们既需要一个自嘲的口径来安放焦虑,又不希望别人真把他们看成一坨屎。毕竟从老家出来进城后,他们的名字已经改成Kevin、Jessie、Mark、Amanda,成天在朋友圈说自己是生殖器体毛既有碍观瞻又阻碍进步。

于是……

合•嘴里喊着丧逼,心中全是焦虑

如果看多了丧逼金句,你会发现一些规律。

1.丧逼是有梦想的。

例句:又一天过去了。今天过得怎么样,梦想是不是更远了?

2.丧逼是追求上进的。

例句:有时候你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什么是绝望。

3.丧逼极为认同社会金字塔下的丛林法则。

例句:这个世界没有错,谁让你长得不好看又没钱。

4.丧逼认为自己之所以还未成功,主要是老天爷照顾对手。

例句:大部分的成功靠的不是厚积薄发的努力,也不是戏剧化的机遇,而是早就定好的出身和天赋。

5.丧逼对自己的个人评价其实并不低,甚至颇为自许。

例句:穷是我一直以来保持良好品德和高尚人格的经济基础。

发现了吗?丧逼和屌丝根本就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屌丝是真把自己脸贴地上说大哥你下脚轻点;丧逼则是挤在世俗成功人群边上打转,有意无意来一句:其实我就是运气不太好,上次IBM那单子都跟半年了竟然给丢了,要不现在哪还用挤地铁……咳不说了,今年业务还没开过张,学长你要不帮帮忙?

其实想想,如果只是自嘲,或者回避崇高、拒绝鸡血、解构成功学、宣布自己不是马云的料也不想成为马云的话。人们继续沿用“屌丝”这个词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再发明一个“丧”来形容自己呢?

因为丧不仅基本接管了“屌丝、Loser、废人”的自嘲功能,还在情绪上显得更加高级而深刻,与自省、不争、洁净、安宁、自嘲、风趣、内涵等元素相辅相成,低调奢华。还隐约透露着“我离成功就差一次机遇、我见过北京每天凌晨四点的灯光、我的优秀少人知晓”等种种意味——丧逼是丛林法则和社会金字塔的真正拥护者,并心心念念希望通过这个体系换来更多的名利以及社交认可

没错,当无法通过攀爬社会金字塔获取社交反馈时,屌丝选择了放弃,而丧逼则列出了算术题:虽然1%的人拿走了99%的社交反馈,但如果我有一种方法,能唤起99%人群的共鸣,那么这些“失败阵线联盟”的成员一定会给我点赞。

谁不觉得自己上进有梦想、想买学区房,谁不是一睁眼就发现梦想越来越远了,嘴里说的是丧逼,闻者读懂了你的焦虑,所谓的满不在乎,其实是真的感觉无能为力。但丧逼们既不打鸡血也不扑街,丧逼要做的只是防御性悲观,这种在安全区内的良性自虐,并不影响丧逼们改天继续秀炫晒“A轮资金已到账/发了十万年终奖”。所谓的丧,才是真正的入世,才是真正的怀才不遇,才是真正的满满企图心啊。

所以,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风趣幽默的发丧,不仅谄媚于丛林法则,有时候甚至有点鸡贼。丧文化更像是一种耍小聪明式的假自嘲,一方面用卑微的姿态逢迎世俗价值观,却又要摆出一副自省不争、内涵深刻的样貌,以获取更多的社交反馈及话语优越感。

公元1009年,踌躇满志的山东官二代柳永赴京赶考,没想到初试落第,愤慨之下写了首《鹤冲天•黄金榜上》——“未遂风云便,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然而,还没和美女喝两口酒,柳先生又变了卦,续了篇《如鱼水•帝里疏散》——“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

柳永,中华史上第一丧,自嘲完“我这辈子也就能给歌妓写写词章”之后,立刻换了张面孔“富贵岂能听命于人,我缺的就只是个运气啊!”

我觉得,这就是最正宗最原版的丧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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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哪里的人最怕老婆]]>

本文首发于网易浪潮,题图为1994版《倚天屠龙记》剧照

从隋文帝杨坚到大学者胡适;从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中的“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到《隋唐嘉话》中唐太宗惊讶于房玄龄之妻喝毒酒——“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从“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没有私房钱、没有工资卡”的河北男孩王宝强,到《虎妈猫爸》中的辣妈赵薇。怕老婆的光荣传统在华夏大地可谓流传千载,泽被绵长,陪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惧内男性。

那么,现如今究竟哪里的男人最怕老婆呢?

放过上海男人

说起怕老婆,国人大多会把目光向东方投去——“上海小男人”。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及媒体报道中,上海丈夫已经成为下班拎着带鱼回家、轻声细气向太太请示汇报、靠私房钱为生的“床头跪”形象,用更本土的说法就是“马大嫂”(上海话“买、汰、烧”谐音)。

然而以上海社科院心理学博士张结海为代表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2009年时,张结海发表了他所主导的“上海人形象实证研究”调查结果,他认为这是第一次用系统的实证研究,从总体上驱散长期以来有关上海人的荒诞说法(尤其是上海男人怕老婆)。

关于“马大嫂”问题,张结海的关键性原创论据其实只有一处,就是“你是否接受为老婆(女友)洗内裤”——



张结海认为,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变化趋势,外地男人比上海男人更接受为老婆(女友)洗内裤。

张结海的女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其撰写的《女性的家务贡献和社会地位——兼评上海“围裙丈夫”、“妻管严”的定性误导》一文中,使用了一个比“洗内裤”更含蓄,但也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数据:上海和全国夫妻在看电视时兼做家务的性别差异。



由于很多家庭的休闲时光常常消磨在电视上,休闲质量差异也非常能够说明“家庭权力”的构成。显然上海夫妻由于经济水平等因素,导致整体性的休闲质量高于全国,但夫妻之间的巨大差异依然没有区别:上海丈夫和全国丈夫在家中看电视时的时光同样相对惬意,而妻子可能还要关心灶上的水、洗衣机的指示音和孩子的作业。

似乎上海丈夫怕老婆的传说已经作古了(当然张和徐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论证,限于篇幅在此不引申)。然而在这之后,有关哪里男人最怕老婆的话题在新媒体时代成为年经级话题,各家调查公司及互联网公司纷纷抛出“中国婚恋调查”“中国家庭调查”之类的选题,我们在此摘录一二。

在婚恋公司世纪佳缘的《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中,和妻管严有关的数据有以下两项——



虽然数据样本令人疑惑(毕竟这个网站的用户类型比较相近),但这份数据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再次为上海男人进行了辩护,在肯定不交工资卡的排名中,上海男人以64%的绝对优势领跑全国。至于其它数据则显得杂乱无章。

2015年3月,老牌调查公司零点调查进行了一项针对全国36个城市的入户调查,并制作了名为“全国怕老婆排行榜”的榜单。在此节选前十省份。



除了以上两个比较知名的调查外,还有另一项关于怕老婆的3万人次网络调查给出不一样的结论:排前三名的是北京、浙江、山东。

可以发现,以上各组数据除了在“上海男人并非最怕老婆”这一项上有共同点外,其它方面既无共性也无规律,更没有权威性。想通过这些泛泛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出哪里人最怕老婆,恐怕毫无可能

如何量化“怕老婆”

在学术界,与“怕老婆”相关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夫妻(家庭)权力结构”及“妇女社会地位”。上文提到的徐安琪,便是“夫妻(家庭)权力结构”领域的国内专家,而全国妇联每隔10年会进行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第三期。

这些研究和调查虽没有直接给出“哪里的男人最怕老婆”,但我们可以借助研究中的思路,去寻找相关数据,并进行佐证。

在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中,她认为妇女家庭地位的测量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二是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

在2010年进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主要数据报告》中,全国妇联认为妇女社会地位进步有8个表象,其中与家庭地位直接挂勾的有两项:“女性决定个人事务的自主性、两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和“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

综合双方研究路径,可以发现决定家庭权力结构中妻子一方表现的关键,就在于妻子在家庭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以及对婚姻的主观满意度。不难发现,除非有人进行长期大样本的相关调研,否则根本无法用数据表现出这样模糊而潜在的主观感受。

但也不是毫无希望,比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就提供了一种思路。

以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为例,中国排名全球第99位,可以说惨不忍睹。如果细看各项评分,可以发现中国在“经济参与机会”(81名)、“政治赋权”(74名)等领域做得并没这么差,为什么会被评到第99名呢?

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连续两年全球垫底的出生性别比,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为全球第144名,瞬间拉低了整体性别差距。



生育下一代,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所有事项和决策中最重要的事情了。能否在不受性别选择、宗族意见等外界干扰的条件下,自由决定是否生下腹中胎儿,对于一个妻子来说,是她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极端重要表现。难以想象,不能够自由决定生育权,甚至受外力因素打掉胎儿的妻子,会有一个“惧内”的丈夫。

沿此思路,也可以为“婚姻主观满意度”提供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家庭暴力发生率。如果难以用数据衡量什么是好的,我们总可以去衡量什么是最坏的

谜底揭晓

首先,全国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数据如下(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注,新生儿性别比的含义是,每出生100个女孩,会出生X个男孩,如安徽是将近出生130个男孩)

接下来,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2010-2017年,各省有关‘家庭暴力’的离婚案判决书数量”除以“2010-2015年,该省离婚登记数量”,得出各省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比例。(国家统计局缺乏16-17年离婚数据,由于我们仅需得出比例值,这个数据已经完全足够)



到这时候还不能下结论。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上边两张图的右端,都是西藏和新疆。但其实都是异常数据——这两个省份为什么新生儿出生比例正常,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非常宽松。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出生性别比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在此不表。至于为什么家暴离婚案件少,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离婚率本就是异常数据:新疆是全国最高,西藏是全国最低,这其中主要因素是民族因素,比如新疆的婚姻特点是“换得勤”,西藏的婚姻特点是“不领证”(鉴于民族原因也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图中新疆和西藏的数据为无效数据,可以排除。

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

福建、安徽、湖南。这三个省份完美贴合了我们的数据模型,既拥有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又在家暴离婚率上名列前茅。如果说这三个省份的男人是妻管严,上帝都会落泪吧。

当然,上海男人在家暴榜上的亮眼表现,也再次把“小男人”的名片甩到了地上。

而能够稳定在两个榜上均处于右端的,只有三个地区——东北三省、北京、四川(含重庆)

如何解释这个结果?

我试图从“现代性、女性就业率、老龄化、生育水平低”等种种角度切入来解释,但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答案,然而当我把2010年至今的全国离婚率拉出来一个表——



发现了吧,除了新疆这个异常干扰项外,东北三省、四川(重庆)、北京,都牢牢占据着离婚率的高点。

那么近一步探讨,为什么这些地区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呢?目前学界最普遍的解释,就是这些地区的“家庭结构”太简单。“家庭结构”的计算方式是将“家庭户均人口数、人口出生率、15-64岁妇女人均存活子女数、人口总负担系数”加权统计。其实际意义就是看这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老人小孩数量,家庭越大,需要赡养的老人小孩越多,那么家庭结构就越复杂。

家庭结构和离婚率的关系是这样的——


图转自网站“EPS数据平台”图转自网站“EPS数据平台”


图中颜色越深的地区,家庭结构越复杂,颜色浅则相反。圆点越大的地区,离婚率越高,反之同理。可以发现除了新疆这个奇葩地区外,家庭结构与离婚率几乎是严格成反比的——家里人越多,老人孩子越多,则夫妻双方离婚的阻力就越大,就越难离婚。广东潮汕地区的朋友应该对此体会很深。

好了,绕了这么半天圈子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了。

由于低生育率(东北三省)、生活成本低(四川重庆)、生育观念先进(北京)等因素,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家庭结构单薄,进而离婚率偏高。同时夫妻双方因为新生儿性别导致的争议,以及其它家庭暴力行为都偏低,因为大家都明白,过不下去就离。

没错,真正的“怕老婆”,既不是叶问说的“爱老婆”,也不是臆想中的“上海小男人”,而是因为离婚成本低到大家不需要凑合着过完“相爱相杀”的一生。如果丈夫对妻子有意见或者反之,大家大可以去民政局扯证,何苦相互折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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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第一天团——共青团]]> 团派是如何成为互联网爱国阵营领袖的?

“2013年12月27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后的第一天,共青团中央进驻微博,由此展开捍卫我们舆论主动权,保障我们言论自由的阵地战。也许当时的人并不会认为这件事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7年2月,有网友在共青团中央第一条微博下方这样评论到。

自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的“团派”横空出世三年多以来,中国的公共舆论场早已乾坤倒转、沧海桑田——从“红旗还能打多久”到“征途是星辰大海”,从“64%网友表示下辈子不做中国人”到“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曾经把持舆论场的旧势力,要么龟缩海外,要么钻营淘宝,还有不少名字已经无法查找,空余那句“发微博犹如皇帝上朝”的呓语,供新势力嘲笑。

对于一个13年底才开通微博及微信公号,16年底才注册知乎,17年初正式开始玩B站,接下来准备开通QQ空间的ID来说,共青团中央的成功范式颇为另类。这个拥有8800万成员的群众组织,历经不断摸索后终于找准了发力点——将自己塑造为人格化偶像。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如今,无论是体制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默认接受了“小粉红”一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出过一个数据策划,叫《小粉红是如何崛起的》,并将该词定义为“网络爱国青年的泛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体制的捍卫”。

然而在小粉红流行之前,曾有一个在体制反对者中更朗朗上口的表达方式——“国旗婊”。该词由如今早已不见踪迹的“灰鸽子银水”于2013年8月创造,看到这三个字就不难感受到那个时间段的公共舆论风向。据说曾有女留学生上传在国外手持国旗照片,并引来一些女生的效仿,然而以体制反对者为代表的旧势力用扑天盖地的“国旗婊”,将这些女孩喷得纷纷删博。

共青团中央开通微博之后,曾试图扭转这一局面。2014年国庆前夕,共青团开展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号召爱国要大胆不要含蓄。这也是团派第一次试图主导网络舆论,然而除了人民日报等官微、点子正雷希颖等体制支持者的捧场外,活动本身并未影响到其它圈层,舆论主战场的调性亦未受到影响,至今还可以看到团派微博下方各种讽刺批评。

然而谁也没想到,奇迹会来得这么快。

2015年1月28日,艺人韩庚在微博晒出自己在人民大会堂国徽下的自拍照。令人意外的是,在那个“明星公开说爱国都会被骂”的年份里,韩庚的爱国自拍竟然几乎没招来任何反对和质疑,评论区充斥着国旗和红心的表情——“这种大规模的正能量发言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共青团中央在1小时后也加入到了转发队伍中,甚至早于大多娱乐媒体。最终,该微博几经爱国节点,至今转发已高达3.4万。

后来,团中央宣传部新媒体处处长吴德祖在一次培训分享中感慨到:“于是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能打败公知脑残粉的,只有偶像的脑残粉。”

不得不说,历经620(习近平与团中央新班子讲话)、819(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之后,共青团对于宣传阵地的嗅觉已经比其它国字头机构更为敏感——2015年的腊月二十九,吴德祖拿到央视春晚的正式节目单后失望不已:“最终还是没有韩庚、TFboys、鹿晗、吴亦凡这些新生代青少年偶像的节目。难道真是节目满了装不下?我看,还是不够真正了解现在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偶像,缺乏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勇气。因为不够青春,会大失分!”

吴德祖的愤懑很快变成了行动。同年5月4日青年节,韩庚与TFboys队长王俊凯共同站在人民大会堂前,作为代表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传播青春正能量”优秀青年座谈会。一同与会的除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外,还有日后将成为周小平妻子的歌手王芳。(到了2016年,代表中还增加了领导帝吧出征的“赵日天233号”、爱国道长梁兴扬,以及对霍建华说“牢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靳东)



会后,看着韩庚和王俊凯在国旗后的笑脸,众多“亲妈粉”高呼“王俊凯啊,谢谢你教会了我少年偶像的意义!少年强则国强!”刹那间,国旗婊的拥趸在近11万条粉丝评论的洪流中,彻底迷失了身影。

彼时共青团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心情,或许正如2017年最时髦的爱国话术——“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TG暖暖的

尝到了偶像的甜头后,团派迅速抛弃了固有的文宣策略。除了收编周小平之外,还组建了一个涵盖资本、艺人、写手、制作方、平台方的“爱国者联萌”,出产多种以浓烈情感来唤起集体共鸣的爱国产品,而该策略已经被《那年那兔》证明可行。(延伸阅读:《从愤怒到感动:“互联网+爱国”的星辰大海》

国家面前无偶像,粉丝面前无身段。为了能够放下原本严肃正统的面孔,受到互联网原住民真正的接纳,“团团”决定全面萌化自己的内容属性。一个标志性的举动是,在建党95周年当天,共青团中央推送了“史上最萌红歌”——《TG暖暖的》



TG,即“土共”的拼音缩写,意指中国共产党,是上古时期几大军事论坛流传下来的黑话。在体制支持者口中,TG有蠢萌感,而在体制反对者口中,TG则有泥腿子执政的意味。总之是一个容易偏贬义的词汇,本属于官方绝不会碰触的网络语言。

然而当团中央官微发出“TG”时,无论B站还是双微端的网民仿佛都收到了黑话切口,此前从未有一个国家性质的机构会用“有点土”这样的歌词来形容执政党,如此江湖又略带自嘲的表达方式,让“团团”完成了关键一跃——从一个网络ID,进化为一个具有人格属性的魅力体。用娱乐圈的行话说就是,共青团中央已经开始“卖人设”了。



《TG暖暖的》在创意上其实并不新奇,这种以动漫视频+改编唱词混编而成的“萌系爱国视频”此前早已在坊间开花结果。而追根溯源,正如花千芳凭借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书中摘抄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走红一般,此类“萌系爱国视频”最早也来自日本Niconico动画网站——中国AB站的始祖。

2011年9月17日,一首名为《千本樱》的电脑合音单曲登上Niconico,这首日后斩获1000万播放量的神曲,歌颂了二二六兵变中泰然面对死亡的少壮派军官:“少年少女战国无双,钢铁牢笼大开盛宴,断头台上俯视众生”。全曲节奏明快,自带燃属性,同人插图为军服卡通少女,击中的全是宅众软肋,因此迅速流行。



仅仅两个月后,一首名为《千本共》的中文翻唱视频便上传到了A站,作词者“羽神比肩”在被千本樱燃到后,认为“当初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所怀揣的一腔热血不应该被遗忘”,愤而下笔,创作了千本樱所有国内翻唱中最著名的一首——

马叔创立共有,工人从此昂首。

万恶资本阶级,迎来寒秋。

唯物哲学世界拯救,阶级斗争人间潮流。

普天之下谁人敢秀,镰刀斧头。

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贴吧继承了《千本共》中“马叔创立共有”的精神,于2014年创作了红色神曲《马哲有点甜》,被评为“没有一个非共产主义者能听完这首歌,因为所有人听完后都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尤其是随后二次改编的“苏修版”传唱更广——

你也无所奈何,冷眼神鬼牛蛇。

革命理想不让青春蹉跎。

你在冰海千丈绝不倒下的列宁格勒。

我在拼死捍卫钢铁碰撞的库尔斯克。

果实绝不被篡夺,背后就是莫斯科。

于是,当2016年团中央下属的“青微工作室”制作《TG暖暖的》视频时,在片尾字幕中特意鸣谢了“马哲有点甜制作委员会”。原因在于,《TG暖暖的》的前奏曲与《马哲有点甜》的主题曲同为汪苏泷的《有点甜》,可以看出这是又一次衣钵传承的过程。

这期间,“爱国者联萌”中的其它成员也贡献了许多高票作品。比如周小平任导演,纪念周恩来逝世41周年的《今日中国,如你所愿》;独家网出品,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爷爷去哪儿》;四月传媒与天府事变联合出品的《This is China》;青年力网与读家传媒联合出品,纪念中美南海撞机15周年的《你在何地?请返航!》 等。

随着爱国资本的不断高涨,以观察者网、独家网、西征网、观海网、青年力网、海疆在线、察网等为代表的爱国媒体群紧密团结在共青团中央周围,打造了大量爱国内容产品,视频每次发上B站,弹幕中都是一水的“团费已交”。坐拥7.2万个微博、2.1万个微信公众号,以及周小平、饶谨等众多第三方力量,团派卖人设产品的最终目的非常明确——“他们认同了团团,就认同了党嘛。”

有本事删除团团的发言啊

在公共舆论场上,欲成大V者可以不帅,可以没钱,甚至可以树敌众多,但唯有一点是绝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怼人的能力。每一份话语权都建立在口诛笔伐的基础上,是为社交媒体公理。

而共青团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偶像,也不能越过这一步。事实上,共青团很早就参与了网络撕逼。

2015年4月17日,加多宝与作业本的“烧烤”广告引发愤怒,共青团发布调查,质问加多宝是否应当向青年道歉。但本次事件中,共青团的作用仅仅是一个第三方声音,没有进入到主战场。

2015年9月21日,共青团迎来了上微博后的第一个大考:当共青团中央发表“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旗帜”言论后,超级大V任志强转发了一句“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后双方你来我往,互发长文,团中央宣传部长景临更是亲自出马。然而尴尬的是,网络主流声音依然站在任志强一方,甚至任大炮文章的互动数量也比团中央的要好。还没掌握网络斗争精髓的共青团,一上来就碰到Boss,出师不利已成定局。

转年到了2016年1月,帝吧出征蓄势待发。由于官方此前在周子瑜事件中表态不明,甚至有删贴举动,当共青团官微发布“台湾当归”图片时,网友深受鼓舞。随后的“红军不怕远征难”、“90后,相信你们”、“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展”一系列微博,更是大举收割粉丝。正是在这次活动中,网友给共青团中央正式起了爱称“团团”。



接下来,就是共青团扬名立万的一战了。一篇20万转发的文章不仅把赵薇摁得不敢抬头,还连带制造了#赵薇删贴激怒共青团中央#的热门话题。以至于后人在审视赵薇戴立忍事件时,共青团是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而团派也终于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自己在网络斗争中的最佳定位——包青天。



习近平不是说过嘛,“使团组织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共青团中央立刻活学活用,在入驻知乎的第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也许,你会因为在网上仗义执言而被称为‘小粉红’‘阿共仔网军’而感慨或愤懑。”通过这样的身份认同建设,共青团已经彻底成为了爱国青年的利益代言人、吃亏或愤慨之后第一个需要@的ID。

于是,当共青团发表“我和祖国谈恋爱”的微博后,有人评价“这是微博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帖子之一”,共青团立刻转发回怼“我就是喜欢看你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于是,共青团在B站点击量最高的视频不是爱国宣传,而是《敖厂长疑似“被人威胁”事件全记录》——敖厂长是B站最著名的游戏类UP主,因疑似被某游戏厂商威胁而被迫删除视频,共青团的撑腰瞬间点燃了B站,“有本事威胁团团删视频!”

于是,共青团在知乎的高赞答案是这样的——“坚决支持被学校报复的举报学生维权、丈夫性侵自己的11岁侄女已截图移交网警、痛仰乐队支持大麻去罪化是缺乏良知、杨永信之举已经在我团起草的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中有规定、未成年人性侵我们不会坐视不管、重庆巫山童养媳事件已经移交全国妇联……”

有网友评价“知乎早晚会变成不少群众来网上讨说法的网络上访中心。现在看来,共青团的入驻实际上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结语

以最新出炉的2017年2月微博政务指数排行榜为例,TOP10的政务微博中有4个来自团派组织,共青团中央更是蝉联冠军,力压“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平安北京”等超人气官微。

随着“1050工程”“青微工程”的接连实行,团派的内外部力量都已今非昔比。而随着艺人代言——萌系爱国——网上青天的三步曲打造,共青团的偶像人设更是坚不可破。如今,再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或个人,能在体制舆论战场上与共青团掰手腕。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某人曾把一道考试题目发到微博上,内容是“齐天大圣作战一旦吃紧,便从身上拔一撮猴毛,吹出一大群小猴子来参加战斗。21世纪的今天,科学却能把这神话变成现实,这就是___”

有人转发到:“@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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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母亲苏银霞早已踏上不可逆的深渊]]> 再穷,也不要骗钱去创业

这起案件至少应该有三个称呼。

一是官方定调的“于欢故意伤害案”,二是坊间流传的“辱母案”,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个案件还应该被称为“苏银霞借贷纠纷案中案”。

苏银霞,即于欢之母,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及法人代表。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鲜为人知:山东聊城地区中小企业互保套贷利益链条的活跃一员。

互保链条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互保套贷”是一个生僻词。没关系,接下来我将引用七份与苏银霞及源大公司相关的法院文书内容,对该词进行解释。

1.原告:浦发银行聊城分行。被告: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冠县柳林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林”)。

事由:2016年1月22日,源大公司向原告借款788万元,柳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源大公司并未按约还款,至2016年9月2日,共欠本息合计808万元。

判决:源大公司向原告偿还欠款及利息,柳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原告:聊城市天元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冠县新宇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柳林公司。

事由:2014年11月19日,新宇公司向原告借款150万元,柳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新宇公司并未按约还款,至2015年2月19日,尚欠本金150万及部分利息未还。

判决:新宇公司向原告偿还欠款及利息,柳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3.原告:招商银行济南分行。被告:正昊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昊”)。

事由:正昊公司以818万保证金,向原告借出1818万元。该款项被交付与源大公司。正昊公司到期未还欠款及利息。

判决:正昊公司向原告偿还欠款及利息。

4.原告:天元贷款公司(同上2 )。被告:正昊公司、新宇公司。

事由:正昊公司与原告产生了借款纠纷,新宇公司为正昊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判决:未查到判决结果。

5.原告: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源大公司、新宇公司。

事由:源大公司与原告产生了借款纠纷,新宇公司为源大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判决:未查到判决结果。

6.原告:王敏、刘尧、王喜凤(分别为三个案子)。被告:新宇公司、源大公司、正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典”)。

事由:新宇公司分别与原告产生了借款纠纷,源大公司及正典公司分别为新宇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判决:未查到判决结果。

7.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被告:源大公司、宏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天”)。

事由:源大公司以分期的方式向原告租赁了一台价值85万元的机械设备,宏天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源大公司未按计划还款,共欠款20余万及利息。

判决:源大公司向原告偿还欠款及利息,宏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第6起案件中的正典公司法人于家乐,同样也是第7起案件中宏天公司的法人,而源大公司法人苏银霞,正是宏天公司的监事。宏天公司、正典公司均是源大公司的嫡系企业。

如果你还没发现什么蹊跷的话,下面这幅图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六家企业的相互关系

六家企业的相互关系


慢性毒药

多家企业之间连环担保,互相担保,甚至于像苏银霞这样“左手给右手担保”,进而向银行或其它金主拿到贷款或借款的行为,就是“互保套贷”。可以理解为缺乏固定资产和良好信誉表现的民营企业之间,一种互相撑腰抱团取暖的行为。

自2008年经济动荡后,监管部门默许甚至推动互保套贷,加快向中小企业的放贷力度,无论是国有、股份还是城商银行,都加入了推行互保模式的大潮。至今许多地方政府仍在以经验推广的方式,介绍这一“解决小微企业燃眉之急”的融资模式。

而源大公司所在钢铁贸易圈,更是互保套贷的扎堆区域。早在2011年时,便有媒体开始关注东南沿海地区钢贸企业因互保而可能引发的诉讼潮。果不其然,一年后,上海金山区法院一天就要审理近20家钢贸企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随后,互保套贷的多米诺迅速推进到华南与山东。

2015年山东聊城市的两会上(源大公司所在市),人大代表陈金水提交了《关于“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重视企业‘互保、联保’风险防控的建议》,他写到“许多中小微企业采取三、五家企业之间‘互保、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一旦发生断点,原本一家企业的风险就会蔓延至数家,甚至数十家企业,成为集体性的风险和灾难。”对于已经因为行业不景气而导致企业数量腰斩的钢贸业来说,这样的提醒非常中肯。

而互保套贷的可怕还不在于此,某佛山钢贸老板向媒体讲述过他遭遇的两难境地:通过互保套贷2000万元,如果不还钱,行业不景气下的企业会被高昂贷款利息慢慢拖垮;如果还钱,可能一下子被收贷,因资金链断裂而死。

这还不算,如果互保圈的别人都跑路了,你老实留下来继续办企业,最终债务就你一人扛——互保本身就是担保的虚化和信用的透支。这些老板的信用资质都差不多,相互担保了,其实等于没有担保,越保越糟。

于是,不少企业主拿到贷款后,既不敢还贷,又不想被利息和互保同伙拖垮,就拿着以发展企业为名义贷来的钱去做地产投资、放高利贷……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谁守信谁吃亏”的游戏。

走上绝路

2015年,中国钢铁企业的“僵尸率”达到50%以上,为所有行业最高。而钢贸企业中除了有一半已经退场外,其余公司中的空壳公司占20%,真正能够按此前正常经营水平的不到40%——这就是苏银霞所面对的满目疮痍。

从融资成果上来说,她已经是一位超常完成任务的企业负责人,2014年从招行拿到1000余万、2016年从浦发拿到近800万……此外不能忘记的是,还有她找“黑社会”借的135万元。

可能是真的想努力把企业支撑下去,又或者为了家庭奋斗打拼(她丈夫也为源大公司做事)。她连续三次成为“老赖”,未履行法院判决。因为每次判决都可以发现,她之前靠互保、自保贷来的款,由于长时间不还,已经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比如浦发那笔788万的贷款,利息就至少20万)

不借钱,企业就完了,因为要还之前借的钱。借钱,企业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所有的钱都拿来还钱了。然而她的种种行为,或许已经很难说是“借”。诸如2015年向某位自然人借款不还后被告上法庭时,苏银霞竟然谎称没有收过对方的钱,哪怕借条上有自己的亲笔签名。虽然这位母亲和她的家庭已经遭受诸多磨难,但我不得不小声提醒一句,综合评判苏银霞此前的种种行为,恐怕已经与“骗钱”无异。

银行是不会过多为难她的,哪怕被一家又一家金融机构起诉——面对无法催收的债款,恒丰银行聊城分行也只能在2016年底的《山东法制报》上,把苏银霞夫妻的身份证抹去四位后公布出来,要求其尽快还款。

然而当她卖了房也还不上“黑社会”的那17万时,人生轨迹却滑向了不可逆的深渊。一如她早已推倒的那副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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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为快手“洗白”?]]> “我是年轻,需要你的指点,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

“中国脑残千千万,快手占了九成半”——如果搜索有关快手的微博,你绝不会在热门评论中错过这条内容。

经过了“底层残酷物语、伪慈善、骂警察、骚扰课堂、被拘留”等一系列信息轰炸后,现在公众眼中的快手已经快和傻逼划等号了。



作为洗白界的热心选手(可参考我之前写的《如何为东莞“洗白”》),扶危济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很有挑战性的话题——如果我是快手的公关总监,要怎样扭转或缓和外界对快手品牌的抵触呢?

作为广告界提案的标准模式,先把品牌洞察扔出来——“我是年轻,需要你的指点,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接下来我将解释这句Slogan。

除了军事、色情等少数男性专属垂直行业外,如今任何一家互联网品牌在确立品牌形象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中青年女性群体中争夺舆论主导权。

我们都发现了,所有触犯女权意识的品牌及企业家,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的,哪怕你牙尖嘴利似郭德纲,还是风流倜傥似韩寒。更不用说“外婆等不了”的百合逼婚广告、“燃烧女性成就家庭”的I DO纪念版婚戒广告、“对男屌丝体贴备至”的支付宝模拟女友广告、利用套路反挑逗“中国女人配不上中国男人”的KEEP——哪个不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反之,哪怕全片逻辑不足升华牵强,但喊出了万千剩女心声“主宰自己人生”的SK-II《她最后去了相亲角》、甚至是在年会上让一个女生用皮带牵着四个爬行男子的搜狐畅游(想一想让女孩跪着模仿口交的腾讯即通年会吧),都被评为了“业界良心”,获赞无数。

培训公司三节课曾经研究了咪蒙的100+篇文章,得出她的选题逻辑一共就三类——

1.怒怼男人不靠谱、渣、男权思维不合理类

2.怒怼女人不争气、不独立类

3.怒怼各类自己看不惯的社会现象类


看看咪蒙的粉丝忠诚度

看看咪蒙的粉丝忠诚度


可能很多人会问,你写这么多女权,和快手有什么关系?

有,非常有。

去年,快手创始人宿华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这个世界是有普通人的,快手反映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乍一看是不是平淡无奇?但实际上这句话与国际最前沿的女权主义意识是无缝对接的。

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连艾玛·沃特森这种女权之光,当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张较暴露的照片后,都受到了部分女权主义者的质疑——“你一边口口声声说女权,另一边却露奶子迎合男人,你是不是我们当中的叛徒?!”

当然这存在部分极端的声音,可是女权主义对于“审美绑架”的反抗已经全面展开了。比如多芬号召女性自己定义美丽的广告——



某内衣品牌用一群胖丫头拍的“我才不是天使”广告——



维秘超模的“The Perfect Body”广告被骂臭了大街,网友自发组织了#iamperfect活动反呛——



林林总总就是一句话: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不接受传统男权社会对美的定义了,我有我自己的美法,至于你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

而快手,是国内一线视频产品中,唯一一个不签约明星网红,不通过明星网红做推广的品牌。在这个网红、美女、嫩模充斥着屏幕的时代,快手展现的是普通人应该有的生活。

以下是同一时间,全新安装的当下几个最知名的视频直播类APP截图——



你难道没看出来,现在最火爆的视频直播,是非常物化女性、非常审美绑架的一类产品吗?充斥着器官、荷尔蒙以及男女交媾的暗示,比如这张,某当红APP的开机画面——



而这是快手的截图,我还选的都是北京同城女性用户——



看多了那些“女神直播”,你会以为网上到处都是爆乳嫩模,而且她们都一天天没事干,就对着镜头等着让你看。

相比起来,快手上都是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邻家姑娘、街道大姐,如果没有快手,她们是没有地方可以承载自己的视频表达欲的,也缺少展示自己其它层面魅力的机会。不妨想想,除了好友相当有限的朋友圈小视频,对于普通女性而言,这个视频时代是非常不友好的。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扑面而来都是性感女神娇美嫩模从头到脚武装到牙齿连直播话筒都上万一个,你还敢把自己的视频传上去吗?你能承受上传视频后的结果吗?

这就好比自己在小县城里考全校前三感觉不错,结果到省里读高中发现全是各路学霸,而且学校对于每个个体的评价标准只有考试成绩这一项,哪怕你空有一副好嗓子可以百米11秒炒菜非常好吃也没人正眼瞧你一次……

恰好在这时候,快手向你伸出了怀抱:来我这玩,我和你玩。

直说了吧,快手是中国互联网视频产品中,最尊重女性、最保护女权、最鼓励普通女性表达自我的一个。再体会一下这句话——“这个世界是有普通人的,快手反映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这个世界是有普通人的,视频时代让很多人都遗忘了这一点。

所以,对于虽然已经创业多年,但由于非正常因素刚刚被公众认知的快手而言,还是一个事实上的年轻品牌。但就像女孩子们勇于展示自己可能在外界眼中并不那么好看的身体一样,I am perfect,我不想被你们的审美绑架,我不想被你们的眼界物化,我在这里享受我自己的表达。至于你喜不喜欢,我压根不在意——我也是有5000万日活,用户前四的城市是北、上、广、深的平台好吗?

“我是年轻,需要你的指点,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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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知乎精英”怎么就成了骂人的词]]> 这个曾经站在中国互联网鄙视链和内容供给链顶端的社区,受到了全方位和不留情面的诘难

以某个网站的名字作为羞辱和贬低该网站用户的方法,一直流行于酷爱标签化讨论的中文社交媒体。但论及指责的力度和群嘲的广度,则从未有一个网站像知乎这样,受到全方位和不留情面的诘难——按搜索引擎权重排行,豆瓣站内关于知乎的前三条内容分别是“知乎为什么是个垃圾网站?”、“为什么说‘知乎’是个大垃圾网站?”以及“知乎,我见过最装逼最傻逼的社区”。而朋友圈里类似的抨击亦不绝于耳——《为什么我死都不会用知乎?》、《知乎的恶和我的投诉史》、《知乎作了什么恶?》都是近一年间曾经刷屏的内容。

如果在微博上评选最常见的群体性负面标签,“直男癌”、“小粉红”和“知乎精英”很可能位列前三。最新的案例是,微博大V性感玉米在3月18日开启了“知乎‘精英用户’造谣言论朗读”活动,一天后,音乐人梁欢宣布接力这一活动。这两位拥有近260万粉丝的大V在上传的自拍视频中,朗读了知乎用户对二人的恶劣评价。至于为何发起这一活动,性感玉米给出的解释是“让我们直面知乎阴暗小人的攻击”。



曾经高居“中国互联网社区鄙视链”顶端的知乎,何以至此?

答案的线索,正在于知乎6年6500万的爆发性用户增长背后。

营销号为什么爱抄知乎?

实际上,包括不少知乎用户在内,业界对于知乎内在的真实运行逻辑大多存在误解: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把知乎当作“交流知识、求解问题”的内容类平台。毕竟知乎的Slogan本身就是“和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而“有问有答”的网站结构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以至于很多人在知乎上线初期,以为知乎与百度知道的区别只是“更高质量的内容”。

不是这样的。知乎创始人周源说得非常清楚:“百度知道表面看是问答,其实背后是搜索。知乎表面上是问答,背后实际上是一个SNS。”运营负责人成远则进一步点明:“一句话解释知乎的话,就是把我们头脑当中大量没有转到互联网上的知识搬迁到互联网上。”

可以说,知乎从一开始,对于“知”的定义,就不是知识。知乎官方在回答“知乎对于那些能直接通过 Google、维基百科等找到答案的问题是什么态度?”的话题时已经表明了态度——“很多简单问题在搜索引擎、维基百科上确实能找到答案,往往是标准的、模式化的答案。但知乎上有可能获得比互联网上其他地方更好的答案。例如,「什么是对冲基金?」维基百科上有对应的词条可以查询,但在知乎上有可能一位真正的对冲基金从业者用自己的经历和理解来阐述,比维基百科上的更生动、丰富和有趣。”

可以看出,知乎官方对于“更好的答案”的定义,是“更生动、丰富和有趣”。所以“知”的定义,是知道,而且是生动丰富有趣的知道,绝非标准化知识。知乎强调主观意见,而非客观存在。

没错,知乎本就不打算做一个类似维基百科般给出权威定义的索引目录,也不会像百度知道那样由提问者选择最优答案,因为无论是权威知识库还是提供解决方案,都压根不是一家创业公司需要的新赛道。

那么,不张罗知识也不解决问题的知乎,想做什么呢?

我们都看过很多精彩的知乎热帖,无论是鸿篇巨制数据文、针针见血剖析文还是抖机灵。这些内容之所以能够被万千微博微信营销号盯上,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量巨大?还是因为足够“三观正”?

都不是,营销号才不在乎你是左派右派、引用了几篇论文,营销号只需要流量。一篇文章从标题开始,每个自然段都没有尿点,受众读完后情绪产生波动,并一转为快或一吐为快,才是营销号需要的内容。而知乎通过点赞机制和千万用户自发鉴别,已经高效而免费地完成了高流量内容的筛选,堪称营销号的天然内容仓库。

因此,知乎内容的激励体系,注定不是以正确、权威或者有助于解决问题为评价标准,而是以受读者欢迎、易于传播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知乎的媒体属性逐年增长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一步,已经可以为知乎下定义了——

知乎的内容核心竞争力在于,如何精彩地运用个体经历与观点,去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精彩的标准,自然是点赞、感谢、收藏、关注的数量。个体经历与观点,就是成远所说的“头脑中没有转到互联网上的知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则是知乎式问答的精髓,每个答案都是答主自身立场的一次亮相,你觉得精彩就叫好,你觉得不爽就反对。

我们知道,精彩的内容输出,是既有门槛又非常消耗的事情,知乎想让用户免费贡献这些精彩内容,来达成高质量内容社区的目标。这门生意,可行吗?

可行,岂止可行,简直非常可行。

“没想到醒来一看就这么多赞了!”

这是一句在知乎上非常常见的话,频率之高以至于令人厌烦。不少精彩的答案偏偏不肯结尾,一定要续上这句话才罢休,有的答主甚至还时隔一段时间再次编辑更新,如“4.10更新:已经600个赞了,记录一下。4.16更新:人生第一次破千赞,谢谢大家!”

这说明什么呢?

人们常说,每个人在互联网时代都可能做5分钟的英雄。然而从论坛贴吧再到微博,大多数小透明用户的唯一感受是越来越透明,除了在某些垂直细分社区(如朋友圈)可能还有些存在感外,一旦上了微博这种汪洋大海则简直如同玩单机游戏,常常骂人都不被搭理,至于什么“坚持写干货3年阅读量800”这种事情,更是不胜枚举了。

知乎却通过根本设计,满足了所有这些胸中块垒无数的小透明用户。打个比方:假如今天发生了一个某女生被Gay骗婚染上艾滋的新闻,可以想象微博上早已吵成一团,小透明点评的再深刻再与众不同嗓门再大,也不过是微博id海中翻滚的一滴水,大概率是0转1评3赞的结局。而如果小透明选择及时上知乎回答“如何看待女生被Gay骗婚染上艾滋”,只要没有触犯社区底线的内容,就会在问题的页面上正常显示,内容稍有些传播性就可能在一天中斩获几十上百的点赞,而这种热门问题的关注者往往众多,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有人继续进入这个问题,发现小透明继而点赞……

这正是无数小透明无意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知乎上回答后,收获此生并未见过的社交认可后惊喜交加的根本原因。我称其为“一觉醒来”现象。

不妨给出一个简化的公式,在大多数社交平台上,普通用户获得社交反馈的几率与该平台的日活用户数成反比,比如微博有1.3亿日活用户,那某小透明发微博上千转的几率等同于中彩票。而知乎则完全不同,每个问题都是单独的彩票池,绝大多数问题的答主不会超过两位数,即小透明最多只和几十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争抢注意力资源,“一觉醒来”的概率剧增。

如果纯以浏览精华内容的方式逛知乎的话,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惊讶,这些笔力雄健见识过人的家伙,原来都在哪里藏着?知乎是怎么搜罗出这么一票人免费写高质量内容的?

原因无他,社交反馈尔。用知乎创始人黄继新的话说就是“你不希望被淹没在茫茫的四亿用户里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知乎上火得一塌糊涂,斩获十万甚至百万赞的答主,在微博上如同路人。因为在没有知乎之前,他们真的就是小透明。正如黄继新在同一场演讲中提到的一样——“社会化互联网的意义,就在于增加获得认可的机会,降低别人认可你的门槛。” 

总结一下,知乎通过大概率输送社交反馈的方式,换取用户源源不断地进行“精彩地运用个体经历与观点,去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活动。进而积累高质量内容,打造社区品牌。

因此,知乎真实的Slogan并不是“和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而是“和世界分享你的经历、观点和存在感”。

误判了知识与知道,就会错看知乎的运作机理,而不了解“一觉醒来”的存在感与求认可的饥渴感,就完全失去了对标准知乎用户的心理动态掌握。

后来者的焦虑

知乎虽然极大增加了获取社交认可的几率,但这样的红利注定是要逐渐减少的。一是知乎注册用户迅速膨胀,分蛋糕的人增多;二是最关键的因素:半衰期长又有传播性的好话题是有限的。

知乎上有一个功能叫“根话题”,是知乎所有话题的汇总,而根话题的精华页,即为知乎所有答案的赞数TOP1000,足足50页。我相信,所有在公众传播领域从事内容输出的人,基本不可能在写作中不与知乎TOP1000中的某个话题产生关联,即,我们所写的话题,很可能是在知乎上有过讨论甚至有高票答案的。无论你写的是情感、科技还是足球。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如何白手起家挣到一百万?”、“很多智商高的人情商低吗?”这种超长半衰期且超强传播力的内容,都已经被之前的答主占上坑了,甚至已经产生了几万赞的高票答案。作为后来者,应该如何从知乎的社交反馈库中继续分一杯羹呢?

大体上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化身超级评论员,不分领域不分行业地寻找具有传播力的热点问题,进行抢答;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将自己塑造成社会上流,自动收割社交认可。

第一种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知乎用户“Sven”和“猎鹿人”(其实是一个人),这种超级评论员的特点是,你根本看不出他的专业特长是什么,猎鹿人的答案涉及经济学、高考政策、微博红人、网络讨论、贫困与道德、营销、90后创业,甚至还回答了“如何评价官员穿羽绒服救灾”。从这些答案看不出猎鹿人的专长在哪里,看不出他的职业背景是什么。但只要是当前热点问题、容易引发争议、容易引发关注的话题,他都会回答。而对于自己资料中显示的金融或数学专业,按说是最容易让人看出职业背景、教育水准的问题,猎鹿人却从不涉足,滴水不漏。

当然,为了让自身成长更快一些,“Sven”建立了一个至少有31个账号组成的号群,把自己和猎鹿人短时间刷成了知乎大号。

第二种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知乎用户“吴遇安”,这位曾经被评为“知乎军师”的用户,提倡“恃强凌弱的艺术”,自诩营销专家,多位大V极力推荐。最疯狂时自曝20岁已经年薪70万,更出售100元一本的自己打印装订的“方法论手札”,还准备办学授课。最后被扒出是念国际贸易专业的在校大学生。

15年的猎鹿人事件和14年的吴遇安事件,堪称开创知乎速成大法之先河。此后知乎绝大多数封号删帖被逼离开的事件,都与这两种模式大同小异。要么是从零伪造一个大号,如童瑶,要么是自吹“税后勉强80万”的同传帝,又或是写下与19位前女友狗血故事的张兆杰。

黄继新对于装逼的定义是:渴望获得自己得不到的认可的行为。读到这里,是不是感觉看到你熟悉的那个知乎了?



(注:本段提到这些用户大多已被知乎官方处理)

“用知识武装过头脑”的笨蛋

语出罗永浩,第一次使用这个说法是在课堂上痛斥刘欢——“刘欢就是这种人。脑子不好,看了很多书,最后变得给女儿取名字叫刘一丝。一个用知识武装过头脑的笨蛋,是最可怕的笨蛋,杀气腾腾的笨蛋!”最近一次使用是用来描述知乎用户——“看到‘用知识武装过头脑’的笨蛋时很难不刻薄。受过专业训练的笨蛋的讨厌之处是,你要跟他的二逼长篇大论进行‘探讨’,就得浪费很多时间敲字,你忍不住说句带情绪的话,又显得你特别不善良。”

罗永浩的表述,说出了不少微博大V的心声。

作为大V,谁都难免有一票反对者,这些人在微博上还好说,不理或者拉黑都无所谓,反正他说的一般人也看不见,如果有心情陪着玩就转他微博或头像出来“挂一挂”,自家粉丝三拳两脚就把反对者围殴跑了。

然而当这些反对者上了知乎之后,发现这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个报仇圣地。不仅可以“如何评价x?”“被x拉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便大V跨平台跑过来发声,也必须和你在一个问题下平起平坐,接受另一套社区文化的审判。你要说得好,没准还能把大V气跑。而选择在知乎开腔的,又大多在表达上有一定基础,大V想糊弄两下过去绝无可能。

这原本是知乎作为公共舆论广场的天然特点,如今却成为微博大V看着气愤又鞭长莫及的“海外反华媒体”。久而久之,这些同样掌握着公共舆论话语权的用户,将会如何看待知乎?恐怕是个不言自明的答案了。

——————

2016年10月21日,一位名叫“斯托姆”的知乎用户,在回答“是不是可以认为特朗普已经彻底没戏了?”的问题时,写下“美国人不看知乎,美国人不会中文。所以他们接受的消息肯定没有我们这群在知乎讨论一年的人多并且精确”的内容。也因此受到了微博上的群嘲,不久后,微博博主“第三新缺德社”创建了名为#精英论坛知乎#的微博话题,收集知乎用户各类易招致吐槽的言论,至今该话题已经拥有2.6万的讨论量,阅读量近6500万。

2016年12月20日,一位名叫“好吧我改”的知乎用户,在回答“如何评价性感玉米的‘小米三大定律’?”的问题时,写下“一看就没有性生活,不知道绿帽带了没,可能婚姻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的内容。成为性感玉米彻底与知乎撕裂的起源,随后除了梁欢外,假装在纽约、Fenng等微博大V也支持了“知乎朗读”活动。

一面是新晋用户在不断急于收割社交反馈时,屡屡发表惊人言论引发普通网友群嘲;一面是与微博大V甚至豆瓣用户积怨已久,只需一个突破口即可爆发。

更令人失望的是,即便是那位“一人分饰224角”的“海贼-王路飞”,其传奇身世竟然也不是原创,而大多是抄袭自网易跟帖中的网友回帖。

知乎,这个曾经站在中国互联网鄙视链和内容供给链顶端的社区,伴随着用户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却似乎正在往某个恒定的方向加速变异,终至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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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还留在北京的,都是没有退路的]]> 帝都还活着822万常住外来人口,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最近,被学区房逼离北京的爆文一篇接一篇,有人说是“阶级门票高涨”,有人说是“货币信仰裂痕”,还有人说是“政府用政策赶人”,大家说得都对。但我非常好奇的是,在这个全国阶级固化最显著的城市里,还活着822万常住外来人口,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吧。

1.北漂都是哪里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漂的来源地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其实只看该省入京的绝对数量,已经基本能发现一些端倪,但还不够确信。我们再加上一个数据佐证,即“流入北京人口占当地总流出人口的比例”,来看看帝都对这个省的人到底有多少吸引力——



这样一来,形势基本就非常明朗了。以宁夏为界,左边基本都是长江以北的省份,右边基本都是长江以南的省份。可以说,在来北京的外地人中,北中国构成了绝对主力,而河北河南更是主力中的主力。

这一点,链家购房数据也可以佐证——



从数据来看,2006年河北人在京购房比例为7.8%,十年来持续上升,2015年已涨至11.3%,不仅占比最高,而且涨幅最大。山东、东北、河南紧随其后。

2.北漂的家乡怎么样

目前逃离北京的主要原因,一是学区房(收入和教育),二是雾霾。逃离北京后,会改善这两个方面的处境吗?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排行。



可以发现,从安徽开始,左边大多是南中国,右边大多是北中国(即北漂主要来源地)。

再看看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排行。



可以发现,以贵州为坐标,左边大多是南中国(除了几个开挂的自治区),右边大多是北中国(除了两湖这种教育重灾区),而北漂第一大来源地河北更是雄踞榜尾。

最后看一下空气质量。



这是环保部最新公布的“2016年11月全国74个大中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北京已经排在全国第58名了,可是再往后看……

除了再次雄踞榜尾的河北省会石家庄及其它7个河北城市外,河南省会郑州、陕西省会西安、山西省会太原、青海省会西宁、内蒙首府呼市、宁夏首府银川、甘肃省会兰州以及直辖市天津,空气质量都比北京还差。不用说,这些城市也都是北漂重要来源地。

3.所以都是谁在逃离北京?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对于北漂的基本构成和家乡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就是本文的主题了,到底是谁在逃离北京呢?

我们先通过百度搜索指数做一个辅助判断,即搜索“逃离北上广”的各省份人数。(“逃离北京”的样本过少,无法构成有效数据,而统计对于逃离一线城市的关心,已经能够代表一种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上图中删除了北京上海和广东,因为很显然这三个地区的人最关心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而在其它地区中,东南沿海的三个省份位列搜索榜首。拥有武汉和成都两座适宜生活城市的湖北四川,也名列前茅。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意义的数据了。

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普查中,有一栏数据为“全国按现住地和五年前常住地分的人口”,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5年前常住地为北京的人口”,即真正践行了逃离北京的人口趋势。



当然,2010年还没有雾霾这个概念,因此对于今天的讨论也只有借鉴意义。不过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排除掉环抱北京导致人口流动极大的河北这个干扰项后(河北也是北京流出人口的最主要去向,由于本表格不统计户口所在地,所以有数据上的重合),接下来依次是:上海、安徽、浙江、广东、江苏和四川。

结论似乎呼之欲出——真正关心且能践行“逃离北京”的人,要么原籍是华东及东南沿海富庶地区,要么是湖北四川这种“天府之国”的原住民。而构成北漂绝对主力的北中国土著,是既不那么关心逃离北京,更不会践行的。因为他们的家乡比北京要差多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可比性。

2016年,中国政法大学进行了一组社会调查,通过走访1300多位在京外来务工人员,得出了54.3%的北漂未来三年将继续留京的结论。不死心的调查组又抛出两个狠问题,一是如果北京租住政策严格到位,市场上不再有群租房、隔断等低成本租房机会,你还会留在北京吗?(其实是在替政府问“以房控人”)然而,依然有67%的北漂不会离开北京;第二个问题是你以后的孩子上学要办“五证”,非常困难和麻烦,你会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吗?(这是在替政府问“以学控人”)然而,依然有50%的北漂选择克服困难,把孩子送进北京的学校。

没错,对于绝大多数北中国居民来说,相比于他们凋零的家乡,坐高铁最多半天就能落脚这座人均收入全国第二、人均教育经费全国第一的城市,已经是人生最好的选择了。

最后赠送一个老掉牙的笑话:

飞机上,鹦鹉说:“这航班服务太差了,老子不坐了!”说完就打开机舱门跳出去了。猪也跟着站起来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不坐了!”就跟着跳出去了。半空中,鹦鹉对猪说:“你不会飞跟我出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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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震惊!UC竟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刚刚发生的,已经在媒体圈里传疯了!

这么烂的标题,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点进来的,不过既然来了,就听我讲完这个故事再走吧。

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普利策新闻奖被正式设立,到今年刚好颁发过一百届。也许媒体圈外的朋友没听说过这个奖,没关系,你就理解它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就行了。比如,去年有部口碑甚好的电影《Spotlight》,剧中记录了《波士顿环球报》揭露大量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故事,正是凭借这则报道,《波士顿环球报》获得了200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既然普利策奖代表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那么以“震惊体”著称的UC资讯部门(又称“UC震惊部”),怎么会获得普利策奖呢?我们从普利策这个人说起吧。

120年前的标题战

先来看看以下这几个标题——

《刺杀国王失败,只因王后被当成挡子弹的盾牌》

《“史上最老骗子”:与喜爱的监狱相伴余生》

《这些人坐着棺材在空中游览海湾》

是不是感觉怪怪的,让你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绿皮火车列车员小推车里躺着的那份《古今中外故事》杂志?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刺杀国王失败,只因王后被当成挡子弹的盾牌》(King Victor Shielded By His Queen From Assassin's Bullets),讲的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遇刺的事件。当刺客从全封闭的车厢外射击时,由于无法看清车内情况,子弹恰好从王后埃琳娜的方向射入。虽然国王和王后均未受伤,且没有任何主观意愿让王后挡子弹,但由于王后离子弹更近,就被媒体当成“人肉盾牌”了。

《“史上最老骗子”:与喜爱的监狱相伴余生》("Oldest Crook" To End Days in the Prison He Loves),讲的是一位88岁老罪犯与法官的对话。在对话中,由于年岁已高且身体不适,老罪犯感觉自己命不久矣,表示希望死在监狱里,并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认为入狱是自己的宿命。但对话主体内容是罪犯的忏悔,老头可没表示过对监狱的喜爱。

至于《这些人坐着棺材在空中游览海湾》(Coffyn Carries Passenger in Air Trip About the Bay),这个新闻就更扯淡了。内容是一位叫Frank Coffyn的人开飞机载客游览,而人名中的Coffyn恰好又是“棺材”的意思……

总体来说,这三个标题都是比较低劣的标题党:哗众取宠、歪曲事实。然而这三个标题,均出自普利策旗下《世界报》同一期的同一版面。

实际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人看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看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要么就是看普利策死对头赫斯特主办的《新闻报》。这两家报纸为了争抢市场,开展了近十年的标题战,双方的核心策略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报道耸人听闻的犯罪、两性、天灾和伪科学”。



比如——

《亨利·詹姆斯新作:描写无耻犯罪行为,大作家投身黄色小说!》

《杀死小贝西的神秘凶手——狂风使儿童丧命》

《是什么使他偷窃?埃德加•萨尔特斯关于纽约生活的写真》

《为了爱情,女人什么怪事都会做》

《Arson!! Local businesses and shops could be at risk!!》(即便是UC震惊部,也不用双感叹号吧……)

当时美国媒体圈的名记阿瑟·麦克尤恩曾经下过一个定义:“凡是能让读者看完后发出‘啊呀!’一声惊叹的事物,就是新闻。”

标题战最终让双方收获丰盛,《新闻报》和《世界报》都达到了150万的发行记录。普利策从17岁离家出走的流浪儿,摇身成为身家2000万的巨富,盖起了纽约当时最高的大厦。而赫斯特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当他在报纸上鼓动刺杀当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后,总统于不久后应声倒地,凶手的口袋里正放着他鼓动刺杀的那期报纸。

普利策们开创的道路,激励着后来的媒体从业者。一个多世纪后人们惊喜地发现,祖师爷留下的饭碗,的确是通往财富之路的捷径。

凋零的媒体业,肥腻的标题业

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每个人都知道有无数谣言被制造了出来,根据BuzzSumo的统计显示,在大选最后三个月,Facebook 上假新闻的传播次数暴增,甚至超过了主流媒体的新闻。诸如转发评论超过14万条的《突发新闻:FBI已经确定希拉里即将定罪》,就是最典型的假新闻。

然而就在美国人疯狂转发这些来自WorldPoliticus.com、USADailyPolitics.com、DonaldTrumpNews.co、USConservativeToday.com的新闻时,远在6000英里外的欧洲小国马其顿,几个年轻男子正看着广告费流进他的谷歌AdSense账户。

如同中国民营医院的“莆田系”一样,马其顿小镇维勒斯成为了欧美政治谣言工厂,这个仅有4万多常住人口的小镇,注册了140多个美国政治网站域名。他们依靠抄袭和改写新闻,以及标题党的功力,骗取点击赚取广告费。原本充斥着失业年轻人的马其顿街头,如今却变成了香槟和烟花盛开之地,不少人开上了宝马——NBC曾经采访了一位半年收入6万美元的18岁马其顿小镇青年,尽管全世界的报社都在裁员和缩减,他却又雇了3个15岁的孩子帮他维护社交媒体。

中国的维勒斯在哪里?可能是北京市东城区潘家坡胡同1号。一家名为“北京电商联盟商学院”的机构坐落于此。这个公司不仅是“百度营销大学北京授权培训中心”,还在替“百度内容传播联盟”招聘频道运营人员,显然,这是一家外包服务商。

“百度内容传播联盟”是什么呢?如果你还在用“Wifi万能钥匙”这个App的话,应该知道他们已经变成一家资讯分发产品了。而其中最关键的变现环节,就是依靠百度内容传播联盟提供的标题党资讯,以及百度移动联盟的广告完成的。


Wifi万能钥匙产品截图Wifi万能钥匙产品截图


根据Wifi万能钥匙副总裁王小书提供的数据,钥匙上60%的娱乐内容均来自百度内容传播联盟,而2016年从百度移动联盟的分成达到了一亿元以上。

不过,和依靠散兵游勇外包商的百度相比,UC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2016年,UC主办的“订阅号城市联盟”横扫了6座城市,各路自媒体标题精英分享“100万+”的写作技巧,甚至还在现场举办了起标题PK比赛。根据其年底公布的数据,有1000多家自媒体月收入破万,最高达到了4万元。

以至于终于有人问出了这个问题——





附:UC获得普利策奖的理论依据——



根据Venngage的统计,在所有决定标题点击率的因素中,是否具有“震惊”(Shock)元素是最强相关的,相关性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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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知识变现自学手册:从入门到放弃》]]> 过去这一年间,有哪一个贴上付费标签的内容生产者不被同行骂为浮躁时代下充满铜臭味的骗子?又有哪一个内容生产者不希望成为他们所骂者中那些挣到真金白银的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向用户直接收费的知识变现已经被内容生产者们公认为一次机遇;

2.这个机遇的窗口期不长了,还有很多人没挣到钱。

本手册将告诉你,知识变现到底是给哪类人准备的机会,以及你是否还有中途搭车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本手册所指的“内容生产者”,泛指不具备除内容输出以外其它特殊价值优势的人群。本手册所指的知识变现(内容变现),特指凭借内容向受众直接收费,广告、电商及流量分成等变现方式不在讨论之列。

内容生产天梯图

如果你是组装电脑爱好者,肯定听说过一个词叫“显卡天梯图”,在这张数千像素长度的巨图中,包含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品牌历代显卡的名称与信息,并按性能呈梯状排列,刺激厂商和玩家在永恒的攀比中推动显卡设备的进步。

现在,我们同样需要将内容生产者绑在这架天梯上,分出三六九等再对号入座。放心,在迷茫与自负并列高发的内容生产者群体中,这样略显粗暴的作法是非常得体的。



为了便于理解和对号入座,说明一下这张图的要点。

1.天赋区和努力区之间的分割线,其边界就在于内容生产者是否“见字如人”:哪怕从内容中节取一段你也能看出是他而不是别人的风格;以及“见人如字”:受众消费内容不只取决于标题,更取决于生产者的名号。能做到这两点的基本不必再依赖某个平台过活,而无法达到这两点的只能靠为平台重复提供作品获取回报。所以如果用另一个词来概括第四序列的生产者,就是“文红人不红”。

2.睡后收入是指工作时间以外,作品或个人品牌依然能够自动产生收入。税后收入是指花时间出产内容换取收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睡后收入隐含的一层意义是,生产者有机会直接向受众收费,税后收入主要来自媒体平台或广告主。

4.时间考验、勤奋程度、跨平台影响力、公众知名度,均对排序产生影响。比如很多微信大号的作者,在微博上毫无人气,则很难超越第三序列。近两年当红的情感类炸子鸡,名气再响,粉丝再多,也必须居于木子美之下。

5.天梯的顶端当然还有更高阶的选手,不过探讨他们对本手册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另外,韩寒等具备内容输出以外其它价值优势的人群,也不在本手册讨论范围之内。

举例:《惊惶庞麦郎》与《喊麦之王MC天佑》都是人物类顶级爆款,但两文的作者恰好横跨分隔线的两端。因此一位离职成了四处折腾的自由人,而另一位则扛起了特稿界的大旗。

再比如:知乎作为内容平台的一个遗憾之处就在于,除了张佳玮等少数自带干粮来知乎的用户外,其它绝大多数从知乎成长起来的头部用户,都很难跨越分割线成为公众意义上的KOL(或者说,还在挣税后收入)。无论是前几天发文大骂知乎的“大盗贼霍老爷”还是斩获7位数赞的超级答题王“肥肥猫”,皆受益知乎平台良多,却还在成长为KOL的路上持续探索。

除了个别小众垂直领域,此图对于大多数内容生产者都是适用的。比如第一序列的罗振宇、吴晓波;第二序列的木子美、方舟子;第二三序列之间的连岳、和菜头;第三序列的教官黄章晋、老司机阑夕;第四序列的伯通(本手册作者)等。

有了天梯图这个讨论背景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下进行了。

知识变现的“散养”和“圈养”

虽然面向受众收费的知识变现产品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剥去所有修饰后只有两类,一类是在原有内容基础上接入支付功能的“散养”类产品,另一类是根据移动和碎片场景重新打造的“圈养”类产品。

接入支付功能的散养式UGC产品是最常见的,比如文章+打赏的双微平台、群+付费的小密圈、线上咨询+付费的知乎Live、博客+付费的开氪以及问答+付费的微博问答等等。

用这类产品,内容生产者几乎不太需要做出调整,可以按照自己习惯和擅长的方式继续出品内容,并将自己的认知优势或影响力变现。生产者所享受到的,是移动支付便利及内容付费意识勃兴的红利。

比如冯大辉在推荐Keso的开氪专栏时就说,“这次把欠的订阅费补上了”,而Keso所提供的内容的确还是他前十几年常写的博客内容延续。同样,张佳玮和木子美的笔力数载未变,变的是当年虎扑和博客中国的那些免费流量如今幻化出了打赏;罗永浩时隔良久再次启动价值观输出模式,在微博问答上梦回牛博网,玩得不亦乐乎;更上瘾的是纯银,自从建了付费社区,连微博都懒得发了。

散养类产品多少有些“补票”的意味——看了你这么多年,终于能直接付钱给你了。


罗永浩非常享受微博问答罗永浩非常享受微博问答


圈养类产品则完全不同,这类产品的逻辑不是“把原来的内容加个支付接口”,而是为碎片场景重新打造产品形态。其代表就是罗辑思维的“得到App”,以及吴晓波等其它团队随后各自出品的音频订阅节目。

如果说在散养类产品中,内容生产者还可以顺手牵羊的话,圈养类产品则几乎把生产者打回零重新开始——以得到App为例,由于产品形态被设定为“皇上的翰林院”,要求让外行受众听得进去听得明白,所有掉书袋的、不符合对话逻辑的内容都要改掉重写。在得到App上开专栏的薛兆丰本就是大学讲师,但还是要请一个人坐在那里,自己对他讲一遍,录音机录下来听打成稿件,再进录音棚面对一个人正式录制成专栏音频,以确保对象化和口语化。

单纯地能写几篇好文章、发微博精彩有趣,已经无法满足这类PGC产品的需求,圈养类产品需要内容生产者放下架子当服务员,姿态上应该类似于京东快递和美团外卖,每天把用户感兴趣的知识做成可口饭菜,喂到嘴边。

而运营方能为生产者提供的,就不仅仅是搭移动支付的红利便车了,还包括声优、编辑运营、用户研究……等一整套知识服务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薛兆丰在得到App开课的课程列表节选薛兆丰在得到App开课的课程列表节选


总结一下:散养类产品的内核是流量逻辑,在每一类内容领域平均付费率可以估算的前提下,流量决定了平台和生产者的回报;而圈养类产品更接近于产品逻辑,靠打包售卖一个个标准化产品创收。

知识变现是谁的机会?

很显然,散养类产品是专门针对天梯图分割线以上的内容生产者打造的,木子美开通微博打赏一个月收入三万多,罗永浩开通微博问答17天赚了八万多。虽然个别四五序列的生产者也可以通过微博问答或值乎挣些零花钱,但那离睡后收入还遥不可及,且非常不稳定。因为前三序列的内容生产者具备稳定的自有流量,而分割线以下的内容生产者一旦脱离作品和平台,就和路人甲乙丙丁没本质区别了。想做流量生意,基本上死路一条。

而圈养类产品的普适性就稍广一些,像万维钢这样介于三四序列之间的内容生产者,同样可以在得到App上拿到近八万订阅量(近800万分成)。因为冷启动、传播、运营等工作都由平台方承担了,生产者只需要严格按照标准打造内容产品即可。但需说明的是,这类平台往往不接受顺手牵羊,内容生产者必须全职专业投入(否则无法稳定打包售卖),等于是创建了一类新的社会分工,专门打造知识产品。

一张图诠释两类产品的特点和针对群体——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散养类产品出产的内容大多是内容生产者的“个人经验”或“观点”(例如大咕咕鸡的微博问答列表),而圈养类产品大多是结构化知识(例如薛兆丰的得到课程列表)。详见下图——



所以,散养类产品最终逻辑是,为KOL们的认知优势及影响力匹配流量及变现接口。圈养类产品的最终逻辑是,推动创作知识产品的新行业,从业者数量及产品质量决定商业效率。

我还有戏吗?

经过上述分析,天梯图分割线以下的诸位想必基本已经明白,散养式的UGC+支付接口最多只会帮你挣些零花钱(当然这没什么不对),在不改变目前内容生产结构的前提下,大多数人的确只能通过散养式产品搂草打兔子。

至于分割线以上的内容生产者,如果想以散养类产品为生也有前提条件,除了必要的勤奋和运营外,其所在的内容领域也至关重要。只有股票理财、房产、情感咨询、职场晋升、医学科普、修饰穿搭等少数几个领域的生产者,才可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受众付费。而其它领域的生产者,在被低质量问题(微博问答已经显现这个趋势)炮轰过后,红利期将逐渐退去。

至于圈养类产品,由于门槛迅速提高,同样也对大多数生产者关上了门。举例:得到App上有个叫老浦的讲师,辞职闭门筹稿半年,在得到团队要求下改了9版稿件,才最终上线了专栏。其实,不要说辞职半年,单说“文字逻辑转变为对话逻辑”这一点,就够大多数内容生产者折磨很久。

所以结论来了,知识变现的窗口期只为两种人真正开放——

一是老天赏饭且入对了行的KOL,能够源源不断的将认知优势和影响力变现,代表人物:木子美、京虎子、北京大土豆、花荣、葛巾等。

二是拥有结构化知识体系且愿意专职从事知识产品创作的垂直领域专业人士,能够提供标准化服务并赚取睡后收入,代表人物:薛兆丰、刘润、熊太行等。

有人会问:我不属于以上两种人怎么办?

答:没看本手册的副标题就是“从入门到放弃”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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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用人命填核泄漏”是体制优越性吗?]]> 听说朋友圈最近有篇热文,借切尔诺贝利事件后苏联人坚决果敢、不惜人命的表现,抨击福岛事故后日本人软弱低效、无诚无信的嘴脸。

由于我早已不用朋友圈,也不知道具体是哪篇,于是搜到了三篇相关的文章。一是微信公号“马騳骉老师”的《我不能退却,地平线就能眺望基辅》、二是天涯论坛“后沙月光”的《福岛核灾对照苏联核灾,看日本人的诚信与责任》、三是观察者网“铁流”的《为福岛核事故文过饰非?请比比当年苏军士兵怎么做的》。

三篇文章基本观点如下——

1.苏联部队“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无数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人类,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入地狱,燃烧了自己的生命来履行职责”,相比之下,日本自卫队“贪生怕死,拒绝参与救援,甚至出现成建制逃跑的情况……”

2.“苏联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不遗余力,果断采取处置措施,苏联军民用智慧,勇敢,牺牲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了魔鬼……直到今天面对类似事故有能力搞定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的”,相比之下,“日本人用了六年时间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将这个过程倒着实现了一把……以60多万人力以命相博,拼死防灾的苏联人,被骂成狗,一切都是体制问题。轻描淡写,逃避责任的日本人,被捧成花,旅游业一直如旧。”

三篇文章的大概逻辑可以梳理为“苏联用人命填,日本人怕死→→苏联体制效率高,日本政府效率低→→应对这类灾害还是苏联体制最靠谱”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日本人贪生怕死吗?

2011年3月11日18时,即海啸4小时后,防卫省下达了大规模震灾派遣命令。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后,90名专门对付核爆污染的自卫队特种部队队员及时进入,但特种部队没能阻止核电站继续爆炸,有4名自卫队员受伤,其中1人遭辐射污染。

自卫队对福岛事故的救灾工作直到当年的12月26日才结束,这期间自卫队灾害派遣部队一直停留在灾害现场,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人。

所谓日本自卫队“贪生怕死,拒绝参与救援,甚至出现成建制逃跑的情况”主要源于两条新闻。一是自卫队特殊武器防护队的三等陆曹前床祥一郎,在偷车逃跑后自首被捕,这也是新闻报道中唯一的一位自卫队逃兵。10万部队出一个逃兵,且逃兵本人在看到电视新闻后自首要求重回部队参与救灾,这恐怕还不足以总结为“自卫队贪生怕死”,“成建制逃跑”更是无稽之谈。

二是《日本自卫队被曝怕核辐射拒绝前往福岛救灾》。当首相菅直人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参加福岛核电厂的灭火工作时,却遭到自卫队的拒绝。

实际上自卫队暂时拒绝出动直升机的原因有二:一是东电隐匿灾情——东电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告知工作环境安全无虞,结果奉命支持的人员在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却从事可能会送命的危险作业;二是由于当地接连暴风雪,出动直升机的条件过于恶劣。可以看出这个拒绝一是自卫队收到了错误情报,二是自然条件差。实际上,当条件具备时(如加装铅板)自卫队便在第三天执行了直升机投水工作。

除了自卫队外,日本普通职员的表现也远谈不上“贪生怕死”。所谓的“福岛50死士”自然是媒体炒作的噱头,但实际上在3月18日时,日本核电员工坚守福岛一线的人数已经达到 380人,他们大多是从业者,非常了解面对的危险性。此外,还有200多位退休工程师、前核电站工人、工厂设计专家自愿报名参与福岛救灾。

当然,我以上列的这些数据都太冷冰冰了,不够煽情,为了应对《我不能退却,地平线就能眺望基辅》这样的专业煽情贴,只好摘选一段日本作家门田隆将的《福岛核事故真相》内容以回应——

终于,放射性污染到达了人类所能接受的极限值,核反应堆所在的建筑即将陷入了无法进入的封锁状态。但是还有消防水管没有完全设置好,接下来的任务只能靠其中的人员舍命完成了。

面对这这些作业员,伊泽先生说道:“大家听我说,接下来要决定进去的成员,不好意思,我不能让年轻人冒这个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不能让今后可能还要养妻育儿的壮年冲入那些放射性污染严重的地方。随后,伊泽先生马上说道,“我会先上的,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

几乎所有进入这个建筑物内,打开这两扇门的旋转盘的人都表示,门打开瞬间的巨响,对他们说来说,是一种觉悟的声响。在这道门外面,他们身处生的世界,而一旦踏进这道门后,就是死的世界了。 

勇士自然应当尊敬和纪念,但不分哪国的煽情则多少有些夸张。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年出版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总干事报告》(即盖棺论定报告)内容,福岛事故“在工作人员或公众成员中没有观察到可归因于该事故的任何早期辐射诱发的健康效应”,即便2.3万名工作人员经受了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最终只有6人超过了250毫希的临时辐射标准。所谓的“50死士”至今有报道的死亡者只有5位,没有一例是死于核辐射。

至于前苏联,虽然“拿人填”的举动看起来热血澎湃,但根据世界核协会的报告,抢修切尔诺贝利的134名“死士”只有28位是死于急性放射症的。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61000名参与紧急救灾的俄国工人,只有200多人的死因是辐射引起的疾病。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应对灾害,苏联体制效率高吗?

从海啸造成福岛核电站无法正常运转开始,到日本首相发布“核应急”指令。共经历4小时13分钟。

从切尔诺贝利的第一次爆炸,到苏联总理成立应急临时委员会,决定进行紧急疏散。共经历近19小时。

日本政府于事发第二天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福岛事故。

国际组织于切尔诺贝利爆炸后的第三天,才从瑞典和芬兰收到辐射水平提高的报告。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直到当天晚上,苏联才向国际社会证实,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

福岛附近20公里的居民在第二天接到了疏散指令,30公里以内的居民收到建议留在室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儿童在事发后第二天仍照常上课,直到一天半后才撤离。整整18天后,民众才等来政府的正式回应。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福岛事故后,“预计公众成员及其后裔的辐射相关健康效应发生率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工人、疏散者和居民可能死于癌症的几率将上升3%-4%。具体到人数为4000人。”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福岛事故对环境的辐射释放约为切尔诺贝利事故释放量的十分之一。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拿人命填核泄漏是不是体制优越性的体现?

在这里先转载一段2016年6月《环球时报-环球网》的报道——

98年的夏天,官兵们成排成排地跳进水中,手挽手站在洪水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封住决口的堤坝。他们中的有些人,最后真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肩担沙袋、用身体堵决口,如今我们能读懂这英勇背后的无奈。

今年夏天,南方再次遭遇了特大暴雨,湖北、湖南、江西等多个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受灾。但这次我们看到的抗洪救灾的新闻,不再是原来那样了。比如前天,江西江西鄱阳县发生河堤决口,武警部队迅速调集了大型机械设备,在现场封堵决口。

没有战士肩挑手扛,也没有成排的子弟兵站在洪水里堵决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械施工设备,现场几乎看不到太多的人员。有人问,人都去哪儿了?

一位网友的回答得到了最多的转发:

“其实还是有人的,都在焊钢筋笼,装沙包,修车,给老百姓休整鱼塘,排水,测绘,写新闻,做饭,加油,卫生防疫,卫星通讯……”

今年没有出现网上曾有人危言耸听的“98年洪水再现”,一方面是如今的水利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另一方面我们在应对灾难的时候,也有了更强有力的现代化机械的支撑。

我还记得当年江泽民总书记在抗洪前线的话:人是最可宝贵的!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初我们需要冒着付出人民子弟兵生命的风险来换,我们现在需要付出的是:不计成本的电力、油料、机械部件的磨损,但这与那些穿着制服的父亲、兄弟、儿子的安全相比,不值一提。

无论在哪个国家,用人去当抗洪沙袋和辐射死士。都不是什么轻松的决定,也不是多么露脸的荣耀。这只能说明风险控制的失当、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逼上绝境的无奈。

人们念念不忘的是苏联官兵冲进废墟、潜入核污水,“人类被他们从魔鬼的咽喉拉了回来”。而如果反应堆起初设计时的重大BUG可以避免(起码装个安全壳)、事件发生前的操作人员严格遵守规程、事件发生后不掩盖不回避,或者说前苏联有一部成型的核安全法规,这些年轻人是不是还需要浑身出血死于急性放射症?

无论福岛核电站的建筑设计,还是日本人的援救操作,实际上已经借鉴了此前诸多核电站遭遇事故的经验。日本人能够以几乎零生命的代价,完成福岛核事故的救灾工作,不是因为怕死,正是因为时代的进步。如果连进步都不被认可,那么感动于抗洪沙袋和辐射死士,难道不是另外一种版本的“人血馒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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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共和国之灰》]]> 文/伯通

虽然时至今日,民间对于雾霾的成因依然没有定论,政府的分析更是少人听信。但并不妨碍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给了雾霾以极高的讨论权重,这种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在以往只有台海问题、房价涨跌和明星出轨可以享受。

如果说前几年雾霾还只是全国揶揄北京的一种地区灾难的话,那么如今从哈尔滨的褐煤贩子到三亚的房产销售,从举报西工大附中不停课的学生到期盼下雨的杭州家长,有哪个国人不是雾霾链条上的一环呢?又有谁不想知道,这灰蒙蒙的冬日,哪年是个头呢?

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放下空气净化器的选购指南,打断一会是否有必要限行私家车的争论。把视野投放到共和国更广袤的疆土上,重新审视这些气溶胶颗粒背后的故事。

谁在庇佑72%的不满者

先看一组数字——

2006-2007年,清华大学组织了800多人次的学生志愿者对200多个县市的典型村典型户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北方农村冬季平均室温为10℃左右。

2007-2008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接“十一五”课题,继续对北方农村冬季供暖进行研究,走访1769户北方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71%的北方农户在白天的室内温度不超过13℃,大部分北方农户在夜间的室内温度不超过10℃,甚至低于5℃。

此后,沈阳建筑大学等机构通过调研,同样得出了冬季农村室内温度平均为10℃左右的结论。

冬季室内温度10℃,意味着什么呢?在卫生部和环保总局2002年印发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明确规定冬季采暖条件下,室内温度不应低于16℃。据研究,15℃是人体产生明显冷感的温度界限,卫生学将12℃作为建筑热环境的下限。

所以,当2010年住建部调查三北地区农村建筑节能时,有72%的农户表示对冬季室内温度不满意,满意者只有5%。

这72%的不满意,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平常是感受不到的。

以首都为例,每年供暖之前,会分区召开供暖工作动员会,区党委主管干部,发改、财政、住建部门的主管领导,燃气公司负责人,是要一起坐下来签《采暖季安全运行管理责任书》,定军令状的。北京的平均室温达标率多年来都在98%左右,市政府每年不厌其烦地通知居民,室内温度不达18℃可以投诉,北京人已经很久没尝过屋里10℃是什么滋味了。

而北中国的村民大多分散取暖,“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一盘散沙也就意味着少人过问。作为参考,直到2008年,河北省才终于将所有农村中小学校通上暖气,而从2009年开始,河北政府却几乎每年还要继续发文呼吁“学校冬季室温确保不低于14℃“。保证农村供暖之难,可见一斑。

北方供暖区共有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农村人口合计3.5亿人,建筑面积82亿平方米。仅以直觉的数字观感,读者也应该能猜想到这其中72%的人对冬季室内温度不满意,一定不是什么美妙的事情。

幸好,虽然一直在挨冻,但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不断增长。沿袭数千年的烧薪柴、秸秆取暖费力而低效,有钱后的农民转而购买热量更足、可持续获得的非人工收集商品能源。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煤炭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了中国农村第一大生活能源。

到今天,散煤已经成为农民对抗冬天的重要武器。2015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在北方农村展开的调查显示,散煤在农户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76%,主要用途就是取暖。另一份2016年的数据显示,在我国1.6亿户农村居民家庭中,约9300万户采取分散采暖,其中燃煤采暖约6600万户,每年散煤使用量约2亿吨。


图片来源:《我国北方农村生活燃煤情况调查、排放估算及政策启示》

图片来源:《我国北方农村生活燃煤情况调查、排放估算及政策启示》


上文提到的那72%不满者终于得到了解决策略,就是买更多的煤用来取暖。中国农科院证实,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均财富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源消费会降低2.5个百分点,煤炭消费会增加1.3个百分点。

为什么人们常说中国是个二元社会?看看煤炭消费情况就理解了,中国能源消费的主导燃料是煤炭,但自2004年之后,城镇居民对煤炭的消费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因为城里人都用上了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而农村居民对煤炭的消费却一路高歌猛进,到2013年时,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量已占全部居民煤炭消费量的84.3%,人均煤炭消费量是城镇居民的6倍多。

是的,在一个个发达而温暖的现代文明都市圈外,煤炭真实庇佑着共和国更辽阔土地上的人民不挨冻。

“北京做事可能很精致了,但是河北老百姓很多刚满足于温饱”

毫无疑问,与经过脱硫脱硝等环保治理的“电煤”“集中供暖煤”不同,这些农村散煤没有任何环保措施。每燃烧1吨散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等量电煤的15倍以上,而一家农户在冬季往往要烧2-5吨煤。具体到京津冀地区,散煤燃烧虽然仅占煤炭消耗总量的10%,却贡献了整体煤炭燃烧污染物的50%左右。

煤炭燃烧是中国PM2.5的重要来源,在不同统计口径中,煤炭对PM2.5年均贡献在50%左右。以此推算,在京津冀地区,至少有25%的PM2.5来自农村散煤燃烧。而在部分研究中,这一比例可能高达50%以上。

况且,由于对取暖效果的追求,农村烧煤每年都在递增,平均室内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燃煤消耗就会增加6%左右。此外,当红色预警等政府调控手段生效,关闭燃煤企业和电厂时,农村小煤炉是基本不受影响继续排放的。更不用提北京市在售散煤煤质超标率为22.2%,天津市超标率为26.7%,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4市平均超标率达37.5%。

这样的“农村包围城市”,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城里人的警惕。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在10天内连发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央视《新闻1+1》栏目播放节目《红色预警又来了!》,在节目中,话外音质问到“(京津冀雾霾都如此严重)难道只有北京的行动就够了吗?” 

随后,节目开始放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任王晓利的电话采访,在电话中,王主任说了句大白话——“北京所做的事可能做很精致了,但是河北这边老百姓很多刚满足于温饱,刚自己盖了一个房子,刚不再烧暖炭了,然后自己家冬天买点煤来采暖,不可能说老百姓污染空气了,不应该采暖了,这肯定是不行的。”

警惕的城里人可能忘了,为了达到“五环内无煤”,首都是从1998年开始花了整整18年的时光才治理出效果的——2000年的时候,64%的北京住户是靠燃煤小锅炉过冬的。

况且,如今就在占北京市行政区域面积92%的京郊农村,冬季散煤消耗量依然有400万吨,单位排放强度甚至高于河北省,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相当于原北京四大燃煤发电厂冬季排放量的10倍,等同于北京仍有30座大型燃煤电厂同时运转。参考北京环保局数据,外来污染虽占北京PM2.5构成的28%-36%,但本地燃煤污染也有15%的比例。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每次秋冬季重雾霾,燃煤都是整个华北区域最大的贡献者,而燃煤污染中的主力,正是农村和城郊取暖用的散煤。


数据摘自《美国科学院院报》数据摘自《美国科学院院报》


(图注:交通(黑)、发电(蓝)、工业(灰)、家庭用能(橙)对PM2.5,黑碳,有机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贡献。Annual为年度指数,Jan-Feb为1-2月指数。)

黑色宿命

据测算,中国每年的散煤消耗量大概有7亿吨,被散煤扼住咽喉的,不止是京津冀。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研究员等人在2016年发布的《江苏、湖北、陕西、四川四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报告》显示,这四个分布在中国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经济和产业发展特点的省份,其治霾策略却惊人的相似——“由燃煤导致的非电力能源活动减排效果较弱,需压减散煤的使用和针对小型燃煤设施的控制,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再比如不属于北方取暖区的浙江,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小锅炉、窑炉消耗了全省33%的煤炭,排放了全省71%的烟尘、54%的二氧化硫和32%的氮氧化物。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的《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已经证实, 在我国大气污染的重灾区,煤炭消费的强度和PM2.5的浓度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些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成渝地区、武汉及周边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河南和安徽。


图片来源:《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

图片来源:《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


肯定有人会问,那中国能不能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进而减少散煤燃烧呢?抱歉,不能。

中国煤炭90%以上的使用场景就三类:发电、炼焦和供暖。其中炼焦是钢铁工业的命脉,而炼焦百分之百使用煤炭,这就不必过多讨论了。再说发电,2014年时,中国的发电量构成如下:75%来自火电(烧煤),水电不到20%,风电2.5%,核电2.2%。你说前些年迅猛发展的光伏太阳能?抱歉,电力部门不准光伏电入网使用。风电?要给火电让路。正是由于电力部门的利益与体制问题,2015年全国部分地区的“弃风弃光”现象竟高达60%(即发了电也没地方用,干脆停止发电)。

那能不能转投石油或天然气资源呢?不行,因为目前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30%,石油则超过了60%。2015年时,由于外国天然气船不及时到达,已经没有燃煤供暖的北京必须要将部分建筑供暖温度下调。

囿于能源安全和资源禀赋,煤炭这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老燃料,依然是未来支撑中国工业化列车行进的基础能源,也是北方广袤平原地区的村庄和小城人民做饭取暖最现实的燃料。

不是没有例外,北京就打算成为全国唯一能够在全部行政区划内杜绝散煤的地区。这背后是高达万亿的投入,举一个例子——北京郊区的“煤改电”改造政策是买电暖器政府报销90%,晚9点后用电白菜价0.1元1度。一年就改了463个村,顶过去十年的改造量,美的格力万家乐为抢招标挤破了头。电不够用不怕,北京再建7个高压电通道给郊区供暖,电从外省输入就是了。

就连陕西这样的资源大省,本地供暖“煤改气”都嫌太贵无法进行,却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宝贵的天然气上贡给北京使用。在上文所述的央视《新闻1+1》栏目中,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提议“当然河北也可以支援北京减霾,比如讲河北将电力多输入一些到北京,北京减少天然气的燃烧排放。”2010年时,胡鞍钢就曾在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撰文,提出北京能源消费要“以电为主”,“以外部输入为主”。

这样一座人均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均排全国头名的城市,100%的原油和天然气、98%的煤炭、70%的电力、40%的成品油都要靠外部供给,还能从财政和补贴中掏出万亿来挨家挨户换煤炉。如此去煤化经验有哪个城市或地区能学习呢?

这里有一个东施效颦的反面案例:为了响应中央环保号召,河北到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要削减4000万吨,预计届时天然气供需缺口达107亿方。然而矛盾的是,为了响应北京号召,河北往年就必须削减自身用气量保北京用气,不少地市在用气高峰时甚至要想方设法购买高价气。

耳边依稀响起那句话:“北京做事可能已经很精致了……”

后记:

PM2.5的跨境输送显著提升了空气污染水平,受省外输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富庶的南方省份,如上海市、海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外来源对其PM2.5年均浓度贡献均超过48%,最多达71%。而主要污染输送方自然是华北、东北那些“72%不满者”聚集地。

气溶胶颗粒是不需要办暂住证的,雾霾第一次让中国富裕地区的精英阶层们感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的惩戒“——这种感觉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少体验了。

没有人能逃脱“共和国之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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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马云与川普的复杂利益纽带]]> 阿里董事长在川普大厦的访问,目前看来与一系列复杂利益纽带无法切割。


阿里董事长在川普大厦的访问,目前看来与一系列复杂利益纽带无法切割。无论是美国当选总统一贯感情饱满的“Great Things”还是中国商人低声附和的“Small Business”,两位在各自国家都与政治中枢关联密切的知名富商联合放出豪言:“让100万个美国小企业在阿里平台上售卖产品”。

这个提议并不陌生,阿里巴巴总裁、前高盛CEO热门候选者迈克·埃文斯在阿里履新伊始,便已经成为说服美国品牌在阿里平台上开设电商店铺的牵头人。2014年,这位在高盛工作21年的老臣,同时也是在阿里创业初期和IPO阶段雪中送炭的功臣,成为了阿里的独立董事,并在一年后升任总裁。

当然,如果再等一年,埃文斯的时运可能不止于横跨大洋的电商业务。2016年,埃文斯背后的“高盛系”已经成为美国当选总统执政班子的关键词——高盛集团总裁科恩受邀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及川普首席经济政策顾问、前高盛执行副总裁努钦受邀成为财政部长候选人、前高盛银行家班农受邀成为资深经济顾问、前高盛银行家斯卡拉穆奇同样在川普班子拥有一席之地。

据《纽约时报》报道,女婿库什纳(就是川普女儿伊万卡的丈夫)在说服川普选择高盛总裁为首席经济顾问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众所周知,川普在竞选中常常将华尔街巨头高盛列为攻击对象——库什纳的力挺很难排除经济动机,高盛公司曾向拥有38亿美元债务的库什纳公司借钱,同时也是库什纳创办的另一家房产技术公司的投资方。

库什纳是一位在中国拥有丰富人脉的年轻商业家,他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包括安邦保险的董事长吴小晖、香港富翁李嘉诚、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及一些不披露姓名,但受惠于投资移民的中国投资者。

从一个事件中便可以看出库什纳在川普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作用意义——当川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引起中国大陆不满时,白宫并没有直接致电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而是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库什纳去处理。

当然不能遗漏的是,正如本文主题所要诠释的,库什纳及其兄弟创办的房地产投资公司Cadre,其重要投资者之一便是阿里董事长马云。

作为一位商人,川普似乎不太掩饰自己需要处理的复杂政商关系。甚至是他一直以来强调的“反穆”议题也是可交易的筹码——“川普此前呼吁发布禁令,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名官员,曾要求将川普的名字从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川普大厦上去除。然而,当川普表示埃尔多安在一场政变失败之后严厉镇压异见者的做法是对的之后,对土耳其川普大厦采取行动的呼吁停止了。”

另一个类似的巧合事件,发生在马云会见川普的6天前。华尔街律师克莱顿被川普提名为美国证监会(SEC)主席。

克莱顿与华尔街有着广泛联系,其业务专注于并购和融资,其中以参与了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工作最为外界所关注,其与前高盛高管埃文斯一起为250亿美元的天量融资立下功劳。

众所周知,美国证监会对阿里的调查已经跨年且尚未停止,其调查焦点包括菜鸟业绩与阿里财务数据的关联、旗下公司会计方式及对关联交易的处理,以及“双11 ”的数据真实性。类似的调查旷日持久且花费巨大,公开数据显示,阿里集团自2012年以来已经花了至少240万美元在针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工作上。

有趣的是,克莱顿曾协助起草了一份评议信递交SEC,呼吁减少对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限制,他还在2011年撰文提议放松《反海外腐败法》。有分析认为,这一任命表明川普正在兑现竞选时减少金融监管的承诺。

需知,川普的商业利益与他的上任之路几乎是分不开的,他和家人共同会见来自土耳其、阿根廷和日本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房地产项目合作伙伴。甚至在接受采访时,川普并不讳言他入主白宫可能会帮助自己的家族聚揽财富。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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