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陈辉/文
重建我们的尊严
尊严,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因为回望历史,是服从与专制的记忆,遥望未来,是权利社会的召唤,两方面似乎都没有为尊严留下话语空间。
面对传统,我们一直在推倒,一直在重建,当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舶来的社会”中时,我们才痛彻地感到,太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行动,太需要一分经验智慧来启迪心灵,太需要一幅人性的图景给我们勇气。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时代,心中的未来无限遥远,脚下的路如此漫长, 张千帆先生试图拓展一个崭新的方向,在他的新著《为了人的尊严》中,他努力挖掘中国传统中的尊严思想,并以此为核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我为此专门写了“如何防止‘文革’式悲剧重演”的评论,具体解释了为什么政治体制不改,“文革”就会回来。但就是这么一个显然“正确”的常识,贴在网上之后却引来了不少攻击。不仅有人反对甚至谩骂,而且居然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流露一种恋恋不舍的情节——“文革”怎么了?“文革”的时候没腐败、没贪官、没污染,社会和谐得很!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震惊”。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30多年了,怎么今天竟然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反复?似乎改革时间越长,认同“文革”...
主持人:高潮迭起,下面是互动时间。
提问1:感谢三位教授做的非常精彩讲座,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我的问题请教张千帆教授,中央政府从西部民主地区获取大量的资源,由于造成方式生态破坏,又通过转移财政支付的方式补回去,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视角下,怎么样做到生态补偿方式,怎么做一个制度设计缓和?谢谢。
张千帆:时间有限,只能简短回应一下。我认为这种行政式的转移支付是不够的,刚才王建勋教授讲了很多问题,我不完全同意,但基本是同意的。在集权体制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的构成,成员大部分是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代表,而常委会是一个比全国人大更重要的立法机构,但是完...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老师,下面请熊文钊老师和王老师分别做一个评论以及自己的感想,后面还有时间的话就进行互动。先请熊文钊老师。
熊文钊:谢谢有这么多人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张老师讲了他出的两本书,一个是《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另外一本是《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另一种视角》,这两本书的视角不同。《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这本书是从权力角度展开的视角,另外一本是从权利角度展开的。以权力与权利的路子来讨论,读这两本书有很多收获,先正本清源从主权问题说起,后谈到集权与分权问题。这两本书值得一读,因为其有很强的内在关联...
宪政讲坛之八
主题:如何治理中国--走向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主讲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政府管理学院 双聘教授、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学社
时间: 2012年4月24日(周二)晚上7:00—9:40
地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报告厅
主持人:今天来的人很多,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精彩的讲座以及精彩的讨论。今天的主讲人和评议人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据近日报道,青岛市的“植树增绿”行动引起了不少当地网民的质疑。据市政府透露,青岛的园林绿化水平落后于国内同类城市,园林绿化总量不够、质量不高,小树多、草皮多。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青岛的城市绿化覆盖率是倒数第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排倒数第四。照理说,“植树增绿”措施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理应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然而,网民们却对植树的位置、密度、资金使用、招标程序等方面提出诸多疑问。有的年轻网民面对政府部门“踢皮球”,依然锲而不舍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事情发生后,副市长带领相关部门领导人和网民进行“在线问政”,一度有几十万网民在线交流。在沟通过程中,政府澄清了一些误解,例如网上曾流传植树成本高...
一、从权利到尊严
没有谁会否认,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1] 改革三十年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自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
在权利保障相对充分的西方世界,片面张扬权利不仅未必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把问题带入僵局乃至死胡同。这是因为“权利”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而权利或利益是带有...
中央决定对薄熙来的“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后,引起众多网民热议,有人甚至将其和1976年打倒“四人帮”相提并论。虽然这种比喻明显高估了事件的“级别”,但是鉴于“重庆模式”倡导的“唱红打黑”确有“文革”遗风,再联想到温家宝总理此前在答记者会上对“文革”回潮的警告,两次事件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决定的意义远不只限于个别高官的人事调整,而是涉及中国今后改革方向的大问题。事实上,中央对薄熙来及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方式本身即已表明,中国改革的前途在于法治而非人治。
遥望1980年,我还清楚记得自己作为一名刚进校的大一学生,在南京大学教学楼观看最高法院公审“四人帮”的电视直播;审判...
李步云老师讲到,宪政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有中国背景,最近的背景就是“文革”。李老师对中国宪政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很不容易。像他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中国的很多坎坷。你们看他思维多么活跃,像他这样的人生活在80年代之后相对来说是比较幸福的,但是生活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却是痛苦的。在那个年代,思想越活跃就越痛苦:你或者什么都不说,把什么话都放在心里,表面上还得装出十分忠诚的样子;或者承担说真话的代价,甚至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尽管如此,李老师对我们的宪政前景充满乐观,甚至比我还乐观;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但也许不如李老师表达的那么乐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到,再不进行体制改革,文革...
下面掌声有请刘作翔教授评议。
刘作翔: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李老师的精彩演讲,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北京大学和我们社科院法学所有着很深厚的渊源关系,我们现在工作的地点沙滩是老北京大学的所在地,我们现在的办公楼就是老北京大学的一个地质馆。我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文章,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是过去的燕京大学老址,是由司徒雷登创办的。
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是领思想之先的地方。对北京大学有很多评价,但我最看重的是她的领思想之先。我们院子的对面是现在的《求是》杂志社,杂志社北边是老北京大学的办公楼主楼红楼,红楼的后面是五四广场...